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进延安
　　延安!延安!在路上揣测了半个多月的延安，终于映入眼帘来了。
　　车子进入延安，我找寻了半天，不知道哪里是延安市。这就是延安市么?在南方，只能算是较大的村镇罢了。
　　两面山坡，中间流着一条溪涧似的延水，东岸展开一条狭长的平地。这就是延安市精华所在的地方。
　　这里的山，只不过是一棵青色树木也没有的土堆；成百个窑洞挖在山腰，看去好像围了一条带子，至于延水，当它枯水期间，则是小孩子也可涉水而过的。它不汹涌，也不轻柔。
　　小小的肤施县城，廿九年受过敌机的轰炸，现在只剩下一些墙脚屋基，满长着青草。延安人彻底放弃了县城，把市面移到南门外来，就是如今所称的新市区。
　　延安古城假如还在。那么即使不会怎样光华璀璨，也总有一些幽暗深沉的古迹旧屋，让我们憧憬一下悠久的过去，但如今的延安完全是新建的，所有的建筑，都是匆匆忙忙中完工的，简单合用，却是粗糙。就是最繁荣的新市区，也处处出现一个未成熟的都市的面目来。
　　商店的货物似乎很丰盛，但只限于日用品的若干种，窗框的装饰，纯粹是摇鼓担式的老手法。
　　市面上最可注意的，是打铁铺之多，在300家门面中，打铁铺至少要占50家。即在深夜，我们还可以看见熊熊的炉火映着赤膊的铁匠紧张工作。这一点可以充分表现延安还是十足的农业城市。
　　惯于享受都市趣味的人，到延安来一定要感到悲惨的失望。因为这里不仅没有好山好水，也竟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草坪，没有一个可以驻足的树阴。一眼望去，灰尘满目，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
　　除了打铁铺的丁丁当当，我们只能享受骡马的嘶声。那一种粗糙枯哑的音调，和延安的市容倒是很合拍的。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淡薄。绝对没有穿旗袍的女人，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女同志，很少娇柔的做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如果夸张一点说，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第一天延安给我们的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的农业都市。
　　我们这一批记者，都还是第一次到延安的人。在最初的感受和最后的感受之间自有很大的差异。
　　这里先说一说我最初的感受。
　　延安当局招待我们的殷勤，是十分可感的。交际处处长金城先生矮胖近视，足不息步，为我们奔走接洽，这一份热情，尤其使我们难于忘却。假如我们只是做客而来，那就应该承认，我们这样的享受，可算是任何慷慨的主人给予客人的最高待遇了。但我们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享受，因此不能不对延安方面存着更苛的要求。那便是：信任我们。
　　而在最初几天内，从主人的表情、词令、眼光上，我看出了他们对我们中国记者团，热情、谦和、殷勤，可是颇有拘束。
　　因为我们摸不清延安人在这几年来所蓄积的心理与感情，同时延安人也不了解我们来访的诚意与动机，双方的谈话，都不敢放肆。没有理解，便没有信任，没有信任，便不会有坦白的表露；因此，我们不敢随便提什么问题，不愿发表什么批评，可是主人方面又觉得我们只要求参观而无意见，一味客气而无所表示，也许反觉得我们的态度近于敷衍了。
　　在重庆，我是颇为饶舌的，在出发时，我没有想到国内有一个地方能使我停止饶舌。抱着这样的乐观与自信而来，延安人的拘束态度，使我不能不自制，不能不闭嘴。而这种不敢饶舌的经验，一方面威胁着我个人的自尊心，一方面也动摇了我这一回旅行的兴趣。
　　有时，我也和延安方面的干部交谈，慎重观察他们的颜色，细心体会他们的语意，时时刻刻警戒着自己，不要跳出合适的范围。再也没有比这种谈话更乏味更苦痛了。在整整一个星期中，我们都在茫然之中过去。我敢说，假如我们所停留的时间只有这一星期，则我们这回的访问，将不仅徒劳，一定还要带回严重的误会。
　　幸而在一星期后，主客之间，终于逐渐了解，谈话和交际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我们终于懂得这边的感情，并且看出共产党在这边所做的一切，虽然不尽为我个人所喜欢，却不能不承认其若干事情的强处。
