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任弼时不仅参与了党的许多重大决策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工作，并对如何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进行了深入探索和研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党的建设中遇到的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延安时期任弼时党建思想的理论准备
　　20世纪20年代，任弼时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三年，之后回国一直在白区、苏区、军队和地方从事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系统的理论学习和不断地进行革命实践，使得他早期的党建思想初步形成，这也为延安时期任弼时党建思想的不断发展、成熟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总结梳理这一阶段任弼时的主要活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从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到1924年回国，是任弼时党建思想的萌芽时期。任弼时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在这里不仅系统学习了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ABC，而且认真研究了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的历史。1923年4月，任弼时参加中共旅莫支部成立大会，党支部对大家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即在理论上强调系统学习马列主义，以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反对宗派思想，乡土观念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反对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组织上加强纪律性，提倡顾全大局，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整体，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服从需要，“随时准备回国服务”①。党支部的这些要求，对任弼时思想的发展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在旅莫支部的党员中，任弼时为加强支部的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意见。期间，任弼时不仅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党建学说，而且按照马列主义的党建原则，开始了党建工作的实践。这为以后延安时期任弼时党建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从1924年回国到1931年6月赴中央苏区前，是任弼时党建思想的雏形时期。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党逐步开始了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初步结合的实践探索。在此过程中，任弼时也积极思考，其党建思想也随之开始产生。1925年他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列宁主义的要义》一文，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同年5月他又在《中国青年》上发表《马克思主义概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由来、组成及其基本原理。1926年他在《怎样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一文中说：“党团须从严分化，将过了二十岁的团员全数介绍加入CP(共产党)”②，并明确提出要区别党和团，正确处理党、团关系。这些论述也标志着他完成了从学习、传播、宣传马列主义到独立思考、提出自己见解的转变，从此开始了自己对党建思想的认识。
　　这一阶段，任弼时党建思想形成最主要的表现还在于他初步阐述了党的白区工作思想，针对如何在白色恐怖下建设党组织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1928年5月他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和秘密工作》一文中，对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党建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白区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能按照环境的转变而有新的改造，大多数还是依着国共合作时代的旧方式去应付秘密环境下的新工作。”③为了适应白区秘密工作的特点，他还认为“每个党员必须编入支部”，“按职业或工作部门分成支部”。任弼时关于白区党建的论述是在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形势的变化运用列宁主义的策略思想而提出的。基于白区党组织的涣散，各级机关上下关系松弛导致“中央政策甚至半年还不能达到支部”④等弊端。任弼时明确提出：党在扩大“党内民主主义”的同时，又须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⑤这对增强党员的组织观念，克服支部松垮状态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1931年3月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到1937年上半年，是任弼时党建思想的初步形成时期。遵义会议前，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任弼时到达中央苏区后深入农村和军队，对苏区农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和党的建设进行调查研究，对“左”倾错误进行了一些抵制，而他的党建思想在这一阶段也初步形成，主要表现为：
　　第一，开始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任弼时指出，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在全党的工作彻底转变过程中，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要使党员的思想教育切合党员的思想实际。任弼时在为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起草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提出努力建立一个“实际斗争与理论问题能够很好地联系起来的教育制度”⑥的主张。在1931年12月，任弼时出任中央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及党校校长，从而为自己的党建思想提供了实践的舞台。
　　第二，注意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制度，重视党的组织建设。他分析了当时根据地党的状况后认为党内生活不健全的症结主要是：家长制惩办主义、命令主义、长官意志和宗派观念。很是缺乏党内民主化的运用与自我批评的执行。党的各级组织也不健全，缺乏集体领导和监督机制，认为“各级委员会须建立集体领导与个别负责制”，提醒大家推行党内民主化，要防止极端民主化和超组织的政治自由倾向；实行党内的自我批评要防止派别观念与成见和制造派别的倾向。这些论述对健全党内民主制度有着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党的民主集中制进行的初步阐发。
　　第三，强调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在《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中，任弼时指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⑦。在苏区现阶段党的任务是领导苏区人民巩固并发展苏维埃政权与红军，实现党对苏区各项工作的绝对领导⑧。他指出保障党的领导作用，不是由共产党“来包办一切”，而是通过党的方针政策，党员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的积极性来实现的领导⑨。
　　延安时期任弼时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贡献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弼时于1937年5月2日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又提出了党的干部标准。任弼时完全拥护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并在他管辖的工作范围认真贯彻执行。从此，他的党建思想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并走向成熟，给党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源泉。
