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政党要完成伟大的历史使命，不仅需要正确的纲领和路线，而且要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指导革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政策策略思想。
　　(一)正确的政策策略是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成败，取决于两方面的条件，一是客观条件，一是主观条件。客观条件是革命取得胜利的基础和根据。没有客观条件的成熟，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即使胜利了也不可能巩固。但是客观条件的成熟，只是为胜利提供了可能，要把它变成现实，还需要一定的主观条件。政策策略的正确与否，就成为革命至关重要的因素。
　　1938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政策与经验的关系时指出：“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①这是对我党实行政策策略的丰富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总结。历史证明：政策和策略正确与否，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的兴衰。什么时候我们制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政策策略，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和较快发展。反之，革命就会遭受挫折乃至失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同一个真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②
　　(二)延安时期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坚持的基本原则
　　1．一切从实际出发
　　无产阶级政党要指导革命取得胜利，首先必须保证自己政策策略的正确。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因为客观实际是第一性的，政策策略是第二性的。
　　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策策略，对于一个党和一个国家来说，就是要从本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也是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根据。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不但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也要考虑到当时当地群众的利益、意见和要求，而觉悟程度、组织程度也是一种“实际”，同样要加以重视。因为政策和策略是要通过群众去实行的，如果政策和策略不能给群众带来利益，群众不理解，不认同，不拥护，甚至有抵触情绪，那他们就不会真心去做，即使做了，也不会做好。延安时期，我们党采用了李鼎铭的“精兵简政”建议，号召全党全军“自己动手、丰衣食足”搞大生产运动，最终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政策和策略来源于实践，也要到实践中去检验。“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延安时期，党拒绝了苏联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这个脱离中国救亡实际的口号，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领导各阶层进行民族抗战，才领导中国的抗日战争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
　　2．在区别的基础上建立政策策略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质的规定性，事物因其不同的质而相互区别。事物之间质的区别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政策策略的客观依据。在区别的基础上建立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既是从实际出发的客观要求，也是实行政策和策略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
　　区别不同阶级和阶层，对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由于其经济利益的不同，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也不同。对于革命阶级来说，这些阶级和阶层有些是革命的对象，有些是革命的动力，有些则是革命的同盟军。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就对他们分别实行了不同的政策和策略。
　　区别不同历史时期及其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不同历史时期和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矛盾各有其特殊性。这就要求党在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时，必须注意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③1927年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后，党采取了武装反抗国民党，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开展土地革命的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党针对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适时调整了自己的策略方针，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修改了党的一些具体政策。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又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对政策和策略作了重要调整。
　　3．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毛泽东指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无产阶级政党在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的过程中，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有极大的灵活性。中国革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无论社会性质、历史背景，还是革命的对象、动力等方面，都与苏联和东欧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不同。在这样一个国度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更需要共产党人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恰当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制定和实行符合自己国情的政策和策略。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形成了科学的政策。如在革命道路问题上，经过艰辛探索，党既坚持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原则，也没有照抄照搬“由城市到乡村”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而是根据我国国情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党在制定政策策略时还注重把战略与策略、内容与形式区别开来。毛泽东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斗争的需要。在军事上，在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总原则下，把进攻与防御、持久与速决、内线与外线、后方与前线，以及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等多种作战方式巧妙地结合起来。在政治斗争中，善于根据情况变化适时变换斗争策略，在革命高潮期和低潮期各有不同。延安时期，党在处理西安事变和皖南事变等事件中正是由于运用了这些机动灵活的斗争方式，才使我们党团结了最广泛的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了主要敌人。
　　(三)延安时期制定和实行的若干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1．革命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
　　在革命斗争中，我们要敢于和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既要坚决斗争，又要理性妥协。
