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是党员的本质和灵魂，是党员存在的真正价值。列宁第一次提出这一概念，他指出：“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①。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的政治优势所在。延安时期，党在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在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领导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把培养、训练具有高尚的革命情操、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适应新的革命斗争需要的干部，当做党的干部工作乃至全部工作的一项战略任务。在党员干部培养教育中，突出党性教育是一个显著的特点。通过党性教育，党造就了千百万的革命干部，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延安时期高度重视党性教育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干部教育。而把党性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问题提出来，是在延安时期。1937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强调这些干部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②。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
　　(一)客观形势发展要求加强党性教育。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全国人民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的封锁和武装挑衅。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要战胜困难，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共要培养和提高全党干部在马列主义问题上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就必须形成马列主义思想的高度统一。鉴于土地革命时期党内许多干部不能在思想上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以致“左”倾错误能够在党内起主导作用，而使革命遭受极严重挫折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就开始着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以其最新成果教育党的干部，增强党性修养，统一全党思想，确保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社会性质和党员构成要求加强党性教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是一个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国家，他们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要立足农村，必须向他们中的优秀分子敞开大门，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在党的建设上一个特殊问题，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党内占多数。据统计，党的五大时，工人成分的党员占党员总数的50.8%，农民占18.7%。一年之后，党的六大时，工人党员占10.9%，农民占76.6%。党的六届二中全会时，工人党员仅占7%③。当时，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毛泽东认识到：“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通过长期实践，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找到了思想建党的新路子，也就是在党内加强马列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意识教育，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长征结束后，为了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的要求，党的组织吸收了大量先进的工农分子和知识青年⑤。为此，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这批干部进行党性教育，以造就高素质、忠诚于党的干部队伍。
　　由于这些党员来自不同方面、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参差不齐，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违反党性的倾向，如某些党员有“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的状态”、“独立主义”与“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⑥。如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在组织上自成系统，反对集中领导；在思想意识上，是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⑦。为此，中共中央指出：加强“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绝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⑧。为纠正上述错误，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党性教育。
　　(三)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正确走向未来也必须加强党性教育。革命时期要对党员加强党性教育，为保证革命正确走向未来仍然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延安时期的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把学习马列主义提到中国革命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他指出：“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⑨。
　　基于上述几种情况的考虑以及党的历史经验，延安时期，党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尤其是干部的党性教育，以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
　　二、延安时期干部党性教育的主要内容
　　1.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即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能否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是衡量党员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如上所述，中国共产党是在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合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因此，毛泽东始终特别强调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认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⑩。为了把理论教育引向深入，党中央把5月5日马克思诞辰定为“学习节”，要求干部每天坚持学习两小时。在延安，党进行理论教育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武装党员的头脑。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向全党发出学习的号召，要求：“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的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的宣传毛泽东思想；为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11)可以说，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在各抗日根据地得以普遍地推广。无论干部学校教育还是在职干部教育，都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训练干部。
　　2.政治教育。一般是指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194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规定：“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12)对一切在职干部都必须给以政治教育。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要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以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时事教育主要是学习延安出版的《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和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中共中央的文件，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发表的一切政策、法令等。政策教育主要是指对党员进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教育。延安时期，我党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但是，当时有不少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经常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为了克服错误认识，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各党校、在职干部教育培训班以及党领导的各种干部学校都将党的政策和策略纳入干部教育计划之内，并作为党性教育考察的重要标准。
　　3.党的纪律教育。延安时期，先后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党经常处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如果没有必要的集中，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意志，战胜敌人。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核心的党的纪律，并指出：“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13)在加强纪律的同时，我们党仍十分重视党内民主，并将其作为调动各方面干部积极性和主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在党性教育中，党倡导民主生活教育，将其纳入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毛泽东曾就此指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关系，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这样才能做到：一方面确实扩大党内的民主生活；另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极端民主化，走到破坏纪律的自由放任主义。毛泽东曾提议各地对此点进行教育，在党内、在党外，都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指出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真正做到两条原则：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并且，毛泽东认为：如果没有“言者无罪”一条，并且是真的，不是假的，就不可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14)。
　　4.党的宗旨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曾经指出：“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15)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对“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了深层次的论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16)在整个抗战过程中，宗旨教育在各根据地和各干部学校得到较好的贯彻，培养了大批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干部。如延安时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张思德，无论从事何种工作，他都能做到兢兢业业，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完成任务准确无误。他因公牺牲后，毛泽东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亲笔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演，对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作了高度的评价，说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7)几十年来，张思德的名字同“为人民服务”这一光辉口号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5.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延安时期是战争年代，人的生命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如何培养广大党员干部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献身精神，事关革命事业的成败。对此，毛泽东提出：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决心(18)。与这种精神一脉相承，朱德提出：“共产党员的党性表现在哪里，我说，就应该表现为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三个方面的英雄主义，三个方面的模范作用。”(19)号召在军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中间，大力开展革命英雄主义运动。
