——总结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历史经验的科学
　　延安时期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是众所周知的。总结中国共产党这一段积累的历史经验，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究竟怎样才能全面地科学地研究延安时期的革命历史文化，从而使研究跃上新台阶?我以为应该建立“延安学”。
　　一、建立延安学的根据
　　长期以来，延安时期属于中共党史的研究范围，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只是一种研究角度，问题在于是否可从多维视野中全方位地研究延安时代的革命历史文化，建立一门独立的延安学呢?我以为，中共党史学并不代替和排斥延安学。一部《红楼梦》，可以有红学；一处敦煌遗址，可以成敦煌学。那么，延安时代这部中国革命的伟大史册，圣地延安这座革命博物馆之城，为何不可以有自己的延安学?延安学虽然还是空白，但创立延安学已具备了充分的根据和条件。
　　(一)建立延安学的历史根据。建立一门科学并不是纯粹主观的愿望，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在客观上必须有可以研究的、并值得研究的特殊对象。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①延安学研究的科学对象就是作为中国革命圣地的“延安”。这种特殊历史意义上的“延安”，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历史存在，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它还是流芳百世、名垂千古的永恒存在。延安学所研究的科学对象“延安”有它特指的内涵。其一，时间涵义。延安学所指的延安是延安时期的延安。从时间上看，是指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吴起镇起，至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转向华北止，大约13年的革命时期。其二，空间涵义。延安时期13年，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所有解放区的指导中心。延安学所指的“延安”是泛指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可见，延安作为科学对象是指作为延安时期的延安和革命圣地的延安。
　　时空只是延安存在的形式，存在的本体意义在于延安蕴涵的社会历史文化含义。毛泽东曾指出：“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七大在陕北开会，这是陕北人的光荣。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②“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于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③可见，延安时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黄金时代，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范区。总之，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也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一方面，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典型形态，也是中国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圣地，思想精神圣地，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教育文化圣地，干部人才圣地。另一方面，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它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中国革命转败为胜。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达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总之，延安时代“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①这就是建立延安学的历史根据。
　　(二)建立延安学的科学根据。科学研究对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学科体系是一种自觉的建构。有了对象不等于就建立了学科，因为对象只提供一种现实可能性，要使其成为科学，关键在于科学地研究它。而研究过程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是认识“延安”这个历史事实的过程。延安时期作为客观历史的发展，经过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3年，距今已经半个世纪了。在延安时期，可以说人们就开始认识延安这一客观存在了，但那是作为当时的一种时代来认识的，是在实践中不断自我反思的。同时，国内外一些学者和记者采访陕北和延安，先后发表了像《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红色中国的挑战》、《中国的惊雷》等这样的著作。所以，我们可以说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从它存在那时起，人们就开始了对它的认识活动。
　　马克思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认识是主观反映客观，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认识过程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上升为精神上的具体。“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为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就是认识的科学道路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⑤这就是我们建立延安学的科学根据和认识根据。从认识和思维的过程看，人们对延安的研究也是符合“具体——抽象——具体”这一规律的。延安时期人们对延安的认识和理解，还是“完整的表象”。延安作为认识对象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是现实具体。这种感性具体的认识形式最基本的就是访问记和通讯报道。这时期的著作基本上也是这类形式的。当然我们不否认在某些方面对延安的认识已“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总之，建国前，延安学的研究还在“第一条道路上”。建国后，延安13年研究基本上在中共党史学的框架里进行。虽然理论工作者从不同领域各自的学科涉及到了延安学的内容，进行了富有成果的研究，但总的来说，并没有分门别类的独立研究和全方位的综合研究。有一些研究还处在搜集材料的阶段和孤立抽象的层面。可见，延安学研究正在走完第一条道路通过“抽象规定”的临界点。“延安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提出，是延安学研究走上第二条道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开始。总之，建立延安学是认识发展的必然，是我们学术研究从必然到自由的飞跃。
　　(三)建立延安学的现实根据。毛泽东指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⑥“理论和实际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⑦研究延安学不是单纯为了研究而研究，学习历史经验，也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研究历史，是为了现实，研究理论是为了实践。理论联系实际是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从历史事实中求出“是”来，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创造性理论，用来指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才是研究延安学的现实意义。
　　建立延安学，不仅有历史根据，科学根据，也有其现实根据。一句话，建立延安学是改革开放时代的需要，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延安时代不同于改革开放时代，但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逻辑发展，没有延安时代就没有社会主义新时代，而社会主义新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延安时期的革命传统和历史文化。总之，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在改革开放的现时代仍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和指导现实的效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井冈山时期到延安时期探索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第一次飞跃。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而创造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是第二次飞跃。这两次认识上的飞跃在思想上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深层根据。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不仅是对中国这个客观世界认识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成熟。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曲折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⑧。可见，从中国道路和中国思路这两个方面，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延安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的内在逻辑。所以，从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学风看，建立延安学有着充分的科学的方法论根据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根据，这就是它的现实根据。
