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整风的主要内容
　　延安整风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整顿学风，主要针对党内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而展开。毛泽东尖锐批判了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内的主观主义作风，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出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因为主观主义没有从实际出发，照搬照抄，常常导致革命悲剧——好的出发点走向悲惨的结局。一头猪，撞到南墙上，撞痛了知道退回来了，但我们有些同志在革命道路上撞得头破血流，还往前冲，仍不回头。这是革命激情有余而革命方法不足。所以，毛泽东说：“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①由此，整顿学风重在解决方法问题，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形成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思想作风。
　　整顿党风，主要针对宗派主义而言。整顿党风，就是要反对闹独立性的对内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和闹排外性的对外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表现。比如，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致向党闹独立性等等。这种人实际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和组织放在第二位，没有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同志。对外宗派主义主要表现为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军队之间、地方和工作部门之间以及党内与党外人士之间，存在排外情绪。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容易失去中间势力，而人心向背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中间势力的支持。无论是对内的宗派主义，还是对外的宗派主义，都偏离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党的宗旨，不利于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实现。所以，整顿党风，实质是解决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妥善处理不同方面群体的关系，以此增强党的团结和人民团结。
　　整顿文风，主要是反对党八股。党八股分为洋八股和土八股，这些都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文风。这主要表现为作报告、写文章、发指示，停留于固定的模式，如何开头、如何起承转合、如何结尾，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僵化守旧。这些文章和讲话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或者开中药铺，或者无病呻吟，或者脱离了群众的实际，打不中要害，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和问题的解决。其背后是思想僵化，缺乏创新精神，不从实际出发，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党八股客观上为主观主义提供了存在的土壤。文风的整顿，产生了很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和为群众所理解的通俗文章，形成了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
　　(二)延安整风的层次与阶段
　　延安整风分为“两个层次”和“三个阶段”。
　　所谓两个层次，即高级干部整风和一般干部与普通党员整风两个层次，其中高级干部整风是重点。两个层次的整风，都有一个落脚点：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教育全党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延安整风从高级干部整风入手，坚持由上至下的整风路线，统一思想，总结经验。
　　所谓三个阶段，指延安整风经历了第一阶段——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的高级干部整风阶段；第二阶段——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的全党普遍整风阶段；第三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的高级干部总结历史经验阶段。
　　高级干部整风的标志，是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之所以说这是整风的标志，原因在于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从回顾党的历史开始，总结了党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及其不足，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思想根源上分析了党内产生路线分歧的深层原因，阐述了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改造全党学习的具体方法和克服主观主义的主要措施。
　　在整风的第一阶段，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1年7月7日，中央发出《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亲自担任主任一职，任弼时为副主任。同时，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1941年7月，中央发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1941年8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而后，中央编印历史文献资料《六大以来》发给高级干部阅读，让大家了解六大以来的历史，这对统一党的高级干部思想认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后来，毛泽东说：“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②1941年9月至10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点检讨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领导路线问题，会议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初步统一了思想，在政治路线上分清了是非。对此，毛泽东作了高度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③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让高级干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党的历史，思想认识水平大大提高，为下一步整风奠定了重要基础。
　　1942年2月，延安整风进入第二阶段。毛泽东作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整风方针和基本任务。1942年2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延安各机关学校检查工作的决定》，要求“在检查工作中必须具体的分析与研究各个问题，着重检查领导方面的缺点，彻底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精神，并造成新的工作作风”。④4月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中央成立了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同时，各单位、各系统成立学习分委员会，各根据地和国统区的党组织也开展整风学习。这一阶段，广大党员结合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提高了理论素养，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运用更自觉了。
　　需要指出的是，整风开始的时候，一些党员干部对党中央开展整风的目的理解并不深刻，有的党员甚至认为整风就是整干部，与自己无关。文艺界整风也出现了目标转向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在1942年5月经过调研，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总结，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之后，延安文艺界产生了一大批深受老百姓喜爱的作品，成为抗战的有力号角。像文艺界一样，其他单位经过普遍整风后，思想和作风都有了很大转变。
