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行为；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工作作风。中国共产党人是艰苦奋斗起家立业，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的。毛泽东1949年10月26日给延安人民的复电中，号召“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①。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强自立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延安时期，我们党从小到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由弱到强、中国革命事业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凭借着全党上下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而取得的。
　　(一)在继承中华民族精神基础上赋予艰苦奋斗新的时代内涵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打倒一切凶恶敌人的有力武器。在延安时期，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面对主要矛盾的转化，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表现出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伟大情怀，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延安精神就是在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中、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中，孕育和生成的。它既是共产党人民族情感的凝结和救亡图存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的体现，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外敌入侵下民族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在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大多数人所认同、接受和追求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基础上又有前所未有的新超越。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不怕压、不怕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正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并在吸收、消化民族精神优秀内核的基础上赋予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内涵，即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一个重要方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不畏艰险，奋斗不息。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②在这里，自力更生第一次被明确地提出来了。1937年进驻延安后，毛泽东发表《矛盾论》、《实践论》，则找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中国革命显著特点的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毛泽东1939年在延安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的讲话中说：共产党历来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既是一种主体精神，就是自己相信自己，自己依靠自己，表现为心理上的自信、行动上的自强的精神气质与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又是一种创造精神，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与条件下，以一种奋发向上、一往无前的精神状态，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优秀品格，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去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为最广大人民的解放与幸福开拓进取、顽强拼搏的风范与斗志。可以说，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区别于传统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根本点；思想上的科学求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必然要求；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一个显著特色；顽强拼搏，奋发图强，锐意进取，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核心所在；生活上克勤克俭，艰苦朴素，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本要求。
　　(二)崇尚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道德情操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③这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和公务人员理想人格的倡导和诠释。我们党的领袖不但是自力更生的榜样，也是艰苦奋斗的榜样。毛泽东每月只有3元钱的伙食费，买菜只能买便宜的，买肉每次也只能买二三两。其他首长给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总想留他们吃饭，但伙食要在他的标准中扣除，所以警卫员最害怕来客人，炊事员得想尽办法，在不超支的前提下，设法给毛泽东把伙食搞好一点。毛泽东穿的衣服几乎没有一件不打补丁的。当年南洋华侨送给延安两辆小轿车，毛泽东建议一辆给朱德用，一辆给“五老”(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用。转战陕北时，贺龙给毛泽东送来一块腊肉，毛泽东一直舍不得吃，直到十二月杨家沟会议时，才拿出来招待从华东赶来的陈毅等同志。抗战初期周恩来从重庆给在太行前线的朱老总捎去一些榨菜和豆瓣酱，朱老总一直等到刘伯承、邓小平来总部开会时才拿出来共享。转战陕北时，相当一段时间部队靠吃黑豆充饥。一次周恩来的警卫员在子洲县老君殿偶尔买了两个馒头，周舍不得吃，送给了毛泽东，毛又送给了任弼时，任又送给周，转来转去，谁都舍不得吃，想到的都是战友。1947年延安保卫战之初，青化砭之战初战告捷，西北贸易公司给西北野战军送来一批炼乳，野司管理科长高克恭给彭德怀留下200瓶，以备急用。彭总知道后，让伙房烧了几大锅开水掺入炼乳，让机关全体指战员共同饮用。朱总司令功高不自居，望高不自显，位高不自私，和战士们在一起除了年纪大点，再没有什么区别。1942年，续范亭在《赠朱总司令》一诗中写道：“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这是对朱总司令的真实写照。徐特立是延安的五老之一，为了节约住房同两个秘书住在一起，为了节约灯油，坚持三个人同用一盏灯。有诗称赞他：“公家有马不肯骑，不要勤务来照顾。……携带两个冷馒头，一天开会好几处。”
