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结合整风学习，在重庆红岩村为自己写下《我的修养要则》，这是周恩来在总结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来斗争历程的基础上，通过对自己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形成的关于改进工作方法、加强党性修养的珍贵文献。周恩来不但身体力行《我的修养要则》，而且一以贯之地重视党性修养和党性教育。在今天看来，《我的修养要则》仍有十分鲜明的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感，对于当今党性修养教育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的修养要则》的提出
　　周恩来少年时代就胸怀宏伟的抱负。1911年刚刚13岁的周恩来便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大志向。他看到民族危亡、山河破碎而觉悟起来，从爱国走上了革命道路。1920年为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周恩来到了欧洲，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加入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的飞跃。他在1922年3月讲述思想变化的过程，写道：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求真的心又极盛。在去年秋天定妥了我的目标——COMMUNISM(共产主义)。还郑重声明：“我认的主义是一定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扬奔走”，为了“共产花开”、“赤色的旗儿飞扬”，宁愿牺牲一切。①1924年，周恩来回国投入大革命的洪流。从1927年起，他就是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正义，纠正王明“左”倾路线，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延安时期，他负责南方局工作，主政一方；在整风期间虽然受到批评，但他依然相忍为党。解放战争中，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不计名利，甘于奉献。解放后，他担任26年总理，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极端艰苦的环境，还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极端恶劣的际遇，他都无怨无悔，做出了所能做出的最大牺牲，同时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和使中国崛起的社会主义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周恩来坚强的党性一方面来源于他所处年代的洗礼，他所从事工作的锻炼；另一方面则同他重视思想改造、坚持党性修养是分不开的。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学习时，周恩来写了《我的修养要则》，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个修养要则共七条：“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②他的修养要则，朴实无华，字句易懂，为共产党人树立了榜样，指明了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内容、要求和方法。第一条讲的是学习的重要性及方法，第二条讲的是工作的重要性及方法，第三条讲的是实践与创新。前三条可以归纳为加强党性修养的基本途径：学习实践——总结创新。第四条讲的是党性修养靠自觉，第五条讲的是党性修养要自觉运用自我批评的方法。两条归纳为党性修养的主要内容，体现主观能动性在党性教育中的作用。第六条讲的是群众路线，第七条讲的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两条归纳为党性修养的皈依，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具体体现。
　　党性修养的途径：学习、实践、总结、创新
　　周恩来不仅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坚持党性的楷模，自我完善的典范，而且为我们拓展了一条“学习、实践、总结、创新”融为一体的党性修养的正确方法。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给自己规定“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③。1943年11月，周恩来在延安连续作了五天回顾革命斗争历程的报告。在报告的结束语中，他总结自己在几个历史关键时期从事领导工作的经验教训，表示在今后“必须从专而精入手。宁可做一件事，不要包揽许多。宁可做完一件事，再做其他，不要浅尝辄止。宁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宁务其大，不务其小”④。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上述“要则”第一条的深化和补充。勤奋学习，是共产党人增强党性，提高本领，做好工作的前提。周恩来一生酷爱学习，始终注意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修养。周恩来常对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讲：干革命不学政治，不学文化哪行。在重庆红岩村时，在周恩来亲切关怀下，几个勤务人员除了在他身边紧张地工作外，还要学习政治和文化。每周一次时事报告，他和董必武是主讲人。周恩来指示，每周学习12个小时，并提出在学习时不给安排工作。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每当勤务人员学习时，他就亲自安排工作和生活，决不打扰他们。周恩来对马克思主义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给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典范，有力地把南方局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认识统一到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上来，推动了党的思想建设。
　　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提出：“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⑤“努力工作”是指党性修养要以实践为基础，坚强的党性来源于实践，来源于日常工作。周恩来在工作上既讲革命热情，又讲实事求是；既不畏困难，又临事而惧。他说：“一个干部、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有革命的热情，要有朝气、有干劲。革命热情一衰退，政治上就要蜕化了。”⑥同时，要把这种革命热情与“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求实态度结合起来。在延安整风期间，他回顾历史写道：“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⑦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由比较积极抗日的态度转变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压制和破坏抗日群众运动，许多共产党人被无理追捕、监禁和屠杀，党的公开组织被取缔。为了保存党的组织和保护党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和“荫蔽精干”的政策。南方局建立以后，面临新的形势，深感整顿、严密和巩固党的组织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周恩来1939年2月抵桂林，指示广西党组织的工作要移向下层，党员不忙发展，重点整顿好党组织。1939年4月，周恩来在湖南向省委负责人指出：要整顿党的组织，在组织发展上要质量重于数量，巩固重于发展。8月，南方局指示历届党组织以整顿、紧缩、严密和巩固党组织为中心任务。同时，南方局逐步转变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撤退和疏散了一批已暴露了的党员干部，精简了组织层次。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时局更加艰难险恶，南方局根据形势的发展，进一步采取了撤退和疏散干部的组织措施：被迫撤销的南方各地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和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部分党与非党干部，分别不同情况撤至延安、重庆、香港等地，或就地转移疏散；对各地凡已暴露和有被捕危险的党员和干部，由有关党组织采取措施，及时地疏散到较为偏僻的外地或农村，谋求职业扎根埋伏，或撤回到南方局重新分配工作，或转送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去。周恩来以饱满的工作热情、高超的工作技巧和坚强的意志品质领导南方局采取的这一系列办法和措施使国统区的共产党彻底转变成了地下党，并在隐蔽中建设得更坚强更有战斗力，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斗争中，发挥了核心领导的作用。