　　1943年9月起，延安整风进入第三阶段，高级干部重点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着重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路线是非问题。这一期间，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与会者既有激烈的争论，又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同时也一度出现过紧张气氛，但总体上对路线是非问题达成共识。1944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在几个重大问题上进一步统一了认识。一是王明、博古的错误属于党内问题；二是临时中央与六届五中全会因有共产国际承认，是合法的，但手续不完备；三是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四是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五是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1944年3月，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精神，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对六大的历史功过作了科学评价。在讨论历史问题过程中，党分别召开了各根据地和军队历史座谈会，如华北座谈会、红七军、红五军团座谈会，等等。这进一步提高了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经过全党思想认识的统一，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的总结从一般经验上升为理性认识，增强了全党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由此，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三)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
　　革命战争年代，审查干部是党的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持组织的巩固和队伍的纯洁，加强了审查干部工作。比如，1939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明确提出为巩固党，必须详细审查各级干部和党员。1940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对审干作了专门部署。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这些措施对巩固党的组织、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延安整风期间，鉴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和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特务活动，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加大了审查干部的力度。王实味问题发生后，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提出在共产党内有国民党特务活动。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指出：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而且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同年12月，中央总学委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号召每个党员深刻反省自己，严正批评别人，开展坦白运动。由此，审干工作集中于反特斗争，采取秘密的方式对少数机关和少数人开展审查。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即第二个“四三决定”)，要求在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中，开始着手选择确有证据的内奸分子，开展群众斗争。但是，该决定对当时的敌情作了夸大的估计，认为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内奸分子数量惊人。这个决定发布后，中共中央直属单位和中央军委直属单位在延安召开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工作人员大会，发动群众坦白交代问题，审干工作和反特斗争也由秘密转为公开进行，由少数机关审查干部转为群众性的运动。194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肃清内奸问题，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以刘少奇、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刘少奇为主任。同年6月24日，中央就国民党的特务政策和中国共产党的反特务斗争问题给有关干部发出指示，要求各主要领导同志充分认识审查干部任务的严重性。
　　从1943年7月到8月15日，审干工作发展为“抢救失足者运动”(简称“抢救运动”)。7月15日，专门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总学委副主任、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深入进行审干的动员报告，提出“抢救失足者运动”，混淆敌我界限的错误由此进一步扩大，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或历史上未交代清楚的问题，轻易怀疑为政治问题以至反革命问题，并通过“逼、供、信”的方式和心理暗示的方法开展锄奸、反特斗争，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不少同志无端地受到怀疑、伤害或关押审讯。“在延安，仅半个月就挖出了所谓特嫌分子一千四百多人，许多干部惶惶不可终日”⑤。
　　针对审干工作的偏差和“左”的错误，中央迅速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纠正。1943年7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求把他阐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载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7月30日，毛泽东再次强调了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并指示停止“抢救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必须坚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经过许多努力，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12月2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认为“抢救运动”应予否定。1944年1月，中央正式发出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并对受到冤屈的人赔礼道歉。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多次在公开场合作自我批评、赔礼道歉⑥。
　　审干工作中发生“抢救运动”，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包围环境中，在党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占多数，他们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必完全入党，即使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也容易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有很多优点，但也有明显的弱点。一些党员阶级感情与阶级斗争思维占主导。他们急于改变自己长期受压迫的政治地位和受剥削的经济地位，一旦有人煽动或作了不恰当的宣传动员，容易燃起他们内心的小农意识，这种政治上的幼稚病在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土壤中容易蔓延为盲目行动。
