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铸就了辉煌的历史业绩，而且在文艺战线也写下了彪炳史册的一页。使偏居西北一隅的陕甘宁边区，在20世纪40年代取代上海、北京等发达城市，成为事实上的中国文艺中心。“延安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①一时间出现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滚滚潮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在圣地延安“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民间，深入工农，走出了一条文艺大众化的新路，创作了一批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佳作。回顾和总结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的发展历程、特征和意义，对于弘扬边区文艺运动的光荣传统，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发展历程的回顾
　　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从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成立拉开帷幕，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长达13年的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其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937年9月至1939年底，是边区文艺运动的开创时期。抗战开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执笔请缨，要求投入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以丁玲为主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以刘白羽为代表的抗战文艺工作团相继成立，不久便开赴前线。1937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诞生，下辖文联、剧协、音协、美协等，使边区专业和业余的文艺组织和活动，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抗战为目标，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38年，是边区文艺迅速发展的一年。1月举行了第一次诗歌朗诵会，并有盛况空前、连演20天的《血祭上海》演出。此剧的演出，促成了4月间党领导的第一所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的诞生。5月，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成立，有力地促进了群众文艺活动的开展。7月，边区第一个铅印画刊——《前线画报》创刊；8月，以柯仲平为团长的边区民众剧团成立；9月，边区掀起街头诗运动；10月间，边区电影团成立，文学刊物《文艺突击》创刊，部队系统的烽火剧团成立，这标志着陕甘宁边区文艺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1939年，边区文艺继续蓬勃发展，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轰动陕甘宁边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使边区的文艺运动与大后方的文艺运动联系起来；文艺青年组成的业余文艺小组迅速发展。在这个时期，创作和理论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收获。文艺创作，无论是文学、美术、戏剧、音乐等门类，都有佳作问世。电影事业也开始起步。理论方面，主要进行了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大讨论，产生了一批理论文章。陕甘宁边区文艺迈出了稳健的第一步，体现出内容健康，激情澎湃，小型多样，服务于抗战和群众的鲜明特点。
　　1940年至1942年4月，是边区文艺运动的发展时期。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在前三年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文艺活动更加多样，领域也不断拓宽，对作品的艺术性比较重视。同时，适应着边区观众，特别是干部的欣赏要求，开始演出一些“大戏”，不仅开阔了观众的视野，而且文艺工作者也从中学到了技巧，这些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从1940年1月演出《日出》后，在边区文艺界逐渐形成了“大戏热”。一些剧团不顾抗战的现实和陕甘宁边区的具体条件，硬要搬来中外大戏上演，而且大小剧团互相攀比，争相演出，这就形成一种偏向。“大戏热”影响所及，在文学、音乐、美术、艺术教育各个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出现了片面强调技术、技巧，而对群众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则有所忽视。这就是后来批评的“关门提高”的偏向。
　　这个时期虽然出现了“关门提高”的问题，陕甘宁边区文艺前进的脚步也并未停下来，而是在曲折中继续前进。1940年1月，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隆重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即后来定名的《新民主主义论》。该文成为我们认识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不久，大型综合文化刊物《中国文化》创刊，发表了许多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以普及群众文艺为宗旨的大众读物社创办了《大众习作》。其间创办的刊物还有《大众文艺》、《新诗歌》、《歌曲月刊》、《文艺月报》、《中国文艺》、《草叶》、《谷雨》、《诗刊》、《民族音乐》等，成为专业作家或业余作者发表作品的园地。传统的民族艺术受到重视，京剧(平剧)艺术获得新生，先后成立了鲁艺平剧团、陕甘宁边区平剧研究院等团体。美术方面，诞生了鲁艺美术工场。音乐方面，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合唱团、作曲者协会和星期音乐学校。戏剧方面，成立了陕甘宁边区业余剧团、陕甘宁边区少年剧团和青年艺术剧院。文学方面，成立了以老同志为主体的怀安诗社和以探讨文艺问题、发展创作为宗旨的文艺月会，边区文协创立了星期文艺学园。此外，西北文艺工作团、陕甘宁边区业余杂技团也相继成立。在这个时期，部队文艺作为边区文艺的一个方面军，也进一步得到加强和发展。总政和中央文委联合发出了《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成立了部队艺术学校、创办了《部队文艺》等刊物。