　　现在，我特别写出这一段最初的感受，证明有许多不幸是“误解”造成的，也证明误解是可以由合理的态度消除的。
　　毛泽东先生访问记
　　毛泽东先生招宴，是在6月12日下午6时，那天早上便发来了浅红色的请柬，招待人同时说明，希望我们在下午4时就去，为了在晚餐之前可以先和毛先生作长谈。
　　对于一个中共领袖的宴会，我们是没有理由敢于迟误的，大家都准备好了。上车的时候，我发觉自己穿着新买的凉鞋，又是赤足，未免不郑重，而颇想去穿一双袜子，但招待人坚决的保证说，毫无关系，“到了那里，你将发现比你穿得更随便的人。这边是不讲究这些细节的”。
　　渡过清浅的延河，驶行了十分钟，在山谷中露出一所长方形的洋式建筑，那便是中共办公厅和大礼堂了。再驶近一看，环绕着这建筑的山腰，排列着无数的窑洞，那是办事人员的住宅，车子一直驶进大门。门口站着两名卫兵，是我到陕北来所见到的最整齐的红军。
　　我们被引导入大礼堂后面的客厅休息。
　　这个客厅，也是延安最漂亮的了，又长又宽，两边陈设沙发，中间是一排可以坐40个人的丁字形桌子，洁白的桌布，摆着鲜花。壁上除了四大领袖的肖像外，还有两幅巨大的油画分挂两边，一幅是史丹林委员长，另一幅是毛氏本人的。
　　客人们纷纷到来，各找着对手谈话。我发现许多延安干部穿着草鞋来会见我们的领袖，这颇使我安心。因此，我也就坦然靠在沙发上，依着我的习惯，伸看赤裸裸的一双脚，点上一支此间最名贵的曙光牌烟卷，解除了所有做客人的局促与矜持。
　　等候了半支烟的工夫，毛先生昂然走进来。
　　由周恩来先生介绍，毛先生和我们一一握手。
　　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
　　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至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先生。
　　听取谈话中，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发，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老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
　　谈话大约继续了三小时之久，先由毛先生说一段话，再分别答复各报记者提出的问题。
　　90分钟的话，如并作一句讲，就是“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认为唯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有真正的统一，也唯有民主的政治，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这种议论本是我所预料的，我并不感到多大的惊异。使我觉得意外的，倒是他的词句异常的审慎平易，语气虽坚决，可不像一般延安朋友那种“张脉偾兴”的样子。我当时想，假如把毛先生这一番关于民主的谈论摘出来，放在重庆任何一家报纸上做社评，也不至于引起特别感觉的。事实上，对于民主的原则，我们任何人间几乎没有什么异点可资辩论，至于民主的程度，以及这一党对于那一党派所施行的民主作怎样的估计，那就难说了。
　　一边想着，一边倾听，日色渐渐向晚，通红的夕阳映得满堂辉煌。我—眼看到毛先生背后的油画上，史丹林委员长左手倚着桌子，伸着右手，摊开掌心，眉飞色舞地面对我们，似乎在雄辩，又似乎在向我们说教。
　　这时候，一种思潮蓦然在我脑海中起伏。史丹林不是一个伟大的坦白的现实主义者么?他从来不创造什么空中楼阁的漂亮议论，他的议论一贯是为现实的斗争而存在的。所以我们对于承受史丹林作风的中共领袖们的议论，与其从议论本身去理解，实在还不如从他们环境的需要去理解——只有这样，才易于接触真相吧!
　　晚餐以后。我们在大礼堂看戏。
　　这是由此间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出。
　　对于平剧缺少修养的我，这四出戏，算是比较能够理解一点的。在开幕前的锣鼓声中，我静坐在最前一排，胡乱在思索着这四出平剧是否也有共产党的宣传意味，“打渔杀家”之为革命剧，大概是无异议地可以通过了。“鸿鸾禧”是否表现恋爱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古城会”有没有强调关羽精神?而“草船借箭”是否有类乎此间所传说的游击战故事?