　　第一，为毛泽东思想在党内指导地位的确立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任弼时是党内较早赞同及信服毛泽东思想的人之一，也是最早阐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应当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党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一些重要思想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
　　抗战初期，为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以争取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理解和支持，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奉命前往莫斯科，介绍中国的实际情况，用事实说服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1943年任弼时在《共产党员应当善于向群众学习》中说：中国共产党“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因此，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任弼时正是凭借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更加透彻的理解，极力维护日益形成的中央领导集体。正是任弼时对毛泽东思想的一贯支持和高度一致，在筹备党的七大之前他接受了党中央的重托，主持了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我们党第一次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性的决议，也是我们党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系统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以后，为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任弼时对这个决议起草工作非常重视，倾注了很大精力，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且亲自参加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在1941年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基础上，任弼时完成了历史决议的第一稿《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决议(草案初稿)》。在这一稿中，重新评价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认为这次全会犯了“左”倾路线错误，使苏维埃运动和白区斗争受到重大损失，明确指出了检讨我们党的历史路线的重要意义，号召全党“首先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⑩。
　　1945年5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讨论通过了任弼时、毛泽东反复修改而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项决议，集中了全党高级干部的智慧，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建设起了重大的作用，促成了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学说的形成。对历史决议的深入讨论和对党的历史的自我反省，使党内许多高级领导干部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深刻认识到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历史已经证明，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完全必要和非常正确的，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任弼时对此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二，强调增强党性锻炼和修养，切实解决了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增强党性的锻炼和修养是延安时期任弼时党建思想中的闪光点，也是他论述较为全面系统的内容。
　　首先，任弼时对党性的内涵进行了科学的阐述。何为党性?以前很多党员存在模糊的认识，认为能够“服从领导”、“按时开会”、“缴纳党费”就是有了党性。面对这种情况，任弼时提出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11)。党性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所固有的根本属性和本质特点，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世界上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党性、党风。党性问题是思想觉悟问题，是世界观问题。任弼时认为，增强党性锻炼，首先应对党性有一个科学的理解。指出：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做标志，来测量的。通过任弼时对党性内涵的阐释，我们不难看出，必须从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体现的高度来认识党性的内涵，党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阶级政党的根本准则，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理论和言论行动都必须以此作为根本标准来测量。
　　其次，任弼时强调了增强党性锻炼的极端重要性。增强党性就是用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要求建设党，这是党的建设的根本。在抗战这样一个环境里，如何把党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任弼时在延安时期不断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1941年7月中共中央首次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党员，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12)1941年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一次全党性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党性教育和党性锻炼运动，任弼时亲自参与领导了整风运动。1942年7月任弼时给中央党校的学员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他对党性问题的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如《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为什么要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反对宗派主义》等，为党的建设思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任弼时指出：“我党在它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日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议，要求全体党员加紧锻炼党性，提高党性，培养党性，增强党性决不是偶然的。”(13)增强党性锻炼是由中国革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尤其是我们党经过抗战后短短四年的发展，“已经由比较小的只有四万人的党，变成今天这样一个大约有八十万党员的党”，新成分涌进，“成分相当复杂”(14)不可避免地会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带进党内来。此外，党的历史上发生的张国焘叛党事件和抗战过程中发生的党内不团结的事件，如皖南事变的一个教训就是没有贯彻好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也暴露了我们党内存在的弱点。在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任弼时指出“要求全党党员加紧锻炼党性，提高党性”显得尤为迫切，增强党性锻炼“是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15)。
