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7月到1937年10月，仅仅百天左右时间，在日军战略大包围的险恶态势下，朱德在率领八路军积极开辟敌后战场的过程中，不仅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华与远大的政治眼光，而且系统地提出并回应了持久战、游击战和根据地等问题，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成为研究朱德军事战略思想的生动范本。
　　《实行对日抗战》的军事创见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开赴华北前线之前，必须要解决能不能战胜日本军国主义、如何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本性问题。朱德通过1937年7月中旬撰写的《实行对日抗战》一文，向全党全军宣告，可以通过持久战最终战胜外强中干的日本帝国主义，这成为八路军投入抗日战争前的理论前提。
　　为了打消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畏惧心理，朱德从分析日本脆弱的经济情况出发，论证“日本并不是那么可怕的魔鬼”，中方完全有可能对日进行持久抗战。朱德从日本的商业情况，尤其是进出口贸易，日本的农业经济、军事工业经济以及日本的财政赤字情况等五个方面提纲挈领地剖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外强中干的实质。日本的军事工业表面快速发展，但是朱德却极为精准地把握到了它自身最脆弱的一环：“它的天然资源的贫乏真是惊人，煤、铁、石油、棉花等等的生产量，在平时已经不足用，在大量消费的战争时期，当然更是供不应求。”①朱德从日本资源禀赋等战时经济要素供给能力出发，预言了日本军事工业这辆高速战车必然失控、脱轨乃至崩溃的命运。战争发展的实践最终证明了朱德的预言，“这些对于军事非常重要的原料的缺乏，无疑地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一个致命伤”，成为导致日本战争机器最终崩溃的重要原因。
　　围绕日本军队的战争实力等因素，分析日方是否具有进行军事斗争的持久能力，是朱德为论证持久战思想提供的军事依据。朱德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军队在“组织上、武器上都是有着相当的强点”。但是，朱德以中日“一·二八”战争和东三省‘剿击’义勇军战斗中日军的表现为例，指出，在士官队伍的养成上，30年的“太平无事”让多数的日本中下级青年官佐缺少实战历练，“多是些纸上谈兵的‘英雄们’，运用到实际的战争里不免便有些问题”，而日军单兵素质也日渐衰萎，表面不可一世的日军其实并非不可战胜。
　　朱德敏锐地把握住日军军事战略布局上“对华”、“对苏”两面挑衅、两面设防的情况，以军事家的专业眼光窥破日军备多力分，兵力捉襟见肘的窘境。1937年6月，在所谓的“满”苏边境上的挑衅事件，透露出日本军国主义“北进”的野心，卢沟桥事变又暴露出日本陆军省鲸吞中国的野心，朱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拿这些军队一方面对付苏联，一方面又在漫长的战线上进攻中国”，不仅在军队数量上“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战端一开，即便是日本预备役动员机制运转起来，军队仍然捉襟见肘，“这点军队不能够支持长久，亦不能布置在广大地区上”，根本无法应对旷日持久的战争。朱德对日军扩张战略存在的致命缺憾的认识同样被历史证实，北进苏联的策略成为日本侵略集团高层的梦魇，日军长期在关外保有重兵集团不敢用于关内的侵华战争。等到“北进策略”被强大的苏联粉碎，日军侵略集团又掉转炮口改为推行“南进方案”，挑起了太平洋战争，最终没有摆脱两条战线作战的困境，“两个拳头打人”的日军无力支撑持久作战，最终的惨败也成为难以避免的了。
　　围绕中国军队的战争潜力等因素，分析我方是否具有进行军事斗争的持久能力，是朱德为发展持久战思想作出的重要贡献。朱德并没有将对日抗战获胜的希望寄托在外援上面，而是将取得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自身力量的增长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成为抗日阵营中流砥柱这一重要因素上。经过十年内战，红军已经“锻炼了成千成万不畏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红军将士有当时国内其他军队所不具备的“政治认识和政治信仰”，有一套“完善的、系统的政治工作制度”，保证每个战斗员都“知道怎样执行他的抗日的政治任务”。朱德对于红军的政治优势有着高度的认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作为军事主官的朱德始终不渝地坚持并强调政治工作这一生命线。
　　作为红军缔造者的朱德对红军的军事优势有着深刻认识，十年内战红军已经“创立灵活的、巧妙的、任何强敌都为之战栗的游击战术”。朱德深刻认识到游击战争是红军在以弱敌强的抗日战争中的制胜法宝，充分说明朱德虽然没有参与瓦窑堡会议，但与中共中央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之所以能够有这种政治上的高度一致，和朱德对于如何在抗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发挥红军战术优势，运用游击战术进行持久抗战方面，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
