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加强学习的问题，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一是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高“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二是学习民族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地总结。三是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把握其特点和规律。六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作出相应决议，要求“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的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①之后，全党开展了一场从未有过的长达三年之久的学习运动。
　　(一)全党干部学习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素以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和极强的组织能力著称于世。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是在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②。毛泽东也指出：“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③中国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较之若干外国的兄弟党，未免逊色”④。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这样有学问的人，为什么还会犯错误?党历史上每次出现错误路线，为什么总有一部分同志跟着走?陈云曾三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说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不是经验少，而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建议他读点哲学著作，学点唯物辩证法。陈云说：“今后要避免犯错误，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学习，肚子里多装一些“是真正的、是老实的、不是假的”马列主义”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对于经历了遵义会议前十四年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有着更为深刻独特的感悟和理解。
　　克服“本领恐慌”，是中共中央发起学习运动的一个直接原因。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的队伍里面发生了这样一个矛盾，就是我们的干部不学习便不能够领导工作。”有些老干部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有些教员手里的一本政治常识，还是中央苏区时代出版的，他对这本书上的东西相当熟，但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真是“两眼不看书外事，一心只管政治常”。而我们的有些战士识字比营长还多，能写短短的文章，登在墙报上，比有些干部还要高明，干部单靠发命令、保持威风是不行了。要打破这种现状，改善我们的工作，就要加紧学习⑥。
　　学习之所以成为迫切需要，还因为需要建设一个能够担负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任务的大党。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需要几十万、几百万的共产党员，更需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之所以成为“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更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的需要。毛泽东自信地认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⑦所以，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⑧
　　(二)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在职干部教育，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水平
　　1939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设立了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管理各学校的教育方针、教学工作、招生工作，领导全党开展马列主义学习，并制订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5月20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干部学习动员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的代表一千多人。在会上，毛泽东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意义，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张闻天讲话强调在职干部学习须有持久性和恒心。李维汉作动员报告，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强调干部学习的重要性，指出“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的原则，无疑是教育事业中最基本的原则。这个根本原则的具体的了解，对我们来说，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⑨这次学习动员大会以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成为学员最多，师资最省，设备最简单，但最有成效的大学校。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对干部教育的方针、课程与在职干部学习等问题作了一般规定。3月20日，书记处又专门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参加学习的干部按文化、理论程度分为四类，甲、乙类是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高级干部和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丙、丁类是有相当文化水准和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并按类规定了不同的课程和共同的课目：甲类学习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乙类学习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包括现代革命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三民主义)，同时并进，文化课达到阅读普通书报，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党建)、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学习文化课与党建，同时并进，文化课须达到能读普通书报，党建学完则学中国问题。指示还规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负责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每月开讨论会二次；党的领导机关可指定各科学习顾问，指导和帮助学习；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举行奖励⑩。从中央干部教育部成立到党中央连发的两个指示，延安在职干部的学习制度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为了加强对干部学习的指导，由高级干部牵头组织了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政治经济学、哲学、时事等各种问题的研究会，各学校各机关担任或准备上课的教员一律参加。这些研究会的任务是指导延安的干部学习，包括编写教材或参考资料，组织专题报告会等，对在职干部的学习起了很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1938年12月，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组织了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组长毛泽东，副组长陈云，延安党政军主要负责干部四五十人参加。学习地点在中央组织部，每两周集中学习半天，持续半年多时间。学习方式是先请一位哲学家作中心发言，然后大家讨论。学习内容主要是孔子、庄子、荀子、墨子等人的哲学思想。毛泽东与陈伯达、张闻天等人，就陈伯达关于墨子、孔子哲学思想的研究进行书信交流与商榷。毛泽东在1939年1月致信何干之表示，他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11)。1939年春，在毛泽东等倡导下成立了延安新哲学学会，推举艾思奇为学会会长，毛泽东、张闻天、徐特立、何思敬、张如心、和培元等为会员。之后，延安许多机关成立了哲学小组，张闻天领导的中央宣传部在兰家坪成立了有几十人参加的哲学小组，参加者大部分为马列学院和中宣部的工作人员，组长艾思奇兼，张闻天在定期举行的讨论会上经常发言，宋平回忆说：“每次讨论会他都有系统发言，我们学到了不少的东西。闻天同志实际上成了我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入门老师”(12)。
