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落脚西北革命根据地。面对外有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妄图吞并全中国；内有国民党反动派依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决心在西北弹丸之地将共产党和红军斩尽杀绝的困境，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在民族抗战事业中的巨大作用，把争取人民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定不移地同党站在一起，做我们的坚强后盾和力量之源，作为一项政治方针提到全党面前。毛泽东明确指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如果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们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够迅速地完成”①延安时期，我们党这种顺民意、得民心、靠民力的努力，集中体现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追求；对自己所从事的民族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始终不渝地增强党性修养、培养良好作风，事事、时时、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对各级领导干部就是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勇于牺牲，不做特殊公民，在群众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因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涵，是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也为今天执政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体现在以拯救民族命运为己任，果断调整政策和策略，义无反顾地站在抗日斗争第一线，成为民族救亡的中流砥柱
　　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停止同国民党的内战，共同御侮，挽救民族危亡。这是关乎民族利益的大局，也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和热切愿望。谁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旗帜鲜明、义无反顾，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爱戴和拥护。
　　遭到重大牺牲的中国共产党，找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个落脚点，几乎是在立足未稳之际就于1935年12月召开了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摒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毛泽东指出：“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②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举起了统一战线的旗帜，而且高举抗日大旗，东征抗日，在与阻拦红军抗日道路的蒋介石、阎锡山军队激烈战斗之后，红军为顾全大局，主动撤回陕北，发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通电时，全国人民清楚地看到活生生的现实，赞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是“抗日救星”。人心归向共产党。
　　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我党首先向蒋介石派到西北剿共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做了大量统战工作。1936年4月9日，当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天主教堂首次秘密会见时，张学良听着周恩来的发言，深深地被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很快达成了口头协议，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形成了。1936年12月，当坚持反共内战的蒋介石亲临西安，严令张学良、杨虎城所部进剿红军时，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受到共产党的感召，以非凡的勇气发动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强烈要求联共抗日。
　　西安事变的爆发，虽然使国内形势变得异常错综复杂，但终于给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直接对话的机会。当中共代表周恩来带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使命来到西安，直接面陈已经成了阶下囚的蒋介石时，使他十分震惊。他没有想到被他“围剿”了多年的共产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捐弃前嫌，并拥戴他为抗日领袖，国共合作携手抗日，共赴国难。面对共产党人的宽容大度，蒋介石除了答应条件，已别无选择。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用正确的策略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巧妙而稳妥地将十年内战的车轮推上了抗日民族战争的轨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使全党认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中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有生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党中央、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③。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总之，就是共产党人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一切政党、阶级、阶层和人民大众，增强民族统一战线的凝聚力，成为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坚。
　　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及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劣势装备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以自己对中华民族的赤胆忠心、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感天地、泣鬼神，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实现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成熟，成为人民群众爱戴的坚强领导核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特殊国情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克服先天不足，通过自身建设，打破教条主义枷锁，走向成熟，始终是党发展的重大课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和残酷的斗争，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这个影响自身发展的重大课题，否则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失去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延安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由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基本克服了党内的右倾错误，毛泽东抓住历史机遇，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项伟大思想建设工程，第一次鲜明地提到了全党工作日程中，并进一步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④