　　《我的修养要则》中提出“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⑧主要是讲要善于总结和创新。为了在组织隐蔽状况下继续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继续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继续发展巩固党组织，在广泛调查了解各省特委现状和集中各地各部门的意见的基础上，1941年5月周恩来在南方局的会议上提出：党员要在社会生根，交朋友、学习——巧妙地实施党的政策来为党工作。大后方一般党员与干部“以巩固社会地位，加紧个人学习，广泛结交朋友为中心业务。”根据周恩来上述讲话的基本思想，经中央批准定为勤学、勤业、勤交，简称“三勤”；同“三勤”并提出的还有职业化、社会化和群众化(或合法化)，简称“三化”。“三勤”、“三化”提出以后，南方局要求学生党员努力学好功课，争取优异成绩；在各部门工作的党员要搞好本身的业务；所有党员要广交朋友，要找到合法的社会职业，并深入到合法的地方政权、教育、军事、经济等部门和团体，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情况和问题，确定符合实际情况的工作内容和方法。周恩来在总结革命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三勤”、“三化”，首先使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使党组织更具有群众基础。其次，提高了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使整个党组织变得更坚强和更具有战斗力。
　　党性修养的核心：党性修养的自觉与党性修养的养成
　　“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养熏陶”，修养的本意是通过内心的反省，培养一种完善的人格。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完善的过程；是对共产党本质属性的深刻理解和内化。一个同志一旦入党，那只是他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不一定完全入党。每个党员要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加强党性修养，顺利过好“思想关”。
　　党性修养主要是通过调动党员内在的积极性，通过自律自强实现党员的自我完善。因此，党性修养贵在自觉。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提出：“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⑨，并终身实践这一修养要则。他说：“改造靠自觉。自我改造的程度如何主要决定于自觉性。”⑩这种高度自觉性来自他对党性修养的科学内涵的深刻认识。周恩来早在1943年就指出：一个好的领导者首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11)他认为，党性修养就是要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学会运用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认识和改造世界。同时，周恩来的高度自觉性还来自对加强党性修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他把加强党性修养看成是完成党的使命的需要。要完成历史使命，“无产阶级首先要实现自我改造”，因为只有能自我改造的阶级，才能改造其他阶级。他把进行党性修养看成共产党人成长过程中的必修课。时代是不断前进的，党员的思想若要不落伍，跟得上时代步伐就必须进行不间断的思想改造。同时中国共产党处在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中，党员不可能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为此要经常进行思想改造以保持党员思想纯洁。
　　周恩来经常用“吾日三省吾身”的古训激励他人，也激励自己。在《我的修养要则》中，他提出“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12)。从新中国成立即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政府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周恩来同志从来都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13)对周恩来来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克己奉公、以身作则，不是限于一时一事的自我约束，也不仅仅是处理具体事情时常有的某种具体表现，而是形成了一种品格，一种习惯。周恩来在1949年4月全国青年团一大会上指出：共产党青年团在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前进的过程中，“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人家应该宽一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14)以后，他又说：“如果说‘严于责己，宽以待人’，对共产党员应该要求严些。”(15)周恩来善于把自己作为客体来无情地剖析，对自己的思想、行动能做出恰当的评价，勇于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强烈地追求精神品格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周恩来在处理改造别人与改造自己的关系时，认为只有能改造自己的人才能改造别人，并提出“批评自己——批评别人——接受批评”的公式，不但把批评自己放在首位，而且把接受别人批评作为落脚点，能够勇于改造自我。因为“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应该反过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这样不仅能使自己进步，也能帮助别人进步”。所以，他讲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重要的武器”中，“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从自我批评开始。”“为了团结起见，为了进步起见，应该以身作则，先从自我批评开始。”(16)当有人请他写一本书时，他笑着回答：如果写书，我就写我一生犯的错误。周恩来认为领导者犯了错误，不仅要严肃的自我批评，坚决改正，而且“还应该公之于众”，“这样不仅可以教育自己，同时也能帮助别人少犯这样的错误。”(17)改正工作中缺点错误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些责任。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总是这样自勉自励严格地对待自己，十分宽厚地对待别人。
　　在党性修养的养成方面，周恩来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周恩来认为，思想改造是需要长期的教育和斗争，单靠多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是不行的，问题在于实践。因为只有深入到群众的活生生的创造性的社会实践中去学习，才能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提出并实践了“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至理名言，他说：“要承认各种关系各种事物都会影响个人的思想。要经常反省，与同志们交换意见，经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18)1963年周恩来提出领导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他对党的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这既是周恩来几十年自我改造经验的结晶，也是对领导干部自我改造实践的概括和总结。
　　党性修养的体现：坚定的政治立场与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
　　坚强的党性必然通过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优良的作风展现出来。周恩来认为，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先有一个站在什么立场问题。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是共产党员党性修养的关键。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就是指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出发，立足于维护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周恩来在1943年4月讲到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时，就专门讲到立场问题。他说，党的立场就是领导干部的立场，但这样说太简单了，具体地说有下列几点：“(一)要有确定的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的人生观。(二)要有坚持原则精神。(三)要相信群众力量。(四)要有学习精神。(五)要有坚韧的奋斗精神。(六)要有高度的纪律性。”(19)这样通俗易懂地阐述立场问题，使领导干部有可以遵循的具体标准，把解决立场问题具体化了。立场是抽象的却不是空洞的，它表现于工作态度、政策水平、群众关系等具体的领导行为中。周恩来指出：“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己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20)因此，要站稳工人阶级立场需要长期的摸索、学习、锻炼，需要在政治方向和政治路线、政治态度和政治宗旨、政治组织性和政治纪律性、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等方面经受考验。在坚持立场问题上，周恩来从来没有妥协过。在对外交往中，在统一战线中，尤其在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以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周恩来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坚不可摧，牢不可破。
