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成功化解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既渡过了当时的难关，又为而后多次治理经济混乱积累了丰富经验，奠定了建立和巩固新中国的重要基础，也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的形成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由于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问题的研究几近空白，不惟这段辉煌历史沉埋成鲜为人知的盲区，而且使陕甘宁边区“靠军事共产主义”等谬说流传。汲取苏联从否定党的历史起步走上亡国亡党之路的教训，再现史实以廓清迷雾，无疑对于认识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创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关于边区经济危机概念的提出
　　当此今世界粮食危机在继、金融危机波澜未平之际提出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问题，即遇到提出新概念的质疑和“用现实套历史”和“历史现代化”之诘难。但回眸史实可见，此质疑和诘难乃因史实沉埋而引发之误解。所谓危机，是“指潜伏的祸机，指生死成败的紧要关头。”①广义的经济危机，泛指经济运行序列发生严重混乱几近断裂危险状况。无论何种社会制度，只要必要的条件具备经济危机都可能发生。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种特殊形态考察商品经济发展史时，即揭示证明简单商品经济运动已经潜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基因。他在《资本论》第1卷中论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时就指出：“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②马克思在论述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时也指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媒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的那一时刻暴露的特别明显。”③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也阐明，当两大部类内在的比例关系遭到严重破坏而平衡被打破后，则必然经过复杂的转换，演化成为经济危机。可见，马克思虽然集中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但并未认定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专利，而是商品经济运动内在矛盾外化的现象形态。斯大林十分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也会发生经济危机，而且“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都只是触及个别资本家集团。而在我们这里却是另一种情况。商业和生产中的每次严重停滞，我国经济中的每个严重失算，都不会只以某种个别危机来结束，而一定会打击到整个国民经济。每次危机，不论是商业危机、财政危机或工业危机，在我们这里都可能变成打击全国的总危机。”④
　　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发生的经济困难是否是经济危机的问题早有明确论述。1943年7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从经济层面纵论构造打败日本侵略基础的方略说：“现在经济的严重困难已经发生，如果没有适合时宜的改革，要应付今后愈加困难的抗战与准备有力的反攻将是不可能的。经济改革的基本方针，我们认为应该是为着发展生产，而实行一个调解各阶级经济利益的民主集中的经济政策。动员全国的军队一面抗战，一面生产；动员全国一切机关学校一面工作、学习，一面生产；动员全国农民增加生产，同时坚决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动员全国工人增加生产，同时增加工人的工资；保护中小工业的生产，使之不受官僚资本与投机商业的打击。在实行这些新的经济政策时，必须首先废除一切妨碍公私生产积极性的现行财政经济政策。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发展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意见。”⑤这里，一是明确全国正在发生“严重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作为国民政府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无可置疑涵盖于“全国”范围之内；二是对正在发生的“严重经济困难”明确定性是经济危机；三是提出了一反已有资本主义化解经济危机路径的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危机方略。可见，现在提出边区经济危机问题，既非提出新概念，也绝非“用现实套历史”的“历史现代化”。
　　边区经济危机的发生、发展和性质
