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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延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 一、加强党性修养,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 陈燕楠主编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对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党要独立地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革命的主要舞台由城市转向农村,党不能不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中吸收党员。面对这样的环境,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组织之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问题,更加突出地提了出来。在全党,毛泽东率先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并在工作中实现这一转变。到了延安时期,我们党从内容到形式上为着重思想建党开辟了新路,推动着党走向成熟。
  一、加强党性修养,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
  延安时期,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的问题。全党通过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克服各种错误思想,使各种出身的党员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品格,这是党的思想建设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一)解决党员思想入党问题,加强党性修养
  由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占多数,还由于幼年的党不懂或没有重视思想建设和思想教育,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和1941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分别分析了不同时期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更是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毛泽东从全党的宏观角度,论述比较集中的问题既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和自由主义,更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后者我们当另设题目专论。
  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进行了比较集中的分析和说明。他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党内还存在着宗派主义的残余,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表现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表现在个人和党的关系上,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风头主义,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搬进了共产党;在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本军干部与友军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的关系上,不是互相帮助互相团结,而是一个轻视一个,甚至一个欺负一个,“发生的乱子和磨擦很多,是一个普遍的现象”。①毛泽东指出:“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行无阻。”②
  关于山头主义,是毛泽东从1944年到七大谈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由于斗争历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和工作部门不同,而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目前在我们党内严重地存在和几乎普遍地存在”。“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则是其主观原因。”③中国革命有许多山头,毛泽东说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这些就没有中国革命。山头是好事情,“消灭山头,就要认识山头,照顾山头,缩小山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④;坏的是山头主义,山头主义“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⑤
  关于自由主义,1937年9月毛泽东写有《反对自由主义》专文,并收入《毛泽东选集》之中,足见其在作者心目中的地位。毛泽东指出:自由主义的核心问题是“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结果是腐朽庸俗的作风发生,使党和革命团体的某些组织和某些个人在政治上腐化起来”。文中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除第四、第七、第九和第十条之外,余皆涉及“取消思想斗争”的问题,诸如: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求得和平和亲热;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泰然处之,行若无事。毛泽东指出:自由主义的来源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是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者的思想方法。自由主义是一种腐蚀剂,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⑥因而,反对和克服自由主义是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
  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刘少奇则是从党员个体的角度,以“对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了解,以及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之间的正确关系作为标准”,集中地列举了党内存在的五种错误的思想意识:
  第一,“带着各种各色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入党。不少人主要是由于共产党坚决主张抗日、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些人是仰慕共产党的声望,或者只模糊地认识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有些人主要是在社会上找不到出路,或者要摆脱家庭束缚、包办婚姻,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的;甚至个别人是要依靠共产党减轻捐税,为了将来能够“吃得开”,以及被亲戚朋友带进来的。刘少奇指出:许多人在加入党以前就深刻地理解共产主义和党纲、党章,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他们的教育,他们自己的修养和锻炼,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⑦。
  第二,在某些党员中还存在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表现在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摆在后面;或者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个人利益;或者假公营私,借着党的工作达到私人的某种目的;或者借口原则问题和党的利益,打击报复他私人怀恨的同志。讲到待遇、享受和其他个人生活问题,“孜孜以求之”;有吃苦的事,设法避开;危难的时候,企图逃走。勤务员要的多,房子要住好的,荣誉要享受,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常常表现在党内无原则的纠纷、派别斗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中,表现在对党的纪律不尊重和随意破坏的行动中,这些错误大部分是从个人利益出发,把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
  第三,不少同志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这种人首先计较在党内地位的高低,好出风头,欢喜别人奉承抬举。他有个人野心,好居功,好表现,好包办,没有民主作风。他有浓厚的虚荣心,不愿埋头苦干,不愿做事务性、技术性的工作。他骄傲,有一点成功就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他自满,好为人师,指挥别人,不愿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和批评。他只能“高升”,不能“下降”,只能“行时”,不能“倒霉”,受不起委屈。他“好名”的孽根未除,企图把自己装扮成为“伟大人物”和“英雄”,为满足这种欲望而不择手段。刘少奇说:共产主义事业需要无数英雄,需要很多有威信的群众领袖,但与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不同,前者是追求真理,拥护真理,为真理而斗争。
  第四,少数同志不择手段地对付党内的同志,处理党内问题完全没有互助精神和团结精神。有这种思想意识的人,总想抬高自己,并且用打击别人、损害别人的方法达到抬高自己的目的。他不甘心居于人下,嫉妒强过他的人,总想把别人拉下来。看见别的同志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就幸灾乐祸,暗中窃喜,甚至落井下石。他利用党的组织工作上的各种弱点,以取得个人的某些好处。他好拨弄是非,挑拨同志间的关系。他好参加党内一切无原则斗争,特别党处于困难时期更要在党内制造和扩大这些纠纷,“完全是没落的剥削阶级的思想的反映”。
  第五,某些同志计较小事,不识大体,为了一针一线、一言一语的小事,可以郑重其事地和别人争论不休,伤感备至,没有共产主义的伟大气魄和远大眼光。这些人很容易被小恩小惠所笼络,具有农村社会中小生产的狭隘性的特点。还有人在党内生活中常常表现不清楚不确定的态度,这样也是,那样也是。这些一种是认识问题,一种是品质问题,后者总是喜欢投机取巧,双方讨好,到处逢迎,毫无原则,这种人具有旧商人的特性。
  刘少奇分析上述错误思想在党内发展的动态曲线说:这些错误思想在被无产阶级意识压服着的时候,只是在一些个别的日常的小问题上暴露出来,表现为党内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有的时候不正确的思想意识潜伏着,被克服着;但在另外的时候,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可能发展起来,以至支配着他的行动。这样也就表现为党员个人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矛盾和斗争。
  宋平曾回忆说:“大批青年怀着抗日救亡的激情来到延安,他们向往共产党,但对党的性质、纲领并不甚了解。我当时已经入党,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在一些问题上也若明若暗,还不能说思想上完全入党了。”⑧如是,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解决思想入党就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
