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成为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延安整风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以延安为中心，以高中级干部为重点，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为切入点，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回顾延安整风的历史进程、历史贡献和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延安整风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在需要
　　延安整风开展之时，正值抗日相持阶段。为什么在那么艰苦而又紧张的时期，中国共产党要开展持续几年的全党教育运动?这有着诸多原因。
　　(一)从延安时期党的现状看，党内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影响到党的发展
　　一是党的高级干部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分歧。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党自成立以后，就存在思想分歧。应该说，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是党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但是由思想差异演化为组织上闹独立性或者思想差异导致步调不一致乃至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则对党危害甚大。党中央落脚陕北后特别是抗战时期，这种现象特别突出。比如，1937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提出，我们党内在各种群众工作中还存在严重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这一论断在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许多同志不同意刘少奇的正确判断。6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些同志对刘少奇的报告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是正确的。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观点，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反对独立自主。会后，把“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写进了会议传达提纲——《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为此，毛泽东曾说：“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①他对李维汉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②1938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并提议在没有解决争论问题的情况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汉去。最后，会议表决王明的去留。结果，多数同志同意王明有条件地回武汉工作，毛泽东再次陷入孤立境地。王明回到武汉后直至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其右倾错误继续发展，并得到长江局领导成员的支持，甚至一度发展为组织上闹独立性。对于高级干部的持续争论及其危害，毛泽东曾作过评论。他说：“因为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组织的党员才两万多，现在到了一百多万，这样大的党自然不免有各种意见的分歧，所以我们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使党推向前进的运动，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③
　　二是党员数量急剧增加，迫切需要提高党员质量。为了迅速扩大党的组织，1938年3月15日，中央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④此后，八路军、新四军积极贯彻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到1938年冬，军队中的党员比例已超过20％，连以上干部几乎都是党员。到1940年，八路军老部队中的党员人数占部队总人数的30％—40％左右，新部队也达到25％—30％左右。新四军刚集结时，党员数量占全军总人数的25％，到1939年2月，已占到40％，各级党组织也都建立和健全起来。同时，各地党组织也加大了发展党员的力度。比如，抗大第四期1938年4月开学，共招生学生5562人，其中知识青年党员530名，占知识青年总人数的11％，到12月结业时，知识青年党员已发展到3304人，占知识青年总人数的70％。在陕北公学，1937年至1938年共招生学生6000多名，发展的新党员有3000多名⑤。这样，仅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即从全国抗战开始时4万多人发展到50余万人。短时间内党员数量的急剧增加，党员构成发生很大变化，对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挑战。
　　党员数量急剧增加，不仅对教育新党员、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对教育老党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当时整个党员队伍来看，党的战斗力是很强的，但也存在右倾观点：一是对国民党反共的一面丧失警惕，个别部队改编中无条件答应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二是抗日根据地出现议会主义倾向；三是八路军中出现新军阀主义倾向；四是一部分党员干部革命意志减弱，贪图享受。中央当时认为，“某些地方党部为追求新党员的数目字，便进行所谓发展党的突击运动，集体加入与不经过个别的详细审查的征收党员。因此许多普通抗日分子或党的暂时同路人，也加入了党。异己分子，投机分子，以及奸细，也乘机混入了党。使党的组织之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和党的组织之巩固程度大大受到损害。使党的组织与群众抗日团体之区别，在某些地方模糊起来。使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有了一些机会来进行破坏我党的阴谋。这些办法都是错误的。这些现象都是党的严重弱点。”⑥同时在党员干部中普遍存在着绝对平均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小农狭隘主义、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和分散主义等问题，有必要加强党员教育。
　　三是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学习运动中仍然存在教条主义。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始了学习运动。应该说，这在当时很及时，也很有必要，对宣传马列主义，提高党的理论素养和政策水平、思想水平、工作水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各机关各单位普遍学习马克思主义，党员干部在学习运动中对党的革命经验与教训的认识逐步深化；另一方面，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并且在学习理论过程中客观上出现了教条主义。当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主要侧重运用中国的实际例子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注重提高理论素养，而不是侧重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样，在当时多数党员干部文化水平很低，对马克思主义不熟悉的情况下，教条主义在延安再度盛行。这主要表现在：认为记住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就叫理论家；从事社会科学的理论工作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了解；教历史的教员对中国的过去漆黑一团，“言必称希腊”；教经济学的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王明再版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很有市场，甚至一些学校把这本书作为教材，一些青年学生、新党员以及部分老干部很推崇这本小册子，等等。因此，迫切需要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解决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