　　首先，在对敌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审时度势，正确地组织进攻和退却。因为社会情况是复杂的，形势也是多变的，敌我力量对比经常处在不断变化之中，革命斗争既有高潮，也有低潮。在革命的高潮期不善于正确地进攻，就不能战胜敌人；在革命的低潮期不善于正确的退却，就不能在失败时避免覆灭。其次，在革命斗争中，党还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和斗争的需要，相应地变换自己的斗争策略，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策略去应付千变万化的复杂情况。再次，党在对敌斗争中还要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斗争形式。反动派对革命势力的镇压、打压是不择手段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应该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斗争形式对敌人进行斗争。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对敌既坚持正面斗争，也开辟隐蔽战线进行斗争，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
　　在一定的条件下，党不但可以向同盟者作某种让步和妥协，甚至也可以向敌人作某种妥协。与同盟者妥协是为了壮大自己的阵营，扩大统一战线，孤立和打击敌人。将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区分开来，同次要敌人作暂时的必要的妥协，是为了战胜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妥协可以分为“积极的妥协”和“消极的妥协”两种。所谓“消极的妥协”，就是无原则的让步和投降。所谓“积极的妥协”就是为了达到某种革命目的而实行的有原则的妥协和让步，是“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是“为了更好的一跃而后退”。延安时期，为了促成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全国抗战，党在瓦窑堡会议上改“苏维埃工农共和国”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表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④对待富农的政策也调整为：不没收富农的财产，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的部分外，都不没收；改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为减租减息政策。抗战结束后，为了避免内战，党在重庆谈判中，对国民党让出了南方八个解放区，缩编军队到20—24个师。这些让步都是必要的，但这些让步是有原则的，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⑤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对国民党的让步，是在坚持“和平、民主、抗战”的基本原则下进行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党对国民党让步的基本原则，是实现“和平、民主、团结”和维护人民的基本利益，我们让出一部分解放区和缩编军队，但是人民的武装，一支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2．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对敌斗争的另外一个重要策略原则，是对敌人加以区别对待，分化瓦解，“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⑥。
　　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这一革命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敌人多种多样，既有外国帝国主义，又有本国的封建势力，还有为帝国主义所豢养的压迫剥削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买办资产阶级。它们内部又分为不同的派别。这些敌人由于其经济利益不完全相同，在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上也有一些差别。因此，党应该对不同的敌人加以区别对待，采取不同的策略。
　　由于敌人内部的经济政治利益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们之间也有矛盾。既然敌人内部有矛盾，我们就有可能、也应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分化瓦解，以达到革命的目的。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但是这点争斗，这个缺口，这种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⑦
　　敌人不但是有区别的，而且是分主次的。在对敌斗争中一定要采取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在一个时间里，主要敌人只能有一个，“打击的敌人不能太多，要打少数”，“什么都打，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危害很大。”党应该根据革命需要和客观形势，区分哪些是当前的主要的敌人，哪些不是当前的主要敌人，并尽可能与当前的非主要敌人暂时结为联盟，至少使其保持中立，不与我作对，以便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当前最主要的敌人。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根据国内矛盾的变化，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亲英美派结成抗日统一战线，集中一切力量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于它的汪伪集团。
　　3．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中国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进行的，它所面临的敌人十分强大且穷凶极恶，而革命的力量则相对比较弱小。弱小的革命力量如何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碰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国内外敌人的长期斗争中，在延安时期逐渐形成和总结出一套以弱胜强的战略策略原则，这就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党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是建立在对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有两重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人民必胜。1946年7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全面内战，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人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惧怕美帝国主义的原子弹，不敢同敌人斗争，毛泽东则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是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是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前提。只有在战略上藐视敌人，敢于同它斗争，敢于胜利，才能进一步谈得上善于斗争和善于胜利的战术问题。同时，只有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同它进行坚决斗争，才能最后战胜敌人，否则，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就会流于空谈。割裂二者的辩证关系，片面夸大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党就要犯错误。
　　4．实行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的经济政策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在1935年12月举行的瓦窑堡会议上，调整了土地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提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⑧对于工商业，政策规定：要“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护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⑨
　　1937年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根据《纲领》要求，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执行对内自由、对外统制的贸易政策；积极发展农工商业。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以及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与节约并重，以农业为第一位等经济工作的方针，进一步使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走上健康发展道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这些方针政策，一直实行到抗战胜利后及解放战争时期，为发展经济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4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612页。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