　　1942年5月至1945年8月，是边区文艺运动新方向的确立时期。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第三个时期起点的标志，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了“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②，1942年5月，党中央召开了百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他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为中心，精辟地阐述了文艺为什么人、普及与提高、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文艺批评等方面的理论问题。其中还论及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文艺的源泉、批判地继承文艺遗产、文艺批评的标准等问题。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广大文艺工作者响应党和毛泽东的号召，投入文艺整风运动，通过学习检查，广大文艺工作者方向明确了，信心更足了，开始踏上新的征途。不少文艺团体又开始下部队、到农村演出，小型多样、反映现实的作品接连推出。街头演出又多了起来，还创办了《街头画报》、《街头小说》等普及文艺的新形式，把振奋人心的革命文艺送到群众面前。各文艺小组的活动又活跃起来。诗歌界围绕“大众诗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戏剧舞台旧貌换新颜，小戏、反映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现实生活的戏又多了起来。出现了1943年春节数十支专业文艺工作者和群众组成的秧歌队上街闹秧歌的壮观局面，反映了边区秧歌剧发展的新方向。
　　这个时期，文艺创作不仅思想新，而且有不少在艺术上也是颇具特色的，如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秦腔现代戏《穷人恨》、《血泪仇》，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抓壮丁》，新编京剧《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报告文学《田保霖》、《活在新社会里》，小说《荷花淀》，音乐《东方红》、《陕甘宁边区颂》等等。至于美术作品就更多了。《讲话》如春雨甘露，不仅滋润着文艺工作者的心田，而且文艺创作也获得了全面丰收。
　　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是边区文艺运动迎接全国胜利时期。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从此，中国历史跨入一个新阶段，陕甘宁边区文艺也进入一个新时期，即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迎接全国胜利时期。
　　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陕甘宁边区的文艺队伍进行了重大调整。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开赴从日伪军手中夺回的新解放区，开辟新的文艺阵地。留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众剧团、联政宣传队、西北文艺工作团等文艺团体配合当时的形势和任务，不断到部队、农村、工厂演出，宣传、鼓动群众，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一批优秀作品，如《王贵与李香香》(长诗)、《无敌民兵》(大型歌剧)、《蓝花花》(新歌剧)、《红布条》(秧歌剧)、《种谷记》、《高干大》(小说)等相继问世。盲说书人韩起祥编唱了《刘巧团圆》、《红鞋女妖精》等具有革命内容的陕北说书。另外，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管弦乐团——中央管弦乐团。他们在陕甘宁边区为群众、外宾演出，为新中国培养了艺术人才。在延安还成立了电影制片厂，开始摄制故事片。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坚守阵地，克服困难，谱写了陕甘宁边区文艺史上光彩闪闪的又一页，以丰硕的业绩，迎来全国的解放。
　　陕甘宁边区文艺的历史特点
　　陕甘宁边区文艺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特定历史阶段的文艺，它既不同于五四和30年代党领导的左翼文艺，也不同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苏区的文艺，又与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文艺有区别，具有其鲜明的历史特点。
　　第一是鲜明的时代性。陕甘宁边区文艺是战争年代产生的革命文艺，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两个历史阶段。那时，战争是现实生活的主要内容。反映战争，鼓舞人民，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就成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的时代性课题。那时，文学艺术的各部门，从活动到作品，从业余到专业，都体现出对生活的贴近，对时代的感应，回响着中华民族的吼声。文学艺术的确成了一条对敌斗争的重要战线。为人民战争的胜利而创作，为革命事业而讴歌，成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的艺术观和创作原则。为了获得战斗生活的题材，为了写出战斗的作品，同时也为了鼓舞人民去战斗，文艺工作者纷纷投入火热的斗争生活，数十个各种类型的文艺工作团，经常活跃在工农兵群众中。上前线和写抗日成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的主流，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成了各类文艺体裁的共同主题，高亢、明朗、激越成了陕甘宁边区文艺的基调。陕甘宁边区文艺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性，也就是它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是它的生命和价值所在，必将永远闪耀出夺目的光辉。