　　实践证明，共产党人在民族战争中先锋模范作用的实现，不良作风的整顿和优良作风的形成，需要不断加强党的建设。1939年10月，毛泽东为在延安创办的《共产党人》杂志写了《发刊词》，明确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塞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在中国革命中的独特作用：“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⑤
　　在全党高级干部开展深入广泛的学习运动的基础上，1942年2月，一场以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从而影响全民族，只要有了全民族一切进步力量的支持，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战胜的。
　　我们党从六届六中全会开展学习运动，进而发展到全党整风，到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讨论形成统一认识的决议结束，长达7年的党的建设达到了预期目的。党终于走出了狭隘、幼稚，冲破了教条主义的牢笼，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并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群众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延安整风的成功，在党的七大上得到集中体现。历史已经证明，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思想正确，作风正派，手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两个精良武器，又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战胜内外一切反动派，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密切联系群众，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党同人民的命运和利益是一致的，必须密切联系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延安时期，为适应抗战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及时调整了苏维埃时期的政策，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同时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对工商业者的政策等。为了使经济落后、自然条件恶劣的边区人民休养生息、减轻负担，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争取外部的支援，当外援断绝的时候，又大力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通过自己动手，实现丰衣足食。
　　在文化极端落后的陕甘宁边区，要让共产党的主张得到人民的支持，当然要靠具体的施政纲领、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靠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更要踏踏实实地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因此，必须教育我们的党员干部和各级政府，处处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出个样子看一看。延安时期，我们党树立了白求恩、张思德两个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成为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白求恩是一位外国医生，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华北抗日前线，以对同志极端热忱、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抢救、医治了无数八路军指战员的生命，直至以身殉职。他的崇高品质，感动了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他去世后，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张思德是中央警备团的一位普通战士，随生产小组去安塞石峡峪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一位普通警卫战士的死，引起了党的领袖的高度关注。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开追悼会，什么时候开告诉我，我参加，要讲话。1944年9月8日在追悼张思德的大会上，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把一个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典型树立在全党全军的面前。死亡固然有其偶然性，但毛泽东以张恩德为典型，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把他长期的思考讲出来，就有其必然性了。他就是要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灌输给全党全军，进而确立为党和军队的唯一宗旨。
　　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树立了吴满有、赵占魁两个英雄模范典型，并开展了吴满有运动和赵占魁运动。吴满有是延安吴家枣园的农民，他把对党和政府的热爱化为辛勤劳动，年年多打粮食，多交救国公粮，成为边区农民生产致富的一面旗帜和特等劳模。赵占魁是边区农具厂的一名工人，爱厂如家，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了优异的成绩，被推选为边区参议员和特等劳动英雄。边区相继开展吴满有、赵占魁学习运动，不仅推动了边区的经济建设，而且倡导了勤劳致富、战胜困难，用实际行动支持抗战的精神。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人格魅力，感动了边区的农民和工人，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1942年，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隆重表彰了延安县、南区合作社、三五九旅三个先进集体，王震、习仲勋等22个军队和各级领导干部中的优秀个人。他们分别获得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的锦旗或奖状。1943年和1944年，边区召开了两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党中央特意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设宴招待劳模，毛泽东发表了《组织起来》的讲演，对这些“人民的领袖”在大生产运动中所发挥的表率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些优秀干部和英雄模范，是共产党在群众中的优秀代表，他们的言论行动，群众真切地看在眼中，也看到了希望和未来。同时，也使共产党员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相信人民群众有无穷的创造力，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任何敌人也压不倒中国共产党人。
