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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六、解放战争初期党的建设进一步发展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 陈燕楠主编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中央科学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主张和同国民党“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维持自己独裁专制的反动统治,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悍然发动了内战。1946年6月,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大决战终于爆发。随着解放战争的展开,党的建设理论也在新的实践中有了新的发展。这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延续。
  (一)发展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
  由于过去长期在战争年代,各个解放区被敌人分割,党内正规的民主生活不能不受到限制。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广大的解放区也已连成一片,“我们党与政府有可能和必要实现正规的民主生活了,过去时期党内存在着的民主生活不足的状况,就必须加以改变。”①同时针对党的一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解决重要问题的不良倾向,毛泽东提出要建立集体领导制度,重要问题由党委集体而不是由个人决定,在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当然,集体领导不是事无巨细都由党委集体讨论。集体领导要与个人分工负责制有机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②要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就必须正确处理书记和委员的关系。毛泽东指出:“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这同班长和战士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③后来,毛泽东多次强调: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
  为了发展党内民主,加强集体领导,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其中指出:“在一切巩固的解放区,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从现在起,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讨论中央的指示和各种工作,并选举和补选党的各级委员会。这种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在以后不得用普通的干部会议去代替,而必须按期召开。”毛泽东把党内民主推广到政权建设中去。他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关于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度问题,我们政权的制度是采取议会制呢,还是采取民主集中制?过去我们叫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④。这个制度保证了民主集中制在全党和各级政府的贯彻和落实。
  (二)整顿党的队伍,纠正执行政策中“左”的错误
  1947年秋冬,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伟大胜利。为了配合新形势,党中央要求解放区更加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的改革运动,以充分地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同时根据全国土地会议关于整党工作的部署,开展了整党工作。为什么要进行整党呢?主要因为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到1947年党员已经发展到270万人。经过严峻的战争考验和锻炼,党员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在土改激烈进行的条件下,在一些党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党组织中,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也在不断的暴露。如,有些党员的阶级观点模糊,不能坚决地执行党的土改政策,包庇和袒护地主、富农分子;有的党员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多分多占土改成果;有的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脱离群众;也有些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混入党内,甚至把持了基层党和政府的领导权,作威作福,损公肥私,欺压群众。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分析这些情况决定结合土改进行整党。
  整党的基本方针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说服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整党的基本内容是通过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和官僚主义作风,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对有些错误严重、屡教不改的党员辅之以组织纪律处分,对极少数混进党内的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坚决清除出党。整党的基本方法是,公开党的支部,吸收非党群众参加党支部大会,使三查三整工作接受群众的监督;对少数被地主、富农和流氓分子操纵的党支部,则由上级组织派出工作组重新组建党支部并协助支部开展整党工作。
  但是,就在新的革命胜利高潮形成的时候,党内出现了“左”的情绪,各解放区的工作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左”的偏向。其主要表现是:在农村工作方面,除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外,还有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的重要性,在工作步骤上存在急性病;在城市工作方面,侵犯民族工商业,在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而不注意城市的生产建设,破坏城市的生产建设设施等;在党与群众的关系方面,笼统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助长尾巴主义倾向等。整党工作中“左”的偏向,同全国土地会议上对党内不纯问题的估计过于严重有关,也同缺乏农村基层整党的经验有关。
  对于上述“左”的偏向,中共中央很快发现并及时纠正。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亦称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会议详细地讨论了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并强调绝对不许重复历史上所犯过的“左”的错误。1948年初,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等指示中,提出要反对“左”的倾向,纠正“左”的错误。1948年春,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区委也先后召开会议,总结检查土改和整党工作,使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中的“左”的偏向很快得到纠正。
  1948年2月22日,由周恩来起草的《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提出对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方针。指示决定公开党的支部,提出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党的支部会议,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为了指导整党,同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山西崞县是怎样进行土地改革的》一文按语中指出,要把晋察冀平山县的整党经验(由刘少奇总结)推广到全党,并要求公开党的支部,把关门整党变成为开门整党。开门整党,表明了党与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和党把自己置身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的决心和态度,实际上是在向群众宣传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群众利益的党。
  到1948年底和1949年初,大部分老解放区和半老解放区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通过整党,农村的基层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党同群众的联系更加紧密,为争取土改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三)健全党内制度,提高领导艺术
  随着解放区政权的相继建立,以及解放战争时期阶级关系、政党关系等方面的新变化,中国共产党发展了政权理论,探索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会议等政权建设的具体形式,并健全党内各项制度,提高领导艺术,以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需要。
  1.建立报告制度,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和纪律
  由于我党我军长期处于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被分割的分散环境中,中央曾允许个别地方党和军队保持较大的自主权。这种情况也曾使各个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自主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困难局面。但是也产生了某些无组织无纪律以及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影响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了一系列党内指示,阐明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和纪律的极端重要性。
