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教育，革命战争时期曾设立许多干部学校、讲习所和训练班等。延安时期，党通过开展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培养了大量干部，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得到了有效的贯彻执行，积累了许多干部教育的宝贵经验。因此，研究总结延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政策和历史经验，对于当前加强党员干部理论学习和党性修养锻炼十分必要。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发展历程
　　延安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实践时期。面对新形势，中国革命迫切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干部从事新的伟大斗争。一大批革命青年、进步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探求真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不失时机地创办了各种专业性的干部学校，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军事、组织上的启蒙教育和各种业务教育。延安干部教育就产生于这样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大发展于这段光辉的历史时代。
　　1935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同时，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提出：为了适应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不久，毛泽东也提出：“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新的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并强调指出：为了适应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干部就需要重新学习，重新训练①。1936年6月创办了红军大学，后来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迫切需要千百万革命干部。为此，党中央一方面扩大抗日军政大学，一方面又创办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工人学校等。1939年7月，为了巩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培养华北地区的抗日干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青训班和延安工人学校四校的部分师生组成的华北联合大学在延安成立。7月12日，华北联合大学和抗大开赴敌后办学。不久，为适应边区建设的需要又开办了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行政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八路军医科大学、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军事学院和延安大学等。至此，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培养干部的学校教育体系。同时，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培养干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干部学习的决议。会后成立了由张闻天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的中央干部教育部，加强对干部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从此，从中央到地方掀起了一个普遍的、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在职干部学习热潮。
　　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延安干部学校教育出现了“正规化”问题，不少学校延长学制，尤其在正规化过程中发生了教育与实际脱离、所学与所用脱节的偏差，致使少数干部只会死记硬背马列主义的各项原则和结论，而不会解决实际问题。1941年12月和1942年2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干部学校教育中出现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倾向作了严肃批评，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了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必须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②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具体措施：在教学内容上，强调除了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外，还要教授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把二者联系起来；在学风方面，强调用党中央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去研究瞬息万变的情况，研究周围环境中的各种问题，要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即鄙视那些纵论古今中外，而对周围环境却一无所知的“夸夸其谈”；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必须废止注入的独断的填鸭式，侧重启发和研讨，特别是实习。课堂上不仅应有教师的讲授，而且要有质疑、辩论和解答。应举行定期的实地考察，以补充与印证讲课内容，使学生在处理事物的过程中学会分析、比较、综合的方法，加强对所学知识的信心和致用能力。
　　1942年2月1日，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从此，全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延安整风开展起来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与整风运动紧密结合，学习活动进一步制度化。鲁艺在学习阶段，为了加深对《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精神的进一步理解，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就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和创作是否有错误，所学与所用是否脱节，展开了大辩论。其他学校在整顿学风中，也都根据文件精神来审查实际问题，从而进一步掌握了文件的精神和实质，加深了对《决定》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制订出了本校改革措施，并立即付诸实施。
　　解放战争初期，在陕甘宁边区继续办学的干部学校仅有延安大学、西北党校和西北医药专门学校。这时，延安干部教育面向边区实际，为自卫战争和边区建设服务，以培养边区地方干部为主。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八年建设计划方案》。但这个方案还未来得及执行，全面内战就爆发了。于是，延安大学根据边区教育厅制订的《战时教育方案》精神，又制订了《延安大学战时干部教育实施方案》，提出以理论与实际结合、培养有明确阶级立场与有为人民服务热忱和能力的革命干部为延大教育方针。国民党军队侵占延安后，延大师生在辗转行军途中，在坚持教学的同时，还积极参加反霸、减租、生产、土改等工作，担负运粮、救灾等任务。广大师生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了艰难困苦的考验，提高了觉悟，增长了才干。
　　这一时期，延安干部学校虽数量有所减少，但每一所学校的办学规模相对扩大，而且体制上更加完备。其特点是：办学形式服从于战争环境与革命形势的要求，从短训班式的干部学校发展为革命大学，再发展成为正规的高等学校。
　　从延安时期干部教育兴起的历史背景与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种教育的历史功绩和特殊性就在于：延安干部教育兴起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发展于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革命发展过程中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干部教育确立了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教育内容、教育制度、教育原则和方法，形成了中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模式。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基本模式
　　模式一般是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的式样。在教育学科中，学校教育模式是指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过程之后，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学校教育结构和办学方式；主要由三个方面构成，即人才培养体系(包括人才培养环节和方式)、学校教育体制(包括办学体制和宏观管理体制)和学校教育结构(包括教育的类型结构、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