　　如果只是单纯依靠军事力量，即便是加上红军，也是远远不足以抵抗蓄谋良久的日本侵略军。因此朱德反复强调，“动员千百万的民众到前线上去”。作为动员群众的方式，“领导着民众在前线上以及在日军已占据的区域中组织大众的游击队”，朱德将游击战争的动员、组织民众功能点破，由民众组成游击队同样能够发挥“袭击敌人，疲劳敌人，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与抗战的军队配合起来作战”的军事价值。不仅通过组织游击队直接从事战争来动员、武装民众，“至于全国民众方面更应大规模地进行募捐运动，广泛宣传与组织各地民众到抗日的阵线来。组织宣传队、慰劳队、看护队、前线服务队、歌咏队、戏剧队、输送队以及义勇队”，通过多种多样的民众动员形式，“实现真正的军民合作”，实现“动员一切力量，武装一切力量”的总目标。和其他抗日力量相比，红军具有特殊的政治优势就是能够动员、武装民众起来加入抗日阵营，正是在这个逻辑脉络中，红军毋庸置疑地成为持久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朱德的持久抗战设计规划中，国民党放弃内战政策，政治路线上的改变也属一种进步。朱德充分认识到了国民党战略调整带来历史契机，并试图推动国民党进一步调整国内政策。朱德在《实行对日抗战》一文中提到的军民合作，实际上要通过民族救亡战争的洗礼让被禁锢的民众实现解放，“为了使抗战能够有把握，应刻不容缓地废除对于人民的束缚，予以广泛的民主自由，”换言之，“联合各党各派各军一致抗日的口号应立即变为实际行动”，这种政策吁求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立场鲜明、目标明确的政治诉求。
　　在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还只是在概念层面提出“进攻的抗战”(张闻天，1937年8月1日)、对日战争的“长时间性”(毛泽东，1937年8月5日)的同时，朱德这篇写作于红军改编之前的短文中，已经透过对日方情况的分析、对己方优势的诠释，围绕着军事上的游击战争、政治上的民众总动员等战略规划系统阐述了日本必败、我方必胜的战略趋势，初步将自己持久战思想的框架展示出来，实际上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体现出一位久经沙场的军事家对民族解放战争规律性的深刻理解和精准预见。
　　开辟敌后根据地和持久抗战的探索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并东渡黄河之后，随即面临着是否能够立住脚、长久打下去的问题。基于抗日战争实践和自身的思考，朱德持久抗战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形成依托山地、经营平原，立足山西、经营华北，争取敌后抗战领导权的持久作战的战略局势，作出了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是否要开辟敌后根据地、能否开辟敌后根据地、如何开辟敌后根据地等问题上，朱德有很多开创性的见解。
　　朱德最早提出并坚持红军要敢于“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的根据地发展方向问题，指明了战略发展的方向问题。卢沟桥事变伊始，鉴于国民党政治态度的游移不定，对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战斗力的认识等多方面考虑，毛泽东这时期更多地是强调依托内线作战。毛泽东在1937年7月16日的电报中，也有经营热、察、冀的设想，不过在毛泽东的战略布局中，这只是支队性质，“编成一游击师”目的是“扩大义勇军运动”，所以毛泽东在电报中对此规划颇为犹豫，直言不讳地提出“当须谨慎”，并且自己提出替代方案，“或者只派数百人去作为义勇军之种子，主要依靠多派干部去为适宜”。毛泽东显然并没有下远出敌后作战的决心，所以在电文末尾明确要求“到会各同志讨论一番”，希望集思广益②。出于对国共两党关系发展走势的忧虑，毛泽东担心八路军一旦远征会被支离破碎的使用，党失去领导权，所以在1937年7月28日的电报中一再强调红军“集中作战，不得分散”，虽然应允“担任绥远方面之一线”的原则，但是按照当时的战线，绥远是中日交锋的前线，并非敌后作战。随着华北局面持续恶化，一些颇有实力和战斗经验的国民党军队连续溃败，让毛泽东对集中使用红军更为审慎，在规划上立即作出调整，在8月1日的电报中改变了7月28日电报集中使用兵力的指示，强调“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并且对出兵数量作了原则性调整，“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由于担心将领们不理解，在8月4日电文中，毛泽东又将此指示细化，第一次明确提出“出三分之一兵力，依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向着沿平绥路西进及沿平汉路南进之敌，执行侧面的游击战，另一部向热冀察边区活动，威胁敌后方”，对于远出敌后、侧敌行动的部队，毛泽东、张闻天严格规定了远出敌后的“兵力不超过一个团”，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那时没有让红军主力远出敌后作战的规划。