　　用这类的眼光来看戏，本是大杀风景的事；以这样的观点来评戏，实在也是很幼稚的，但在当时，却无论如何驱逐不了这样的思考。在不知不觉中，忽然发现坐在我右侧，和我并肩的，正是毛泽东先生。
　　一时，我有点感到局促，但立刻便觉坦然了。因为此时见到的毛先生，并不是今日下午坐在主席位上肃然无笑容的人，而是一位殷勤的主人了。大概是吃了几杯酒吧，两颊微酡，不断地让茶让烟，朋友似的和我们谈话。
　　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的发笑，不是微笑而是恣意尽情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丑态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
　　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是保有和我们一般人所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政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
　　散场时，已经夜11时，毛先生以微笑送客。在归途上，缺月衔山，清光似水，朋友问我今天得到了什么印象，我明快的答道：
　　“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在这里，不妨带便谈一谈我对于毛泽东先生的印象。
　　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毛泽东目前在边区以内的权威是绝对的。共产党的朋友虽然不屑提倡英雄主义，他们对于毛氏却用尽了英雄主义的方式来宣传拥护。凡有三人以上的公众场所，总有“毛主席”的像，所有的工厂学校，都有毛氏的题字。今年春节，延安书店所发售的要人图像中，毛氏的图像不仅超过其他要人的图像，而且是两三倍的超过。
　　“毛主席怎样说”虽然不是经典，但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依然是边区干部动员民众的有力口号。毛泽东说一声“组织起来”，于是通过干部，通过报纸，以至于无知识的乡农都说“组织起来”。口号标语是共产党宣传工作的有力武器，而毛先生所提的口号，其魅力有如神符，在工农分子眼中，“毛主席”的话是绝对的，保险的。
　　自然，单从宣传的作用上去理解毛氏的权威，这是不公道的。在造成毛氏权威的因素中，他本身的特点也决不能抹杀。他本身的特点在哪里呢?我曾以这个问题就教于许多共产党人，同时自己也冷眼地观察，综合起来，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是一个最能熟习中国历史传统的共产党行动家!”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舶来品，在过去所有的共产党领袖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那就是原板翻印共产党理论，却不知道怎样活用到中国的社会来。在以农民占大多数的中国社会，这种作风的不受欢迎，是无可避免的。毛泽东则不然，他精通共产党理论，而同时更熟悉中国历史。据说，从中学生时代起，历史是他最喜欢的课程。在他的行动中，《资治通鉴》和列宁史丹林的全集有同等的支配力。中国的史书包括许多统治民众经验，同时也指示许多中国社会的特性，精通了这些，或利用旧社会的形式，以避免不必要的摩擦。此外，再加上共产党所有的组织宣传，以及列宁史丹林的经验，毛泽东成功了。
　　边区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上面的论断。这个有机会时再说，我现在先提一两件小事为例。
　　在我们想像，边区一定是共产理论像洪水一样泛滥的世界。然而不然，马列主义固是边区的基本思想，但已经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出现了；因为现在边区马列主义已经照毛氏所提的口号化装过，那便是“马列主义民族化”。换一句话说，马克思和列宁，不再以西装革履的姿态出现，却已穿起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或农民的粗布短袄来了。小如变工队、秧歌队、合作社，大如新民主主义，我们都可发现，是马列理论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外衣的综合品。在边区，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是要被笑为落伍的表现的。“打倒洋教条主义”是他们整风运动之一点，毛泽东给共产党员的教训，是在尊重农民社会的旧习惯与旧形式中播种共产党的理论与政策。
　　毛先生另一点长处，是综合的功夫。不论是一场辩论，不论是一个问题的检讨，他最善于综合各种意见，而做一个大家认可的结论，或者综合过去的经验，而决定以后的方针，这种功夫，也不妨解释为熟读史书的成就。