　　第二是广泛的群众性。陕甘宁边区文艺是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在陕甘宁边区，文艺事业不再是少数文人墨客的活动，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有亿万群众参加的极其宏伟的事业，体现出广泛的群众性。首先，它深刻而充分地反映了广大群众所从事的壮丽事业，描写了工农兵各条战线的先进人物，赞颂了群众的抗战、生产、除奸、扫盲、反迷信等方面所创造的业绩。而且思想感情也力求做到大众化。文艺的中心人物不再是旧文人笔下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其内容也不是生活的猎奇。正是这种深刻的变化，陕甘宁边区文艺才有了那样广泛的接受对象，受到群众的欢迎。其次，陕甘宁边区文艺广泛的群众性，还表现在广大文艺工作者与群众的结合方面，各文艺团体都把发展群众文艺列为重要的活动内容，做了大量的文艺普及工作，这就使文艺与群众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建立起血肉联系。再次，陕甘宁边区文艺广泛的群众性最重要的体现，是广大群众对文艺活动和创作的参与，工农兵成了革命文艺的积极创造者。1940年群众性的文艺小组已经遍及边区各工厂、机关、学校，共建立了文艺小组85个，组员达660多人。在农村，也有许多秧歌队、民间艺人和歌手，进行文艺活动，民间艺人李卜、韩起祥等也在广泛的群众文艺活动中成长起来，使边区文艺呈现出大普及、大繁荣的活跃局面。周扬后来总结说：“解放区文艺是由专业工作者的活动和工农兵群众业余的文艺活动两个方面构成的。工农兵群众不但接受了新文艺，而且直接参加了新文艺创作的事业。……他们在艺术创造上也能发挥出无穷的精力和才能。”③这样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第三是题材和形式的多样性。陕甘宁边区文艺是战争年代的文艺，以写战争为主，但其题材仍是十分广泛的。以戏剧为例，它除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之外，还有《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岳飞》、《秋瑾》等历史题材剧作。就现实题材而言，除了直接反映前线的战斗生活和英雄人物外，还描写了后方的支前、参军、援军、救护伤员等感人事迹。在这种多侧面的描写中，自然就把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医护人员，以及开明绅士、中小地主、商人和妇女儿童等社会生活中的各色人物，写进了文艺作品中，构成了一个丰富的人物画廊。
　　从作品的样式和风格看，陕甘宁边区文艺也是十分丰富的，文学艺术的各部门，都获得了全面的丰收。分而言之，在文学方面，有诗歌、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故事等体裁。在诗歌中，有短小的抒怀诗，也有较长的叙事诗；有新诗也有古体诗词和民歌。在小说中，既有短篇小说，又有长篇小说。音乐方面，有声乐，也有器乐；有群众歌曲，也有合唱和进行曲。戏剧方面更为丰富多彩，话剧、戏曲、歌剧、秧歌剧皆有佳作；戏曲中又有秦腔、京剧、眉户、道情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陕甘宁边区文艺还创造或发展了一些新的文艺形式，如街头诗、拉洋片、秧歌剧、广场剧等等。
　　第四是宽广的开放性。陕甘宁边区文艺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冲破地理上的阻隔和政治军事上的限制，始终与外界进步文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多方面的开放性。作为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是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这个十分宽广的意义上学习和运用的，从而使边区革命文艺进入了世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行列，“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陕甘宁边区文艺的开放性还表现在，注意研究和借鉴中外一切进步作家的思想和经验。对于中国的屈原、杜甫，外国的普希金、果戈理、马雅可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等，都有一些文章加以评介或课堂讲授，并且还时常举行专题纪念会、报告会、朗诵会等活动。这表明，陕甘宁边区文艺并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具有一种兼容并包的宽广胸怀。陕甘宁边区时期还上演和编印了不少中外名剧、名作。大后方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汉、阳翰笙、陈白尘等的戏剧作品，都在陕甘宁边区上演过；外国的莫里哀、果戈理、契诃夫、沃尔夫、西蒙诺夫、包哥廷等的剧作，也搬上了陕甘宁边区的舞台。早在1938年11月，边区的刊物上就开始刊登外国作家的作品，爱伦堡、马雅可夫斯基、罗曼·罗兰、雪莱、普希金、歌德、海涅、都德、左琴科、肖洛霍夫等作家的名字和作品，经常出现在陕甘宁边区的报刊上。边区还举办过毕加索画展。同时，边区文艺也通过各种渠道被介绍到大后方和世界范围。边区作家与大后方作家也不断进行交往，介绍各自的情况。从而使陕甘宁边区文艺与全国和世界进步文艺联系在一起。
　　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的历史意义
　　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论其历史意义必须将其置于“战时文艺体系”的视域中进行考察，若从这一视角出发，它有四个突出的表现：
　　(一)制定了一整套比较完整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实现了党对文艺的坚强领导。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是承续苏区文艺而来的，在建立苏区时，我们党就把发展文艺提上了议事日程。边区建立后，党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要求我党不仅要进行政治、军事斗争，还要开展经济、文化工作。为此，必须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共肩此任。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重大变化和契机，1939年12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负责中央宣传文化工作的张闻天作了题为《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长篇报告，以理解与宽容的态度欢迎文化人来解放区工作。