　　(一)“鱼大水小”矛盾蓄积坐大形成经济危机。公元9世纪以来，黄土高原半干旱、干旱地区自然气候恶化加快⑥，域内的陕北地区自沦为中央政权和漠北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战略拉锯带以来，经济长期蒙受战乱破坏，生产供给只能维系低水平消费需求的状况由来已久，陕甘宁边区建立后景况依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陕北地区生产供给难以满足消费需求的供求矛盾，并未因政治环境改变迅速化解(据陕甘宁边区建设厅1941年边区粮食产量和消费量情况的调查推算，陕北地区年人均粮食消费仅9.8斗，即人日均粮食消费仅为0.81斤)，且随着人口非自然快速增长日渐加剧造成“鱼大水小”的供求状态(见表—1)，直接影响党中央大政方略抉择。1935～1937年，供养“公家人”不超过2万，对经济构成的压力有限，依靠罚没地主、汉奸资财和战争缴获尚可支持供求实现低水平的平衡，1937年实行与民修养政策，征募粮食只1.4万石，农民人均负担仅2.8斤。1938—1940年，青年学生继续云集延安和部分军队回防延安，使“公家人”快速增加，财政供养人口和粮食需求压力陡增，征募、采购粮食连年大幅度增加，过重的负担引发党群关系恶化。“鱼大水小”矛盾蓄积坐大，已构成发生经济危机基础，只要内部或外部“引爆”条件具备，即可能一朝爆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国民政府拨发经费及国内外爱国民众的援助，使陕甘宁边区形成外援为主的财政架构(见表—2)，支持供求关系实现平衡，“鱼大水小”矛盾处于暂时稳定状态。
　　虽然“鱼大水小”矛盾得到暂时平衡，但不仅“鱼大水小”的矛盾生成根源未根本消除，而且仍然在继续成长、积累和加剧。尤其严重的隐患在于，陕甘宁边区以外援为主财政架构主要支柱的基础并非经济内在联系的释然而是国共合作的政治联盟，其间潜伏着随机动摇和主要支柱撤除以致财政供求平衡机制破裂的危险。1938年以来，因大批知识青年云集延安、部分军队回防和接受大量移民、安置难民，边区人口非自然增长加快，迅速从159万人增加到200多万人，财政供给人口猛增(1942年已达6.5万)人，对经济和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同时，国民党实施《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更空前加大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困难。正如毛泽东所说：“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⑦至此，边区以粮食供求关系极度紧张为主要内容的严重经济困难已经发生，构成经济危机的第一阶段。
　　(二)内外因双重加压致经济危机恶性爆发。陕甘宁边区粮食供应极度紧张状况，因于1942年以来补助性生产转变为自给经济后持续开展的农业大生产得到逐步化解，但“鱼大水小”矛盾仍在加财政、金融领域迅速积累、积聚，终在外部因素突如其来的压力之下恶性爆发。
　　由于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两个边区同时存在，及军事斗争中独立作战就地解决供给便利，又因迫于解决严重财政困难政府不得已支持单位和部门发展自给经济等原因造成的经济不统一状况，严重影响经济统筹发展。1938年以来，陕甘宁边区政府多次发出统一财政的通令和训令，强调财政上的各自为政“是民族自卫战争中所不能容许和不能再继续存在的”⑧。但由于上述原因和发展自给经济造成“小公”渐成群体规模、制度缺陷及统一经济的权威不足，统一财政预期目标实际并未实现，政府财政积蓄脆弱，应对突发事件乏力隐患仍在继续坐大。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占领区大量排挤法币，迫使国统区货币流量猛增，币值大幅度下跌，加剧市场物价暴涨。由于陕甘宁边区周边县市与国统区经济联系密不可分，且法币“腿长”，即使边区政府明令停止法币流通⑨后地下黑市仍然十分活跃。所以国统区市场物价暴涨对陕甘宁边区已经发生的市场物价涨潮更添加了巨大助推力。1943年，陕甘宁边区防备胡宗南“闪击延安”增加军费和抢季收购棉花急需财政大批支出，在财政积蓄匮乏和银行隶属于财政管理体制情势之下，迫不得已大量发行货币(1943年上半年边币货币发行月平均递增30.4%，下半年达到上半年的700%)。大量发行货币引发市场物价指数暴涨达1950%，严重损害了边币信誉，边币与法币比价从法定1：1跌至1：20。1939年底至1945年8月，延安的市场物价上涨普遍高于重庆(表—3)。
　　边区政府终于1944年5月被迫停止边币发行，以西北财经办事处名义发行“流通券”替代边币，银行被迫弃守牌价，让边币随黑市价波动，并停发各单位经费3个月，实行强制制动的“休克”疗法。至此，边区经济危机深化致成恶性爆发，构成边区经济危机的第二阶段。
　　(三)边区经济危机的性质。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的演化虽然历经粮食供不应求和财政收支严重失衡、市场物价暴涨的两个阶段，但发生的共同原因都在于生产不足、制度缺陷和决策失误形成合力，推动“鱼大水小”矛盾积累既成危机一触即发之势，又在内外因素集中加压催化之下，先形成以粮食供求链条几近断裂的经济危机；粮食危机经大生产化解后，危机重心凸现于财政和市场，成为通货膨胀和市场物价暴涨大规模爆发的综合性经济危机。事实表明，边区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直接原因是外部因素集中催化导致供求矛盾平衡系统破裂。事实清楚显示：边区经济危机是内生的生产不足短缺型经济危机。这完全符合矛盾运动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的一般法则。
