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党的建设的辉煌时期之一。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设了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实施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为延安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条件，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对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成功地建设了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的党
　　1935年10月党中央落脚陕北时，党的力量极其弱小，经过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使党从幼年逐渐走向成熟，成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全国性大党。所谓成熟，首先是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并且用这个思想武器武装了全体党员和干部。政治上，这个时期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所以革命形势很好，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组织上，我党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即把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结合起来。作风上，党已经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就是党在延安时期成熟的主要标志。
　　(一)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这是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一个成熟的政党要有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要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成熟的领导核心。正如邓小平所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①在党的幼年时期，党中央未能形成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之所以说“我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根本的原因即在于遵义会议开始在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所以，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开始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正是以这次会议为起点，我们党经过多次选择后，终于找到了自己杰出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确立了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即便是在抗战之初一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产生疑虑的共产国际，也提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②。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党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相对稳定的领导集体，包括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一大批党的卓越领导人。他们同毛泽东一样，既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既具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具有高度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由这一批人组成的领导集体，有力地保证了党的各项政策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以及党的正确领导的实施。这是延安时期党能够独立自主地制定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稳步地将中国革命一步步引向胜利的关键所在，也是建设一个成熟的党的先决条件。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
　　新民主主义理论在抗日战争中的成功实践，进一步加快了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同步伐。早在党的幼年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即已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但“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思想采取否定的态度，一度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又重新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程。六届六中全会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可以说，遵义会议是党从领导层开始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起点，而六届六中全会则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任务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是要按照中国的特点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千变万化的中国革命实践，避免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这要求党不仅要了解中国情况，而且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做到布尔什维克化，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水平。也就是说，就是不要把苏联经验神圣化，通过把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升华为理论，充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再反过来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顺应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需要、中国共产党抵制党内教条主义倾向的理论需要、中国共产党同国内外反共势力进攻的斗争需要，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工程，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并结合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才使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正面经验，也汲取了深刻的反面教训。正是从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比较中，党更加深刻、更加完整地认识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所以，抗日战争时期，党才能制定出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党的具体政策。结合抗战的实际，党中央及时分析抗战中出现的新情况，科学总结抗战经验教训，从理论上解释了抗战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深入发展，中国共产党逐渐开始将丰富的实践理论化、理论成果系统化。如彭真回到延安之后，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晋察冀边区各种具体政策和党的建设汇报工作中，创造性地把新民主主义理论运用到敌后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建设等工作中。彭真的汇报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党中央转发各大战略根据地党委，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的基础上，修改该报告，改名《关于晋察冀的工作报告》，由解放社正式出版。彭真晋察冀工作经验的理论化、系统化工作，生动地说明了当时中共中央致力于把中国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化的探索历程。
　　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中，对党内若干重要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特别是更加明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1945年党的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通过这个，实现党的统一和团结”，“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党同群众之间的关系，都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确定下来”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党走向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
　　(三)提出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走向成熟的政治标志
　　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政治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④。
　　中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决定了未来新中国的蓝图不是照搬任何国外的现成模式就可以设计的，必须由中国人结合自身实际去探索、去开拓。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所有理论、政策和实践，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的成熟有着密切关系。
　　为了实现建设新中国的目标，必须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政治要求决定了中国革命、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反帝反封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本质，“我们的纲领就这样几个字，可是常常被我们的一些同志忘记了。是不是忘记反帝呢?有时也忘记，不过反帝不大容易忘记，比较记得牢一点。反封建有时就忘记了。反封建为什么有时会忘记呢?是因为忘记了农民”。⑤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报告上将中国革命屡遭挫折的原因一语道破。为了动员和统一人民尤其是农民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执行了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政策，并将其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规定。“只有制订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最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打败日本之后，中国存在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提出的“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在国共尚未破裂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争取了中间力量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在内的支持。国民党不敢公开反对，被迫采用“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等手法试图瞒天过海，不惜悍然发动内战，召开一手包办的制宪国大，制定完全剥夺人民民主权利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最终将自己完全置于人民的对立面上。