　　毛泽东认为，人民是上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有人总结毛泽东一辈子不贪钱、一辈子节俭度日、一生用兵如神、一代“读书破万卷”的书圣、一生与人民心贴心。特别是一生与人民心贴心这一点，在毛泽东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充分。在延安凤凰山麓阴暗潮湿的李家窑居住时，为了不给群众添麻烦，几次拒绝搬到吴家窑住。在杨家岭居住时，他帮助群众打了三眼水井，解决群众吃水难的问题；帮助贫苦农民杨再孝娶媳妇的事情至今仍在群众中传颂。在枣园居住时，帮助村里办学校，让中央医务所为周围群众看病，并亲自为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祝寿，都永远留在了人们美好的回忆中。他在接见去东北工作的同志时，谆谆告诫要处理好“种子”和“土地”的关系，叮嘱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在人民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领袖爱人民，人民拥戴领袖。延安人民给他送“人民救星”的牌匾，从心底深处唱出了“东方红”的不朽歌曲，就是最好的证明。
　　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体现在党的领导人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不做特殊公民，为全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在长期艰苦复杂的斗争历程中，一批堪称民族精英的优秀共产党员脱颖而出，最终在延安形成了一个具有崇高威望、受全党拥戴的领导集体，即在党的七大确立为五大书记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体现在他们身上的高尚品格和人格魅力，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毛泽东的精神风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凝聚，最突出最具本质意义的是他爱国爱民的思想，其核心是勇于探索，开拓创新，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勇于牺牲精神。他特有的人格魅力感动了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也影响了全党的精神风貌。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以他的牺牲精神和以身作则最为感人。在白色恐怖下闹革命就意味着牺牲，没有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就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一大代表，不仅自己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还动员家庭成员投身革命事业。结果，他爱人杨开慧、大弟弟毛泽民、小弟弟毛泽覃、堂妹毛泽健、侄儿毛楚雄，先后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10个亲生儿女中，丢失、夭折的就有6个。朝鲜战争爆发后，他送长子毛岸英出征，牺牲在朝鲜战场，可谓满门忠烈。
　　毛泽东在工作上常常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至今凤凰山旧居中陈列的小火盆、杨家岭陈列的小油灯、枣园窑洞里陈列的生铁条，依然给观众讲述着他忘我工作的故事。他生活上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卫士贺清华管理他每个月3元的菜金，大有“贼来不怕客来怕”之感。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重庆，蒋介石出8万元招待陈嘉庚；陈嘉庚访问延安，毛泽东则花2毛钱的调料费和他共进晚餐。其结果是原来正统拥蒋的陈嘉庚意外地倒向了共产党。有人戏说：“蒋委员长吃走了陈嘉庚，毛主席吃来了陈嘉庚”。看来餐桌上也有风云变幻，筷子头下也有政治。他穿着补有大块补丁的衣服开会、讲课，使人无不感佩和崇敬。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不仅使自己的同志由衷地赞许，而且感动了许多外国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在保安首次访问之后，二人成了终生的朋友。白求恩和他只见了一面，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会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斯特朗访问后，称赞他是一个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在谈笑中就会揭示一个现时代的伟大真理。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源于他的理论和实践，源于他的品格和功绩，也源于他的个性特点和独到的思维方式。有人评价毛泽东最大的长处，在于学习了一套实在管用的思想方法而且生动地教会了他的政党和他的军队，所以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他最精粹的思想方法用一句话说就是：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此语就是指路灯，是最为典型的思想方法，谁学会了这一条，谁就足以走遍天下。
　　维护大局、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是刘少奇高贵的品格。他在实践中痛感过去“左”倾错误的危害，在全党率先提出要系统清算在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路线错误。为此，他先后发表近30篇文章并给中共中央连续去信，深刻分析十年“左”倾错误在白区工作中的“八股化”和机械服从、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给党造成的损害。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指出这种错误的根源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在1937年5月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批判十年来全党所坚决执行，并坚信为正确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历史传统，提出在党内必须克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虽然受到了与会同志的批评，但毛泽东支持他，称赞刘少奇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1937年7月底，北平、天津刚刚沦陷，党中央还没有对各地党的工作作出安排，刘少奇就指示，华北各级党组织在平津附近及日军后方，“普遍发动游击战”，“组织志愿兵、自卫军等。在战区准备建立战地委员会等抗日政权”，不失时机地把党的工作从国内战争转到以抗日游击战争为中心的民族解放战争轨道上来，创造性地贯彻毛泽东关于八路军要在敌后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成功地开辟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继北方局开创了工作的新局面之后，他又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先后赴华中局、中原局主持工作，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抵制、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所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开创了新局面。他服从工作大局，维护党中央的团结统一，在实际工作中展示了其雄才大略的领导风范。在党的理论建设、作风建设和党性修养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建树。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教育了几代人，至今仍然对党的建设和党校教育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恩来是一位集人类的传统美德和共产主义精神于一身的伟大人物。成为职业革命家后的周恩来，在大风大浪中、艰苦环境中，不仅锤炼成吃苦耐劳、一丝不苟、严谨细密、谨慎周到、精益求精、紧张高效的工作习惯和作风，而且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处处以身作则，事事率先垂范。他身上体现出的务实精神、奉献精神、公仆精神、严细精神和修身精神，值得人们永远学习。
