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民主政治的特点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宁苏区。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共中央代表与蒋委员长的共同商定，正式改变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苏维埃政府(工农民主专政的政府)转变为抗日人民民主政府的过程，到一九三七年年底才完成。
　　陕甘宁边区政府，是边区的抗日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政权，这个政府的上述内容，就决定了边区的民主政治的特点。
　　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民主政治”，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的民主。
　　目前边区的民主政治的特点，在什么地方呢?它的特点就在于：
　　第一，是边区的抗日人民的政权——这是边区政府的阶级内容。这个政权也就是真正的抗日的人民的政权，它是属于抗日人民的。一切抗日人民都能够而且被吸收参加政权工作。
　　边区各级参议会中的参议员的成分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他们中间，不仅有工人与农民，而且还有商人与开明绅士，边区民主政治的这个特点，就表现出大多数人民参加了国家管理。由于工农劳动群众在全人口上占大多数，所以在政府机关中，工农成分也占多数。正因为这个政权是广大的抗日人民的政权，所以这个政权的一切政策，都是真正代表抗日人民利益的政策；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大会上通过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就是这样的政策的表现。正因为这个政权真正是抗日人民的政权，而不是少数人的政权，所以它有着不可战胜的力量，陕甘宁边区之成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不是偶然的。
　　第二，是抗日的人民的民主——既然边区政权的内容是抗日的人民的专政，那么，毫无疑问的，在这政权下的民主，就是抗日的人民的民主。这就是说，一切抗日人民都享有抗日的民主权利。这是一切抗日的人民的民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对于那些鼓吹投降、破坏团结、反对进步的人，边区政府为着抗战的利益，不能不剥夺他们的民主权利，不能不采取适当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但是，在他们之中如果有人一旦真心放弃他们投降、分裂、倒退的言行，那么边区政府还是给他们以抗日的政治自由的。
　　第三，是真正的政治自由——边区政府对于人民的政治自由，不仅规定了而且更实际的保障了人民政治自由的实现。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是规定了人民享有政治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等自由，但是实际上，这些都是空的，劳动人民既没有自己的印刷所，没有开会的房屋，还加上了许多法律上的限制，所谓“政治自由”，是虚伪性的，有限制性的。在边区内则完全不同。政府使人民能够真正的享有政治自由，给予享受政治自由的种种物质的保障；例如政府不仅允许群众团体合法存在与发展，而且还给他们以办公的房屋、开会的场所、印刷的可能以及其他种种的物质帮助。对于那些脱离生产参加群众团体工作的干部，政府还发动群众替他们代耕，以减轻他们对家庭的顾虑，而致力于工作。这样，广大抗日人民的政治自由，不仅有了法律的规定，而且更得到了实际的保障。
　　第四，是民族的平等权——居处在边区的，不但有汉人，而且还有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对于这些少数民族，边区政府从来不采取“压迫政策”，大汉族主义在边区是受到严厉反对的，对于少数民族欺侮压榨，要受到严重的法律制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上第四条是这样确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第五条又这样说：“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边区选举条例上这样规定：“在选举区域内，如有少数民族……其人数……有法定人数五分之一以上者，单独进行该民族居民之选举，得选出正式议员一人。”边区政府坚决地执行着这种政策，它曾把过去被军阀强占的土地与盐池交还给回民、蒙民，扶助他们经济的发展。边区政府合理地处理汉回、汉蒙之争执与纠纷。边区政府在蒙民、回民居住的地区开办抗日蒙回学校，课程都用蒙文、回文。此外还印行蒙文、回文翻译的许多小册子，供蒙民、回民阅读。对于少数民族的干部，边区政府也尽力培养与爱护。