　　我无意介绍共产党员对他们领袖的印象，因为他们的批评或者有溢美之处。我也不想在这里判断毛氏在政治上的功罪是非，因为这是颇费口舌的工作。我现在只分析了毛氏比他们的一般干部有什么特别优长之处，这是每一个关心国事的人们所应该知道的。
　　民主方式的党政
　　从组织说，边区的政治系统是简单明了的，政权分三级，乡政府是最基础的组织，县政府为推行政令之枢纽，“边区政府”为行政权的最高机关。另外有两级不代表政权的主体而代表控制作用的机关，一是专员公署，它代表“边区政府”督察领导各县政权；一是区公署，它协助县政府指导乡政权。三级政权，各有其参议会，依他们的书面纪录，各级参议员都是直接民选的，即是：每20人至60人的居民大组选一名参议员于乡参议会，每400人至800人选一名参议员于县参议会，每8千人选一名参议员于边区参议会。从各级的参议会里再产生乡、县、边区政府的委员，和乡长，县长，及边区政府的正副主席。至于选举的办法，据说是“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并且是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就我们参观的印象，乡政权的产生，比较简单，因而民意的成分相当可靠，县以上各级选举的民主性，则尚有待乎研究。
　　乡政权的组织是比较值得介绍的。乡长受双重的约束，他由乡参议会选举再由县府加委，他可以由乡参议会罢免也可以由县府单方撤职；在他之下，有一个乡文书，是上级派来的“干部”，名义是助手，实际是乡长智囊，因为民选的乡长大都是农民出身的非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自卫军连长，管理民兵治安，一个行政村主任，管理所属自然村的政务，行政村主任是乡长委的，自卫军连长则由县府选任。下面的自然村，各有村长，由村民大会选举。普通一个乡政权里，大概是有两种群众组织，一是群众的经济组织，有农会减租会、变工队、妇纺小组、合作社运输队、义仓等；一是群众的文化组织，有小学、冬学、村学、识字组、读报组、黑板报、秧歌队、卫生小组等。乡长的任务，就在对付这些事情。乡文书很像部队里的参谋长，制订作战计划而由乡长出头去干。在群众方面，劳动英雄是乡长必须争取合作的目标，日常事务，由乡长、文书、自卫军连长组织政务会议讨论，重大的问题则开参议会，也就是“一揽子会”。除参议员外，文书、自卫军连长、劳动英雄、变工队长……等一齐参加。一揽子会的性质虽不分明，但是它将议事的与执行的会在一起讨论，已经证明有很好的效果。
　　乡村的选举情形，并不十分拘泥形式。弃权的人还是不少。一般的说，参加的选民只有百分之六十七十的样子，因为农民不识字的居多，所以用种种通俗的办法代替写票，有的地方叫选举做“烧香窟窿”，那就是用香在被选人的名字上烧一个窟窿；有些地方的习惯，候选人各有一个木箱，选举人在他所要选举的人的箱子里投一颗黑豆，也就算选举；有些地方，则由一个人背一只箱子，巡回到选家民里去请他们投票，这叫做背箱。乡参议会的选举，因为都是本地人，知道得较清楚，所以并不复杂；县级以上，尤其是边区参议会的选举，那就不是一般选民所尽能运用的了。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8千多个乡下农民能够保持主观的判断，选举一个不相识的参议员呢?事实上，边区参议会除了选举之外，还有不少聘任的参议员，甚至还有日本籍的参议员，它自己也并不拘泥什么形式。
　　通俗化的政治逻辑说，既然政府是人民选举的，为什么司法要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呢?因此，在两级两审的司法制度中，初审是由县长兼任处长的司法处审理的，二审是高等法院或高等法院的分院。这些院长也是边区政府所任命的。诉讼的最后阶段可以告到边区政府，假如诉讼人不服高等法院判决的话。司法情形，也同其他延安人的工作一样不拘泥形式，轻微的案子，以调解为主，许多纠纷便在乡长那里“吃讲茶”了事，免得劳民伤财，妨碍生产，这不能不算是合乎农村口味。
　　法律条文，也并不一定，有几种特殊法，如婚姻、土地等；其余参用中央法令，但也不规定要引用条文，法官根据情形，有很大的解释运用的自由，必要时还可以创造例外的判决。去年二月，还发布过“保障人权财权条例”，它的实际的情形我们很不清楚。“宽大政策”却有相当的效果，那就是说，凡是汉奸，或反对边区政府的人，倘被发觉，除非时机非常急迫，他们不愿意加以严刑。他们会派人来说服检讨，很“客气”地请你来个“坦白运动”——也就是自首，请你在公众大会上发表报告，将自己所属的一方的罪恶宣布出来。只要你保证洗手不干，他们也就容许你生命的安全，或甚至保证原有的工作，总一句话，这是用怀柔的方法代替牢狱与杀人，正和改变二流子反巫神的方法一样。当作一种手段来看，这是较为聪明的，有时，它的成功甚至达到矫枉过正的程度，往往有些“坦白运动”的英雄弄到过火的坦白，有意加强自己的罪状，捏造自己没有做过的恶事，以证明其“坦白”，这是笑话，可是听说是常常有的。至于极少数不肯“坦白”的人，那自然会有牢狱在等候他。在牢狱里面得照样学习生产，用你自己的汗血作你自己的囚粮。看守所与监狱，在某种意义上是俘虏们的劳动营，延安人决不放弃每一个劳动力的运用。