  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作出了具体规定。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⑤这项制度,是中共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毛泽东指出:党中央所以规定这项政策性的报告和请示制度,是因为七大以后,仍有一些领导认识不到向中央作报告并请求指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至于中央不明了他们的活动和政策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难以挽救的或能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
  同年5月,毛泽东在《1948年的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的党内指示中又强调,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对党中央颁布的各项中央文件,要认真学习,全部遵守,不得擅自修改。如果有不适合当地情况的,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但必须取得中央同意,方能修改。“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在工作繁忙的借口之下,采取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好像一个独立国。”⑥毛泽东认为,这种状态,给革命带来极大损害,要求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克服,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
  这种缺乏党性没有纪律的现象,是党和人民的利益所不允许的。为了加强革命纪律,中央决定重印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并写了前言,集中地论述了加强革命纪律对革命胜利的重大意义。前言指出:“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并取得最广大人民群众最衷心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不能保持已得的胜利。”中央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负责同志,认真学习列宁这一章著作,为消灭现在工作中的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而进行必要的斗争,使全党全军达到真正的统一。
  2.健全党委制,改进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提高领导艺术
  1948年9月,毛泽东针对一些领导机关存在着浓厚的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为党中央起草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⑦。这是在党的领导制度上的重要建树。
  健全党委制的重要主旨,在于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毛泽东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应用于革命斗争实践,创造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又把群众路线引进党委会内部,丰富了集体领导原则。毛泽东指出:“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⑧同时规定,高级领导机关部、委、校、室,都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
  健全党委会制度,在于充分发挥党委的集体的智慧和作用。毛泽东指出:“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⑨他历来反对那种“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老子天下第一”的独断专行的家长作风,指出这样的人十个有十个是要失败的。
  《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改善了党的领导制度,但是,实施正确的领导,还必须有正确的领导原则和科学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领导工作不仅要决定方针政策,还要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如果在工作方法上疏忽了,还是要发生问题。”⑩为此,毛泽东于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
  在这篇重要的著作中,毛泽东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科学具体地阐明了党委会在集体领导的原则下如何做好工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首先,党委书记要善于领导好党委“一班人”。毛泽东说,党的委员会有一二十个人,像军队的一个班,书记要当好“班长”,依靠党委“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处理好书记和委员的关系,调动每个委员的积极性。要组织开好党委会。会议也不要太长。讲话、演说、写文章和写决议案,都要简明扼要。
  党委成员之间要互相支持,加强团结。“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11)为了加强团结,保持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第一,“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不仅‘班长’要这样做,委员也要这样做。不要在背后议论。”(12)第二,要“互相通报”。就是说,各委员之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语言是很重要的。第三,“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13)。
  其次,要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党委成员之间要互相配合,如同弹钢琴一样,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党委要抓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要照顾到各个方面,不能只注意一部分而把别的丢掉。对于主要工作,不但一定要抓,而且一定要抓紧。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毛泽东曾经反复指示全党:“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14)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毛泽东又强调:党委“要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才能据以定出正确的政策”(15)。
  最后,要谦虚谨慎,力戒骄傲,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懂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切不可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16)毛泽东认为,这种谦虚谨慎,虚心向群众学习的态度,不但不会影响自己的威信,而且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17)
  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关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和纪律,改进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法的科学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建党学说。这些论述,不仅在当时加强了党的领导,指导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对我们党执政后,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目标要求及其历史进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形势加强自身建设的前进方向和奋斗历程,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建设理论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我们要汲取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和智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向前进。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5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4、1265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2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0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0—1341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3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8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1443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1页。
  (17)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3页。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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