　　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实质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应率先垂范，带头加强党性锻炼。陈云指出，党的政治影响越是扩大，党的威信越是提高，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对于我党高级领导干部的要求就越来越多。因此，高级领导干部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的一举一动，都必须给人民群众一种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信仰我党，更加敬重我党。在这方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无论是在军队工作、政府工作，还是在做统一战线工作中，都能以身作则，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为广大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当时，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深入调研，写出了《出发归来记》，谈自己加强党性修养、进行自我改造的深切体会。朱德在谈到增强党性、转变立场时更是深刻感人。他说：“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20)。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加强党性修养，严于剖析自己，加强自我改造，对全党起了表率和推动作用。
　　当然，加强党性修养，最根本的是使党员干部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此，陈云作了深刻的阐述：“一个愿意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人生观。”(21)这是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从他们的阶级觉悟中，从他的实际革命锻炼中，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中，深刻的认识到，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实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样，才能终其一生，为他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陈云在延安马列学院讲课时还对奋斗到底作了解释，他说，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底”，就是“死”，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
　　总之，这一时期我党干部教育尤其是党性教育在培养、锻炼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优秀干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干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三、延安时期干部党性教育的几点启示
　　延安时期的干部党性教育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效，而且还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当前和今后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发展，对于进行党性和理想信念教育都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和历史启示意义。
　　第一，党性教育必须为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即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延安时期，党性教育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来展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从革命事业的实践需要出发，确定教育的内容。当时规定：一切教材中任何包含主观主义与党八股的东西，均须严格的加以清除或批判。要求政治思想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教育、时事教育和政策教育，改变了过去脱离干部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的状况。党性教育的上述变化，使党员干部增强了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能力，改变了过去种种形式主义的做法。今天，全党面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党性教育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服务大局，紧密联系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实际及党员干部的思想实际，开展学习，学以增智，学以修身，学以致用，切忌将理论学习庸俗化，防止走过程、搞形式主义、喊口号，切实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
　　第二，党性教育的核心是提高全体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政治思想素质。也就是说，要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对党的“忠诚度”和对党的事业“执著度”。延安时期，党始终高度重视对各级党员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政策教育和党内民主生活教育，其目的就是使党员干部自觉接受党的理论、严格执行党的政策与策略、维护党的团结。实践证明，这一时期党性教育很成功，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与当时相比，今天的国情、党情、世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党性教育核心仍是培育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和对党的事业的执著度。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如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个人。还有少数干部把对党的忠诚变成对某个人的效忠，培植个人亲信、搞人身依附关系等等。针对这种现状，培育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和对党的事业“执著度”，首先应加强理论学习，尤其是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学习。理论上的认同是共产党员对党忠诚的思想基础。党员干部如果对党的理论学习不够、理解不深，甚至产生怀疑和动摇，对党忠诚就失去了根基。同时，加强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学习，使党的各级干部自觉地加以执行，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这是领导干部从政之基，也是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度”和“执著度”的具体体现，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
　　第三，党性教育的根本是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本质特性，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2)当时，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与广大党员干部忠诚地履行党的宗旨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强调加强党性教育，使党员干部忠诚地履行党的宗旨，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为了使党的干部能够自觉履行党的宗旨，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当通过各种有效的教育方式，克服以下几个方面问题：第一，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者漠视人民的利益，不关心群众疾苦，当官做老爷，颠倒了自己同人民群众的位置。这是背离党的根本宗旨的一个重要表现。第二，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根本对立的。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干部宗旨教育，不仅要从理论上让干部认识到履行党的宗旨的重要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党员干部要多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体验实际生活、了解民生疾苦，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自觉地克服、抵制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忠诚地履行党的宗旨，永远同广大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
　　第四，党性教育的关键是党员干部要讲党性重操守做表率。延安时期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按照党性修养的要求，切实提高自己的党性水准，率先垂范，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群众，形成了抗大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等，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为全国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级党员干部是党的各项任务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在党联系群众中起着无法替代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员干部的言行代表了党的形象。从党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干部教育史来讲，党员干部既是党性教育的领导者、推动者，也是参与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他们的党性，他们的修养好不好，这不只是个人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广大群众，影响到党的声誉。因此，新时期开展党性教育，一定要全体党员参与，领导干部率先垂范。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科研管理处副处长、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教学管理处处长)
　　①《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③赵生辉：《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2、79、8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⑤从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可见，当时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吸收党员。而且实际上，1937年至1940年中共党员人数从4万增加到80万。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146页。
　　⑧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4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7页。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1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2—24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1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18)《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19)《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9页。
　　(20)转引自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21)《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7页。
　　(2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