　　二是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艰苦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和阶级斗争的土壤中，战争年代的阶级思维与行为惯性，不只是在一两个人身上，而且在很多干部身上也会不同程度地表露出来。他们革命积极性很高，但对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心理准备。他们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敌人的猖狂进攻和对陕甘宁边区的破坏进行强有力的回击，这种回击有时容易混淆思想认识问题与政治斗争的界限，因而犯急性病的错误。加上长期以来“左”代表革命，右代表投降、退让的观念影响，一些党员宁“左”勿右，这加剧了干部审查中“左”倾错误扩大化。
　　三是受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势力的消极影响，封建主义残余并未彻底消除。在缺乏民主意识和民主传统的条件下，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家长制作风尚未绝迹，“左”的错误更容易推动。
　　四是在抗日根据地与外界比较隔绝的情况下，调查取证工作难度较大，加上过分严重估计了敌情，一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调查研究不够深入，采取突击式的群众运动甚至采取“逼、供、信”手段，使得本来紧张的环境更加紧张，“左”倾扩大化错误没有能够有效制止，以致发展为抢救运动。所以毛泽东1944年总结说：“‘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⑦
　　审干中的“左”的错误和“抢救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教训是深刻的，需要我们认真记取。它告诉我们：既要重视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又不能夸大党内存在的问题，要看到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依靠和相信大多数；既要坚持群众路线，又要把握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的界限，不能把突击式的群众运动等同于群众路线，群众运动不适合执政条件下的党内生活；实事求是十分重要，但要一以贯之很不容易，不能一劳永逸。即使主观上想坚持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但客观上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地加强党内教育、制度建设和监督。还要看到，抢救运动的制止和中央领导为此赔礼道歉，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我们党在挫折中奋起、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总体上看，整风的成绩是巨大的。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指出：“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一个重要关键，是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关键，是二十二年来我党历史中一个大的创造事件。”⑧毛泽东总结说：“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⑨后来邓小平也有一个评价，认为“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⑩我们党从延安走向新中国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四)延安整风的方针和方法
　　为了有效开展延安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深思熟虑，高瞻远瞩，坚持正确的整风方针和科学方法。毛泽东明确规定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11)后来毛泽东把这一方针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主要是针对我们党过去实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提出来的，其理论依据是矛盾论，即科学把握党内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防止把党内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或者把本来属于党内矛盾的问题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就是说，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从当时实际情况来看，党内尽管存在路线分歧、观念争论和不良作风，但主要原因在于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没有掌握科学的方法，因而一些决策主观上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出发，客观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各种争论总体上属于党内矛盾而不是反革命性质的敌人矛盾，属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之争和思想认识之争，而不是个人权力之争和恩怨之争。正是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毛泽东着眼于团结大多数，“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强调“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12)这种正确的整风方针，抓住了党内问题的主流，实际上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整风运动中的具体运用，因此有效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为他们自觉转变作风奠定了基础。
　　围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主题，党采取了有效的方法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并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推动整风的深入开展。在整风的着力点上，抓住反对教条主义这一主要矛盾，要求党员和干部刻苦学习所指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文献，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深刻反省自己。在此基础上反复讨论、酝酿，提高马克思主义认识水平和政策水平，联系实际改进工作。在领导方法方面，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中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中央领导以身作则，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央书记处把在延安的48名高级干部编成9个小组，由中央领导同志直接领导学习，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和七大代表700多人集中学习，由上至下推动全党学习。在组织保障方面，制定学习制度、开展调查研究，思想教育从严与组织处理从宽相结合，以组织建设保障整风的顺利开展。
　　总结延安整风的方针、方法，我们得出几个基本结论：始终有领导、有准备、有步骤地开展整风运动；坚持把思想教育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着重思想建党，抓住党内主要矛盾；以高中级干部为突破口，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结合党内实际情况，坚持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方法教育相统一、作风整顿和恰当的组织处理相结合；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一般号召与典型宣传相结合，和风细雨，修正错误，达到同心同德。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3页。
　　②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30—631页。
　　③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35页。
　　④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44页。
　　⑤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6页。
　　⑥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89—790页。
　　⑦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页。
　　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