　　陕甘宁边区这种内生的生产不足短缺型经济危机，性质根本不同于渊源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矛盾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象形态也完全不同于世界资本主义世界1929—1933年主要现象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与之相应，化解道路和方法也完全不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虽然主要通过刺激消费的强制性体制变革得到了暂时缓解，但马克思指出，最终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选择，只能是根本变革制度的革命方法。陕甘宁边区生产不足短缺型经济危机，则完全可以用调节管理——体制变革和完善决策、推动发展生产的方法自我化解。
　　边区化解经济危机的创造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危机因素积累、坐大、酿成和恶性爆发过程中，逐渐深化认识形成和实施了发展生产、化解危机的系统的指导思想和方略。
　　(一)确立发展生产、克服经济危机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早就准确把握陕甘宁边区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和解决吃饭问题首当其冲的特点，清醒认识外援为主的财政架构遭到破坏致经济危机发生的危险，提出将发展自给生产作为边区党和政府及民众团体整个工作中心的思想，明确指出经济问题是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边区要实行6.5万人的自给，要把经济建设当做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长期抗战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⑩他矫正就财政论财政狭隘财政观和收缩开支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念，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揽全局经济财政工作总方针，并在边区率先实行规模化经济改革、推动生产发展实验。后又在《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中，将陕甘宁边区实验已见成效的经验升华为推动全国经济改革、发展生产借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战略思想。毛泽东发展生产、以克服经济危机的思想为中央政治局接受，转化成为党中央化解边区经济危机的决策和系统的操纵方略，并因经济危机重心转移而历经界限大体清楚的以发展农业为主和以强化统一、平抑市场物价为主的两个实施阶段。
　　(二)化解经济危机第一阶段的主要措置。1.开展大生产，发展农业。农业大生产运动是陕甘宁边区化解经济危机首选的基础性措置，但又在1939—1941年期间又经历了“U”型起落过程。1938年以来，毛泽东多次提出和反复强调发展自主生产，并于1939年初召开生产动员大会，统筹部署大生产，生产运动当年即形成高潮。但诚如毛泽东后来的反思，1938年即已开始的生产运动指导思想上仍然立足发展补助性生产，“还是为着改良生活的目的，不是为着解决一般需要的目的”。(11)加之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过后继续给陕甘宁边区拨发经费，而使领导层对外援可能断绝的危险产生了“虚惊一场”的错觉，毛泽东发展自给生产的思想未能普遍贯彻，即已形成的生产高潮也未能坚持。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国民政府断绝边区拨发经费，并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下，陕甘宁边区经济“鱼大水小”矛盾立刻激化。当此内忧外患交迫、边区处于存亡危急之际，毛泽东继续力主“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一贯思想，推动补助性生产转变为发展自给经济，明确提出“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律进行生产，发出了开展一个大规模生产运动的号召。”(12)他还从理论层次上揭示发展生产、实现自给的可行性说：“一个处在封建社会的被剥削的农民家庭，一家三口、四口乃至七口、八口，只靠一个劳动力生产的事是很普遍的，这样的一家，不但要维持自己的生活，而且要付出百分之五十至八十的租税给他人，为什么我们反不如这样的农家呢?我们的军队全部都是劳动力，没有女人，没有老人小人，又没有租税重负，为什么会发生饿饭的事?我们有政府这样的权力机关，为什么还不能解决自己衣食住用问题?”(13)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有力推动下，全面覆盖陕甘宁边区发展自给经济的大生产运动普遍展开，很快取得成效显著。从1942年开始，公用供给逐步实现了部分、大部和全部自给。1943年，军队生产的粮食除了自给外还富余22万石，农民负担的公粮减到了不足总收获量的9%。首当其冲的吃饭问题因此得到了化解。
　　2.稳步推进、综合施治。在持续全面开展自给性大生产运动，连续大力度精兵简政，“公家人”总体精简3/4的同时，边区统筹变革经济体制，实行综合治理措施，推动发展自主经济。一是果断调整经济政策，废止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经济政策，实行支持、奖励私营工商业和农村富农经济发展的方针，实施对内搞活方略。二是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多层次的帮助，从贷款、购买原料、推销产品、减免税等方面，给予优待，并奖励投资办企业有成绩者。三是改革、整顿国营企业。改变工厂为行政机关供给部门的地位，明确工厂的企业性质和工厂与政府之间的买卖关系，全部实行企业化管理，建立经济核算制，改变平均补贴制，实行累进工资制和记件工资制。四是发展股份合作制，政府既大力支持群众自发创办的股份合作经济，也对私营、个体工业投资入股，参股创办龙头合作企业，还采用加工订货、收购产品和发动群众集资等办法进行扶持；对一些缺乏经营能力的，帮助组织起来；对小商小贩实行代购代销，组织他们分散区为边区购买货物。1943年以后，边区的公营工厂、私营工厂和手工业工厂，大多实行了股份合作制。同时，政府直接经营几种主要商品，对食盐统销、烟酒等特产实行专卖。对国统区的商人，用“高价引远客”办法，吸引他们来边区做生意。
