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整风留下了宝贵的整风精神
　　1．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整风精神的一个突出特征。1941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①“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但作为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②1941年7月，中央明确规定，“从中央委员以至每个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于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③中央在1943年又提出：“凡整风深入的地方，又证明着整风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与极端精细的斗争，必须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拿出极大的责任心，负责贯澈到底，并自己动手，以身作则，毫不夸张浮躁，毫不粗心大意，才能完成任务。”④
　　中央领导不仅这么说，而且身体力行。比如，整风学习时周恩来作了几天的学习检查，张闻天、博古多次深入检讨，任弼时也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毛泽东以自我批评的态度对自己评价说：“决议把许多好事挂在我的账上，我不反对，但这并不否认我有缺点错误，只是因为考虑到党的利益才没有写在上面，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⑤“至于犯过错误，那也不是一两个人，大家都犯过错误，我也有过错误。错误人人皆有，各人大小不同。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⑥毛泽东还说：“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⑦他在党的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上意味深长地说：“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我提倡做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⑧正是这种带头担责、不居功、不诿过的领导作风，推动了整风的深入开展。
　　中央领导和党的高级干部带头作批评和自我批评，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的深刻把握和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郑重的标志，本质是通过正确的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达到党的团结。共产党人不仅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这一明确目标，而且找到了实现党的团结的有效途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恩格斯曾指出：“各国民主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⑨列宁也说：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⑩“犯错误对一个先进阶级的战斗的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坚持错误，虚伪地不好意思承认错误和纠正错误”。他还说：“过去所有灭亡了的革命政党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它们骄傲自大，看不到自己力量的所在，怕说出自己的弱点。而我们是不会灭亡的，因为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弱点，并且能够学会克服弱点”(11)。延安整风时全党上下纷纷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着眼于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这有利于提醒自己增强忧患意识，防止骄傲自满，避免重蹈覆辙。延安时期正是广泛开展了深刻的、诚恳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正视了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党才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毛泽东后来总结说：“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12)
　　2．实事求是
　　延安整风的核心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中国语言“实事求是”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3)这表明，坚持实事求是，不只是讲真话，尊重事实，而且要从实际出发，从客观情况出发，探索规律。在民主革命时期，“求是”，主要是探索中国革命规律、战争规律和局部执政规律。换句话说，出发点是“实事”，落脚点是“求是”。
　　党的革命斗争常常遇到从好的愿望出发，结果事与愿违的情况。这主要不是品德问题和立场问题，而是方法能力问题和认识规律问题。我们党总体上对中国革命道路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中国革命的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知之不多。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孕育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其后一段时期，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党的干部革命激情饱满，但革命理性不足，理论准备更不足。毛泽东虽然很早指出了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的重要性，甚至在中央苏区时期明确提出反对本本主义，但这在党内不占主导地位，很多同志照搬照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结果我们党遭受了重大挫折，付出沉重代价。为什么大革命时期、第五次反围剿时期，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总体上不缺乏理想信念、不缺乏群众感情、不缺乏艰苦奋斗作风，但还是失败了?就是因为当时党的多数高级干部把握“实事”的水平不高，“求是”——探索规律的能力不强，在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革命时期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不是理想信念的失败和艰苦作风的失败，而在于没有形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延安整风之后，我们党通过自我改造，思想得到解放，实事求是的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高级干部自觉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自己遇到的各种问题。比如抗战后期，党对战争的一般规律、中国抗战的普遍规律和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越来越胸有成竹，之后不断打胜仗，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延安整风使高级干部普遍认识到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最终全党统一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而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上来。中央领导同志和党内高级干部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集体智慧、集体力量，作出了符合实际的重大决策。正如刘少奇所说：“真正地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于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大批干部认识了同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同理论脱节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养成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党内外所进行的工作，就变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就减少了。”(14)
　　实践表明，无论是谁，无论在什么岗位，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偏离了实际就容易犯错误，而联系了实际才可能取得胜利。而且，仅靠少数人坚持实事求是还远远不够，必须依靠党的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集体掌握真理，反对脱离实际，党的事业才能蓬勃发展。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央特别提出“同心同德”，首先是在坚持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同心同德，也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实现持久的同心同德。这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内涵，也是延安整风最重要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延安时期共产党的胜利，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是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3．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延安整风是一次党内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在总结党的历史过程中，全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统一了思想。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对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作了深刻阐述：“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15)“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16)正是靠着这种宽广胸怀和政治勇气，延安时期共产党人不回避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找到了解决矛盾的有效办法。
