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魅力是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能吸引人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给人以精神鼓舞，让人以选择和效仿。毛泽东和彭德怀，这两位湘楚文化孕育出来的关系最为特殊、命运最为相关、性格最为鲜明的党的领袖，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出生于旧中国农民家庭，有共同的信仰和追求，勤于学习，求真务实；对共产主义事业无比忠诚；心系人民，对人民群众有无限的热爱；廉洁俭朴，始终保持自律作风，等等。今天，缅怀延安时期毛泽东、彭德怀的丰功伟绩，从他们身上来感受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无穷的人格魅力。
　　勤奋学习，求真务实
　　毛泽东一生爱好读书，把读书作为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把读书学习作为生活中的第一需要。据当年与毛泽东一起行军过的刘英回忆，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的书如饥似渴。战斗中，抓紧大的间歇读书；宿营后，坐在油灯下专心读书；生病了，躺在担架上还在读书；红军到了毛儿盖，一时没有东西吃，饿着肚子，他仍然在坚持读书。读不到书的时候，毛泽东称之为“知识十分饥荒”。1947年从延安撤退时，在精减行李中，别的东西丢下很多，唯独舍不得丢书。有些书就是这样被毛泽东从陕北一直带到了北京城。
　　在当时的战争条件下，能读到书并非易事，想读到好书更是难上加难。因此，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十分爱惜书，往往是兵马未动，书箱先行。进驻延安以后，毛泽东广泛地收集马列主义的书籍。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也为了从理论上清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他集中精力，发愤攻读马列主义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他把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用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他学习的基本经验是：首先，学习的目的一定要明确，那就是为了应用。其次，学习的方法一定要对头，那就是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再次，学习的态度一定要老实，那就是诚实和谦逊，在头脑中生根。
　　同样，读书、不断的学习也是彭德怀革命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彭德怀在入党前只读过有限的几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到1933年，用彭德怀的话说：“当时我也是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武器!”①这年秋天，毛泽东亲自选了列宁的两本书送给彭德怀读。从此以后，书便成了彭德怀的常客和伴侣。即使在战火纷飞、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不管是延安时期和转战西北，还是抗美援朝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书始终陪伴他，经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在运用学习成果方面，彭德怀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学文化不是为了学几个字记豆腐账，而是为着学一门本事为人民担责任，学出一个好脑袋为人民想点问题。
　　毛泽东、彭德怀崇高的品格共同点，反映在他们调查研究的作风上，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注重调查研究。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将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精要与国情相结合，突破狭隘经验论与教条主义的局限性。
　　毛泽东一生随时随地都忘不了作调查研究，他经常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亲自实践，做社会调查，取得第一手调查材料。他一生中许多不朽的论著和他许多战略决策，都是他调查研究的结果，都是他经常不断地亲自深入到实际中去作调查，得到了第一手材料，日积月累，经过分析研究后作出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
　　遵循实践标准，坚持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考察和了解问题、解决问题，也是彭德怀的一贯作风。在战争年代，为了能够准确无误地实施作战计划，彭德怀从不满足于从电话里和地图上了解情况，总是尽可能地亲自进行一些侦察。因此，他经常亲临前线，实地察看地形敌情，以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反复告诫各级指挥员：“带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②“光靠地图是指挥不好战斗的。只有迈开双脚，走上第一线，真正洞察敌我情势，才有指挥权。”③1947年，在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的陕北战场上，他指挥只有敌人兵力十分之一的西北野战军，在人力物力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的那样得心应手，连战皆捷，痛快淋漓。这是同他勤于亲临前线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又善于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密不可分的。战争年代的彭德怀敢于横刀立马，能征善战，所向披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注重亲临战场调查研究，善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乃是其中之重要原因。