　　陕甘宁边区政府继承和发扬了中华苏维埃民主政府的光荣传统，养成了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风尚，从边区政府主席到乡长，除了津贴有点差别之外，其他衣食住行完全平等。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作政府报告时指出：“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各级议会中产生出来的，这就保证了真正坚决抗日的分子，真正人民的代表参加了各级政府的工作”。④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发薪俸，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但在工作中却能表现出模范作用。在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的津贴也只是5元，各县县长每月津贴2元半，每天粮食1.25斤，菜钱4分。边区政府每月办公费30元，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在20元—30元之间，分区每月15元，乡政府只有1元。但财政簿上各级政府办公费却从无赤字，整个乡政府内只有乡长一人脱离生产，然无薪金，每月收入就是上述规定的津贴费。在少拿钱多做事，甚至不拿钱也做事的原则之下，为抗日事业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正是凭借着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使我们党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赢得人民群众的赞誉，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使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三)倡导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创业精神
　　艰苦环境是磨练人的意志和品质的最好课堂，中国共产党就是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的。陕北是一个贫瘠之地，1935年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就面临着异常困难。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边区政府实行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政策。当时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民党政府发给八路军的经费。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调整侵华政策，把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军事进攻的重点，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在边区周围设置五道封锁线，其中第一道封锁线就有碉堡6300个，陈兵40多万人，并不断制造磨擦事件。到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停发了给八路军的军费，边区外援断绝，致使1941年到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困难之中。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军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面对被困死、饿死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灰心丧气、畏首不前，而是迸发出无与伦比的自信、自立、自强、自尊的无产阶级主体精神和创造精神，以“困难比天大，我比天还大”的英雄气概和豪迈之情，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号召，掀起大生产运动。经过大生产运动，到1943年边区的经济状况就得到明显改观，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延安时期的体现。359旅开发南泥湾，又是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359旅将士“背枪上战场，荷锄斗田庄”，以“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岭要粮”的英雄气概，在短短的三年中就使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由于战士们起早摸黑地劳动，使得359旅制定了“不得早到、不得晚退”的劳动纪律。1942年7月，朱德约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游南泥湾。他们纷纷写诗赞美南泥湾，朱德在《游南泥湾》中写道：“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小憩陶宝峪，清流在怀抱。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⑤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去南泥湾劳军，著名歌唱家郭兰英演唱了贺敬之作词、郑律成谱曲的《歌唱南泥湾》，热情赞颂了359旅将士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那时我们党在延安创办了30余所干部院校，各个学校几乎都是白手起家，自己动手解决校舍和办学中的各种困难。中央党校在各部附近都有土地，可以种粮、种菜。另外，在南泥湾、金盆湾和西川还有农场，可以大面积地种植粮食、烟叶、油料作物和用以制靛的蓼蓝等，并养鸡、养羊、喂猪、烧制木炭等。党校还建有豆腐坊、粉坊、糖厂、酒厂、烟厂、肥皂厂、浆染坊等，有自己的运输队，可以跑运输。那时同学们不仅可以参加农业劳动，还可以到一些工厂作坊劳动，或纺毛、纺棉，拆洗缝制衣服，参加挖窑洞和修建房屋等劳动。党校有两个礼堂。第一个后来改成了食堂。在修建这两个礼堂时，除请少量石工以外，从设计到准备、运输建筑材料、建房，全部是学工人员自己干的。由于大家积极劳动，党校很快就做到了蔬菜、肉食和马料的全部自给。其他也做到了半自给。例如，1944年党校共开支5万多元，其中一半都是自己解决的。在劳动过程中还涌现出许多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1944年党校就选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特等48名，甲等的132名，乙等的210名。一些大知识分子，如杨绍萱、齐燕铭、陈波儿、姚仲明、艾青、周而复等都名列其中。大生产运动减少了公家的负担，改善了学工人员的生活，同时也锻炼了全校学工人员，增强了他们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念，使他们深刻体会到独立自立、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重大意义。这对他们改进作风和增强党性都有很大帮助。驰名中外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面对办学困难，自己动手建校舍。抗大第三期学员1937年10月22日开始，用半个月时间突击劳动，在凤凰山上开挖了175孔新窑洞，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公尺的盘山“抗大公路”。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参观了这所古今中外没有过的大学校舍，送给抗大一个独一无二的校名——“窑洞大学”。
　　我们党的领导人都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榜样。毛泽东虽然一身系天下安危，每天都日理万机，但他也在杨家岭山脚下耕种了一块地，1942年6月，他还托苏联机组的同志送给斯大林一小布袋亲手种的红辣椒，以表示对斯大林派飞机给延安送来医务人员和皮大衣、皮鞋、毛毯等礼物的谢意。“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著名抗日爱国将领续范亭于1942年写下的一首题为《赠毛主席》的七绝诗。毛泽东在接到续范亭的诗作后，曾复信于他，其中写道：“不自高，努力以赴，时病未能，你的诗做了座右铭。”1946年，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访问延安，在同毛泽东谈话后，过了几天，毛泽东陪同劳动英雄李玉贵参观中央大礼堂后，同去看望斯特朗。斯特朗同这位普通农民谈话后，明白了人心向背问题。斯特朗对毛泽东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她在访问记录中写到：“党的负责干部，住在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的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朱德总司令1944年驻到王家坪后，开了3亩地，种了10多种蔬菜，从前线回到延安的同志都喜欢到他那里打牙祭。在1943年11月举行的边区生产展览会上，展出了朱德亲手种植的一个大冬瓜，使参观者深受感动。有一名干部看后，当场写诗一首：“工余种菜又栽花，统帅勤劳天下夸；愿把此风扬四海，逢人先说大冬瓜。”周恩来、任弼时2人曾被评为纺线能手。