　　四足配合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需要。“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⑦民族抗战是中国历史上一项伟大的事业，同时也是一项艰辛的事业，需要党的干部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复杂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战时期要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在将来要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共产党员不能忘记未来的共产主义使命。为了完成抗战复兴的伟大事业，毛泽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⑧。实施这一伟大工程，党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1940年8月，中央颁布了《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9月，发布了《中央社会部关于锄奸政策与锄奸工作的指示》，对纯洁党的组织作了系统部署。1941年开始的延安整风，与其他工作一道成为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战略部署。
　　(二)从党的历史教训看，落脚陕北前中国共产党经历过残酷的党内斗争，造成过重大损失
　　落脚陕北以前特别是中央苏区时期，党内斗争总体上是残酷的，“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⑨比如，王明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或者调离工作岗位，或者撤职查办，对党的重要干部在经济生活方面实行打击。张国焘在30年代初，在鄂豫皖根据地宗派主义盛行，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湘鄂西根据地、闽西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等也都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情况。这些不正确的党内斗争，重组织处理，轻思想教育，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使本来弱小的中国共产党雪上加霜。毛泽东总结这段历史时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⑩后来，中央总结为“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11)。延安整风正是为了总结这些惨痛教训，探索党的建设新形式新方法而产生的。
　　延安整风不仅符合历史需要，而且具备历史可能。
　　第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不占主导，甚至一度被排挤，先后离开军队和党的重要领导岗位。长征途中党被国民党围追堵截，生死攸关，军事问题是第一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为后来统一思想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条件。但是在当时首先解决的是军事路线、组织路线问题，解决思想问题和政治路线问题的时机尚不成熟。瓦窑堡会议尽管初步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但在一段时期内一些高级干部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关于以毛泽东为首解决中国问题的指示后，进一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使毛泽东比以前更能站在更高的层面思考全局问题，从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党的现状。
　　第二，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延安整风前，我们党不仅有土地革命时期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考验，而且有抗战初期的深刻教训和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应对经验，这为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提供了有力依据。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12)
　　第三，作了基本的理论准备。党的重要骨干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行了理论创新。毛泽东写了《实践论》、《矛盾论》、《反对自由主义》、《<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著作，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反对党内的不良倾向》、《论党内斗争》等重要论著，对党的思想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陈云的《论干部政策》、《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等，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做了很好的思想理论基础。王稼祥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坚强而斗争》、《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战争》等文稿。这些论著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传播、继承和发展，为延安整风作了基本的理论准备。
　　第四，具备相对稳定的环境。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之前，共产党长时间颠沛流离。早期我们党常常处于不稳定状态。一大召开的时候，党在上海租界开会，后来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很多情况下，秘密开会要冒生命危险。后来，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的会议要到苏联去开，说明共产党还没有稳定的发展环境。到了延安，有了稳固的根据地，条件具备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全世界的共产党，除了苏联共产党之外，只有中国共产党有根据地，可以教育与训练自己的干部。现在也许还感觉不到这有什么好处，如果延安失掉了，就会知道延安的好处了，有那么多的窑洞，还有二十二个文件可以阅读，可以讨论。”(13)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81页。
　　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43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⑤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2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4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6页。
　　(12)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25—826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