　　追求真理，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的革命精神是他人格的重要闪光点。自学生时代起，毛泽东即立志以“改造中国，改造世界”为终生奋斗目标，未尝一日稍懈。他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曾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④毛泽东在大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同我们党一起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在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前，他没有低过头。他始终如一地保持坚定的革命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国内一时“亡国论”甚嚣尘上，说什么“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对此，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针对一部分人的“恐日”心理，毛泽东以坚定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华民族无数英雄儿女正是在这种精神感召下慷慨赴难，精忠报国，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由于蒋介石有美帝支持，在人力物力上占有明显优势。在这种强大的压力面前，有人害怕了，不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则无所畏惧，顶天立地，毅然决然地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反蒋自卫战争。1946午8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并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的观点看，真正强大的，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这个著名论断和科学分析，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几十年来已深入人心，老幼皆知，激励人民满怀信心地去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压服。毛泽东的彻底革命精神，不仅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显示了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民族精神，同时也显示了毛泽东人格的巨大力量。
　　出身贫寒的彭德怀从小饱受寒苦和磨难，痛恨人世的不平，闹翻身求解放的意识强烈，这是他追求真理、勇为前驱的主要源泉的基础。他曾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概括过自己参加革命前的经历。北伐战争中他找到了党的组织，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等马列主义著作，使他真正找到了工农翻身、民族解放的锐利武器和正确道路。
　　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不久就指出：“井冈山是乌云满天中的一颗明星，是湘鄂赣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指路明灯。”⑤他坚信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而他衷心地敬佩，真诚地信赖毛泽东，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同时，他又始终把毛泽东放在是人而不是“神”的科学位置上看待。因此，他早在40年代中期就针对党内已经反映出来的某些不能科学看待领袖的现象提出批评，并非常有见地的讲，拥护毛泽东不在“拍掌”上，更不要去“捧场”和“盲从”⑥。这不是彭德怀一时的冲动之言，而是他追求真理，忠于事业所必然表现出来的政治的严肃性与历史的自觉性的绝好反映。追求真理而远见卓识，坚持真理而勇为前驱，这是彭德怀政治品格的逻辑。
　　热爱人民，为人民事业奋斗终生
　　在毛泽东人格思想中，有一个占重要地位的概念——“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屡次告诫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相信群众，要依靠群众，要组织群众，要发动群众。逝世前，他在病榻上几乎一字不差地再次重复了44年前他就说过的这样一段话：“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⑦，(他还另外加了三个字：“包括我”。)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⑧这是他对全党和全国干部的要求，也是他的处世箴言。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里是共产党人的本色，而与众不同的是作为一位人民的领袖，关心群众疾苦，把人民群众作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却成为毛泽东人格气质的内在部分。这是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的关键原因，也正是他的一生具有人民性的根本因素。
　　从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来说，毛泽东认为，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它永远只是人民群众的一小部分，不依靠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就会落空。由此他多次讲过，党和党的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同鱼和水、游水的人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和游水的人都离不开水，党和党的干部也离不开群众。他在党的七大所作的闭幕词《愚公移山》中，将人民比喻为至高无上的“上帝”，誉为革命之“本”。因此，对于人民来说，共产党是“向导”，而不是“物”；是“先锋”，而不是主宰；“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他曾屡次告诫：“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并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作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显著标志之一”。在毛泽东看来，党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必须以“人民”为轴心，它的政治功能不能超出人民由“奴隶”上升为“主人”的范围。毛泽东的这种人民群众观，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人民谋求解放的真理，是民族精神的时代精华。也正是以这种群众观作指导，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组织人民群众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同样，作为贫苦人出身的彭德怀而言，他始终抱有一种信念，那就是人民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是人民的儿子。在彭德怀看来，历史譬如奔腾而下的江河，人民便是滔滔东去的江水，自己只是沧海之一粟，人民中的一分子，离开人民群众我们便一事无成。领兵打仗也和做别的事情一样，“我们打仗必须集中全军的体力、智力与人民的一起努力，才能打胜仗。”⑨在陕北时，部队断粮断水，老百姓把仅有的救命粮、救命水送给干部战士，他们自己却心甘情愿地忍受饥渴的熬煎。我军组织大部队伏击，老百姓严密封锁消息，让敌人变成了聋子和瞎子。战斗打响后，上阵地抬担架的民工也拿起刺刀、手榴弹与敌人拼搏。