　　二、延安学的对象和任务
　　延安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革命圣地的“延安”和延安时代的“延安”。具体说是研究延安时期的革命历史文化，揭示其本质及其规律。从客体的角度看，是研究延安时期中国这个客观世界，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从主体角度看，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总结革命的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从认识的角度看，延安学就是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怎样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的本质，揭示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的规律。
　　这一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延安时期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圣地，抗日民主圣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还在于它在中国革命认识史上达到了自由王国。毛泽东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精辟地论述延安时期在认识史上的意义。他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1921年党的建立直到1945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一共24年，我们全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从1942年春天到1945年春天，有3年半的时间。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10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30万人缩小到两万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3万人，就是说，不到30万人的1／10。究竟是那30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3万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30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⑧可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中国革命的规律，了解了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达到了认识上的自由王国。
　　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一方面要认识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要反映主体的利益和愿望。延安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规律和中国革命的经验。
　　(一)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根据毛泽东的概括，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主要是由“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这3个主要方面构成的。中国社会着重指客体方面，即社会性质、结构及其历史发展；中国民族着重指主体方面，即中国是一个怎样的民族；中国革命，主要指中国民族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过程，它是一个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过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已达到了自由王国。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就是这种认识的结晶。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已不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前途是社会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中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和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对中国国情有了一个透彻的认识，对民主革命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所以，能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从实际出发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战略和策略，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总之，行动上的自由是因为认识上达到了自由。科学地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才成功地改造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延安学就是通过研究延安这个客观世界来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
　　(二)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所谓认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归根到底就是揭示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社会进步是通过社会革命而完成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推翻三座大山，改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革命。所以，中国革命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但中国革命规律侧重中国共产党人怎样进行革命的规律，这主要表现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早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就科学地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提出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思想，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理论。从1936年12月至1939年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中心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完整概括。中国革命的道路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所以，共产党没有利用合法斗争的条件，夺取政权，只能进行暴力革命，因为强大敌人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中国又是落后的农业国，农村人口占80％以上。所以，在农村建立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总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长期性。中国革命规律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形成期。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中国革命经验之集大成。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通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这三点就是中国经验之总结。另外从党的建设和党的作风方面来看，毛泽东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⑨后来毛泽东总结指出：“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⑩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三个方面”、“三大作风”、“三大法宝”，是中国革命经验的基本总结。