　　张闻天还组织了一个《资本论》学习小组，参加者有王首道、王学文、吴亮平、王思华、艾思奇、何锡麟、邓力群等10余人。每隔一周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学习讨论半天，坚持到把《资本论》第一卷二十五章全部学完，历时一年有余。每次讨论均由张闻天主持。第一次由他讲学习体会，着重讲了《资本论》为什么从商品、货币讲起的问题。以后讨论由小组成员轮流做各章的中心发言人，读懂了的，讲心得体会；没有读懂的，提出问题，充分讨论。遇到重点、难点，不惜花费时间，反复研究。为了学懂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共讨论了三次。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原意，还常常把《资本论》的德文原版与中、英、俄、法、日文等译本，对照起来分析和研究。小组成员中，王学文研究《资本论》多年，王思华是《资本论》译者，吴亮平、何锡麟都是马列著作的学者，在张闻天主持下的小组讨论，内容之丰富，钻研之深入，可以想见。
　　陈云在中组部内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同李富春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先后参加的有邓洁、武竟天、王鹤寿、王德、陶铸、陈正人等10余人，旁听干部30余人，戏称“后排议员”。每天上午9点以前为固定的自学时间，每周集体讨论一次。学习小组的学习从1938年11月一直坚持到1942年，学习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哲学概论》等。根据毛泽东对陈云的建议，重点是学习哲学，从学习原著开始，一句一句地弄通，一本一本地读懂，规定“每个星期必须读到哪一章哪一段，谁也不能借口工作忙没有读完规定的章段，这是学习纪律。”(13)陈云对学习小组成员说：“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14)陈云还延请著名学者为大家进行学习辅导，每次专家讲课，他都参加听讲，并且认真地做笔记。据《陈云年谱》记载，1940年是陈云听专家讲课最多的一年，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和培元讲德国古典哲学，物质与意识、主观与客观及时空，现象与本质，认识论，逻辑史；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艾思奇讲费尔巴哈唯物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对立统一和矛盾法则，反映论，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及宗教，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及文化起源，孙中山哲学思想；马列学院副院长王学文讲商品生产，价值与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价值法则，剩余价值法则；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杨松讲民族、民族战争与统一战线；马列学院教员王思华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学习小组每周一次的讨论，由一个或两个同志先准备好，先作发言，讲讲这一段、这一章内容是什么，中心思想讲了哪些。然后大家讨论，看他们讲得对不对，还有什么补充，形成互相教学的局面。“后排议员”刘家栋回忆说：在讨论中，年岁大的同志，往往能联系他们在白区、苏区的实践斗争，讲得生动活泼。而我们这些青年人，只能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说起话来难免有点“学生腔”。著名学者对每本书的学习，一般辅导两次。一次是在开头，讲讲这本书主要说了什么，中心思想是什么。一次是在大家讨论的时候，根据学习情况，解答一些大家讨论中的疑难问题。他们的辅导既帮助大家正确理解经典著作，又不完全包办代替，要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这样系统的理论学习，在中央青委工作的武衡回忆说：“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同志来说真是太重要了。我真正系统地学习，并且懂得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党建知识，就是在陈云同志的亲自领导和教诲下取得的。它对我后来的学习和工作具有深远的影响。”(15)
　　1940年6月6日，在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有上千人参加。大会由王首道主持，朱德、任弼时等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李维汉作了题为《延安在职干部一年来学习经验总结》的报告。会上还奖励了39个由各类干部组成的模范学习小组，张闻天、陈云领导的两个学习小组是表现最突出的两个。六届六中全会发出“学习竞赛”的号召，得到全党的积极响应。朱德在讲话中说：“前方学习中的困难，首先是缺乏教授。”，还说去年邓小平同志带了两个马列学院毕业的同志到前方去，走到半途被别人留下了，于是打了整整半年官司，结果还是从总司令部抽调了两个能教书的同志替他们“顶赎”回来。“第二个困难便是书本子。”最近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党史，他们只收到了七本，半途上你一本我一本被抢光了。(16)这两个困难具体地表明了全党“学习竞赛”的生动状况。经过一年的努力，延安的学校、团体、机关、部队中，干事、科员、班长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学习，总数达4060人。各类干部基本上学了一门课，甲类学完了联共党史，乙类学完了党建，丙类有的学完了党建的大部分，有的学了一半，识字多的达1200字，最少的也有200字。健全了学习制度，许多同志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收获是不小的。
　　(三)干部学校的理论教育和学习
　　培养干部，毛泽东认为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延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以延安为中心，由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创办的各类干部学校30余所。其中，有比较正规的高等学校，也有战时短训班；有党校、军政学校，也有工青妇的干部学校；有教育艺术、自然科学的，也有医药卫生、农业纺织学校。真可谓门类齐全，形式多样，生机勃勃。办好这些学校，“是共产党的大事”。党中央选调了一批经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学校工作。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刘伯承、罗瑞卿、许光达、滕代远、何长工、徐向前、彭绍辉等先后任校长、副校长和教育长。在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李维汉任副校长、党组书记。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陕北公学任教。毛泽东多次强调搞好教育工作的意义，要同志们安心当好“母鸡”，因为“母鸡”是教育干部的干部。中央领导也在百忙中担任一些教学任务，如毛泽东给抗大第二期讲授《辩证唯物论》，每星期二、四上午讲授2次，每次4个小时，下午还参加学员讨论，从1937年4月开始，历时3个多月，共授课110多小时。朱德讲授党的建设，董必武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张闻天讲授中国问题，博古讲授马列主义基础知识。在中央档案馆，保存毛泽东1938年和1939年在抗大讲话的记录稿就有25篇。在陕北公学，周恩来作过关于大后方抗战形势的报告，董必武作过关于中国法制问题的报告，陈云、李富春作过关于党的性质、组织原则的报告。张闻天的《论青年的修养》，则被日本人看成是中共“思想游击战”的重要武器。
　　延安干部学校，“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17)，搞清楚共产党的抗日与其他地方的抗日是否一样，有什么不同?宋平曾撰文说：“当时，抗日的高潮推动大批有志爱国的青年涌进了革命的队伍。然而这批革命青年(包括已经加入共产党的青年党员)的抗日热情虽然很高，在理论上却没有什么准备。他们寻找共产党，投奔延安，只是为了参加抗日斗争，为了投奔光明，至于共产党究竟是什么?社会发展的前途和规律又是什么?头脑并不十分清楚。”(18)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延安干部学校主要是强调了两条：一是抗日救国，争取民族解放。教育青年明确要抗日救国，怎么打，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政治方向，使之成长为能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抗日军政干部。二是抗战建国，争取社会解放。教育青年“走历史必由之路”，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认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使之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或同情者。