　　第五，是人民权力的统一——边区的政治机构，不是三权鼎立。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边区高等法院，三者都统一于由边区参议会所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会(十三个委员)。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是山各级参议会选出，而各级参议之议员，则对选民根据生产与区域单位(农村中以村为单位，工厂中以厂为单位，学校、机关则以学校、机关为单位，部队以部队为单位等等)直接选举出来。这就使群众能够选举出自己所知道的爱戴的人去当议员。选举以后，要是发现某议员或政府工作人员不忠实于人民利益的行动，则人民有权力把他罢免。因此，边区所实行的不是一般的议会政治，而是新民主主义的议会政治。
　　第六，是人民的武装——边区的武装(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以及保安队)不是脱离人民的军队，而是人民自己的、与人民大众密切联合的军队，他们不是压迫人民的军队，而是保卫人民利益的武装力量。边区的武装队伍，是人民的儿子，受到民众的亲切爱护；边区的武装队伍，又是人民的保护者，受到民众的普遍尊重；这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军队，也不同于目前我国其他许多地方的军队的。除此以外，在边区，还有着广大的群众的武装组织，这就是自卫军。它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有力支柱，全边区现在有三十万左右的自卫军，百分之八十的壮丁都参加了这个武装的组织(其中有女自卫军)。另外在十八岁以下的少年，可参加少先队，这是青年群众的带有武装性的文化教育组织。自卫军的老百姓常常告诉我们：“少先队是自卫军的后备军，我们又是八路军的后备军，平时保卫后方，打仗就上前线。”假如敌人进攻边区，那它们一定要受到这些人民武装的痛击!陕甘宁边区之所以有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于它有这样的全民的武装。
　　第七，是实行廉洁作风，没有官僚制度——边区的工作人员，上至边区政府主席，下至乡政府乡长，都实行最低的津贴制度(每月津贴只一元五角到五元)，边区政府严禁任何贪污，贪污五百元以上的，即要被处死刑。这种廉洁的作风，真是我国政治史上的一个光荣的创举。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大多是工农出身，他们是人民爱戴的群众领袖，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边区政府，严厉反对官僚主义，要是哪个工作人员办事不好，不忠实于群众利益，那么不管他是谁，人民都有权来批评他，甚至加以撤换。边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是贪污的官僚，而是廉洁的人民公仆。
　　上面所说的，就是边区民主政治的一般特点。陕甘宁边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模范的抗日民主地区，绝不是偶然的。
　　现在我们来看，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治怎样在乡(这是行政机构的基础)具体实施起来的。
　　二、乡政权的组织系统
　　乡是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基本行政单位，乡政权的组织系统是这样：(见表)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见，乡参议会是乡政府的最高机关。乡参议会的机构是：(一)选举、监察、弹劾及罢免乡政府之人员；(二)议决本乡应兴应革事项；(三)决议乡长或乡政府委员与本乡人民或民众团体提交审议之事项。乡参议会，是由乡中选民根据每三十人选举一个参议员的规定而选举出来的参议员组成的。会期每月一次，闭会期间，由所选出的常务议员处理一切日常事务。由此可见，乡参议会是一个真正的代表民意的乡的最高权力的机关。
　　乡政权的行政执行机关是乡政府(乡政委员会)，它由五个到七个委员组成，其中的一个是乡长。乡政委员会的产生，是由乡参议会在参议员中选举出来的。它的职权是处理乡中一切日常的行政事宜，重大的事项，须经乡议会审，方可施行。