  中国共产党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乃是一个必然的中国历史法则。那么,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就会经常发生,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⑨刘少奇指出:“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相反,如果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⑩。
  因此,问题的中心就在于如何解决党内矛盾,如何克服党内各种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11)早在1929年,针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毛泽东说这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近日暴露出来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1943年,毛泽东则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反对自发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马列主义政党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是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最革命的最有生气的组成部分,是马列主义政党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最适用的方法,而在目前则是反对错误思想建立正确作风的最好方法”(12)。
  如何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企图抹杀党内的原则分歧,掩盖党内矛盾,躲避党内斗争,敷衍了事,是错误的。脱离党外的阶级斗争,脱离广大群众的革命运动,使党内斗争变为空洞的清谈,也是不对的。敌我不分,机械地过火地进行党内斗争,主观地制造党内斗争,滥用组织手段甚至党外斗争的手段惩罚同志,更是极其错误的。刘少奇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一)以党和革命的利益为准则,认识和辨别党内的各种现象、各种思想意识、各种意见和主张,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或者争论的双方都不对。经过冷静的辨识和思考后,决定自己明确的态度,站在正确的方面,不盲从,不随波逐流。(二)学习、提倡并发扬党内一切好的模范和正气,积极赞助一切正确的主张和意见,不受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的影响。(三)对党内各种原则错误的思想和主张,对党内一切坏的现象,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以便克服这些错误现象,绝不放任这些错误现象的发展而损害党和革命的利益。(四)把原则上的不调和和明确性,同斗争方法上的灵活性和耐心说服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在长期斗争中去教育、批评、锻炼和改造哪些犯了错误但不是不可救药的同志。具体地、适当地去进行党内在各个时期各种原则问题上所必要的思想斗争,而不是主观地、机械地、捕风捉影地在党内乱斗一阵,也不是有“斗争”的嗜好。(五)在党内斗争中团结党,提高党的纪律和威信。对于党内某些已经不可救药的分子,给以组织上的制裁,直至驱逐出党。把维护党的团结、纯洁党的思想、巩固党的组织,看作是自己的最高责任(13)。刘少奇认为一切共产党员的修养,应该首先是思想意识的修养。思想意识上的修养是一切其他修养的基础。而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通过思想上的斗争,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克服以至于肃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意识,树立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做到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
  (三)加强党员修养特别是理论修养
  强调党员个人的修养,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思想入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1937年5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提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问题,指出他们应该是懂得马列主义、有远见和能力,富于牺牲精神,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工作的“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14)。1939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根据六大党章和六中全会的精神,发表了《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一文,论述了共产党员的六条标准,即“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决议”、“群众模范”和“学习理论和文化”,“只有具备以上的六个条件,才不愧称为一个良好的共产党员”(15)。1939年7月,刘少奇在延安马列学院作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著名讲演,第一次从党的思想建设角度和高度,系统论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指出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在实践中运用这种理论的修养;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党内团结、党内斗争与纪律上的修养;艰苦奋斗与工作作风上的修养;战略、战术、工作方法上的修养;善于对待各种人们、处理各种问题,以及各种科学知识与某些专门技术上的修养。
  如何加强党员修养,特别是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刘少奇指出:不同于历史上一切脱离社会实践的唯心主义的闭门修养,共产党员需要在无产阶级与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而且修养“唯一的又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的实践”(16)。共产党员还要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改造自己,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共产党员如果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没有正确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要彻底了解和真正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并使之成为自己的革命斗争武器,是不可能的。然而,共产党员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高度修养,要在革命斗争的一切重要问题上,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要在情况复杂和变化剧烈的环境下,在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都能够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都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共产党员必须使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学习,同思想意识的修养和锻炼,这两者密切地联系起来,绝不应该使两者分割开来。”(17)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发表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在共产党员党性锻炼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延安时期,广大党员干部都把这三篇著作作为党性锻炼的必修课,不少人都能熟练地背诵出来。三篇著作的灵魂和主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8)他要求共产党员要像白求恩那样“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要学习白求恩同志那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毫不自私之心”的共产义精神,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毛泽东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先要努力贯彻执行“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挖山不止”,“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20),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毛泽东这三篇辉著,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的事业不懈奋斗,成为党性修养的座右铭。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0页。
  ⑥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361页。
  ⑦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页。
  ⑧ 宋平:《缅怀陈云同志》,《人民日报》1995年5月23日。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6页。
  ⑩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9页。
  (1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页。
  (13) 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6—157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15)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16)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110页。
  (17)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0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660页。
  (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1102页。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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