　　县政权的运用，除了县长包办司法和一个专权的政务秘书之外，没有别的特色；边区政府则拥有一个办公厅和民财建教四个厅，另外有保安处、高等法院、民族事务委员会。
　　全边区的行政干部，上自边区政府，下至乡公所，共4558名，其中属于“边府”级的干部只有367名，其余的都是基层政治干部。然而，不论是一个乡文书也好，各厅处院的长官也好，在系统上全部都是由民政厅统一管理的。除了一般的管理外，对于失职的干部，民众“有用任何方式向政府控告之权”，同时，“凡因干部犯错误而致某一方面受到损失时，应将此干部之惩戒通知该方面之负责人或群众，必要时并应请其参加惩戒之决定，及使犯错误者向其道歉或赔偿损失”。我们不知道这两条规定确实做到了什么程度，不过从条文上我们可以想到延安的行政干部，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威风可以向民众摆架子的，延安人的群众主义，不容许行政人员有激起群众反感的态度与行为，一个干部，要想升官，也必得在群众工作中建筑地位，这颇有一点公仆的精神，也是我们应当公平承认的，虽然有时免不了哗众媚俗的流弊。
　　从延安的行政人员观察延安的政风，第一特点是实事求是，不谈空话，不唱高调，不迷信洋教条，不拘泥一定的形式，而只是面对现实，从实际上考虑办法解决困难。凡这些优点，已经表现在生产教育的各方面了，不必再说。第二个特点是相当办到了业务的专注与机关人员的精简。他们懂得了“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原则，决不在同一时间内无限制的扩张业务，却是集中力量来干一二件事。现在就是生产第一教育第二，而在生产中又提出了农业第一，在教育中又提出“干部教育第一”，以求业务的专注；至于机关与人员“近两年也裁减了不少，不仅系统简单，管理集中，且也减少了吃公粮者的数目，同时将有用的人力转移到生产事业上去”。在边区政府和基层政治人员质与量的分配上，也相当合理，没有头重脚轻的毛病，也没有人才向都市集中的现象。第三是检讨的认真与批评的严肃。事有错误必求反省，人有错误立刻批评，所求虽有错误，也随时能够纠正，不至于严重化；就是我们外人批评他们，除了党策是他们必须辩护之外，其余的事情，大概都能虚心讨论，或者承认错误。
　　至于贪污揩油、假公济私一类的通病，延安自然也并非没有，不过在那一种环境里面，发生的可能性似乎低一点。
　　三三制之意义
　　“三三制”是中共十大政策之一，也被列入了“边区施政纲领”第五条，那一条的原文是：“本党愿意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
　　再看实际的情形：三十年实行三三制选举以后，在某十四个县乡参议员中，共产党籍的占百分之二十四，党外人占百分之七十六，在六个县的县委中，共产党占百分之三十三，党外人占百分之六十七，其常驻委员会中，共产党占百分之三十七，党外人占百分之六十三，边区参议会中，共产党员仍然超过三分之一(超过了多少，没有发表)，但在边区政府委员及常驻委员会中，共产党各占三分之一。用什么方法，保持这种比例呢?据说是“由于共产党自己的约束”，在选举中，“共产党责成自己的党员选举党外人士”，选举结果，“遇有共产党人超过三分之一时，大多以辞职办法退至三分之一”。只有行政机关中，共产党员仍占大多数。
　　许多人怀疑共产党对于三三制的诚意，以为他们干这一套只是掩人耳目的把戏。这是错的，我可以说，共产党施行三三制，并非假的，因为依它的力量，它本来可以包办，而今确然有不少党外人士参加行政工作，例如“边区政府”中，副主席李鼎铭，是米脂富绅，建设厅长霍子乐，教育厅长柳湜，副厅长贺连城，参议会副议长文安钦，都是有名的党外人物。这不能不算是共产党对于自己的约束。可是这与我们所了解的民主是无关的。依我的看法，共产党的这种“新民主”办法，一言蔽之是“放弃权力的外貌控住权力的本质”，虽说三三制容许三分之二的党外人士参加，然而“党外人士”并不就等于“反对党”。这是很明白的；“各党各派”在边区还是有名无实的。至于边区的国民党员，即说是真有其人，也是脱离了国民党组织的党员，共产党倘要加强三三制的民主性，还必须进一步，在事实上容许各党各派有组织、宣传、公开竞争的自由，由各党派的组织来选举他们的代表，而不必出于共产党的恩赐。
　　那么，可以说共产党实行三三制，完全是“骗人的把戏”么?那也不是的。三三制虽不足以代表完全的民主，却不失为聪明漂亮的办法。第一，就边区的政治条件来说，共产党对于行政方面的事情，始终取着整个的领导而不愿取局部的干涉，引人反感。既然这些非党人士之当选，是由于共党的帮助，那就可以说他们多少是共产党所满意的人，何况在各级参议会中，农民出身的总占百分之八九十，地主士绅商人不过是百分之二三而已。一个无党的农民参议员在接受共产党党策一事上，与共产党员有什么区别呢?从这点来说，共产党实在没有包办的必要。其次到这少数地主士绅商人，固然绝少反抗力量，尽可摒诸大门之外，可是拒绝究竟不如争取，拒绝的结果是不合作，争取得好却可以增加党策的便利。拒绝他们，只能强迫他们不动而不能推动他们服从共产党，争取他们则可以有机会领导他们到自己的方向来，这就是共产党“尊重多数，照顾少数”政策的动机。这动机看来民主，却是现实的。
