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特别注重科学知识的传播，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对于发展边区经济，改变边区落后的社会面貌和夺取抗战胜利都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科学传播的研究，迄今只有一些论述边区史的专著和论文有所涉及，全面、深入地研究颇少。笔者拟就陕甘宁边区的科学传播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抗战以前，由于经济文化的落后，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文化教育的荒漠”。据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回忆，边区“知识分子缺乏，文盲达99%，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①这正是抗战前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落后的真实写照。落后的文化教育使科学知识在边区的传播极为有限。广大人民群众愚昧落后的旧意识、旧习惯的严重存在，造成边区迷信思想及其活动严重泛滥；不卫生的生活习惯使边区疫病肆虐，人畜死亡率很高；农业生产“靠天吃饭”，仍沿用相当原始的简陋技术和工具，耕作方法异常粗放，单位面积产量十分低下；边区工业技术非常落后，“战前根本谈不到工业，一半以上县份的人民不懂纺织，除粮食、羊毛外，其他一切日用所需，从布匹到针线，甚至吃饭的碗，均靠外来”。②总之，抗战前科学知识在边区异常贫乏，这对边区最大限度的集中人力、物力，发展生产，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是非常不利的。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后，日益重视科学知识在边区的传播，1940年2月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今天开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我是很赞成的，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陈云也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可以大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共产党对于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家是尊重的。”“科学要大众化，要在广大群众中开展科学的工作”。③由此不仅确立了科学传播的重要地位，而且出台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1941年5月1日，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14条明确规定：“普及国民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材。”④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作出了《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要求“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一切在经济和技术部门中服务的党员，必须向非党的和党的专门家学习。”“党必须加强对经济和技术部门工作中党员与非党员的领导，照顾他们的政治进步，并在各方面帮助他们。”⑤1941年6月1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的社论，指出：“我们需要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启蒙工作。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愿意到民间去的科学艺术人才来共同担负这个工作。”1941年6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又发表《提倡自然科学》的社论，要求“把最基础的知识普及到人民中间去，”“我们认为要努力于通俗化的工作。不仅在一般的民众中间，而且在一般的干部中间，自然科学知识也是很贫乏的。为着普及并提高他们的科学知识，应该多组织一些通俗的科学演讲，编写一些初级的中级的自然科学读物。”同年，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通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提交的《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中，也强调“出版通俗科学读物，普及科学知识”。⑥1943年1月，李富春在给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一封信中号召：“把自然科学应用在边区的生产实践上去”⑦。这一切都表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科学传播事业的高度重视。
　　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重视科学传播，不仅表现在方针政策的制定上，也体现在政府各级机关、教育科研机构、报刊媒体在传播新知识中的桥梁作用。抗战开始后，边区政府建立健全了各级行政机构，如在农业方面，边区政府设立农业局，县设农务员，区乡设农业生产委员会，负责各级的农业科学知识的传播工作；在工业方面，边区政府设立建设厅，县设建设局，负责工业技术的推广；卫生部门负责宣传医药科学知识。教育科研机构在科学知识的传播中也作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开办实用科学研究所，以发展工业、植物、土木工程、动物、化学、地质等的科学研究”⑧。抗战时期，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创办了一批科学教育与研究机构，如延安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光华农场、林业科学试验场、农业学校等。此外各家报刊媒体的大力宣传报道，也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形成了以《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为主，有《新华日报》、《中国工人》、《边区卫生》等报纸杂志参与的传播阵地。边区政府各级各部门之间相互联系，党政军各系统相互策应，教育科研机构和媒体广泛参与，初步形成了科学知识传播的网络体系。