　　农业大生产，调整政策、统筹工商业，发展自给经济，奠定了粮食定、天下定的基础，解决了财政供给人口的吃穿用度问题，在财政、金融和市场方面集中爆发严重危机的局面之下，民众负担减轻、生活得到较大改善，陕甘宁边区经济体系呈现出局部大波动和全局大稳定的态势，党群关系重新修好，从而为集中精力，进行经济改革、统一管理制度建设和主攻外贸，提供了可靠前提保障条件。
　　(三)化解经济危机第二阶段的主要措置。毛泽东、党中央为加强统一管理、凝聚合力和突破障碍、发展商品经济，采取诸多措置中最重要的一着，就是遴选的陈云主政边区经济。自此陕甘宁边区反经济危机进程步入了新的阶段。
　　首先，明确统一原则、切实推进统一。陈云针对存在陕甘宁、晋西北两个边区及各边区内部“大公”和“小公”冲突，是影响边区经济统一主要矛盾的实际，明确提出了两个服从原则：(1)“晋西北一切工作都要服从陕甘宁边区。这叫做完全共产主义的观点、十足的共产主义观点。”(14)(2)正确处理边区内部“大公”和“小公”的关系，“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问题。我们共产党和国民党有区别，区别就是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现在的利益服从将来的利益，为了大部分的利益，要牺牲小部分的利益。”(15)所以，要坚持“局部服从全局，眼前服从长远，小痛服从大痛。宁可天下小乱，不要让天下大乱。能否统一立场，做到一条。这是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的原则区别。”(16)
　　其次，理论突破、确立“为人民”商品经济发展方向。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不存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假设(马克思和恩格斯绝无社会主义立即商品经济消亡思想)，也成为边区经济建设理论和实践的难题。陈云从理论上区别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提出“招财进宝，黄金万两”的商品经济和“为人民”的商品经济概念，明白标定共产党要发展不同于一般商品经济的“为人民”的商品经济，强调共产党的商人与普通商人的“基本区别”，就在于“他们是招财进宝，黄金万两。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而不是为了个人的。”(17)显然，陈云是以商品经济经营主体和经营目的两个不同为据，判断和区别商品经济的不同性质。笔者不敢断言“为人民”的商品经济和“招财进宝、黄金万两”的商品经济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关于商品经济不同性质最早的界别。但斯大林界别不同商品经济性质的周围经济条件说，(18)至早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提出的；毛泽东提出区别商品经济性质的与制度联系说，(19)则是在1958年的郑州会议期间。虽然陈云区别商品经济性质的理论支持既不同于斯大林，也不同于毛泽东，但只是在不同条件下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认识，乃是区别商品经济性质理论的否定之否定发展。
　　再次，推进制度建设。针对制度建设滞后是陕甘宁边区经济危机坐大和酿成的重要成因之一，加大制度建设力度。1.将银行从财政中分离出来，直属西北财经办事处领导，明确银行的企业性质和独立经营的地位，规定任何人不经批准，都不能随意到银行提款；2.实行财政预决算制度，“一枝笔”审批预算，不准超支；对于借用财政资金，实行事前报计划、严格审批、有借有还、到期不还、预算扣抵制度；3.统一管理、以团队对个体。对内完全自由，不得互相封锁，统一对外、严格管理。边区年产食盐2000万斤，但国家收购只1300多万斤，实行统一管理后，国家直接掌握过去被走私出口的700多万斤，仅此一项，政府即得利超过国民政府月拨发边区经费。4.进出口和口岸由西北财经办事处统一管理。仅统一管理进出口一项，就使政府收回了过去通过各种管道走私境外的700多万斤盐税，成为平衡财政收支的重要支柱。
　　又次，无产阶级的主义，资产阶级的方法。商品经济有其共同的一般规律，资产阶级在将商品经济推向极致过程中，积累丰富经验形成了反映一般规律的制度系统。陈云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把不应该消灭的都消灭，因为这样就不能团结内部同国民党作斗争。外面的商人也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不然对内对外的贸易就搞不好。……在共产党这一点上，我们要有党的立场、革命立场、阶级斗争的立场。在商人这一点上，”要懂得把握市场规律。“买卖的过程就是交换的过程。怎样买进卖出就是市场的规律，我们要了解这个规律。假使不了解这个规律，做生意一辈子也做不好。一个商人精明不精明就是看懂不懂得这个市场规律。如果不懂得，那你就是外行。如果能摸着这个规律，而且非常灵活，那做生意大概就可以赚钱。”(20)遵循市场规律“就是经济斗争为主，政治斗争为辅”。(21)按照价值规律制订经营策略，用“高价引远客”的办法，刺激商人冲破封锁与边区做生意。“无论是中国也好，外国也好，是大生意也好，小生意也好，做生意的人都要能拉拢关系。”