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党的组织建设积累丰富经验、臻于完善的时期。我们党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完善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建立了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一、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以前，有过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几届中央领导，但都没有形成稳定成熟的、能够团结全党进行胜利斗争的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①，历时十年，到党的七大时确立，其主要成员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
　　这一领导集体的形成过程，主要发生在党中央落脚陕北之后的延安时期。其间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人员略有变化，虽分工各有不同，所负责任务有特点，但他们团结一致努力奋斗，以一种磅礴大气的集体力量承担起历史的重任。
　　第一阶段 从遵义会议至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央领导集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格局逐步形成。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解决了当时最为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地位。这是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建立的标志。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最高“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②；常委中再作适当分工。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3月4日，中革军委设置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张闻天很赞成毛泽东的提议。遂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样，毛泽东在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即进入在战争环境中中央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他和负中央总责任的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及王稼祥，形成了中央领导集体的长征后期的基本格局③。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结束长征，落脚陕北。政治局常委会议确定常委分工：张闻天仍负总责，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秦邦宪(即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11月3日，政治局会议再确定：在党的方面，成立组织局，由周恩来负责；军事方面，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并兼第一方面军政委；后方军事工作由组织局负责。从这次政治局分工可以看出周恩来主要工作转变的萌芽。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前方需要周恩来，会议最后同意周恩来暂时仍和毛泽东一起到前线去。同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1936年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后不久，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转发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扩大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的命令：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3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七人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以朱德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名副其实地成为人民军队的统帅。任弼时第一次出现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张浩、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和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由于当时党的中心工作是军事工作，作为在中国共产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全力支持毛泽东，因此这一时期中央领导集体实际上是毛泽东与张闻天合作，而以毛泽东为核心，朱德和周恩来参加的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1938年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全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周恩来为书记；设立中原局，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为书记。决定充实北方局，由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组成北方局常务委员会，杨尚昆任书记。全会还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此前的状况及其变化。遵义会议后张闻天和毛泽东一起及时制止、迅速纠正陕北的错误肃反；在决策红军东征中，明确表示改变自己原来的向宁夏发展的方案，坚决支持“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指导思想，率中央和毛泽东一起东渡黄河，随军亲临前线；主持晋西会议，就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统一战线问题作报告。④提出进一步贯彻国际决议的指导思想是“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等。最突出的是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和西安事变的处理，这两个党在历史关节点上的政治路线转变和战略策略选择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智慧。1935年12月，张闻天主持了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中央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同时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时期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必要性，为解决政治路线作出了贡献。应对西安事变中，张闻天始终坚持“不采取与南京对立的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并且强调：“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张闻天的坚持，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逐步将在党内负总责的全部工作移交给毛泽东。
　　第二阶段 从六届六中全会后至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这五年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整风中，中央进行了一系列机构改革与调整，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从组织上明晰政治局与书记处之间的隶属关系。毛泽东第一次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组织形式上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同时，刘少奇上升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二把手；任弼时正式进入中央书记处。
　　六届六中全会后的头几年，中央机构没有大变化，人员也没有大变动。整风学习开始后，随着运动的深入，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渐趋一致，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组织上调整的条件已经成熟。按照共产国际关于“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⑤问题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组织机构的改革与调整逐步展开，随之，中共中央书记处人员发生较大变化。194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书记处工作提出应有一种人数不多的会议，经常集体处理日常工作。8月27日政治局会议即决定七大召开前，中央书记处组织不变，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中央书记处及中央政治局会议议程由秘书长负责提出。从此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就成为中央日常性最高办公会议。但后来发现这种工作方式“等于中央各部委的联席会议”，使书记处失去了领导性质，变成松散的议事机构。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⑥，规定：中央书记处的职责是秉承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办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改革与调整，1943年3月16日、20日政治局两次讨论后，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明确规定政治局与书记处的职责和人员构成。政治局：“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同志组成，毛泽东为主席”。至此，从组织形式上书记处和政治局的隶属关系廓清与确立起来；书记处成员也确定下来。但是，由于书记处主席和政治局主席同为毛泽东一人担任，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形成了“书记处等于政治局的常委会”的状况，因此在当时，书记处实际成为中央领导的集体核心。
　　《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还就中央所属机构作出新决定和调整。主要有：一、在政治局和书记处下设两个“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为书记。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为书记。二、设中央研究局，刘少奇兼任局长。三、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为军委副主席。四、政治局委员“按地区分管各地工作”。王稼祥负责华北，刘少奇负责华中，任弼时负责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陈云负责大后方工作，杨尚昆负责敌占区工作。各地区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工作。同时，对中央的许多职能机关进行调整。如：取消原中央财政经济部，设经济建设材料组，由张闻天负责，直属中央书记处；中央情报部与社会部合署办公，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理等。
　　这次中央机构的改革和调整，意义深远：一是实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二是正式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刘少奇上升为中央领导集体的二把手；任弼时正式进入中央书记处。这是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的最大成果，为党的七大在组织方面奠定了基础。
　　在整风中，毛泽东思想被确认为引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旗帜，在体制上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是大家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敬。需要注意的是书记处主席的“最后决定权”，既要遵循政治局制定的方针，又限于“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这和“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的政治局应当不是一个概念。
　　体制的调整必然带来中央领导层人员的变化。
　　六中全会没有对中央领导层人员作调整，书记处成员包括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博古、陈云、康生和在重庆的周恩来。后来1941年政治局“九月会议”研究党的历史，对土地革命时期“左”倾错误进行批判。对这段历史负有较大责任的领导人已经不便再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张闻天在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自1942年1月起至1943年3月，率调查团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博古在更早时就不再担负重要工作。王明自“九月会议”后称病，不再出席任何会议。
　　第三阶段从1943年3月《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之后到1945年6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召开。从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期间，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停止行使职权，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负责处理日常工作。从人员构成来说，从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开始，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已实际投入工作，党的七大主席团继续，直至七届一中全会组织确认。