　　当然，一些群众团体在新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同样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38年2月6日成立国防科学社，其宗旨就是研究与发展国防科学，增进大众的科学常识。主要任务是：在新哲学的基础上研究国防科学及理论与实施，协助国防工业的建设，指导农业的改良和医药材料的供给等。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成立之初，就致力于科学传播工作，在成立大会的宣言提出：“第一，开展自然科学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普及防空、防毒、防灾、防疫、医药卫生等必需的科学知识，破除迷信，反对复古、盲从等反科学、反进步的封建残余毒素，使民众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向着科学的、进步的道路上发展。第二，从事自然科学的探讨，集中自然科学界同志，共商解决自然科学理论和应用上的问题，提高他们对自然科学的热忱，推进生产事业，协助经济建设，以求解决长期抗战建国过程中物质上的困难。”⑩这也是此后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主要任务。同年11月3日成立了自然辩证法小组，召开多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克服困难把科学技术知识应用到生产实际中去。在会长吴玉章的领导下，该会组织了农业、机电、土木工程、化学、生物、医药等各类专业学会，成立了绥德、米脂、关中等分会，编辑出版34期会讯，在新知识的传播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及其各级机关、教育科研机构、报刊和群众团体成为抗战时期科学知识传播的主要动力，基本形成了科学传播的一个机制。
　　二
　　陕甘宁边区扫盲运动的广泛开展和大办教育，极大地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为科学知识的传播奠定了基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采取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包括文字宣传、举办讲座、学校教育、展览等各种手段，既有从上而下的传播，也包括相互之间的交流；既有教育科研机构的推动，也有实物展览的激励。
　　第一，边区科学知识传播的重要手段和形式是文字宣传。首先是利用报刊宣传。1938年4月《边区文化》第3期出版的《国防科学特辑》，发表科普短文，普及科学知识。10月延安《新中华报》开辟《经济建设》专栏，共出版8期，发表了有关农业、林业、畜牧业、化学工业等文章，对边区经济建设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建议。1941年10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第4版创办了一个副刊《科学园地》，到1943年3月4日停刊，共刊出62期，发表科普文章190多篇，其中技术专论140多篇，常识介绍30多篇，其他20多篇。对于抗战时期边区的经济建设起了建设上的指导作用，向边区社会普及了科学常识(11)。
　　其次是编辑出版科普读物。为了系统而全面地宣传科学知识，边区政府建设厅、卫生处，以及学校、医院等分别出版了不少小册子和挂图，如《怎样种棉花》、《推广蔬菜栽培的简明表》、《发展边区蚕丝业》等。出版了《农学知识》，组织各方面的农业科技人员编写成“丛书”，内容包括林山的《边区的土质》和《关于肥料的一般知识》、陶克的《保持水土、增加产量》、吴云青的《防霜如何和薰肥结合?》等共40多篇，使边区人民掌握了一些农业技术，提高了农业产量(12)。边区卫生处还先后印发了“军民手册”2000份，“传染病防疫问题”100册，“防疫须知”300册，防疫传单8种，使边区人民懂得了一些卫生常识，认识到不讲卫生的严重后果，逐步养成了讲卫生的好习惯(13)。
　　再次是墙报和黑板报。这是科学知识传播的一种有力工具。墙报和黑板报一般都设在人口较集中的城镇、村庄和交通要道，主办单位成立编辑委员会，负责征稿、出刊事宜。编委会在群众中建立通讯小组，以便广泛吸收群众的稿件，听取群众的意见，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墙报一般是十天或半月出一期，黑板报三、五天一期。内容有生产技术和经验的介绍、医药卫生常识、病虫害防治、反巫神迷信等等。形式生动活泼，有言语、春联、歌词、插图、画像、漫画等，使群众易于接受。米脂卧羊中心小学办的“大众黑板报”上登载了一个羊瘟的药方，为群众采纳使用，曾搭救了100多只病羊的生命(14)。此外，诸如张贴标语、布告等中国传统社会发布政令或消息的有效方式，也被广泛采用。
　　第二，采取了多样化的传播方式。(一)以举办专题报告、知识讲座、演讲等方式宣传科学知识。这种面对面的传播方式与文字宣传相比，与传播对象距离较近，有反馈与交流，传播准确生动。1941年8月30日，徐特立作了《边区自然科学教育问题》专题报告。1938年2月6日，国防科学社成立，决定在民众教育馆经常举办科学知识讲座。边区经常举办通俗讲座，介绍生产、生活中的科学常识，如讲解“物质不灭定律”、“什么是原子”、“炮打原子”等基本理论知识，阐述物质与生命的起源，“人的故事”介绍了从猿到人，人的智能发育等，以自然现象和自然发展规律来武装人们的头脑，从而起到破除迷信，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打破宿命论，树立人定胜天的观念和信心。1941年9月21日，延安可见日食现象，自然科学研究会便利用这个机会，9月13日在文化俱乐部举办了“日食的科学知识”科普讲座(15)，并组织了实际观察活动，用事实教育群众，对破除群众中流行的“天狗吃太阳的”等迷信传说有重要作用。1941年7月4日，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于杨家岭大礼堂举行第一次学术演讲会。据统计“从1941年4月到1942年4月的一年间，研究会组织了比较重要的报告30多次，各专业学会办过100余次。”(16)此外边区还利用庙会，下乡组织秧歌、戏剧等喜闻乐见方式宣传科学知识。
　　(二)重视自然科学教育，推进科学知识的传播。抗战开始后，由于抗日战争和边区建设的需要，党中央和边区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延安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职业学校等学校。1940年8月，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其教育方针是培养具有基本科学知识，创造精神和独立工作的革命通才，业务专家(17)。自然科学院内设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质矿冶系，紧抓普通物理、普通化学、高等数学、工程制图等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同时积极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组织了院内外的实习基地，紧密结合边区的经济建设，先后培养了500多名学员，研制了一批科技成果。从事专门自然科学教育学校还有：农业学校，工业学校、职业学校、摩托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等，这些学校也开展了科学教育，推动了科学知识的传播。