(22)要与商人、店户和脚户，结成广泛覆盖边区内外的经济统一战线，改变外贸中分散对分散、彼强我弱局面，形成我以集团经营对彼分散经营、我强彼弱的优势态势。1944年，阎(锡山)统区重演压迫边区盐价故伎，以致边区市场盐价跌到“赔本价”(1.1万元/斤)。陈云指挥筹足资金，抓住时机用高于“赔本价”的“保本价”(1.4万元/斤)，快速从市场上收购盐1100多万斤，囤而不销。40天后，国统区市场售盐断档，价格涨到了3万元/斤。陈云指示将囤积盐价先提到1.6万元/斤抛出一批，观察行情。随后，西安等地市场盐价涨到了4万元/斤。陈云指示，迅速提价到1.8万元—2.4万元/斤，就是这样，我方盐价在市场上仍然很低，囤积之盐很快全部卖出，每斤平均赚利60%以上。1944年关中新棉上市，国统区花价1100元/斤，陈云指示：按2800元/斤收购，高出国统区150%以上的差价，吸引了商人大量向我贩运，就连封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整排整连的为边区贩棉花，有的甚至一夜背3趟。陕甘宁边区顺利完成棉花采购任务后不久，国统区花价就上涨了400%多。
　　时任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经理的喻杰回忆：在陈云直接指挥下，灵活开展的外贸斗争成效极为显著，外贸迅速从入超转为出超。1944年，进口比上年下降1.7%，出口却达到上年的399%，出超19亿元(边币)。仅1945年上半年的两个多月时间，边区贸易公司就收进黄金10万多两，“超过过去两年的总和。”“物资雄厚，边区的金融、市场也很稳定。”(23)不仅财政收支平衡、用度比较自如，真正达到了丰衣足食，解决了大反攻开始后大批干部出发的装备、交通和开放新区的费用，而且还给边区政府留下了足够一年用的家底，“创造了中外战时财经史上鲜为人知的光辉的一页”。(24)至此，边区经济危机得到化解。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
　　①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辞海》危机释义。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8—159页。
　　④《斯大林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48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4页。
　　⑥唐及唐以前，黄土高原半干旱、干旱地区干旱年份出现几率不超过17%，公元9世纪以来，自然气候恶化加快，10—14世纪增大到27%，15—17世纪上升至43%，18世纪已上升为46%，19世纪30年代以来已超过51%。见把多辉等：《气候变迁与黄土高原演变的研究综述》，《干旱气象》2005年第3期。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⑧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40页。
　　⑨1941年1月28日，边区政府通过了《发行边币、禁止法币在边区内流通》的决议。同年2月，授权边区银行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并以边币兑回“光华商店代价券”，边币成为边区唯一的法定货币。
　　⑩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号撰写的《发刊词》(1939年12月8日)。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
　　(1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1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1页。
　　(14)《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84页。
　　(15)《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4页。
　　(16)《陈云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2000年版，第404页。
　　(17)《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页。
　　(18)“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做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主的东西”，“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见《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7页。
　　(19)“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9页。
　　(20)《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376页。
　　(21)《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22页。
　　(22)《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79页。
　　(23)喻杰：《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4页。
　　(24)李成瑞、朱佳木主编：《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