　　正因为我们党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品质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所以在延安时期才写就辉煌灿烂、光照千秋的历史篇章。“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陈毅的这首诗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这一难忘的历史画面。
　　(四)培育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过程中，为达到一定目的而体现的一种不惧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披荆斩棘、顽强拼搏、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勤俭节约、自强不息的行为和精神面貌，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品德的生动体现。在延安时期，我们党牢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面对前进道路上的艰难困苦，在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崇高理想感召下，展示出蓬勃生机和昂扬锐气。
　　毛泽东曾说过：“延安就像所革命大学”⑥。学习和唱歌是当年延安的亮丽景观。当时在陕北公学总校高级部二队学习的陈辛火这样深情地回忆：“没有课堂，就在窑洞前的坪地上、在树荫下的空地上上课。就是在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第二天，我们也照常到一个山坡上坚持上课。没有桌子、凳子，就席地而坐，膝盖就是活动‘桌子’。纸张困难，就用淡蓝色的马兰草造的纸写字，有时还用桦树皮写诗。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张张桦树皮，本身就是串串诗句啊!图书也不多，每月发的一点有限的津贴费差不多全用来买了书。只要新华书店到了新书，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那时夜间照明条件很差，可是大家读书认真。晚上一般用空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照明，有时还用老麻籽油点灯。光线虽然不够亮，但是大家为革命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围着豆粒大的灯光读到深夜……那时我们的背包很简单，几件衣服，一条薄被子，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里却鼓鼓囊囊地装着好些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行起军来，走到哪里背到哪里，就是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也舍不得丢掉一本。”⑦当年的延安是学习风气最浓厚的地方。在那里，谁要是有一本好书，得到一支钢笔，就会成为周围同志十分羡慕的事。延安许多生活用品缺乏，书店却不少。抗战时期到延安的德国友人王安娜这样说：“延安城内并没有什么可看的。小城镇，到处都一样……特别引我注目的，是有许多书店。学生和红军的战士们，正挤在柜台前购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普及版。国民党地区发行的杂志也可以看到，不过要晚一个月。”⑧尼姆·韦尔斯则看到，“在延安，夜校随处可见。一天辛劳之后，泥水匠和学徒工、商人的儿子和贫苦的农民，都认认真真地坐在桌前学习读书写字。中国现在新旧两种文字都有，可老百姓大多愿意他们的孩子学习旧文字”⑨。干部、战士、学生、民众一起，汇成火热激情的学习潮流。而坚定的理想信仰及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理论文化的兴趣，是他们学习的不竭动力。
　　延安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物质上的困难并没有使人们灰心丧气，畏葸不前，而是激发了人们的豪情壮志，赋予人们真正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豪迈之情。唱歌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美国人斯诺1936年第一次踏上“红色中国”的土地，碰到一支红军队伍，他惊异地发现，这支队伍“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几乎无穷无尽”。他认为这些战士是他看到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延安只要看到大路上有队伍在行走，群众就要拍手欢迎唱歌，唱了一个又一个。有时道路两旁、山坡上下，歌声和着歌声，歌声引着歌声，汇成一片。人们为什么那么爱唱歌?何其芳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我歌唱延安》，文中的话是最好的回答：“我想，延安的人们那样爱唱歌，大概由于生活太苦。然而我错了，刚刚相反地，是由于生活太快乐。”⑩
　　共产党的领袖也是有血有肉，充满活力的。斯特朗描绘的中共四大领袖在延安舞会上的舞姿，有声有色地刻画出他们的气质风采。毛泽东在舞会上多数是坐在一旁观看，有很多人要和他谈话。“他跳舞时表现轻松，步伐坚定。有些人说他没有节奏感，我不同意。他有自己的一种坚定而微妙的节奏感，同乐队保持最友好的联系却从不盲目服从。作为他的舞伴，你必须密切注意，小心地顺从，随着微小的暗示而移动。如果你懂得他的节奏，他就会和你成功地跳到结束。”朱德跳起舞来“像是在进行闻名的长征。无论乐队演奏什么曲子，他总是固定不变地跳他的一步舞”，“他的节奏具有一种耐力性，既不费劲又能持久，比静坐不动还自在。”刘少奇跳起舞来，“有一种科学的精确性，一板一眼地，犹如二加二等于四”，但“有时也会来几下兴奋而奔放的舞步，就像他写的文章那样，精练，在确切的散文中，偶尔使用鲜明的比喻”。周恩来跳舞“具有外交家的风度，他华尔兹舞跳得棒极了，但有时显得过于拘谨，和他跳过一支曲子后，你可能会喜欢和扭秧歌的演员或俄国医生舞上一曲”；但是人们还是认为周恩来是第一流的舞蹈家，“他跳舞时掌握的分寸，他的优雅自如的风度，使人能想象到这些正是他在南京谈判中所具有的才华”(11)。
　　历史表明，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生动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升华思想、锤炼党性的有效武器，是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人民、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艰苦奋斗是我们的立业之本、取胜之道、传家之宝。
　　总之，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重要时期。之所以在这一时期系统总结并概括出党的优良作风，与延安时期我们党在理论上走向成熟，在组织上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并成功实施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密不可分。党的优良作风就是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和哺育下，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倡导下，在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得以形成并走向成熟。