　　从延安整风整个过程来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精神贯穿其中。从党的领袖、高级干部到普通党员干部，都自觉纠错，以坦诚无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成绩和不足。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博古、王稼祥、李维汉等在政治局会议上，从不同角度对党的历史教训作了分析，并作了很好的自我批评。德高望重的朱德，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针对有人以鲁迅为例否认要转变思想的论调，深挚地说：“岂但有转变，而且是投降。”他用自己亲身的经历来说明：“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1943年12月，张闻天写了整风笔记，对自己六届四中全会后所犯的“左”的错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自我批评，毫不含糊承担应负的责任，对曾经参与的历史事件和与此相关的同志，负责任地一一说明事实真相，客观评价其功过是非。1944年12月，毛泽东给陈毅写信，要求他：“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17)1945年，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说明时，对陈独秀的历史贡献作了客观评价：“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18)在起草讨论历史决议时，我们党也注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过十年八年之后，修中共党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如果有漏洞，就是有漏洞，就说‘这一条历史过去搞掉了，不对，要重新添上。’这没有什么，比如积薪，后来居上，我们对前人也是这样的。有漏洞就改，原则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还表现为勇于承担责任。对于延安整风中的审干扩大化错误，毛泽东说：“党校就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我是党校的校长。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也是我。”(20)正是中央领导和高级干部这种勇于担责的崇高风范，进一步推进了全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党少犯错误。
　　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科学精神，从何而来?首先来自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坚持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将群众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支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21)其次，注重正确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凡是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观念和措施，及时加以修正。延安时期高级干部见证过革命的惨败和重大损失，渴求革命成功的愿望很强烈，失败后内心有过自责，自我检讨的心情很强烈；他们曾经在路线问题上动摇过、茫然过，但一旦认识到正确的路线和观点，贯彻和执行起来很坚决。因此，他们作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或一个地区的领导者，一旦转变思想、自觉抛弃错误观点，就会形成强大的榜样力量，对推动整风、端正党风，具有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再次，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辩证看待事件得失并且善于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2)“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23)这些论断告诉我们，共产党员是人不是神，党的领袖和高级干部也可能犯错误，必须自觉修正；人都有长短，要看主流，多看长处，犯过错误的同志也有掌握真理的一面。坚持真理，其中就包括肯定、尊重和借鉴犯过错误的同志曾经作出的历史贡献和体现的局部真理，团结各方面的同志。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坚持真理既体现为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服从组织原则，同时也要尊重少数人的真理，“讲真理，不讲面子”。
　　4．发扬民主，开门整风
　　发扬民主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二字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延安时期的民主政治建设与党内民主建设相辅相成，其中党内民主训练和培育了党员干部，并通过党员干部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
　　毛泽东说：“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24)1942年4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指出：“讨论及检查的方式，应以上面领导和发展民主同时并重，不可偏废。只有上面领导，而不启发下面的积极性，是不能澈底讨论文件与检查工作的。只有下面的积极性，而没有上面的领导，会使讨论与检查脱离正确方向。”(25)整风期间，一些单位的整风检查委员会的成员组成，除了领导同志外，还选举若干名干部群众参加，这是发扬民主的重要体现。1943年，中央号召全党“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在此阶段内，对于四三决定上要求注意民主方面，予以强调”(26)。对此，陈云有一个回忆：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首先集中了几十个高级干部开了几个月的整风会议，大家面对面地指名道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总结建党以来的经验教训，以后就在所有干部中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六届扩大的七中全会上通过了这个决议。以后就开党的七大，全党同志团结一致，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27)
　　1944年11月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主动听取意见，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28)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上热情洋溢地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封建专制时代还有那么几个开明的皇帝能广开言路，何况我们共产党呢?我们更要广开言路，打开窗户，不要怕打开窗户可能吹进沙子来。进来一点尘土，坏处有一点，但并不大，而开窗户透空气的利益却很大，我们要从这种利害关系上看这个问题。我们是干革命的，还怕民主?还怕人家发表意见?你说对了就可以说出一个正确的道理来，说错了也不要紧，说错了还可以让人知道一条错误的道理，所以要实行高度的民主。”(29)由上可见，密切联系群众作风的形成，同发扬民主是分不开的。事实上，延安整风涉及党内动员、全体党员参与、党内民主讨论以及群众民主监督等环节，它本身是运用党内民主开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因此民主生活为延安整风的成功开展提供了很好的组织形式。后来，邓小平对这一精神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30)
　　(二)延安整风的历史贡献
　　整风之花，结出七大之果。延安整风对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延安整风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全党统一了思想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为七大的召开和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20世纪的中国经历过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运动，第三次是1978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历史跨度来说，延安整风前承五四精神，后启建国后历次整党整风运动。我们党在落脚陕北前，经历过三次大的“左”倾错误和一次大的右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给党带来了巨大损失。所以，清算主观主义错误就成为整风的首要目标。通过整风，对“左”的和右的错误进行了深入批判，揭发了其错误实质，并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分析问题，提高认识。这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比较的方法，有利于打破党内存在的“唯书”、“唯上”的思维模式，打破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把全党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问题，弥补党的理论准备不足。