　　在乡长领导之下，有三个至五个的行政村，每个行政村设行政村主任一人，以密切散布四方的各村与乡政府间的联系。乡政府有什么决定时，乡长就召集各行政村主任开联席会议，分配各行政村的任务，再各行政村主任分头到所属的自然村中去进行工作。
　　所谓自然村，就是住处在一块的三五家到十余家的村子。在这个村子里面有一个村长，他受行政村主任的直接领导。村长与行政村主任都是民众直接选出的。行政村主任经常地召集各自然村长(过去是农民会长，现在已规定为村长，详情见下)开联席会议，决定与检查工作。
　　乡政府的机构，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工作在委员会会议上讨论决定后，分头负责进行。乡长是专责处理一切日常事务，开会时当主席。
　　这种民主集中制，一方面使乡政府接近民众，吸收广大民众参加政府工作，而另一方面又便于统一领导，既不是“各自为政”，又不是“一人包办”。在乡政权的组织系统中，根本就不存在三权分立，乡参议会、乡政府，构成统一的组织系统。
　　在乡政府下，有四个委员会。这是最近的新的统一的决定，过去各乡委员会是多少不一的。这些委员会的组织，是承继了过去苏维埃的优良的传统——吸收广大群众参加政府工作。每个委员会中有主任一人，委员二人至四人。主任多是乡政府的委员。这不仅使乡政府便于领导这些委员会，而且使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成为政府工作的不可分离的部分。这些委员会协助政府进行各种工作，边区的乡政府工作之所以如此完满，实极大地有赖于这些委员会的努力。在这些委员会中，经济建设委员会，在春天，是春耕委员会，领导春耕；在夏天，又是夏耕委员会；在秋天它却是领导秋收的秋收委员会。优抗互济委员会，领导一个代耕队和一个杂务队，这是乡政府执行优待抗属工作的主要的助手。锄奸保卫委员会，领导各锄奸小组的工作。文化促进委员会，它是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的得力的组织。
　　这种组织系统，充分表现了边区民主政治的特点。在边区，广大人民是参加政府工作的。边区政府所以有力的一个重大原因，正是由于它吸收了广大群众来参加政府工作。
　　在边区政权的组织系统中，还有一点须郑重指出的，就是自卫军的组织。自卫军的组织，在乡中是以连为单位，行政村是以排为单位，自然村则是以班为单位。在它们中间，还组织基干自卫军。自卫军的连长是乡政府的委员之一。自卫军是受乡政府领导的，虽然它是一个群众组织，但是，它同时又是乡政权的组织系统中的一个部分。
　　此外，乡中各群众团体则动员群众，来帮助实现边区政府的一切设施。而所有一切工作的领导者，则是乡的共产党支部。
　　总的来说，乡政权的这个组织系统，是便于接近与领导民众的组织系统。从这个组织系统中，我们可以看得到，乡政权是有广大的群众组织做它的支柱的，乡政权是与人民武装相结合的，同时，它又是吸收广大群众参加政府工作的。
　　三、乡政权下的民主自由
　　边区的政治自由在乡中的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在选举问题上。
　　我们已经说过，乡参议员是由民众中选举出来的。但是，他们是怎样选举出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便首先要说明哪些人才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根据边区选举条例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就是说，边区的选举是普遍的，凡是抗日人民，年满十八岁的，就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同时，边区的选举又是平等的，就是说，参加选举的每一个人只有一张选票，卅个选民就可以推选一个议员。乡参议会的参议员是在村民大会上由选民直接选举出来的。
　　因此，边区的选举法是普遍的、平等的选举法。边区的选民，用不着经过什么“国民宣誓”。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没有什么资格上的限制。根据这种选举法，没有什么所谓“当然代表”。在这种选举法之下，有百分之七十(除儿童以及其他不合格的以外)的村民得到了选民的资格，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
　　至于选举的经过，则首先是由政府与各群众团体的代表联合组织一个选举委员会，它是办理选举的专责机关。候选人的名单是由政党和各群众团体联合提出，经选举委员会公布之。这样就开始竞选运动，提出候选人的政党和各群众团体为要使自己提出的候选人当选，就提出他们竞选的纲领，在选民中进行宣传，说某某人怎样好，他当选后一定替老百姓做些什么，只有他能够这样做等等。这时选民根据其本身的经验，谈论哪个可以当选，哪个不可以当选；候选名单上什么不好，应当取消候选资格，候选名单上什么人的名字没有，而由于他办事积极负责，应当添上去等等。这是竞选运动的大概情形。