　　与毛泽东依托内线、依托可靠后方作战的思想不同，朱德认为八路军擅长游击战、运动战的特长在敌后应该同样能够有发挥的余地，1937年7月14日，朱德和毛泽东、彭德怀联署致电叶剑英并转国民党的电文中明确指出，“愿(以)一部深入敌后方，打其后方”。后来从国民党正面战场，尤其是华北前线的溃败中，朱德看到了八路军的战机。8月9日，朱德和周恩来、叶剑英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再次强调，“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朱德还在战术层面上论证自己必须远出敌后作战的观点，“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而深入敌后，在敌后可以进行“游击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保存自己，发展自己，朱德在危机中看到了红军发展的契机，这尤其体现出朱德作为战略家的高瞻远瞩。
　　朱德最早提出并坚持红军以游击战争“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解决了战略发展的依托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在最初拟定八路军的战略基地、发展方向时，一再提醒前方将领“陕、甘是我们的唯一可靠后方”，多次强调“依托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为中心”，揆诸8月前后的抗战局面，依托陕甘宁边区、依托四省交界地区的思想，实质上还是主张依托陕甘挺进山西战场、依托内线实现战略展开、依托山地进行游击战配合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毛、洛致周、博、林、彭、任，1937年8月5日)，开辟敌后战场的问题显然并没有列入毛泽东、张闻天等人这时的议事日程上来。
　　朱德并非不重视陕甘宁边区的重要性，只不过朱德的根据地思想更倾向于“以发展求巩固”、更倾向于抓住国民党正规军积极抗战的有利环境迅速完成自身的战略展开。在洛川会议上，朱德围绕“我们的中心摆在支持华北。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这一战略性问题，朱德向党内、军内同仁“推介”自己这一观点：“只有积极的活动，才能发展抗战”，“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争取在华北的持久战”。在洛川会议的发言中，朱德还提出：“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的是发动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朱德明确将持久战、游击战、根据地三个要素有机联系到一起，通过游击战来争取太行山以东地区，“即使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住”，最终以持久抗战赢得战争的胜利。应该说，在朱德提及的这些方面，与会各方是认同的。因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同志当然知道根据地对于一支军队的重要性，所以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强调，山地战要达到建立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小游击队可到平原地区发展。
　　毛泽东在以游击战创造根据地的问题上同朱德是一致的，所以到9月3日，毛泽东已经明确表态，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氛围，迅速向蒋介石、阎锡山要求晋察冀21县作为活动区域，由南京及阎锡山饬令军、地各方，“说明红军之布防及创造游击根据地之任务”，就是党内、军内高层对以游击战创造根据地问题上达成初步共识，只不过就“重点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等论述而言，朱德筹划的战略布局空间范围更大。③
　　初步共识并不意味着完全一致。在八路军开赴山西、平型关大捷前后一段时间里，敌前和敌后、将帅和领袖对局势的判断与分析仍然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正是基于这种不一致，敌前和敌后之间的智慧才互相补充、进而逐渐产生交集、产生共鸣。
　　在抢抓“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战略思想的影响下，朱德东渡黄河伊始，1937年9月15日提出抢占太行山北端晋冀交界地区的蔚县、涞源、灵丘、阜平一线，向平绥铁路线一线布局，并责成先期东渡黄河的一二〇师、一一五师的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明确指出要集中兵力控制这块居高临下控制华北平原的形胜之地。在其后9月21日的指令和训令中，朱德集中一二〇师三五九旅王震部、一一五师三四三旅陈光部、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徐海东部等精锐力量相继加入经营五台山的战略工程中。