　　三、延安学的学科体系
　　延安学是一个总称，它不是一门具体学科，而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科群。从总体上来说，延安学可分为两大部类，一是总体学科，二是分支学科。具体说来，延安学的基本内容和学科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建构。
　　(一)历史学科群。延安学是研究中共中央在延安13年革命历史文化的，那么首先就应该研究延安时期革命史。从总体上说，研究延安时期的革命历史，离不开研究具体的历史活动过程和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最重要的是揭示延安时期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由于中国革命是全面的，它包括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因此，延安时期革命历史不能仅仅归结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这一个方面。所以，延安时期革命历史文化不只是党史的研究对象，它同时可以成为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文化史等学科研究的对象。强调这一点，目的是说我们可以对延安时期历史发展作全面的研究。当然强调全面，并不是不要特色，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因此，重点和中心是革命历史，主要任务是通过延安时期革命历史的研究，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基于这一认识，对延安学可根据它的具体研究对象，形成学科。如：延安时期革命发展史，延安时期政权建设史，延安时期统一战线史，延安时期经济财政史，延安时期教育发展史，延安时期文化发展史，延安时期新闻报刊发展史，延安时期文艺发展史等等。总之，可从不同领域写出专史来。也可根据重要的历史活动来研究，如：延安整风运动史，延安大生产运动史，延安时期青年运动史等等。可见，延安13年的历史是非常丰富的，其重要的方面部可以进行史学的研究。这些分支历史学科实际上都是从不同领域揭示延安时期中国革命的规律。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延安学的主要任务之一，通过历史学科揭示中国革命的规律。
　　(二)理论学科群。人们对延安时期进行历史研究是注意到了，但从理论角度对它进行研究还不够。其实，历史研究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理论研究是一种共时性研究，二者缺一不可。延安时期的延安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当时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模型，是解放区的模范。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曾说：“总的讲起来，不到延安实在不能深触到中国问题的内脏；到了延安使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深化了。”斯特朗也说过“解决远东命运的，解决中国命运的，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南京，而是延安，的确，延安的方向，是解决远东与中国问题的具体真实的方向。”罗辛格说：“我坦白地讲，延安是中国千百个城市中的一个城市，因而它不可能完全脱离掉中国的现状，因之我不能毫无根据地把它誉之为人间的天堂；然而我必须肯定地说：延安是中国进步的象征，是中国光明的指针。”(11)总之，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不仅在中国人眼里，而且在外国人眼里都是值得探讨的新世界。我们可以根据延安时期社会历史现象和活动的不同方面，进行分类别的理论研究。如：延安政治学，包括延安时期政治理论和政治活动；延安经济学，包括经济理论和经济建设；延安军事学，包括军事理论和军事活动；延安教育学，包括延安时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延安文化学，包括延安文化活动和文化理论。还可以有延安时期的管理学、领导学、思想政治工作等。总而言之，延安时期卓有成效的革命事业的广博领域，都可以总结研究，揭示其基本结构和内在本质。一句话理论性学科群的目的是认识当时延安这一客观世界，再现这个客观世界，使过去感性具体成为精神上的理性具体。这是延安学的又一任务。
　　(三)总体性的学科。延安时期有它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方面，也有其社会意识和精神文明的方面。总的说来，历史性学科研究的是延安的历史发展，理论性学科研究的是延安的社会存在。但是，延安时期的社会意识和精神文明则是延安时期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反映。延安时期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遗产有些是中国革命规律的反映，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有些是革命优良作风和优良传统。由于它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研究这些精神遗产的学科就带有综合性的特点。我认为这一总体性学科大致有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延安时期正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成熟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黄金期”。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的创始人，他在延安发奋读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作出了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刘少奇指出：“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谈，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12)可见，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规律的全面揭示，是中国革命经验的集大成。
　　其二，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延安时期内在的精神世界的两个主要方面。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是科学真理，一方面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代表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革命精华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总是思维的产物，表现为社会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学说和理论。而延安精神虽然是毛泽东思想培育下形成的，本质上是毛泽东思想的精神，但主要的是它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等伟大人物的性格，标志着这一群体的道德情操、优良品格和英雄气概。总体上属于人的精神面貌——人格。延安精神不是延安理论，不是一种学说，不属于科学和真理问题。所以，不能说延安精神是什么总结概括之类的话。总之，我们认为延安精神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性格，毛泽东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前者是主体内在的自我意识，后者是人的对象意识。也就是说延安精神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集体的主体性格，毛泽东思想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集体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
　　总之，延安时期革命历史文化需要我们从不同方面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才能真正建立起延安学的学科体系。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309页。
　　②毛泽东：《七大工作方针》。
　　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96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4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51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7页。
　　⑧引自《论党的群众路线》，大地出版社，第82—84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4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0页。
　　(11)《延安文萃》下，北京出版社，第808—812页。
　　(1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