　　到了选举那天，就由选举委员会召集乡民大会进行选举。有些地方，为着使妇女便于参加，不致来往走好几十里，可以由选举委员会派人以行政村为单位举行。在选举大会上，首先就是讨论候选名单，这时选民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尽量提出，经大会讨论，决定候选名单，就进行选举。
　　选举的方式，原则上规定是无记名投票选举，不过这一点在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落后的农村中很难办到，因而暂时变通办理，实行举手表决，由选举委员会慎重数票加以登记。很多地方的选举大会上，选民不仅慎重的选举了自己所愿意选举的人到参议会中去，而且还积极的提出许多具体的提案与要求，要当选的参议员去实施。据边区政府的统计，前次各选举中一共有五千多件这样的提案，归纳起来有几十个问题。选民对于选举人选是非常慎重的，在蟠龙区一、三、五乡的选举中，老乡长都落选了，这是因为他们过去工作得不好。候选名单中的某些工作不积极的分子，同样的也落了选。这证明了人民不是不会运用民主(虽然他们识字还不多)。边区政府并没有实行什么所谓“训政”，但人民却能够因为享有民主，而很好的选举自己的代表到政府中去。这种铁的事实明显的推翻了“训政”专家所高喊“人民不会使用民主”、“人民不关心民主”等等的错误论调。
　　在选举过程中，当然不免有些破坏分子从中活动，但是，他们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受人民的无情的打击以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安塞的一个乡里，有一个坏分子想当乡长，他在选举前大请许多贫农与中农吃酒，从中拉拢，可怜他白费了气力，选举的那天他只得到了三五张票，落选固不在言，在大会上大家还向他斗争。延川的一个乡里有一个坏分子，曾对一个工人说：谁选举他，他就给谁一块钱。在选举大会上，那位工人并没选他，而且把这件事情在大会上公布了。到会的选民一致决议，剥夺了这位心怀不轨、进行贿选的坏分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即使在选举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而致使某些坏分子冒混进来而当选为参议员，但是，只要一经发现，选民就有撤换他的权力，比如安塞×区四乡，有一个坏分子当选了行政村主任，但是他在征公粮中分配得不公平，自己想少出，在平时他又常常欺侮老百姓，因此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就把他撤换了。这就是说，人民不但有选举权，而且还有罢免权。
　　在这样的民主的选举运动中，许多忠实于群众利益的群众领袖都当选了。在这些当选的乡参议员中，有共产党员，也有很多非共产党员，群众之所以选举共产党员，绝不是因为共产党员对他们施行了任何的压力，而是因为群众看得清楚(而且由实际生活完全证明了的)，共产党员是最忠实于人民利益的，是在政府工作中廉洁自持，克已奉公的革命工作者，不是这样，群众是不会选举他们的。
　　边区的民主选举的经验，在目前宪政运动中是有重大意义的。
　　边区的民主自由，不仅是表现在人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与罢免权这些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表现在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自由上面。
　　在边区，差不多全部民众都是组织起来的。在乡中有农民会、工会、青救会、妇联会等组织。这些组织都直接统一于乡抗敌后援会的领导，抗敌后援会的委员，就是各个群众团体的负责同志。在乡村中最广泛最基本的群众组织，就是农民会，它是从过去的贫农会转变过来的。只有乡一级才有农民会，区、县以及边区政府都没有这个组织。在自然村中有农民会长一人，他实际上执行了自然村村长的工作，他不但受乡的农会主任领导，还要受行政村主任的领导。一切动员及其他行政工作，在自然村中都由他领导，甚至于农民们的日常琐事都请他解决；他在农民中的威信很高，所以最近政府决定由农民会长担任自然树长。从这里可以看得到，行政工作愈深入下层，它就愈与群众工作相结合。