　　为了实行三三制，共产党领导政治的方式也有了若干的改变，党对政府本来没有法定的关系，因为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是边区参议会产生的，党不能以命令直接指挥政府，党政的关系必须分划清楚，免得被人指摘为党政府，因此须避免事事干涉，代替包办的嫌疑，而代以系统的、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且领导的方式，也不能强制党外人士来服从党，党的组织也无权使参议会及政府机关必须服从。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政府机关中的党团来对党外人士进行说服与政治工作，万一说服失败，党团的意见不为政府或参议会所接受，党员也唯有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仅如此，党组织及党员必须成为执行参议会及政府法令的模范。换句话，为保证三三制的参议会及政府不违反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所能做的工作，只有提高党员的素质，选派得力的党干部到政府去，这些参加政府的党员在言论行动上，必须绝对服从党策，万一违反党纪，就应当受到党的处分。——这一切，都是“整风文献中”告诉我们的共产党领导政治的一般方式。而我们也可以从这种方式上看出共产党领导政治的特色，是利用说服宣传争取来代替形式上的控制与命令。
　　领导与作风
　　从以前各章的叙述中，我相信读者一定已能了解边区各方面的生活，差不多都有一个共产党的势力在那里活动。虽然一般人惯于把党政军民四种组织相提并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共产党并不是与政军民平等的组织，也不是超然于政军民上面的高一级的组织，而是政军民三种组织的中心组织。打一个譬喻，共产党是轴心，政军民三种组织便是它的外围，围绕着党的政策而活动，有如卫星的环卫母星，同时，加入政军民三种组织中的共产党党员，也正在如轴心放射出来的轴线，受着党的提调，而在其服务机关为一种小轴心，使这个组织围绕着他们活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边区四种组织中，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其余三种组织之任何一种，军与政、军与民、政与民之间，也都是通过党团的作用而发生联系，共产党并不是自居于政府上面，统治住政府，再间接的指挥军队领导群众的，它是以轴心辐射的方式直接的控制政军民三种组织的。这点我们必须记住。
　　在领导的系统上，共产党既居于全国性的地位，边区只能算是它根据地之一，所以它并不由党中央直接领导边区，而由它的中央政治西北分局来领导，分局之下，有区党委、地委、县委等，各领导其同级的政军民组织。西北局并不是党组织的一级，而是中央的代表机关，有如元朝的“行中书省”。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领导方式呢?大概是因为共产党确认了边区政府只是一个地方政府。交给分局领导，则就全国的规模说来，共产党还不失其为在野党的资格，而且也不妨碍到边区政府之为中央政府下面的地方政权。
　　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西北局的书记，是高岗先生，他同时是边区参议会议长。以“领导一元化”的系统说，他是统一领导边区地方党军队党的最高人物。在延安巨头肖像的悬挂次序上，他的肖像是仅次于毛朱两氏的。远在中共长征到陕北之前，他已和死去的刘志丹在陕北闹土地革命了，这经历大大的帮助了他今日的地位，因为他事实上就是本地老干部的领袖，至今提起“高司令”，老百姓没有一个不知道。从各个肖像上我第一次看见他的相貌，是穿西装的，可是一经见面，却远不如他照相的漂亮。他是一个行动家，不仅很少理论，而且拙于辞令。我们曾请他解释“西北局”的性质，和参议会的选举办法，我们是打破沙锅问到底，至少有三四次将他问得几乎恼怒起来，虽然很费力的解释，仍然不能给我们以满足。