所有这些都说明，“没有人民，中国革命哪会有今天的局面”⑩。全国解放以后，他又一再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就是人民的胜利，没有人民，我们这个队伍就不能存在。人民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所以我们的国家政权叫做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叫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叫做人民政府，法院叫做人民法院，等等。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彭德怀将这种对人民的认识和态度付诸实践，就是时时处处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他自从懂得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11)后，便认定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就是人民的事业，人民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和创造性源泉。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彭德怀多次告诫身边的干部战士“人民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我们要爱护人民，保护人民”(12)。纵观他的一生，都是忠心耿耿地尽着人民儿子的责任，为爱护和保护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人民的儿子自然同人民血肉相连，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对人民的疾苦像儿女对父母般关爱。他从贫寒的农家外出谋生，由湖区堤工、旧军队士兵成长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战士，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父老乡亲，始终同人民群众血脉相连、心心相印。“带兵须爱兵”(13)，这是他戎马生涯几十年的一个治军之道。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他与干部战士同甘共苦，打仗精心策划。首先就是“让士兵少流血”，生活上始终保持与兵士“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习惯，宁愿自己挨饿也不叫战士少吃，甚至部队供给部规定的每月生活补贴也坚持不要。长征路上他把自己的骡子让给伤病的战士用，转战陕北的沙家店战役中，他将四斗小米全送给战士而自己却以粗糠充饥，在革命战争中，不论率领部队征战到哪里，他都是先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情况，然后或安排身边的工作人员给哪家送点米，或让医生去哪家看看病人。一次，他与农户王老汉拉家常时了解到，这个庄稼汉至今只吃过一次肉，他被深深地震动了，即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废除田赋制，改行按地租所得的累进税制，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1947年7月，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进驻靖边的张家畔。当地物资奇缺，战士和机关干部只能吃黑豆、玉米和粗糠，还要抽空挖野菜充饥。彭德怀自从撤出延安后就主动宣布取消小灶，生活上和战士们一样，他因患慢性肠炎，经常便血，司令部负责生活的同志多次提出帮他恢复小灶，他坚决不同意。一次，司令部同志派人到集市上买了条黄瓜帮彭德怀改善生活，结果受到他的严厉批评，说“你关心我的身体是好心，我感谢。但是，眼里只有司令，没有群众，这是大错误。”又说“我已说过，不吃小灶，大灶吃啥我吃啥。司令员和战士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人民的公仆，应遵守官兵一致的原则，领导干部决不能搞特殊，脱离群众。战士们能吃到黄瓜吗?不能。战争打得这么苦，二纵过沙漠时，就渴死了人。此后，同志们天天吃的是从泥沙里生出来的黑豆芽，须根有一寸多长。你应当首先想到给群众改善生活。老百姓的负担已经够重了，多花人民一分钱，都是犯罪。”(14)并马上组织部队把晋绥人民送来的口粮尽量节省一些下来支援老百姓。在那段日子里，他每顿都少吃半碗饭，经常对身边劝他多吃一点的同志说，部队缺粮时老百姓想到我们，现在他们缺粮断炊了，我们也要替群众想一想。每逢部队改善伙食时，他总是坐在桌前吃不下饭，自言自语：“什么时候全中国老百姓都能吃上这样的饭菜呢!”(15)这颗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到全国解放后一直依然如旧，时时挂念着人民的冷暖，不顾个人的安危和荣辱坚持为人民呐喊，直到生命的尽头依然表示“我要顽固到底”(16)。可以说，彭德怀终其一生，无时无地不心系人民，他是中国人民最忠诚的儿子。
　　始终保持严于律己，廉洁俭朴的作风
　　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洁身自廉，其自律的人格作风堪称一代楷模。毛泽东严于律己表现在他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告诫全党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凡他认识到错了的，他都做了改正，并且他还立下了一大志愿，就是他最后写一部书，把他的一生写进去，把他的缺点、错误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他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他的这一志愿虽未能实现，但知错必改的精神还是昭然在目的。
　　毛泽东严于律己的又一表现，是他的俭朴。他的俭朴达到了非常惊人的程度。他进城几十年始终保持着“老八路”的作风。他那里外白布的被褥，用块布包起来的麦皮枕头，补了又补的睡衣和毛巾被等，这是在他辞世后人们才看到的。其实这是他一生的写照，为后世树立了一个艰苦朴素的光辉榜样，激励着中国人民用艰苦奋斗的精神去建设自己的祖国。
　　在廉政、勤政方面，彭德怀同样也给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总是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品质，从不搞特殊化。在战争年代，彭德怀常对他身边的干部说：“仗靠战士打，生活上要想战士!”他在生活上处处想着战士，同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愿意接受别人对他的特别照顾。他穿着和战士一样的打补钉的衣服，布鞋子常漏出个大脚拇指，吃的一点也不超过标准。他总想在生活上和战士拉一条水平线，高一点也不干。他还提出了“一个月一省我身”的建议。他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曾子做了没做，我不知道，但这话说得有道理。我们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比古人高明得多，能不能一星期一省我身?一个月一省我身?我一个月总是要抽出半天一省我身，想一想自己对党对人民对革命应尽的责任尽到没有?有什么缺点错误?怎么克服?”