同年10月，中宣部、中央文委专门发出指示，提出“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若干原则。其后，八路军总政治部和中央文委于1941年1月就部队文艺工作联合发出指示，要求“以极热情的、虚心的态度去对待外来的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1941年6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的社论，指出：“我们虽然有不少的科学艺术人才聚集在这边区，然而还觉得必须有更多更多的人来和我们共负艰巨。”④正是在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感召下，一大批知名文艺家和成百上千的文艺青年奔赴陕甘宁边区。令延安城成为最活跃的战时文化之都，陕甘宁边区文艺建设呈井喷式爆发态势。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⑤这是毛泽东《讲话》的“引言”中的一段文字。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使来到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完全地结合起来，解决好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⑦毛泽东发展了列宁的“文学的党性原则”，把文艺事业纳入党的整体任务的系统之中，使之成为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通过其后的整风运动和文艺下乡运动，边区文艺运动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转入了统一于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下的文艺时代，从中也显示出国家意识形态的雏形。
　　(二)倡导“人民大众的文艺”，走出了一条文艺大众化的成功之路。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除了直接承续苏区文艺的传统之外，还有两个源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这两个文化运动虽有文艺大众化的诉求，但都未能在实践中履行。
　　五四批判了封建的帝王文艺，要求表现平民大众的思想和生活，但由于客观环境的制约，“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中，许多左翼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创造大众文艺、“到民间去”的口号，但由于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使左翼文艺运动在实际上并没有与当时的工农运动结合起来。只有到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工作者才有了与人民大众结合的现实土壤，文艺大众化才有了坚实的基础。陕甘宁边区成立伊始，西北战地服务团、抗战文艺工作团奔赴前线，“街头诗”活动的展开，工农“文艺小组”的成立，才展示出文艺大众化的良好势头。毛泽东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历史经验，在《讲话》中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性质：“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⑨为了实现大众文艺的目标，毛泽东抓住了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和转变立场这个关键，“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⑩。
　　为了从组织上保证大众文艺的实施，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组织文艺工作者与劳动英雄座谈，使他们了解群众，获得创作题材。其次是召开有五十多位党员文艺工作者参加的下乡动员大会。1943年10月，毛泽东的《讲话》公开发表，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从而在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掀起了一股到生活中去、到群众中去的热潮。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到人民大众中去。努力学习人民大众的语言，学习他们萌芽状态的文艺，学习民间的艺术形式，主动从年画、剪纸、民歌、秧歌等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反映时代的内容。1943年春节开始的秧歌剧运动，就是这一活动结出的硕果。这种由思想感情的变化而带来的艺术创作的巨大变化，对中国文艺今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培育了一大批革命文艺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延安时期，是一个出人才、出作品的时期。许多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文坛上的艺术家如丁玲、艾青、周扬、艾思奇、陈荒煤、陈学昭、萧三、周立波、何其芳、冼星海、胡蛮、柯仲平、吴印咸、贺绿汀、张谔、蔡若虹、华君武、罗工柳、刘白羽、杨朔、欧阳山、草明、彦涵、舒群、白朗等，来到陕甘宁边区这个革命的大熔炉后，经过学习马列主义和与人民大众相结合，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创作出了一大批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全新的作品。成为更加成熟而坚定的革命文艺家，在陕甘宁边区文艺发展中起了骨干作用。另外，在陕甘宁边区文艺运动发展过程中，还培养了一大批新的文艺家，如贺敬之、李季、柳青、邵子南、韦君宜、穆青、黄钢、陈涌、冯牧、孙犁、孔厥、袁静、马可、古元、康濯等。他们是陕甘宁边区文艺的一支生力军，显示了旺盛的创作能力。同时，还涌现出了一批表演艺术家，如王大化、李波、于蓝、王昆、陈强等，显示出很高的艺术才华。边区文艺队伍就是由这两部分文艺工作者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这些文艺家，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对革命文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后来转战到其他解放区，在新的环境中做出了新的成绩，一直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陕甘宁边区还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这是一个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争相辉映、全面丰收的时代，为当时和以后的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精神食粮。