　　再次，任弼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测量党员党性的标准。党性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党性的强弱体现在党员的现实工作及其言行中。这是任弼时关于党性问题的又一突出观点。他创造性地提出测量党员党性的四大标准：一是“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二是要“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要把党的利益放的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反对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政府主义、分散主义等违反党性的倾向；三是“遵守纪律、服从组织”，必须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的各个组织服从中央”；四是要有“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经常使我们党的威信在群众面前提高起来，使得广大群众信赖我们的党，为我党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争的精神”(16)。每个党员都可以通过这四个标准，具体衡量自己的党性是强是弱。这为党员增强党性锻炼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对于怎样才能增强党性的问题，任弼时强调是靠“教育成的、培养成的和锻炼成的”(17)。
　　第三，率先提出了发展党内民主的命题，并付诸实践。任弼时有党内“布尔什维克组织家”(18)之称，是发展党内民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在延安时期他关于党内民主的许多真知灼见，不仅是任弼时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丰富了毛泽东的建党学说，对我们今天加强党风建设，推动党的民主化进程仍有重大现实意义。
　　民主是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针对早期党内缺乏民主，尤其是陈独秀利用个人威望搞“家长制”，听不进党内的正确意见，使革命经受严重挫折，1928年任弼时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中提出“在白色恐怖之下，党内民主主义仍应尽量扩大”(19)。1933年，他在湘赣两省组织会议上又强调指出：“要推广党内民主化，一切问题要发动党员详细讨论”(20)。党的七大以后，任弼时发展党内民主的思想更加丰富，并率先提出“已有相对的和平”的解放区“建立民主制度”。(21)
　　发展党内民主是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的根本途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全体党员调动起来，使党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在分析土地革命失败的原因认为“党内民主化的运用是不广泛的”(22)，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家长制惩办主义、命令主义、长官意志和宗派观念。因此他认为：为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精神，必须改善党内生活，扩大党内民主，是每个党员都能够明了当前的斗争。(23)任弼时认为发扬党内民主的实质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优良作风，对于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作用。任弼时指出党内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存在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军阀主义倾向以及贪污腐化等问题，其根源“主要的还是缺乏批评自我批评”。“要扩大党内的民主，要扩大人民的民主，并运用这种平等的民主精神，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发动党内同志和党外群众对党政军民的工作进行不客气的批评”。(24)基于这种思想，到了延安整风运动后期，他又富有远见地指出要在党内发展民主，战时尤其是要在我们党领导的军队中扩大党内民主，才能调动“部队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也不要惧怕，正确地对待人家的批评。我们党则“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允许党员说出心里话，则能有真正民主的实质”(25)。要正确地运用“党内民主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有什么话大家都说，有什么缺点不隐瞒地揭发出来，这样才能使我们有可能来改进今后的工作”。(26)任弼时把发扬党内民主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紧密结合起来，不仅维护了党员民主权利，而且体现了党员对党的事业的参与意识，从而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维护了党内民主的真实性和先进性。
　　发展党内民主，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或否定党的领导。任弼时在强调扩大党内民主的同时，也特别反对走极端化。他说“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是不能容许的”(27)，发扬党内民主“同时必须遵守集中的原则，一切问题既经党部决定，任何同志只有服从决议执行工作，对于违反决议抗命不行的同志应严格执行纪律加以制裁”(28)。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党的各个部分要服从党委，全党服从中央，这个集中制是我党最重要的一个组织原则，无论何时都不允许动摇他的”(29)。四个服从是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的纪律。推进党内民主化的程度要根据客观条件决定。在战争环境下，“要更加强集中”，“集中才好办事”(30)。这时期强调当的一元化领导也是必须的。
　　任弼时的党内民主思想其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经验，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重要论断，并且对如何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作出了部署。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议》，深刻认识到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尤其要重视以保障党内民主权利为根本切实推进党内民主。
　　延安时期任弼时党的建设思想的意义
　　延安时期任弼时党建思想作为其一生思想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他根据时代的要求总结了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党建思想，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建立初期的党的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在延安时期的党建活动实践，对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和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扩大党的影响、推动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顺利进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另外，任弼时在延安时期自身所体现出来的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甘于奉献的“骆驼精神”，正是我们党今天一再倡导的作风和精神，对于今天我们搞好党的建设仍然有着重大的现实价值和伟大意义。