　　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不单单是人员组成的问题，重要的是全党统一到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上来。经过整风运动，特别是1941年和1943年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认清路线是非，党的高级领导层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路线问题达成共识，全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基础上统一起来，召开党的七大的条件具备了。
　　为胜利举行七大，中央决定先召开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整风的基础上，讨论并通过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以及城市工作等问题。1944年5月21日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七中全会主席团的主要任务是准备‘七大’及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全会期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⑦自此，七大的筹备工作和中央的常务工作就在毛泽东为首的主席团领导下进行。这就是说，从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开始，第一代领导集体主要成员已实际投入工作。
　　会议初步拟定了党的七大会议日程：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刘少奇作组织与党章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周恩来作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演讲；任弼时作党的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历史报告。
　　六届七中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最重要的成果，是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由任弼时主持，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
　　在六届七中全会举行之前，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即决定成立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委员会由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洛甫)、彭真、高岗组成，19日增补博古参加，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具体主持起草工作。为了让全会尽早地讨论历史决议草案，他不但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而且亲自参加决议草案的起草和修改。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一成立，任弼时立即投入起草工作，七中全会开幕当月任弼时完成了第一稿，即《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决议(草案初稿)(一九四四年五月)》。这一稿是在毛泽东1941年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又称《历史草案》)基础上草拟的，共九千多字。在起草和修改中，他的不少重要分析和判断，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并被采纳。
　　在起草修改过程中，中央指定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张闻天参加修改，其修改稿对后来的历史决议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最后，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或主持修改七八次。为了使党的七大能集中精力讨论建国方针，原来准备交七大讨论通过的《决议》改为送交六届七中全会原则通过。“七大”闭幕后，七届一中全会一次会议讨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定继续由任弼时为首组织修改，“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大会实行无记名投票选举，共选举中央委员44人，候补中央委员33人。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至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毛泽东是核心。遵义会议后，在土地革命后期、在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关键时刻，以及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以其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卓越的政治才华获得全党的服膺，特别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系统的、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战略策略和一系列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关键所在。这一切，毫无疑义地使他成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朱德，人民军队德高望重的总司令。从遵义会议时的最高军事首长、前敌司令到任洛川会议成立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始终活跃在党的军事领导高层。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前，朱德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坚决斗争，维护党与红军的团结；抗战爆发后，和任弼时、邓小平、左权等率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战前线，协助友军正面战场御敌，独当一面地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回延安后，朱德主要是协助毛泽东指挥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是毛泽东军事上的得力助手。同时，他在整风中担任中央高级学习组下设军事高级学习组组长，领导军事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在大生产运动中雷厉风行地抓经济工作，身先士卒以屯田开发南泥湾的办法来解决边区的经济困难。
　　刘少奇，主要承担着华中局和党建工作。他从遵义会议后的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逐步走向中央决策层；从负责指导北方局工作，到六届六中全会前提出要制定党规，保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党，并在会议中主持起草关于党的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作《党规党法的报告》；从担任中原局书记，深入华中，确定新四军发展苏北的战略方向，大力发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发展中共力量，到皖南事变后任华中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统管江南所有战斗区域之党与部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华中这一大战略区的党政军的领导者。特别是1939年7月，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根据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联系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了系统的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丰富和深化了毛泽东的建党学说，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思想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刘少奇的工作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周恩来，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承担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艰苦繁重的工作和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他从遵义会议后负责军事工作，逐步转向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统一战线领域，奔走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与国民党谈判的第一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周恩来任长江局副书记，负责领导云南、贵州、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河南等省以及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党的工作。同时他代表中共中央开展对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1939年1月16日，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以秘密方式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机构，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南方局的工作是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全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要领导者，同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王若飞等，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团结抗日事宜，为巩固、扩大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卓有成效地开展各项工作。同时，周恩来还承担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工作，为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及世界的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任弼时，承担中央书记处常务工作，对在组织上确立毛泽东核心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他以其在长征中同贺龙等浴血奋战带出一支主力红军，继而为维护党与红军的团结，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动，力促三军大会师中的作为，而进入中央军委。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委员，与朱德等共赴山西抗战前线，再赴莫斯科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赢得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肯定，为六届六中全会胜利举行，为进一步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1940年任弼时返回延安，随即开始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虽然没有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但实际上他已成为书记处的成员，参与中央重大决策。1941年担任中央秘书长，实际上担负起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到1942年初，张闻天到基层进行长期调研，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就完全由任弼时负责了。整风运动普遍展开后，任弼时全力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负责中央党校的组织指导工作，负责陕甘宁边区，代表中央指导中共西北局的党、政、军工作；主持中共中央机构的调整与改革，全面负责调研并提出具体方案。
　　应该说，顺利地召开了党的七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这是在中共中央落脚陕北10年后的大事，既是中国革命历史的正确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革命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中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产生了众望所归的领袖群体，毛泽东被公认为党的领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和走向成熟。实践证明，正是这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9页。
　　②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
　　③ 这时，刘少奇在红三军团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任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④ 张闻天1936年3月2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以《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为题收入《张闻天选集》。
　　⑤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⑥ 1941年9月15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的业务工作由任弼时提出方案，交中央政治局批准执行。
　　⑦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3—464页。
　　⑧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