　　边区的农民有广大的集会的自由。在大后方，群众集会，遭受严格的限制以至禁止，他们没有集会的自由，但是边区的民众，却反而感觉得会议太多了；一个成年的人，一年中间大概参加一百五十次会议，就是说平均每月有十五次左右的会议。因为集会太多所以许多群众提出了意见，近来实行了适当的调剂办法。在这些会议中，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村民大会。村中的许多工作，尤其是动员工作，都在这个大会上讨论决定。村民大会有权撤换村的行政人员，决定本村应行兴革事项，可以说，它是村中的最高权力机关。平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村民参加这个大会。这种村民大会不仅是解决许多工作问题的会议，而且常常是教育群众的会议，其中有的是“斗争会”。
　　所谓“斗争会”，就是向那办事不好的、做坏事的人作斗争的村民大会，在大会上大家都批评他。这个斗争会，是群众斗争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曾有一个老太婆，以凶狠闻名，她禁止媳妇参加妇女工作，在一个斗争会上，她终于这样说：“我老了，我糊涂了，算我错了罢!”后来，她就改过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
　　至于言论出版的自由，那么边区农村虽然文化还不多，但是在文化促进委员会领导之下，农村里也出版小墙报，内容有图画，有小文章。农民在村民大会上有批评政府工作的自由，在平时，农民也普遍的讨论关于政府工作的缺点，以及自身利益的许多问题。政府工作人员不是去压制他们，而是倾听他们的意见，来改正自己工作的缺点。老百姓常常这样说：“现在的人胆子大了，连乡长也可以批评起来；过去是不敢这样的。”这种“胆子大”，就是说边区真正发展了民主自由。
　　边区政府从来也不压制人民的思想信仰。各种宗教(天主教、回教、佛教以及道教)都在边区有自己的信徒。虽然边区政府知道这宗教信仰不唯不能给人民以任何利益，而且反是有害于人民利益。但是，在他们不破坏抗战的范围内，边区政府并不压制他们信徒的信仰自由。对于信仰其他党派思想的，也采取这样的态度。
　　边区从不强制人民信仰共产主义。人民可随他们自己的意志，自由信仰。强迫信仰“一个主义”的荒唐思想，是为边区政府所素来反对的。
　　各抗日党派在边区有抗日活动的自由。边区既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也有其他党派。可惜是某些友党机关，破坏民族团结，破坏边区和八路军，作出许多不友好的危害抗战的行动来。
　　边区的人民，享受着民主自由的政治生活。他们爱护给他们以民主自由的政府，他们愤恨破坏他们民主自由的坏人。因为边区人民享有广大的民主自由，所以他们更紧密地团结在政府的四周，强烈实现政府的每一号召与决定。这就是清楚地打破了那种以为人民的民主自由会削弱抗战力量的荒唐论调。
　　四、乡政府的工作
　　乡政府的工作，包括抗战动员工作以及增进与保护人民福利的许多工作。民主政治的特点，也从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来。
　　乡政府的抗战动员工作，有动员救国公粮、动员粮草、动员牲口以及动员壮丁上前线等等。所有这些动员，都是根据于群众的政治觉悟来实行的。
　　我们先说救国公粮的动员工作(在去年以前，未收农业税，只收救国公粮)。
　　乡政府接到征收救国公粮的任务后，就召开乡政委员及行政村主任的联席会议，讨论如何布置工作、如何分配各行政村的任务。这种分配不是平均摊派，而是估计各村的贫富不同而分配不同的定额。各行政村主任回去以后，就召集各村农民会长讨论工作，同样的在各自然村中进行缜密的分配。
　　这样以后，各自然村就可以用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自动报名”，这就是说召集村民大会，由农民会长解释出收救国公粮的意义，提出本村应出的数额，号召村民自动报名征纳。以后，到会的村民，就自动认出多少，以达到定额的完成。这种方法是发扬群众的自动性与积极性的，但是，这种方法常常使那些起模范作用的贫农、中农及村中的积极分子多出，而富农少出甚至不肯出，这些富农时常躲在背后，让别人起模范作用，而自己则不肯主动的出。因此，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自然村的公粮动员就采取另一种方式，这就是公平分配、合理负担的办法。按照这种办法，就是先由村民选择一些公正的估计人员与审核人员，估计后审核公布，然后再召开村民大会来讨论。村民对公布的分配数量有意见时，就在村民大会提出，经过大家讨论再行公决。这种估计是以每户的人口、牲畜、劳动力以及收获作根据的。这种公平的估计以及群众的讨论，可以真正做到“有钱出钱，钱多多出”的正当原则。乡村中的老百姓常常会告诉我们，这是最“民主”的。每户农家的救国公粮负担，平均只有收成的百分之一。在征收过程中，许多农民自愿多出，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应该的。乡政府所分得的任务，差不多都是提早与超过完成的。拿这种情况与许多区域的不合理的“摊派”的情形相对照一下，那真有天壤之别!