　　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包括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延安干部教育在经历了长时期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之后，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新型的、能够适应革命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的“干部教育模式”。该模式主要由支撑结构、基本内容、特点和属性等构成。所谓支撑结构，是由抗大式、延大式、党群式和专门学院式等学校类型组成；所谓基本内容，是学校的办学理念、课程内容、办学方式和管理体制等；其特点是教育干部第一、教育形式多样、教学方法灵活以及教育效益显著等；根本属性是干部教育。所有这些体现了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的内容与形式、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即“干部教育模式”是各种各类教育活动的抽象概括，而各种各类教育活动又是“干部教育模式”的具体体现。
　　1.干部学校教育。延安时期，根据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先后创办了20余所干部学校，数量多，类型全。各学校有自己的教育方针，培养目标明确，教学内容具体，办学方向一致；并根据党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和中心工作，坚持改革精神，不断丰富、完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完整的、适应革命战争和党的建设需要的干部教育体系。干部学校教育在较短的时间里，培养出大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高素质人才，为赢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准备了数以万计的领导骨干。
　　从办学目的和培养任务来看，干部教育模式大体上可以分为抗大式、延大式、党群式和专门学院式四种类型：
　　抗大式：抗大式干部教育模式是以抗大为代表，主要培养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高中级军事工作干部。这种类型的特点是：办学思想突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风建设体现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教学内容注重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学校管理实行军事化管理。属于这种类型学校有：陕甘晋红军军政学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医科大学、八路军军政学院与军事学院。
　　延大式：延大式干部教育模式是以延安大学为代表，主要培养各种高级与中级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科学技术的专业人才，具有早期综合大学的性质。该类型的特点是：办学思想体现以适应战争与边区建设需要，培养和提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实际工作干部为目的；教学内容突出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与用一致的基本精神，课程设置注重少而精；学制灵活多样，由短期培训逐步向正规化教育过渡；教学方法实行讲授与以自学为基础的集体互助，同时发扬教学上的民主，提倡质疑问题、热烈辩论的作风，以培养独立思考与批判的能力；在管理方面，校务委员会吸收教员、学生代表参加，实行民主管理，体制上实现校、院、系三级管理。属于这种类型学校有：陕北公学、延安大学。
　　党群式：党群式干部教育模式是以中央党校、女子大学和民族学院为代表，主要培养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以及做党群与民族工作的高中级干部。它的特点是：办学目的以培养做党务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干部为宗旨，学风建设提倡“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教学原则为“少而精、现实、活泼、理论与实际联系”，教学内容注重马列主义理论教育，有的专门培养妇女干部和民族干部。属于这种类型学校有：中共中央党校、陕甘宁边区党校、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与泽东青年干部学校、马列学院与中央研究院、中国女子大学和延安民族学院。
　　专门学院式：专门学院式干部教育模式是以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为代表，主要培养艺术、科技、行政、医卫和新文字教育等专业人才。它的特点是：办学思想体现了为加强边区建设而培养各种专业人才，学院的组织结构是以某一种应用专业为主独立建制，在管理上则主要实行教学机关、科研机关与经济建设等实际部门三位一体领导，专业及课程设置突出实用性和技能性，教学上注重课堂教学与社会实习相结合。属于这种类型学校有：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和西北医药专门学校。
　　2.在职干部教育。在职干部教育是最有特色的一种教育。在延安，教员组织了各种学科的研究会，为在职干部设立了大课堂，为区、乡干部办了各种短期训练班，整个边区变成了一所当时延安最大的、在物质和人力上花费最少的大学校，并且形成了一个普遍的、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干部学习高潮。通过这种教育，使每个干部不但学习文化，更重要的是学习政治、学习军事、学习经济、学习一切有用的东西。从而为党的事业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干部，为边区的建设、抗日战争的胜利和解放全中国准备了干部条件。
　　在职干部教育的类型。延安时期，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各级各类在职干部教育。从教育对象和行政归属来看，可以分为：中央所属的在职干部教育和边区政府所属的在职干部教育。
　　中央所属的在职干部教育对象，主要是中央机关的在职干部，它是在中央干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该教育类型的特点是：教学内容全面，根据干部类型设置课程内容，注重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积极开展理论研究；教学形式灵活多样，设立大课堂、开展大讲演，组织研究会。
　　边区政府所属的在职干部教育对象主要是边区政府所辖各分区和各县、区、乡的在职干部。该教育类型的特点是：培养任务主要是扫除文盲，提高文化水平；教学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以其他三种教育为辅；大力创办各级各类训练班，选送部分干部轮流学习。
　　在职干部教育的方针。延安时期，各级干部既是党的执政方略的制定者，又是党的执政方略的贯彻执行者，也是实际工作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革命和建设任务是否能够顺利地完成。因此，1938年10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干部学习的重要性，并确定在职干部的教育方针：“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③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学习的决议，指出：“为了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扩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巨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地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个实际斗争中来。研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提高工农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文化水平。”④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党中央着重抓了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一个普遍的、系统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干部学习热潮，首先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工厂和部队中迅速开展起来，以后逐步扩展到边区各分区、县、区、乡。
　　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在职干部的学习内容，不仅因干部的文化程度和工作经历不同而有所区别，而且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文化程度低的干部即以学习文化为主，有相当文化程度又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干部则以学习理论为主；解放战争时期在职干部的学习内容与抗日战争时期又有很大的不同。
　　1939年二三月间，中央干部教育部制订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其中把学习对象划分为甲、乙、丙三类，每一类规定了不同的学习内容：甲类主要是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以《联共(布)党史》为必修课；乙类主要是文化水平较高而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以党的建设为必修课；丙类主要是政治文化水平都较低的干部，以学习文化课为主，同时学习党的建设。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发布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总结了六届六中全会以来在职干部教育的经验教训，把在职干部教育的内容，明确规定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和理论教育四种。
　　在职干部教育的制度。在职干部教育之所以经久不衰，乃至成为全党最有特色的教育之一，是与它建立了一套科学的符合干部工作实际和学习要求的教育制度分不开的。具体的制度有：