　　此外，中央党校、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校等学校也专门开设和讲授“自然科学概论”、“自然科学史”“最新自然科学简介”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促使众多学生增长了科学知识。在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推动了科学知识的传播。这些学生毕业后投入到边区的建设中，为科学知识在边区的更广泛传播作出了贡献。1940年，边区政府教育厅在《边区教育宗旨和实施原则》中，规定了各级各类教材的编写原则：对于小学教材，应注重自然科学，使儿童养成了了解自然，征服自然的兴趣和能力；对于社会教育，自然课应注重战士常识、医药卫生常识和农业改良的知识(18)。社会教育是对不脱离生产的民众实施的教育，他的主要对象是不能脱离生产的文育和半文盲，所以对科学知识在边区社会的广泛传播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教育中也特别重视自然科学教育，传授防空、防毒、救护常识及生产、生活的一般科学知识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设立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等形式来宣传科学常识，传授生产知识和经验，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排除了“靠天吃饭靠神种田”的思想，逐渐养成科学种田的习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三)发挥科学研究机构的优势，通过讨论会、短期培训、实地指导等方式传播科学知识。1940年12月，自然科学研究院举行科学讨论会，征求边区工农业部门及院内同志对边区经济建设的意见，交换了技术经验。1941年8月召开自然科学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到会的学者和技术人员达300多人。交流的文章有孙霁东的《边区工业概况》、农学会的《农业调查》、地矿学会作的《边区矿产》、姜齐贤作的《八路军卫生工作》、华寿俊的《边区纤维工业技术》、乐天宇的《边区的植物分布》等篇，探讨边区的经济建设问题。会议通过数十件议案，包括成立专业学会、出版科学杂志、设立科教训练班、帮助改进工农业技术、创立延安气象台等。通过这种学术交流的形式，推进科学知识的传播。
　　边区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1939年成立了光华农场，设置了农艺、园艺、畜牧兽医等科研组，主要进行农作物的品种选育、栽培技术与家禽的饲养管理、役畜选育、兽医防治等实验研究工作，一些实验研究成果在当地推广，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农场还派出技术干部在绥德等地举办植棉和防疫训练班。农业学校、工业训练学校、航空摩托学校等经常举办短期训练班，对县区学员进行科学技术培训。科技工作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因而必须在广大群众中作通俗的宣传和具体的指导。边区政府为了推广科学知识，经常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和实地指导。
　　(四)通过展览会、陈列馆、技术竞赛等形式进行传播。这种方式让广大人民群众能深切感受到科学知识传播的效应。为了传播科学知识，促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进而发展经济，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展览并多次组织展览会，如下表所示：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展览会主要由边区各级政府、教育科研单位、群众团体承办，而且展览形式各异，展示了边区各方面成果，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抗战时期，边区几乎每年都要举行各种展览会，1941年、1943年、1944年三年当中，每年举办大小展览五次，可见边区对展览会的重视。其中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举行的边区生产展览会是规模最大的一次，预先在各分区举办展览会，在分区展览的基础上，选出优秀展品到延安展出，共计展品近7000件。农业类有谷物、棉花、蔬菜、果品、土产、家畜、野兽毛皮等。工业品有纺织品、服装、印刷品、纸张、火柴、肥皂、玻璃、瓷器、硫酸等等。延安《解放日报》连续报道了大会盛况。
　　除了通过这种实物展览的形式宣传和推广了科学技术外，边区还建立了陈列馆来传播科学知识。1941年8月，延安地质学会筹建的地质陈列馆对外开放，向群众介绍边区及全国地质矿产知识、地球的形成及其演变等。此外，通过开展竞赛会的方式，奖励先进，促进科学知识的传播。
　　三
　　陕甘宁边区科学知识的传播发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洋政府时期零星展开。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制定了科学传播的政策，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传播网络，并注意多样化方式的运用，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先，改进了边区工农业生产技术，推动了边区经济迅速发展。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科学传播立足于改进边区工农业生产技术，来促动工农业的发展。抗战前，边区农业生产仍沿用相当原始的简陋技术和工具，耕作方法异常粗放，单位面积产量十分低下。抗战爆发后，在农业方面，边区政府积极宣传科学技术知识，并指导推广兴修水利、增施肥料、选种优良品种、防治病虫害、加强田间管理等一系列农业新技术，推动了边区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逐年提高，粮食总产量由1937年的111.6万石增加到1944年181.7万石(19)。防疫知识的宣传，瘟疫的有效遏制，使畜牧业发展很快，1943年，牛、驴、羊的数量就分别达到22万头、16.7万头、203只(20)。在工业方面，由于科学知识缺乏，边区不但没有机器工业，连手工业也很落后，抗战爆发后，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科技人员通过认真试验研究使科技成果很快转化和应用，如马兰纸的发明、玻璃的炼制、火柴的试验、武器装备的设计等等。到1944年底，工业方面生产的生活日用品之毛巾、肥皂、火柴、袜子、纸张、陶瓷等，已能全部自给或部分自给。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过去在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基础的边区，建立了纺织、造纸、兵工、机器制造、炼铁、制革、被服、火柴、肥皂、玻璃、制鞋及基本化学工业等800多个大小公营工厂，这些工业生产体系的初步建立，对边区经济的发展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改变了边区人民落后的旧思想、旧习惯，形成了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良好社会风气。边区积极宣传医药卫生常识，群众的卫生观念不断增强，对讲究卫生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开始注意洗澡、刷牙、人畜分住、修厕所、采用新法接生等，逐渐改变了一些不卫生的习惯，逐步控制了疫病的流行，降低了人畜死亡率。陕北流行最广的疾病是伤寒，但在1943年该处只收治26名，并完全治愈(21)。同时边区开展了破除迷信运动，在三边开展破除迷信运动中，地委专署奖励了医生崔岳瑞，对破除迷信工作影响极大，定边二区五乡黄儿庄19家中有11家烧了灶神和财神，彻底破除迷信，计划到年底要办到百分之百再不信神(22)。群众生病不再求神，而是主动到医院，如清凉山卫生所，群众在所看病的1月份为72人，3月份就增加到366人，两个月猛增5倍，足以说明群众相信医药，而摒弃巫神了(23)。正如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所说：“祖传的老法已经不行了，必须让位给科学，”“伴随着落后散漫的小农经济而来的人民意识、迷信、旧习等等已慢慢被新的意识、观念、知识所代替”。不仅开化了社会风气，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效果，也激发了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热情，出现了支援抗战的热潮。