　　至若乡政府的壮丁动员工作，那么，要是大后方的许多人对于“抽壮丁”谈虎变色，边区人民则对于壮丁上前线认为是最光荣的快事，乡政府动员壮丁，主要是用政治的宣传与鼓动的办法，“捉”、“押”的现象，这里是坚决反对的。乡政府常常通过各群众团体来动员。进行深入的政治宣传，根据群众自身的政治觉悟来动员他们去“当八路军，打日本”。乡村中的老百姓认为，“当八路军”、“上前线”、“打日本”，是最荣幸不过的。抗战以来，边区动员了占全边区人口百分之十的壮丁上前线去。假如全国都像边区这样，那我国就拥有四千五百万的抗日大军了!
　　这种光辉成绩的获得并不是偶然的。边区乡政府的优抗工作之为全国模范，正如它的动员工作之为全国的模范一样。在乡政府领导下的优抗互济委员会，有一个代耕队和一个杂务队。凡是能劳动生产的人，都参加代耕队；其余则参加杂务队。代耕队的每一队员，每年替抗属种秋地三垧、夏地一垧半、荞麦半垧，还要砍柴一千斤。每家抗属有几口人，就受几个队员的代耕，杂务队的工作，就是替抗属打柴、挑水、拾粪等等。除此以外，乡政府还于平日发动群众慰劳她们，每逢节日，乡政府常送一些猪肉给抗属，请她们看戏。乡的合作社，对抗属是特别优待的。这些优抗工作，是顺利地动员壮丁上前线的条件之一。
　　乡政府的工作，并不仅仅限于抗战动员工作，乡政府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还在于它保护与发展人民的利益。
　　革命以前，在安塞四区，三个地主占有了全区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其中的一个，拥有接连的十八个庄子为他的私产。在这些村庄里居住的农民，都为一个地主服役，他们中间有三分之二是终年过了半饿的生活，但是，地主的牛马却整天的嚼着养麦。现在，他们已不是从前那样子了，他们平均每人有五垧地，只有懒汉才感到生活艰难，他们大多数可以在一个月中吃两顿肉。然而，在从前，他们是“整年不知肉味”的。
　　这就是说，边区乡村中，农民的土地问题已经解决了!不但如此，农民的负担也减轻了。延川禹居区三乡，过去贫农每户每年的负担约六十元，现在只有九元左右；过去中农每户每年的负担约二百五十元，现在只有十七元左右；过去富农每户每年的负担三百元到五百元，而现在则只有二十五元到三十元。前后比较竟相差十倍!
　　得到了土地，又解脱了繁重负担的农民，在乡政府的经济建设委员会领导之下，就加紧生产运动。春耕夏耘，生产力大大的提高了。这表现在收获量的逐年增加上面。安塞四区四乡的农民，在一九三五年以前，每垧地每年收成二点九斗，到了一九三八年，则收成三点七斗，一九三九年又增加到四点四斗。所以这乡的农民，在一九三八年出的救国公粮只有三十七石，到了一九三九年他们自动的增加了差不多一倍——六十六石!
　　乡政府也进行改善工人生活的工作。延川禹居区三乡，在一九三四年的时候，雇工每天工资一毛五，木匠一毛五，泥水匠二毛；现在的雇工，每天有三毛钱的工资，木匠有五毛钱，泥水匠也有五毛钱。安塞四区四乡，过去的时候，长工每年有二十元至四十元的收入，而现在则有五十元至九十元。短工过去每天只有二角的工资，现在已有四角了；手工艺工人，在过去每天只有二角钱，现在则出五角钱雇不到他们；至于童工，过去五块洋钱看羊牧羊整年，而今，他们的工资有十二元至十五元了。
　　乡政府还进行发展人民文化教育的工作。除了小学以外还有社会教育。在一个乡里的小学有几所，例如在延川禹居三乡里就有五所。极大部分的学龄儿童都上了学。虽然每所学校的经费不多，但在教员的努力与群众的拥护之下，这些小学所实施的教育，却有了很大的成绩。乡里的社会教育，更是乡工作的特点，乡村里有夜校，有半日学校，还有识字组。男的特别是女的，从这里认识了一些字，成绩好的认识了三四百。这些工作，都是在文化促进委员会的领导下来进行的。