　　几乎是在朱德思考如何建设山西根据地的同时，日军急速地扩张、国民党正规军连吃败仗，抗战局势、包括山西局势不断恶化，让毛泽东等中共其他军事领导人仍然不得不为如何应对日寇狡诈的战略进攻、八路军是否应该在太行山立足而踌躇不决。
　　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忧虑八路军陷入擅长战略迂回的日军的战略包围圈中，因此对于八路军能否在太行山站稳脚跟，创建根据地并没有把握：八路军开赴华北战场之时，中央判断日军“以大迂回姿势，企图夺取太原，威胁平汉线中央军而最后击破之，夺取黄河以北”。基于这个战略判断，即便是毛泽东这样雄才大略的军事家也不得不为朱德直接指挥的数万将士的命运担忧，“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所以在9月17日的电文中，毛泽东不无忧虑地提出了变更八路军三支主力部队的作战任务区的设想，其指导原则仍然是依托内线、依托山地。似乎觉得前线将帅未能体察他的战略用意，在9月19日电文中，毛泽东向彭德怀直言“五台、定襄、盂县地域狭小，敌进太原后，即在其包围中。林彪、杨爱源二部在此区域，亦属暂时性质，无持久可能。判断该地只能支持数千人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在给彭德怀9月21日电报中更是忧心忡忡：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到，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④。
　　似乎毛泽东为代表的后方同志与敌前将领之间产生了带有原则性的分歧。这种认识上的分歧确实一度存在，但是几乎转瞬间就被共识所取代，这与9月21日后朱德全力在山西前线推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有关，这与八路军各战略单位在华北前线迅速站稳了脚跟有关。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力图保住山西的阎锡山对初到战场的八路军态度积极，推动了杨爱源等晋军将领对八路军的支持，而刚刚投入战场的八路军迅速捕捉到了战机，这极大地鼓舞了善于抓住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善于吸纳正确的意见和建议的毛泽东，很快调整、补充和发展了自己原来的战略设计，在系统研究朱德、彭德怀和周恩来的汇报电文后，毛泽东再次明确提出“目前应以全力布置恒山五台管涔三大山脉中游击战”，“重点于五台山”这个他不久之前还认为鸡肋一样的地区，原因很简单，“该处可得阎杨更多协助，将来可向北恒山山脉发展。”毛泽东迅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构想，和朱德在千变万化的战争实际面前再次达成了共识，而这与朱德在前线的周密布置和细致工作显然是分不开的。
　　群众动员、阶级政策与敌后根据地建设的策略思想
　　1937年9月22日，朱德和周恩来与阎锡山在太和岭会晤，大敌当前，阎锡山的态度较为积极，得到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的汇报后，毛泽东根据敌情、友情、我情的变化，调整了自己建设根据地的整体思路，在1937年9月24日的电文中，毛泽东告诉周、朱、彭以及前线将领：“林师及王震部既均使用于作战”，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思绪没有停留在林彪部的战术布置层面，他立即捕捉到建立根据地，而且是敌后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关于五台山脉之游击战争，应着重发展地方党的布置”，“该处应设置军政委员会一类的领导机关，应选择能独立领导党政军各方面之干部，应立即开始普遍地组织地方支队(部)及群众组织，在半个月内应全部布置完毕，并表现初步成绩”⑤。毛泽东的电文实际上已经是在布置依托五台山的根据地建设了，而且这一根据地还是在“一切工作应在敌占太原的设想下作布置的出发点”，毛泽东吸取了朱德、彭德怀、任弼时9月21日电文中建设根据地的指令，并将其进一步可系统化，明确提出机构设置、干部问题、群众工作和地方武装建设四块内容，纲举目张，极具指导性。
　　敌后根据地的开辟问题得到中央鼎力支持，9月25日朱德、彭德怀严令各大战略单位必须负担地方群众工作，“立即在我们占领之地域，独立自主地担负起群众工作”，“立即在敌人占领区内，提出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田赋、厘金，实行减租减息”，只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八路军才敢于在日本战略包围之中生存和发展。
　　1937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前方各将领，充分肯定了朱、彭25日的训令，电文指出：9月25日训令“是完全正确的，各级领导同志应提起百倍的努力，坚决为这一训令的一切方针而斗争”，这份电文标志着前方与后方在根据地建设等事关八路军前途的战略问题上取得了高度一致⑥。