　　党的优良作风形成，根源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与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才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我们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就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中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党认识到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我们党攻坚克难、创造辉煌的政治优势和重要法宝。正是基于对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明确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深深认识到，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
　　党的优良作风形成，根源于我们党拯救民族危亡、实现人民解放的崇高理想信念和对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需要长期的不懈奋斗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落实到肩负拯救民族危亡、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上，成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流砥柱。理想信念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理想信念的感召下，我们党的一大批优秀儿女面对敌人的屠刀，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在困难面前，以吃苦为荣，不畏艰难困苦，冲锋在前；在利益面前，不计个人得失，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形成一座座光芒四射的丰碑。正是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铸就我们党创造辉煌、成就伟业的基石，使我们党赢得人民，并从胜利走向胜利。正如一位老延安人回忆说：“延安时期那么纯朴，那么美好的生活气氛，就是大家抱着一个崇高的理想，要创造一个新的美妙的生活，新的中国与世界。生活虽苦，但苦在体肤，乐在心中。”(12)
　　党的优良作风形成，根源于我们党对共产党人党性问题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党性决定党风，党风体现党性，有什么样的党性，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延安时期我们党创造性地建立了共产党员修养的理论，为党形成优良作风提供了内在根据。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对党的建设有过大量论述，但主要是从党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角度，而很少从加强共产党员自身修养和党性锻炼的角度论述党的建设。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文章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对党员修养问题进行过专门论述，任弼时、王稼祥对党性问题有过深入阐述。刘少奇1939年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全面系统阐述了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修养、理论修养和党性锻炼，确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以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史上第一次从党员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研究党的建设的光辉著作，它赋予“修身养性”这一传统命题以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大大推动了党在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东方大国里的特殊历史环境中如何建设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探索和实践。中共中央1941年7月颁布《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对共产党员在实践中加强党性锻炼提出具体要求。这些无疑为党的优良作风的培育与倡导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党的优良作风形成，根源于我们党对作风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清醒判断。延安时期从世界观和党性的高度，确立起对待马列主义，对待人民群众和对待自己的科学态度，使得党的优良作风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强的党性塑造出优良的党风，用“延安作风”代替了“西安作风”、“南京作风”，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崇高形象，使得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党的优良作风形成，根源于我们党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和不遗余力的培育与倡导。古人云：“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公正无私，一言则万民齐。”“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这些中华民族的格言警句，说明一个深刻道理，这就是领导干部言行举止的重要性。我们党之所以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能够培育形成一系列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与我们党的领袖们大力倡导与各级领导干部的示范带动作用密不可分的。邓小平曾指出：“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13)纵观延安时期我们党作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说正是在作风建设理论上的清醒、在实践中不遗余力的倡导和弘扬、在各级领导率先垂范的引领下，使得那个伟大时代成为我们党历史上作风建设最好的时期之一。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④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⑤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6日。
　　⑥ 黄琳：《延安逸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页。
　　⑦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⑧ [西德]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54—155页。
　　⑨ [美]尼姆·韦尔斯：《红色中国内幕》，华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页。
　　⑩ 《延安文艺丛书》第4卷《散文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
　　(11) 李寿葆、施如璋主编：《斯特朗在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8—179页。
　　(12) 郭德宏主编：《永恒的延安精神》，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