　　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是一次思想革命，使广大党员干部体会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解决了过河的“船”与“桥”问题，即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周恩来在整风运动后期曾指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解放。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整风学习的结果，是思想上很大的进步”。(31)毛泽东则总结延安整风运动“是一般地收到了成效的。这种成效，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党是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一步了。”(32)所以说，延安整风一个重大历史贡献，在于使全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强大武器，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2．延安整风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奠定了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使党的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然开始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但没有时间和条件讨论并解决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问题。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高级干部，几乎都肯定党的政治路线。比如，遵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来说不过是部分的错误，“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33)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党的多次会议上，都对从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这段时期的政治路线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即使延安整风期间，党内对政治路线问题仍然存在争论。1940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不能采用，而且就是过去也是错误的；苏维埃运动后期我们党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统一战线、土地革命等方面都存在左的政策，并造成了更大损失。“遵义会议的决议只说那时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需有些修改。”(34)会上，一些党的重要负责同志认为，苏维埃后期尽管犯了“左”的错误，但还是为马列主义而奋斗的，路线上并没有错。会上，还有其他高级干部认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而是策略错误。
　　这表明，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和抗战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迫切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不解决这个问题，党还要走弯路，甚至付出更大代价。延安整风正是针对路线问题的争论，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分清党的历史上正确路线同右倾和“左”倾错误路线之间的根本对立，提高了路线觉悟，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不仅表现在抗战时期坚持党在国共合作中的领导权，在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而且表现在抗战胜利后高级干部和广大指战员坚决执行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发动群众取得胜利。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对此有一个评价，认为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延安整风在政治路线问题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结束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政治路线长期在左和右之间摇摆的局面，使全党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推进党的事业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
　　3．延安整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把全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全党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三大优良作风。
　　延安整风通过回顾党的历史，学习马列著作，鲜明地反映两条路线产生的不同结果，把主观主义的危害和实事求是的正确，清楚地揭示给全党，给很多同志以震撼，这促使全党从中央到地方积极行动，各个单位和许多同志纷纷开展深入调查，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本领。党内领导干部更是以身作则，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35)通过调查研究，一方面了解国情、认识世界，另一方面用理论指导实践，解决理论与实践脱离的矛盾。所以，延安整风不是停留于历史回顾，也不是限于理论学习，而是把调查研究作为联系实际的重要一环，走出书斋，走向群众，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延安整风对党的作风建设的另一个贡献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应该说，革命队伍确实存在少数落伍分子、掉队分子和变节分子，但绝大多数同志对党的感情是很深的。很多党员和革命志士本身就来自农村和城市贫苦家庭，他们不缺乏对群众的感情，但缺乏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比如，关门主义主要是对不同时期的团结对象认识不足，对不同方面的群众团结不够，这在很大程度上隔离了党和部分群众的联系，影响了为群众谋利益的效果。延安整风之前，在有些情况下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上想为群众谋利益、但客观上制定的政策和策略违背群众的意愿，或者不为群众所理解。所以延安整风主要解决的不是群众立场问题，而是增进对群众需求的了解、掌握群众工作方法的问题。教条主义照搬照抄别人的经验，客观上偏离了群众的利益。宗派主义，是少数干部在工作方法上比较生硬，在行动上排斥了同志。而党八股，则是不注重群众语言的使用，不善于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工作。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属于群众工作的方法问题。
　　对此，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明确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向全党提了出来，并作为整风教育的重要内容。毛泽东强调群众是党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取得胜利的源泉，主张“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36)。他还说：“我党没有人民，便等于鱼没有水，便没有生存的必要条件。”(37)“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38)毛泽东不仅从群众立场、群众感情的角度讲密切联系群众，而且从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角度提出联系群众的办法和途径。总体上看，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是群众观点与群众工作的统一，是领导群众与教育群众、为了群众与依靠群众的统一。
　　延安整风的一个基本方法和有效武器是批评和自我批评。1941年7月中央通过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规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39)毛泽东多次指出：“我党必须实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不怕家丑外扬，隐瞒是不能教育党员的。”(40)在延安整风期间，我们党不仅在理论上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而且指出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组织生活质量的具体方法和途径。一是要求领导干部加强自我批评。二是扩大党内批评的自由和范围。当时中央书记处提议，在整风期间，凡参加学习者，人人有批评自由，对任何人、任何文件、任何问题都可以批评。三是允许和提倡党外批评。四是批评要与人为善，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防止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些思想斗争方法的广泛应用，在全党形成了浓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氛围。1945年党的七大对这些优良作风进行了科学总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41)自此，党的三大作风完整形成，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发展。