　　前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使得共产党在各方面的工作都表现出新的气象来。整风——就是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并不是理论而是有实际意义。我们知道初期的陕甘宁并且还是各种势力之综合，一方面由都市吸引来许多知识分子担任理论文化的工作，而这些知识分子多少还残存一些上海“亭子间”生活的习惯，他们不能做朴质无华的实际工作，却能堆砌漂亮的马克思列宁的词句，论到工作态度，这些人避免不了英雄主义的色彩，有机会总想炫耀自己。对于这一种作风，毛泽东先生宣布之为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而加以打倒。其次从江西突围到建立边区这一段长时期中，共产党招收了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而同时在陕北也有其土地革命的旧系统。汇合了这许多势力，自然免不了有宗派门户，说好听一点，是老干部与新干部的摩擦，土著势力与外来势力对抗，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军阀主义的死灰复燃，土匪主义之故态复萌，而总结一句话，就是各闹其独立之性。对于这种作风，毛泽东先生宣布之为“宗派主义”而加以打倒。最后共产党在边区安定以后，在一时期内不可避免的发生了松懈的倾向，在党的文字理论上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在工作上铺扬张厉摆臭架子，因循敷衍粉饰太平，对于这种作风，毛泽东先生宣布之为“党八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而加以打倒，打倒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打倒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这就是整顿三风的理论与背景。
　　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也是成功的。旧的三风打倒了，新的三风已经建立了起来：代替主观主义，已在建立起“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新作风；代替宗派主义，建立起了“领导的一元化”的新作风；代替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就是“精简业务，实事求是”的新作风。第一种新作风表现于延安生产、教育工作上的争取群众尊重现实；第二种新作风表现于共产党在军政民组织中的控制与领导；第三种作风表现于延安干部在生活上的平民化，工作上的认真与学习上的虚心。关于这些新作风的表现，我在以前各章中都已提到，这里不过总结一下，不重复叙述了。
　　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内部的思想态度改造运动；要把一个穿西装革履的知识干部改造到高高兴兴坐到简陋的纺车上去，这绝不是党首领的几场训话或组织里几张文书命令所能办到的。必须在上者能够切实领导，同时下面的人能够自觉的改变，才可以形成风气。为帮助各人的自觉转变，他们提出了“自我批评”。对于本组织本团体以致个人的缺点，对于思想态度、工作精神、做事办法的错误，都可以在自我批评范围以内。批评的内容包括揭露错误、检讨错误与纠正错误三步的工作。最初，很多人觉得这种批评受不了，男“同志”因批评而生气，女“同志”因批评而流泪，据说是常有的事；现在，大家都惯于这种批评的空气了。另方面还有个人的学习，这两种整风的方法，使得共产党能够以温和的手段消灭了党内的腐化危机，而仍然能保存它的干部。用恳切殷勤的态度帮助干部改造错误思想，以代替严厉的处分惩戒，这不能不算是共产党爱护干部的一种表现。而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它的铁的纪律，也不是专靠惩戒或处罚来维持的。试想，假如没有整风，说不定就得实行流血的清党，那又是何等的代价!整风的作用，从这一点想想，也就可以明白了。
　　关于新民主主义
　　一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介绍过延安人所奉为经典的“新民主主义”，现在，当我们走马看花地参观了边区各方面生活之后，不妨听听“新民主主义”说的是些什么。
　　1.新民主主义要求建立一个汉奸卖国贼以外的一切阶层的互相联盟的国家与政府。但是，这个联盟关系，并不是平均的，它是以工农兵为主，小资产阶级为副的联合专政，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依我个人了解，新民主主义的国体观念是富有弹性的，例如，抗日时期，它只排除汉奸卖国贼，而到了客观情势许可的时候它便不妨淘汰了地主，再次而至小资产阶级：到了连农民也被鉴定为反革命的时候，那就是工人专政的时候了。主要的一点是依着客观情势，确定某阶级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而伸缩联盟的范围。