　　彭德怀不但不为自己谋私利，而且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亲友谋任何私利。他经常教育侄子、侄女要做普通一员，普通老百姓，千万不要有优越感，不要忘本，一辈子都要艰苦朴素。因此，孩子们穿的衣服，都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彭德怀对负责公家财物的同志也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有这三条，才能保住一个“公”字。
　　延安时期，毛泽东、彭德怀所表现的人格魅力博大精深，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感人故事。他们崇高人格的形成和影响，对我们今天留下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一，一定时代的文化氛围是毛泽东、彭德怀人格形成的沃土，他们的人格反映了这一时代的文化。“一定时代的文化氛围”，是指在某一时间段，一定的人群所充分信仰的理论、矢志追求的理想或奋力所为的实践，由此形成的时代风气。笔者认为，对毛泽东、彭德怀人格形成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间段的“文化氛围”，这一时代的文化氛围，起初体现的是“中国向何处去”的“求索精神”，之后是中国爱国者，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建立对共产主义的真诚信仰，他们在中国成立了共产党组织，并且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并且通过20多年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的洗礼。因此，有志男儿，赴汤蹈火，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总之，一方面，那一代人具有共同的信念、追求、实践，以及他们的人格，那一时代已经反映并形成一种文化；另一方面，这种文化氛围又成为一代人思想、道德、人格形成的沃土。毛泽东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许多革命家，正是在这一沃土里成长起来的栋梁之材和这一时势中造就的英雄。历史表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毛泽东、彭德怀就是其中的代表。
　　第二，致力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进一步提高国民人格水准。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彭德怀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革命实践活动，就应该努力像他们那样做人，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人格完善的人。这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需要。要提高国民人格水准，营造更加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而这种文化氛围的营造，又有赖于执政党的党员和各级干部的榜样作用。但是，现在我们一些为人民群众所不满意的党员和干部，他们的人格还不够高。如果同毛泽东、彭德怀相比，这些人的人格不是“求实求真”，而是弄虚作假；不是“清廉俭朴”，而是腐败奢侈；不是“严于律己”，而是思想、生活放纵；不是“人民公仆”，而是当官做老爷；不是“心中无我”，而是心中只有我，整日争名于朝、逐利于市。要想致力于更加良好、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就要从干部抓起，首先要在改变这些干部的人格现状上下大力气。要求群众健康向上，干部首先要实实在在地带头健康向上，而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这样，才比较容易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氛围，国民人格水准才会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才有更加坚实的保证。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务部副教授)
　　①《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②载《彭德怀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
　　③载《彭德怀罗瑞卿体察实情敢讲真话》，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
　　④[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⑤《怀念彭德怀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⑥薄一波：《不能忘却的怀念》，1988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0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
　　⑨《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283页。
　　⑩林杰等：《盖世英雄彭德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12)转引自卢瑞莲：《生死皆为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13)转引自卢瑞莲：《生死皆为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8页。
　　(14)林杰等：《盖世英雄彭德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页。
　　(15)转引自林杰等：《盖世英雄彭德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0页。
　　(16)转引自卢瑞莲：《生死皆为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