　　此外在乡里，还有锄奸保卫工作。这一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锄奸保卫工作，是在锄奸保卫委员会领导之下进行的，这个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就是自卫军的连长。自卫军在锄奸保卫工作上起着极大的作用，放哨、盘查、清查户口、清汉奸敌探以及协助保安队剿灭土匪，这是他们的工作，新镇的一个乡里，曾有五个工人自卫军在一个晚上，打死了两个土匪，并活捉了二名。环县的一个自卫军排长，曾单擒匪首张道客。诸如此类的英勇行为，不胜枚计。乡的锄奸小组，也曾不断的破获了奸细分子以及盗贼土匪的破坏活动。
　　乡政府进行了这许多工作，来巩固与提高边区，发场民主政治的特点。实现抗战动员工作，改善并保护边区人民的利益。这些工作的光荣成绩，对于我们全国的民主运动的推进，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
　　五、乡政府的工作人员
　　现在我们说到执行乡政府工作的工作人员。提起行政工作人员，就会使人联想到“官”，联想到“豪绅”，当然，也不免会想到“贪污腐化”以及“敲诈勒索”。然而，陕甘宁边区的乡政府工作人员却不是这样。
　　边区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工农出身的。曲子县的三十个乡长中，有二十一个是贫农、六个是工人，中农有两个，只有一个是知识分子。他们并不是什么“耆绅名流”，而是地道的老百姓。乡政府的工作，都在他们手下完成，而且做得很好，他们办起事来爽快、老练、又能干。环县的三十七个乡长中，不识字的有二十一人，懂得一点的有十四人，较好的有二人，但他们的工作却做得“头头是道”，当然，我们并不是以文化程度低落为光荣，相反的，我们正设法使他们在工作中学习，使他们的文化程度提高，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已获得了初步的成绩，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乡长已能够看简单的文件，写简单的报告。但是，这个事实已足够清楚证明，那些以为人民大众文化不高不能主持乡政的人的主张是何等的错误。老百姓有能力来自己管理政治，而且能管理得很好。说一定要“训政”，才能实施宪政，那过去十年训政的悲惨的经验，以及陕甘宁边区与华北许多抗日根据地的新生民主政治的灿烂成绩，不是清楚证明了这种主张的完全错误吗?
　　陕甘宁边区的乡政府工作人员，又有着廉洁的艰苦的工作作风，乡政府的每月办公费只有一元，财政簿上却从无“赤字”，整个乡政府，只有乡长一人脱离生产，并无薪金，每月仅得津贴一元五角，每天公粮一斤四两，菜钱四分。说到贪污的事情，那么还是最严格地切实地禁止了的。四川的一个联保(等于一乡)，每月办公费至少七十元，联保主任月薪至少二十元，脱离生产者至少五人；曾有一联保主任，在这不到一两年，即盖新屋子一幢，置良田七十亩!彼一乡，此一乡，但相去何止千里?
　　乡长而外，其他委员、行政村主任、村长，都是吃自己的，用自己的，穿自己的，没有公粮，也没有津贴，然而，乡中一切事务，他们——特别是乡长都负责处理，从这个村子跑到那个村子，往返几十里的路程；从朝忙到晚，来为抗战动员与人民利益而服务。这较之饱食终日，搓麻将，吸大烟，逛窑子之联保工作人员，相差何止霄壤?但可痛的，是还有些人要以武装进攻、破坏、捣乱的种种方法来企图用害国祸民的荒淫与黑暗来代替边区的这些庄严的光明的工作。
　　边区乡政府工作人员，是群众的模范。在前次征收救国公粮中，延安中区四乡乡长，他家有五口，打粮十五石，但他自愿缴纳八斗!前任乡长家有十一口，打粮五十余石，他也自愿纳出五石五斗。这就推动了群众，提早完成并超过计划。延川的一个乡长，在归队运动中他首先把自己的儿子送出来，他的儿子是在归队那天的前一个晚上才逃回来的。在动员壮丁“八路军”的时候，许多乡长、委员、行政村主任以及村长，他们都首先报名，起了模范的先锋的作用!