　　首先，任弼时党建思想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党建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任弼时的党建思想就是毛泽东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毛泽东的同代人，任弼时深谙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性。他认为“毛泽东使理论与实践统一，学习与工作一致。他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真正使马列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31)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毛泽东的党建思想善于从总体上、全局上把握，为党的建设提供了指导方针，而任弼时的党建思想则精于从细微处、具体处着手，从而大大丰富了毛泽东党建思想宝库。延安时期，任弼时在一系列的讲话和文章中生动地、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观点，诸如党性问题，向群众学习的观点，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内民主等问题。特别是任弼时最早、最全面地对“党性”这个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这些论述进一步发展了毛泽东创立的“主要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此外，他对毛泽东关于党的政治、组织、作风建设的思想也都有重要的丰富和发展。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最终确立，任弼时无论是在对外宣传上还是在对内协助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38年，他在共产国际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从根本上扭转了毛泽东代表的党中央与王明右倾错误作斗争中的不利局面，为此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重新确立和加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奠定了政治基础；任弼时回到延安后，继续全力支持毛泽东，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起了重要作用。他协助毛泽东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主持起草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43年他负责中央组织机构的调整精简，代表中央书记处提出了调整精简方案，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书记处主席，从组织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上更是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了高度评价。
　　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他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反复强调党的思想建设以及党员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澄清了抗战时期一些党员对党性的模糊观念，推动了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都是有重要意义；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他提出了关于干部的选拔和培养政策，指导了延安时期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健康发展，为抗战输送了大批合格的军事干部和生产建设干部；在党的政治建设方面，他倡导成立了政治研究室自己也是政策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参与研究和制定了延安时期党的许多重大政策，为整个抗战走向胜利指明了方向。
　　其次，任弼时党建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任弼时在延安时期对党的建设所作的重大贡献将永载史册，他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理论，也是具有生命力，对我们今天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他在延安时期自身所体现出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今天加强和改进党内民主建设仍然有着现实价值和教育功能。
　　延安时期任弼时许多重要的党建理论观点到现在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今天党的建设仍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提出的“灵活地切乎实际地去运用马列主义”、“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理论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他所提出的“代表人民并为人民谋利益”、“照顾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的观点，体现了他彻底的群众观点是对我们党丰富、生动的群众工作的经验总结，对于今天我们深刻领会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43年的延安审干运动出现扩大化，任弼时坚持维护党的原则，力排“左”的干扰，坚持按党的路线政策办事，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及时的向毛泽东汇报了真实的情况，从而避免了审干运动的继续扩大化，为党减少了损失挽回了声誉。他无论走到哪里，总要作调查，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已成为他的习惯。在延安时期任弼时那种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于新时期我们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干部)
　　①《任弼时传》(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2页。
　　②《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③《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页。
　　④《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8页。
　　⑤《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
　　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l991年版，第469页。
　　⑧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0页。
　　⑩《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185页。
　　(11)《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页。
　　(13)《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页。
　　(14)《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15)《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2页。
　　(1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237页。
　　(17)《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4页。
　　(18)《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19)《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20)《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21)《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页。
　　(22)《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2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3页。
　　(24)《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
　　(25)《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461页。
　　(2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5页。
　　(27)《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28)《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29)《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8页。
　　(30)《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页。
　　(31)《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