　　周恩来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恪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过去做了多少工作，现在担任什么职务，没有党和人民，既不会有过去的成绩，也不会有今天的职务。“党和人民是伟大的，我们个人是渺小的。”(21)他把“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22)作为一条修养要则，规范自己，要求自己。他经常教导身边工作人员说：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出最后一根丝。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执行群众路线，永远做人民忠实的勤务员。”(23)他把人民群众看作是国家的真正主人，而共产党人包括他本人在内都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应自觉地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
　　周恩来党性修养对共产党人的启示
　　周恩来几十年如一日，按照《我的修养要则》铸就高尚的人品、良好的道德、坚强的党性，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为人民所敬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就应该把加强自己的修养视为立身之本，真正做“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第一，共产党员做到“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有了崇高的理想信念就有了立身之本，站得就更高了，眼界就更宽了，心胸就更开阔了，就能自觉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新时期共产党人肩负着把党的事业代代相传的重大责任，更要自觉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执行者。要自觉学习和践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内化为信念、追求和行动指南，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思想凝聚群众、引领群众，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深刻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和优良传统，自觉把个人发展与党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体现到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体现到自觉维护党的形象上，体现到脚踏实地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上。
　　第二，共产党员做到“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必须有牢固的宗旨观念。胡锦涛指出，能不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衡量一名党员干部党性强不强的根本标尺。共产党人一定要牢固树立宗旨观念和公仆意识，切实做到为民用权、为民尽责、为民奉献。首先，要增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人只有尽心尽力为人民干事创业，才不会愧对人民群众的养育、信任和支持。其次，要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坚持把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放在工作首位，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多办顺民意、解民忧、增民利的实事。
　　第三，共产党员做到“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共产党人，一要有良好的个人品德。自觉做到对党忠诚，待人以诚，宽容大度，内不欺己，外不欺人，坚持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二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发扬吃苦耐劳的精神，从平凡事做起，兢兢业业地工作，默默无闻地奉献；坚持公道正派，严格按照党的原则和政策办事，忠于职守，秉公办事，做到公正、公平、公开。三要有良好的家庭美德。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和谐勤俭、崇尚伦理的家庭美德的模范。要时刻注意自己的形象，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各种不良的行为影响自己的品行，时刻提高警惕，防微杜渐，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四要有良好的社会公德。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大处着眼，从细微入手，做到时时、事事、处处重品行，真正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树立起威信。总之，共产党人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都要德在心中，以德立身，以德示众，以德树威，以德服人。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干部)
　　①《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②《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③《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④舒彬：《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党的文献》2010年第1期。
　　⑤《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1—422页。
　　⑦周恩来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年11月15日)。
　　⑧《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⑨《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⑩《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8页。
　　(1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页。
　　(1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13)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14)《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8页。
　　(1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4页。
　　(16)《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99页。
　　(17)《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18)《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425页。
　　(19)《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8页。
　　(20)《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2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126页。
　　(2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5页。
　　(23)周恩来：《在接见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9月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