对此，丁玲曾做过形象生动的概括：“新的木刻、密切结合群众、反映群众斗争的木刻在古元、彦涵等的刻刀下出现了。艾青写了对劳动模范的赞歌，李季写了《王贵与李香香》的新民歌，欧阳山等写了歌颂英雄、歌颂光明以及反映陕北新生活的报告文学。接着是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以及民间说书等，都以抗日战争和曲折的阶级斗争为题材而陆续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时的秧歌经过专业的和业余的文艺工作者的团结合作，改造、提高，也从初级发展成为生动、活泼、新鲜的小歌剧。每当《兄妹开荒》、《牛永贵负伤》、《一朵红花》、《赵福贵自新》、《刘顺清开荒》等演出时，锣鼓一响，人们都从窑洞里涌出来，冲下山坡、围满广场。陕北的冬天虽然很冷，但演出场上的热烈气氛，把人们的心都熔化了。那种场面永远留在演员和观众的记忆里。那种美好亲切的享受将使人终生难忘。至于《血泪仇》、《白毛女》，更是当时广大农村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这些从土到洋，既土又洋，从旧到新，真正是新的作品，代表了那一个时代，深受群众的欢迎拥护。”(11)“这一辉煌成就，当年从延安出发，曾经影响全解放区、大后方蒋管区，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奠定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发展的基石”(12)。
　　(四)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陕甘宁边区文艺以它那广泛的群众性和健康清新的艺术作品，早就引起许多国际友人的极大兴趣，不断著文向全世界介绍。最早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到陕北采访，1937年至1938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了《红星照耀着中国》(1938年在上海出版中译本时改名为《西行漫记》)。该书第一次把党领导的革命和陕甘宁边区文艺在世界上做了介绍。书中介绍了人民抗日剧社的露天演出，还谈到成仿吾、丁玲和危拱之的情况。接着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苏联纪录片摄影师卡尔门等。在他们的采访报道中，都涉及陕甘宁边区的文艺活动，这就使许多国家的人民知道，在中国大西北的一角，有一块革命根据地，有人民的新文艺。1944年10月，美国记者及剧评家爱金生访问陕甘宁边区，对秧歌剧极为称赞。苏联对陕甘宁边区文艺活动情况也作了较多的报道，《消息报》还刊发了在陕甘宁边区演出的剧照。有些作品，如萧三的诗等，也被苏联翻译介绍。
　　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后，在世界上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早在1946年，朝鲜、日本就有了《讲话》的译本和介绍文章。陕甘宁边区作家的作品(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也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及日本出版。还有不少外国学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搜集文艺资料，去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潜心研究陕甘宁边区文艺。在日本，有相浦果对丁玲及其作品的研究。在美国，有罗伯特·佩恩对何其芳作品的研究；海伦·斯诺则撰写出有关陕甘宁边区戏剧的论文。日本的阿布幸夫指出：“我认为以陕甘宁边区文艺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因具有文学的自创性，所以可以成为世界文学。”(13)这一切都说明，陕甘宁边区文艺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具有世界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依次的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承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14)陕甘宁边区文艺正是如此。它是五四以来新文艺的合乎规律的历史发展，同时又具有开创未来的意义，它为新中国的文艺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经验，直接影响了新中国的文艺发展。陕甘宁边区在文艺大众化的实践中所创造的成功经验——党的坚强领导与文艺工作者的积极参加相结合，理论倡导与实践探索相结合，专业与业余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土与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必将永远作为宝贵的文化财富被未来的文艺运动继承下去、发展开来。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①1941年6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页。
　　③《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25—526页。
　　④1941年6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8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6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856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11)丁玲：《延安文艺丛书·总序》，《延安文艺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12)丁玲：《延安文艺丛书·总序》，《延安文艺丛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13)《延安文艺研究》1988年第2期。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