　　组织领导制度：组织领导制度中一个关键性的制度，就是规定各级行政领导必须带头学习，同时负起学习的领导责任。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⑤《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中规定：“各级行政上的负责同志，除参加同级之在职干部教育指导委员会外，同时须以身作则的按照自己的文化水平，参加一定之班次学习。”⑥
　　分类编组制度：在职干部教育一开始就依据文化程度和工作经验把在职干部分为甲、乙、丙三类，分类开展学习活动，又按行政单位按和类别为若干学习小组，实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⑦这从制度上保证了在职干部每天的学习时间，如果把在职干部的学习完全放到业余来进行，则在职干部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是难以做到的。
　　讲授辅导制度：讲授与辅导，对于在职干部学习十分重要。在职干部教育开始后，规定为甲、乙两类干部设指导员，为丙类干部设教员。但由于能充当指导员的干部缺少，这一制度没有能有效地实行，给学习造成了很大困难。因此，在1939年8月第一次学习大检查后，陆续建立了顾问团、巡回教育站、逐步健全指导员等制度。
　　定期测验制度：《陕甘宁边区在职干部教育实施办法草案》规定：“各级在职干部学习成绩之考查，分下列四种：(1)日常考查。(2)临时测验。(3)学期考试。(4)毕业考试。”⑧这种制度的实行，对于督促在职干部更加自觉地学习起了积极的作用。直到1949年10月26日，西北局还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年终测验的通知》，要求：高级干部的学习情况由西北局组织进行测验，中级干部的测验则由各省委、区党委、市委、地委及边区学委布置进行。
　　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培养了大量干部，顺利地完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转折，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得到了卓有成效的贯彻执行。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也创造和积累了干部教育的许多宝贵经验。
　　第一，坚持“干部教育第一”的教育工作方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渐认识到：“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育任务主要是培养革命干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急需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为此，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苏维埃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大批领导斗争的高级干部”⑩。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的形势和任务摆在全党面前，所以干部教育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情况充分说明，只有把干部教育放在第一位，才能完成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使命。所以，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确定教育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干部教育第一”，即“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11)。这是作为办学的领导机关，从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普通教育等全部教育工作上宏观强调干部教育的重要性。而延安干部学校在贯彻落实“干部教育第一”的教育工作方针过程中，则强调“教育干部第一”。这是延安“干部教育模式”的显著特点之一。
　　第二，坚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办学方向。延安时期的干部学校，是在战争环境中创建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在客观上要求学校的教育与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的党的中心任务相适应。所以，坚持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的办学思想尤为重要。抗日战争爆发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为此，洛川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抗日的教育政策，要求必须“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2)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延安干部学校为解决抗日战争急需各种大量革命干部的要求，以办短期训练班为主，培训时间多则半年，少则两三个月；课程和教学内容立足于实际需要，体现了少而精、学用一致的原则。1941年12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对延安干部学校教育中出现的“正规化”问题进行了批评和纠正。同时，党中央还根据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其他根据地的需要以及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或组建新的学校到敌后根据地办学，或调整、合并一些学校，使延安干部学校教育结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等，更加符合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
　　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无论是教育方针、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组织机构和学制，都是围绕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不断补充，不断改革，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不受任何思想的束缚，以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合边区的工作实际为准绳。正因为如此，延安干部学校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了大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专门人才，不仅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准备了大批领导骨干。
　　第三，坚持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教育与学习。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特别强调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为此他进一步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3)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的孤立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同时，毛泽东向全党干部发出号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做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14)这种对马列主义理论重要性的认识程度，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也是延安干部教育的显著特色。
　　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无论干部学校教育还是在职干部教育，不仅在办学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思想上的指导地位，而且在重视知识和实践技能教育的同时，尤其重视以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主要教育内容，强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学习之后，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延安干部教育的另一项任务。毛泽东说：“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提出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归根到底是干部教育问题。因此，延安时期的干部教育经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干部)
　　①皇甫束玉等：《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纪事》，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9、113页。
　　②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8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④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⑤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⑥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页。
　　⑦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页。
　　⑧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⑩《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11)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