　　其实，在如何建设根据地的问题上，朱德和毛泽东也是互相启发，相互促进，相互提高，既有“不谋而合”，又有“谋后而合”，这在建设根据地的具体政策，尤其是阶级政策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朱德相关建议给当时的党中央和毛泽东以相当大的贡献。9月25日，毛泽东曾函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林彪，其中涉及在开创根据地时的阶级政策，“如出至敌后，须采取没收大地主政策”⑦。10月9日，毛泽东再次就此致电前线将领，“在敌人后方地区及迫近敌人地区，必须执行没收大地主政策，因为大地主多属汉奸，不没收大地主不能迅速发动群众，不没收大地主八路军给养难于解决。请通令各部实行”⑧。
　　忻口会战如火如荼，八路军在山西威名初传，敌后根据地正在建设和开创时期，如何看待、执行阶级政策，已经带有政治意义和宣传作用，事关重大。本着对党的瓦窑堡会议以来政治路线负责的态度，朱德迅即和彭德怀联署电报，向党中央和毛泽东直陈意见：“我们考虑认为在上述地区，因以没收当汉奸之地主为妥。因为在事实上并非全部大地主均为汉奸。”问题还不仅仅是大地主都不会当汉奸——这个阶层政治走向的问题在瓦窑堡会议及毛泽东自身的报告中已经有了明确的论述——朱德面临的问题在于战区富户“多向地区逃走，如均实行没收，反促其倾向汉奸。”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当然并不能掌握战区的详细情况，为了解除不打大地主即难以供养大军的顾忌，朱德按照洛川会议前后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主张“在敌后方除发动群众、没收与分配汉奸财产外，并可从减租减息、免捐税等方面去动员群众，现在没收大地主财产、土地分配农民似不适宜。”毛泽东听取了朱德的意见，在充分汲取其精神的基础上，毛泽东做了详慎的规定：“大地主而未为汉奸者，当然不在没收之列。”毛泽东还从策略的角度进一步指出：“对中层分子之为汉奸者，在未得民众同意以前，不应急于没收”，直接回答了如何争取逃亡地主加入抗日阵营的问题。同时，毛泽东还提出，“工农中有被迫为汉奸者，应取宽大政策，以说服教育为主”，毛泽东将政策上升到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的高度，而毛泽东这一观点，从朱德在10月1日致电林彪、聂荣臻并告毛泽东的电文中对敌后根据地群众工作性质的分析，即“在我们占领区乃是一种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群众工作”中找到政策依据。阶级政策的调整，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做出的一项重要举措，这项举措让八路军在其后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中，没有出现大的政策偏差，朱德的贡献自不待言。
　　往来电报雄辩地证明，一边打仗、一边建设根据地已经成为前后方的共识，在华北抗战的刚刚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开辟各根据地建设的战略布局规划已经完成，根据地建设工作已经坚定不移地推行开来。
　　朱德在山西前线推动的根据地建设计划及他通过电报向他的战友们通报的战略构思，为中共中央及毛泽东正确的战略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德坚定不移的战略筹划、抢先一步的大力经营，为其后依托阜平建设晋察冀边区等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打开华北抗战局面的战略支点。
　　忻口会战还未正式开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已经初步完成了对山西战场乃至华北战场的战略规划，控制山西、屏障西北、俯瞰华北和拱卫中原的战略布局轮廓初现，抢占了对日作战的先机。而在这场往往为军史研究者所忽视的百日博弈中，朱德体现出自身对战争辩证法的纯熟运用、对战争唯物论的自觉认识，在战争实践中迅速发展了自身的军事战略思想，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军事战略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壮大，朱德作出了不为世人熟知的却具有历史性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副教授)
　　①《解放》第1卷第12期，第11页。
　　②《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④《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
　　⑤《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第1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页。
　　⑦《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页。
　　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89—6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