　　再次，吸引并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为边区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成为新中国储备科技人员的“人才库”。抗战时期，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很快落实了这一政策，引进了一批科技人才来到边区，他们当中有的是国内高等学校的大学生，有的是国外留学的博士、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有的是参加多年实际工作的专家，有的是自学成才的工程技术人员。据1942年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的不完全统计，科技人员总共有331名(24)。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实际行动传播科学知识，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边区有很好的示范作用，宣传了科学技术，推动科学传播事业。同时带出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据统计，仅延安自然科学院就培养学员达500人(25)，为边区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中国科学传播事业准备了人才。
　　总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克服重重困难，积极开展科学传播工作，大力宣传科学知识，转变了思想观念，开化了社会风气，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促进了边区经济建设，大大改变了边区的社会面貌，这些对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陕甘宁边区的科学传播，为新中国科学传播事业打下了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对今天亦有启示意义。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延安大学教授，延安大学教师)
　　①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②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3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③谢簃：《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1—32页。
　　④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页。
　　⑤武衡：《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第1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32—33页。
　　⑥谢簃：《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⑦谢簃：《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0页。
　　⑧《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
　　⑨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4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24、181页。
　　⑩何志平：《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0年版，第385页。
　　(11)何纯渤：《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梗概》，《资料》第3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52页。
　　(12)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41页。
　　(13)1942年10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
　　(14)刘宪曾等：《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5—356页。
　　(15)1941年9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
　　(16)何纯渤：《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梗概》，《资料》第3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页。
　　(17)谢簃：《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18)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编：《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教育方针政策不分》(上)，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9页。
　　(19)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20)1945年1月4日延安《解放日报》。
　　(21)1944年2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22)何纯渤：《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梗概》，《资料》第7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419页。
　　(23)武衡：《延安时代科技史》，中国学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329页。
　　(24)何纯渤：《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梗概》，《资料》第3辑，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350页。
　　(25)谢簃：《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