　　4．延安整风造就了一大批能够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优秀骨干，完善了党的组织原则，保证了党的路线、政策和策略的贯彻实施，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对新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
　　延安整风以增强党性作为重要内容，在广大党员中开展了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使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洗礼。比如，党中央明确提出解决全党“一条心”和“半条心”的问题；反对个人主义、英雄主义、无组织状态、独立主义和反集中的分散主义等倾向；加强策略教育，有系统地进行关于国民党的本质及对待国民党的正确政策的教育，提高党员思想认识。对许多党员干部而言，延安整风具有“脱胎换骨”之效。
　　在组织原则层面，中共中央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一个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针对当时存在的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闹独立性、闹不团结等宗派主义问题，1942年9月1日中央颁布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立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1943年3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关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这些文件的颁布，加强了中央的集中领导，理顺了党政关系，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力推进了党的组织建设。经过整风运动，党的七大对民主集中制的内涵作了完整、明确、科学的表述，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健全与贯彻，使全党进一步吐故纳新、焕然一新。
　　延安整风对党的骨干的锤炼，还表现为全党干部工作能力的提高上。实事求是地说，整风之前，全党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理解是不深的，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深入研究是有限的。延安整风通过广泛而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广大干部掌握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无论是青年干部，还是老干部，在延安整风中都得到锤炼，获得教益。邓力群回忆说：“延安整风对我的影响和教育，终生受益。那历历如在眼前的事情，一直激励着我为党努力工作，而不知老之将至。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人的思想在内)的许多本领，是在那个时候造就的。”(42)杨尚昆也回忆说：“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43)薄一波回忆延安整风的收获时说：“通过这次系统的、生动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我们提高了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自觉性。”(44)而作为领导过北方局整风的邓小平同志从党的建设全局角度，对延安整风有过很好的评价：“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45)
　　历史表明，延安整风教育了整整一代人，经历过延安整风的党员干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革命骨干，建国后成为共和国大厦的栋梁支柱和骨干力量。不仅如此，文革结束后，我们党恰恰是通过重新恢复和确立延安整风期间形成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继承了延安整风期间《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辩证、发展地看待历史问题，才统一了全党认识，团结一致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我们党实事求是地分析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分不开的。从党的建设来看，建国以后我们历次整党整风，改革开放初期的整党、“三讲”教育活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全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创先争优”活动，都强调以整风精神搞好教育活动，都是对延安整风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事实上，延安整风也是我们党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一次伟大尝试，对我们今天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不仅对新中国建设，而且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影响还将持续。
　　①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5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8页。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8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8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344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23页。
　　⑩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7页。
　　(11)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14)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268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页。
　　(16)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1097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
　　(18)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3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6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05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7—828页。
　　(23)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3页。
　　(24)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
　　(2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65页。
　　(26)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
　　(27)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9—240页。
　　(28)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7页。
　　(29)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9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31)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7页。
　　(32)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2页。
　　(3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3页。
　　(3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1页。
　　(36)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页。
　　(37)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3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页。
　　(3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4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页。
　　(4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
　　(42)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43)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44)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战争岁月)，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
　　(45)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