　　2.新民主主义要求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政府组织形式。这是民主而又集中的。用毛先生的话，“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一定要能够自由地支持政府亦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是民主的意义。另一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经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至于从民主转化到集中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呢?大概就是多数与少数的对比，换一句话说，少数人应当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多数意见一成为政策，政府就有全权使其实现。
　　3.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也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它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而仍保有私产制度；它除了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营之外，并不禁止资本主义生产之发展。
　　4.新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分别在于：“新民主主义是共产党的现在的纲领或最低纲领；而将来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新民主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是：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和孙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一致的，新民主主义者愿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而奋斗。
　　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程与方式，共产党还没有预言，私人谈话是有的，但不能作为正式的讨论。
　　共产党在边区的地位是怎样?一般延安人的答复大都否认“专政”而承认“领导”，犹之乎史丹林否认共产党在苏联专政而承认领导一样，在我们看来，专政与领导，只不过程度的差别；在他们看来，领导不就等于专政。他们认为边区政治是“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专政”。
　　以上是新民主主义之轮廓。至于新民主主义目前在边区的具体内容，则包括在它的“十大政策”之内，那就是：(一)对敌斗争；(二)精兵简政；(三)统一领导；(四)拥政爱民；(五)发展生产；(六)整顿三风；(七)审查干部：(八)时事教育；(九)三三制；(十)减租减息。
　　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先生的著作，我们要记住，这是在29年出现的书，是在抗战以后，共产党宣言共赴国难以后的作品。所以可充分的代表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略作用。我们最好的态度，是将“新民主主义”看作是共产党目前的“政策”或“政略”，而不要相信这就是共产党的“主义”。主义是有永久性的，它代表一种深远的理想，而新民主主义则不过是共产党在未能实行共产主义时的某一阶段的政策。因此我以为假如把毛先生的新民主主义改作新民主政策，那一定可以避免了许多误会，有如“既然有共产主义，为什么又有新民主主义?”“一个党为什么有两个主义?”这一类的疑问。
　　说到“新民主”与我们所习见的旧民主的不同，重要之点在乎国体观念。我们的民主观念是以整个的国民为主体的，不分阶层与宗派。新民主主义摒弃了“国民”两字，而正式以阶级为主体，因此有“什么阶级和什么阶级的联合专政”等等的名词。
　　以“旧”民主的眼光来看延安的“新民主”而判断其民主程度，我以为：在社会民主化方面，延安人的确有了一些成就，至少农工兵的自尊心是提高了，肉体劳动是成了风气了，两性平等也确定了，干部不复有摆官架子的机会了，在吸引民众参加公共生活一事上，延安人从老百姓所最关心切己的生产运动出发，教会了他们开会、讨论与组织。但是，狭义的政治方面的民主，则尚须保留评判。独家经营的《解放日报》、唯一存在的共产党、行政官兼理的司法、各党派没有竞争机会的选举，这从旧民主的标准看来，都还是缺憾。
　　“新民主”统治的方式，从一方面看，是党的领导，另方面看，是民众的参加政治生活。为什么能够调和这两个相反的倾向呢?就因为共产党知道群众的力量，能争取群众，迎合群众的信赖而后加以控制，民众就不会有不自由的感觉，迎合群众的意见而后加以控制，民众反觉得自己是“民主”的了。客观的专政而不损害民众的主观的“民主”感觉，就因为共产党处处站在群众观点之故。
　　* 本文节选自《延安一月》，上海书店199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