　　为此，1940年前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一方面是符合实际需要，教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争、民众运动等。李维汉说：民众运动“这门课程在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底，是我们军队和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那时我们派些干部深入敌后，几个月、半年、一年，就能拉起一支队伍，建立根据地。这里就有我们陕公的功劳，有我们民众运动课程的功劳。”(19)另一方面，政治理论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陕公的普通队开设社会科学概论，内容包括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抗大开设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革命问题、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这种理论学习具有启蒙性质。中央党校一位学员说：在中央党校第一次听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双胞胎”，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觉得很新鲜，我们的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就是从党校开始的。抗大第三期一位学员给毛泽东写信说：过去我在外面看了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到了这里以后，就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只记住了这一点。毛泽东说：能记住这一点，也算不错，这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我们在这里革命就先要知道这里的情形。学习三个月，懂得这点，再学三个月，也是需要懂得这一点(20)。抗大第四期另一位学员说：到延安一个月，我了解中国原来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于是豁然贯通，大彻大悟。中国的经济性质知道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知道了，目前的中心是抗日问题也知道了!所以为了抗日，便要联合一切抗日的阶层、党派，来建立统一战线，同时也要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说，抗大就是要学得这样一个政治方向，学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方针”(21)
　　延安青年在党中央的关怀下，迅速成长为合格的抗日干部，多数人从抗日热血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抗大第二期609名外来青年中有427人入党，约占70％。第四期开学时4655名知识青年中有530名党员，毕业时增加到3304人，占71％。陕北公学从创建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6000多名学员中发展新党员3000多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毛泽东高兴地说：“现在各处都要我们讲游击战争、民众运动、统一战线，甚至只要到过延安一次的人都拉了去。他们相信清凉山、嘉岭山的人有法——辩证法和战法。”(22)据1939年11月统计，党政方面的中级干部中，有85％是知识分子。华北地区的大多数干部是在1938年前参加工作的学生。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开展了工作，而且搞得很好。邓小平对这项工作的深远影响有过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23)
　　为了推动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党中央加强了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1938年5月，马列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时，就设立了编译部，负责马列著作的编辑和翻译工作，院长张闻天兼任该部主任。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翻译马列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1939年9月，中共中央设立出版发行部，部长由中组部副部长李富春兼任，进一步加强翻译出版工作的领导。1938年后的几年内，延安出版的马列著作有：《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包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政治经济学论丛》、《马恩通信选集》、《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资本论>提纲》、《哥达纲领批判》、《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共10种)、《反杜林论》、《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英国工人运动》、《列宁选集》(计划出版20卷，后陆续出版至18卷)、《斯大林选集》(5卷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这批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为广大干部提供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的精神食粮，适应了干部学习的迫切需要，是党的思想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中华民族有勤勉好学的传统。历史上的政治家们，有些即使在战争环境仍挤时间进行学习，留下“投戈讲艺”、“息马论道”的佳话。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张闻天倡导下兴起的全党读书热潮，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学习中国历史，学哲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学习抗日战争的理论和办法，对提高党的理论水平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开展整风运动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756—757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③ 《新中华报》1940年6月28日。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57页。
　　⑤ 《陈云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47页。
　　⑥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178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⑨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1页。
　　⑩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333—335页。
　　(11)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
　　(12)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4—605页。
　　(13) 王鹤寿：《沉痛悼念陈云同志》，《人民日报》1995年7月21日。
　　(14)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
　　(15) 武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先行者》，《人民日报》1996年3月25日。
　　(1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页。
　　(17) 1938年4月9日，毛泽东对抗大第4期第3大队的开学训词。
　　(18) 宋平：《张闻天对干部理论教育的贡献》，《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1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01—402页。
　　(20) 1938年3月20日，毛泽东在抗大第3大队毕业典礼的讲演。
　　(21) 1938年3月19日，毛泽东对抗大第5大队的开学训词。
　　(22) 1938年3月30日，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上的讲话。
　　(2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