　　出于乡政府工作人员的廉洁奉公、刻苦耐劳以及模范作刚，他们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和拥护，群众在生活中一切难题，甚至家庭的口角都请他们解决。边区的乡长、委员、行政村主任以及村长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威信，他们不以“打”、“骂”、“吓”的方式来严制群众，他们是进行必要的宣传、说服、解释以及教育等工作，来使群众信服。正如群众对待他们一样，他们也以同志的态度对待群众；革命的友爱和关切，这就是边区乡政府工作人员与群众的关系。
　　像这样的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只是在抗日民主正确下才会有的。
　　六、党在乡政权中的领导作用
　　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抗日民主政府，边区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正是由于有了这个领导。在过去的土地革命与国内战争中，工农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如今，他们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巩固与加强抗日民主政权。同样的，乡政权在边区中的伟大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个抗日民主政权的基础组织——是乡政权——是在共产党的基本单位——支部的领导之下。
　　支部对乡政权的领导，普及于行政工作、群众工作以及自卫军工作各部门。支部的干事会一般的包括着乡长、委员会的主任、各群众团体的某些负责人以及自卫军的连长(如果他们都是党员的话)。因此，乡政府的重要工作，也构成支部工作的重要部分。各部门的工作，经常的在支部会议上布置、检查与总结。假如某部门的负责人不是党员，那么支部对这个部门的工作意见，可以提供给他参考，由于支部考虑的周密，计划的尽详，这些意见大都是被采纳的。
　　党在乡村中的领导作用，通过党员到群众中去实现。例如，固临县白虎乡第二、三行政村，在征收救国公粮运动中，支部先在群众大会的前一天，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根据总的数目，正确的估计每个干部与党员应出之粮，各自在大会上先报告；并且具体分配每个党员在群众中活动的对象，使每个党员将自己交纳的数目预告群众，以影响群众。到了开群众大会的时候，在主席报告后，大家热烈讲话，以鼓励群众的高昂情绪，以后在休息时，每个党员就同三个、五个群众，商量各人出粮数目，然后在大会重新召开的时候，许多党员就首先打冲锋报粮，这就大大地推动了群众，不到三个钟头就完成了八十四石五斗粮的任务。又如这次延安中区四乡的动员救国公粮中，有一个党的小组长田世白，家有六口，只打粮五石，连自己一年吃用也还感不足，可是他在第一次征收时缴纳了二斗一升，这次他又自动再纳二斗二升，大家认为按政府征收条例，他是不应缴纳的，但他仍坚持说：“前方战士打日本是要粮的，我们后方老百姓吃的稀一点是没关系。”这种模范作用确是值得钦佩的。
　　毛泽东同志在六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说：“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这个指示在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中完全实现了，不仅党员是如此，而且广大非党群众干部也在党员的影响之下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党员在乡政府工作中没有任何特殊地位，他不同于群众的只是更积极、更刻苦、更坚定以及更负责任的了。
　　正由于党支部对于乡政权的领导，正由于党为这个政权的骨干，所以不管什么困难、什么波折，都不足以阻挠抗日民主政治的前进，使党成为这个前进的发动机。
　　因此，要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起来，就必须更加巩固共产党在乡村中的力量，加强党对乡政权的领导。
　　因此，必须使全边区人民了解，反共阴谋说是破坏边区的阴谋；同样的，必须使全中国人民了解，一切反共、反八路军、新四军及反陕甘宁边区的行为，就是破坏抗战准备投降、破坏团结准备分裂、破坏进步实行倒退的行为，全中国人民应该起来反对这种行为。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强固与发展，是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完全一致的。
　　当然，陕甘宁边区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缺点不但有，而且很多。例如，行政工作中的民主作风，还发挥不充分；群众工作的深入程度还感觉得不够等等。但是现在所已经达到的已足够证明：陕甘宁边区是真正实现了抗日民主权的，它真正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下的乡政，又是模范的乡政。我们大后方的保甲制度，已经使人民怨声载道，我们认为，要坚持抗战，就要发动民众，要发动民众，就必须真正实行民主政治，首先就必须根本改革保甲制度，而实行真正民主的乡政。所以我们把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治的特点及其在乡的具体实施情形，略述如上，以供全国关心抗日民主政治与民主乡政的人士的参考。
　　* 本文原载《解放》第1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