　　1943年，周恩来在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领导南方局同志整风学习时，曾为自己制定了《七条修养要则》，它是周恩来总结参加革命20多年对自己的严肃认真的检查，形成的关于改进工作方法，加强党性修养的珍贵文献。1943年7月，他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全党的整风学习。11月，他在学习会上连续作了五天回顾革命斗争历程，总结自己从事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的报告中说：“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即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这是他对《要则》第一条“加强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⑥的深化和补充。
　　《要则》中，有两条是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他说，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重要的武器”中，“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从自我批评开始”，因为“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应该反过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⑦。
　　八年抗战中，周恩来以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才能，从事特殊的工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长期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多少次出生入死，多少次艰难复杂的谈判斗争，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和非凡才能。他能把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巧妙地表现在一个很得体的概念中，常常使他的谈判对手既敬佩又恨他怕他。美国特使马歇尔曾说，周恩来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难对付的谈判对手。
　　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克勤克俭，清正廉洁，是朱德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的体现。“人民的光荣”，这是1946年12月1日朱德60寿辰时，毛泽东赠给他的贺词。刚刚从外地返回延安的周恩来也给朱德送来一篇热情洋溢的祝词。刘伯承、邓小平、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也纷纷发来祝词，赞扬朱德的革命功绩和高风亮节。可是，朱德在一片赞誉面前，是那么谦逊，总是把功劳归于群众，归于党。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我们切不可居功。群众风起云涌，烈士牺牲生命，如果有功，功是他们的。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我，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⑧他反复指出：中国的工人、农民在革命战争中流了许多血，世界上晓得中国的工人、农民英勇，但不晓得他们那样多名字，那样多详细的事迹，有时就记住了他们的领导人。这是以领导人来代表中国的工人、农民。比如我是总司令，有时把我当做他们的代表，把他们的功挂在我的名字上，如果我因此就夸功，那岂不可笑。不经过工农群众，哪里来的功!朱总司令的现身说法，是对陈云在七大的发言“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的最好诠释。
　　朱德严格要求自己，不做特殊党员，也为大家所敬佩。有一次，党小组长李树槐看朱德工作繁忙，没通知他参加党小组会，后来朱德知道后批评说：党组织中不应该有不参加组织生活的特殊党员。我不能参加，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就是不尊重我的党员权利。生活上，他同大家同甘共苦，执行统一的伙食标准。司务长看他年纪大了，工作又辛苦，买到好一点的菜总想给总司令单做点，却被朱德所拒绝。吃饭时，若发现自己的菜和食堂的不一样，就把菜倒在大锅里与大家分享。在篮球场上，他同年轻人争抢在一起，在棋盘上，同对手杀得难分难解。“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不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续范亭的这首诗就是对朱德精神风范的真实写照。
　　任弼时的骆驼精神有口皆碑，这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任弼时正是这样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人民的优秀共产党员。党的七大之前，他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病。党中央一再要他注意休息，但他始终带病工作，常常把自己的病情置之度外。他是“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人”的“三怕”干部。他经常教育身边的同志：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肩负着革命的重担，能坚持一百步，就不应该走九十九步。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任弼时用自己的毕生精力践行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在实际工作中，任弼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凡事注重周密调查、精心研究。为了获得土改情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顾严重的高血压病，坚持到米脂县杨家沟周围的三十几个村庄进行调查，详细了解农民对土改的意见，对于纠正土改中存在的问题，使土地改革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推选39岁的任弼时进入了中央书记处，成为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的最年轻的同志。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全党一致选举他进入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成为五人书记处成员之一。1950年10月，共和国成立一年之后，任弼时就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而倒下去了，年仅46岁。任弼时的一生，无愧为党的骆驼，人民的骆驼的光荣称号。《骆驼之歌》寄托了人民永远的怀念与崇敬：“穿过岁月的风风雨雨，走出沙漠的坎坎坷坷；奔向疆场的硝烟烽火，塑造英雄的高尚品格。情系百姓你辛勤耕耘，竭诚为民你默默播种；功垂千秋，英雄一生，爱洒神州，丰碑永恒。”
　　延安时期还有曾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长期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等。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成了无声的命令。广大干部，群众争相仿效、追随，使延安形成了极大的凝聚力。数以万计的爱国热血青年投入延安这个大熔炉，很快就把自己锤炼成坚硬的钢铁，一批批奔赴抗日战场，为民族解放事业建功立业。延安那个火红的年代，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给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永难忘怀的思考。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⑦《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99页。
　　⑧《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