　　在内战爆发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走向反动，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解放区民主政权的阶级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为此党积极探索区乡(村)基层政权向人民代表会议制的转化，构建适合建设新中国的“人民代表会议”、“各界代表会议”制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先后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宪政、推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极大地动员和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爱国热忱，使其社会性质、经济形态、社会风尚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排山倒海之势荡涤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提高了几亿群众的觉悟，扩大了民主参与，大大增强了人民的主人翁意识，“不仅在中国政治生活上是空前的，即在全世界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根据地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终于争取到一个光明的前途⑥。
　　(四)独立自主地应对各种复杂形势的挑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日益走向成熟
　　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成熟，不仅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领导集体，有自己的领导核心，最重要的是领导集体能够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己面临的难题，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党中央在长征途中万分危急的关头召开了遵义会议，运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当时迫切的军事路线问题，调整了党的领导机构，及时扭转了党和红军的命运，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独立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起点。到达陕北后的瓦窑堡会议，确定党的策略是发动、团结和组织全国全民族的一切力量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既尊重共产国际的指导要求，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特别是西安事变爆发后，党中央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事变的起因和性质，充分肯定了张学良、杨虎城等人要求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初衷，正确估计了事变后的形势变化，独立自主地确定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在中共的努力下，终于使事变得到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国共两党从军事对抗逐步转向合作抗日，表明党已经具备一个能够独立自主处理重大事变的成熟政党。洛川会议确定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持共产党员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决定军队的军事战略转变，改变红军的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些都是党根据抗战实际作出的科学决策。即便是在皖南事变的巨大损失面前，党始终以民族大业为重，军事上严守自卫，政治上坚决反攻，力挽濒于破裂的国内政局，尽显抗战到底的决心，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党的形象、威信和政治地位，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不仅没有破裂，反而通过进步势力的壮大和团结，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八年的艰苦抗战，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针对顽固派的妥协、分裂和倒退，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掌控自如、收发由心的娴熟地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使得整个抗战时期蒋介石“反共反不成，投降投不了”，继续保留在统一战线内，仍成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统一战线的纯熟自如的运用，使得党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处理中国党和共产国际关系、中国抗日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等重大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苏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迅速决定从情报和战略两个层面上支持苏联，但是坚决抵制联共(布)中央、崔可夫等人不切实际的军事配合的要求。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表示“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若“不惜一切牺牲来支持”，“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顶住了共产国际书记处的不指名批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判断和抉择是正确的。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世情与国情，提出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各方面的政策，确立了一整套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和策略，娴熟地处理党际等方面的复杂关系，成功应对了各种危机，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成熟。
　　(五)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能够自觉地贯彻党的总路线和政策，是党走向成熟的组织保证
　　要把党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培养和造就大批领导干部就成为关键。毛泽东强调：“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⑦他提出：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他们“不但能治党，而且能治国”。毛泽东把培养这种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作为党的“战斗任务”。延安时期，党中央先后创办了30余所干部学校，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亲自兼校长、上课，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水平；更多培养有丰富知识经验、高深理论修养、具有专长和全才与独立领导能力的中高级干部，特别注重知识分子干部的选拔；对在职干部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教育方针，广泛开展了学习运动。此外党还相应地规定了爱护、关心和使用干部的有关政策和待遇，终于克服了干部本领恐慌的缺陷。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花大力气培养干部，还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坚持“德才并重，以德为主”⑧的干部路线，制定了“按照才干，按照需要，同时兼顾”的干部使用政策，妥善处理好了个人和党的关系，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关系，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关系，军队和军队、地方和地方、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依靠忠于革命、德才兼备的一大批干部，中国共产党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建立众多的根据地，成为敌后抗战的中流砥柱。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正确的干部路线的确立和贯彻，推进了革命队伍的迅速壮大，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六)健全了科学的组织体系和管理制度，是全党走向成熟的制度保证
　　无产阶级政党是以观念的形态存在还是以组织的形式存在，这是检验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的试金石。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我们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⑨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活动的规律。在严酷条件下，毛泽东强调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反对分散主义，关键是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巩固党的集体领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忽视党内民主建设，而是强调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
　　在延安，中国共产党还把民主集中制运用到人民政权和群众组织的建设中。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正式提出“一元化”领导问题，要求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⑩因此，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中央代表机关各个中央局、分局，以及各级党委(区委、地委)，作为各地区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这样从上到下完整地建立了一整套组织体系，以保证党中央的指示、命令通畅地贯彻到最基层，体现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这主要表现在：
　　组织上，第一，边区各级党的组织建设完备，形成了与政权系统并行的领导系统。通过党团等党的组织体制，党的系统每一层次分别将同级政权以及各种群众组织置于自己的领导之下，政权中的主要领导成员是党员的，一般又同时是同级党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以便党委加强同政府的联系和方便领导。这一做法一直延续至今。第二，党的组织在各级“三三制”政权中选派最优秀的党员干部。在个人素质上，这些党员领导干部一般要高于政权中的其他成员，在数量上，虽然只占有三分之一，但是加上拥护中共的非党人士，形成政权中的多数，党的指导作用通过优秀党员影响力得到保障。第三，司法隶属政府，受“边区参议会之监督，边区政府之指导”，构建了符合抗日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审判、检察和司法行政三位一体的组织体制。边区幅员辽阔，交通不便，为方便人民上诉，边区高等法院还增加分庭；乡镇一级设立司法辅助机关——人民仲裁委员会，这是乡政府为适应工作需要而设立的专门工作委员会之一，通过实行“司法下乡”，确保党的政治领导。
　　政治上，中共努力使自己制定的政策符合边区各党各派、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符合边区建设的实际，靠政策的正确赢得党外人士的信服，靠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影响党外人士，使他们自觉地接受中共的领导。在陕甘宁边区，为增加对党外人士的影响力，毛泽东指派李维汉等同志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共产党人徐特立、谢觉哉等更是以身作则，积极主动地与李鼎铭等党外人士沟通，团结各方力量。
　　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使各根据地在战争环境中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新局面，不仅能够保持统一与高效，而且推动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展示了细腻成熟的领导艺术。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页。
　　②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页。
　　④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17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4—305页。
　　⑥ 《解放》周刊，第131—132期，第50页。
　　⑦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
　　⑧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⑨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页。
　　⑩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