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回，我偕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五位先生离重庆到延安，从七月一日至五日，往返共五日。回来以后，各方面朋友纷纷问我延安的情形。这样，那样，说了一遍，又是一遍，着实应接不暇，怎么办呢?且把各位所发问题，用一番整理工夫，每问题作一个答案，一个个写在下边，用书面来替代口头，也许可以省却些诸位发问的麻烦吧!如要知道我们整个的行程，还有一篇延安五日记。那写得比较详细些，诸位尽可参考。
　　一、你们延安一行，究竟是怎样的动机?
　　答：我们六个人虽都在参政会，有相同的主张，但有各不相同的立场。褚先生是国民党老党员。左、章两先生各有他们所代表的党。我和冷先生、傅先生都没有党，但傅先生是以学者的身份，而我和中间几位先生，还有些民主同盟的关系。可是立场虽有小异，主张却是大同。
　　我向来这样主张，抗战要必胜，建国要必成，先须完成三大合作，就是：政府与民众合作，中央与地方合作，国民党与各党各派合作。我呢，愿竭尽一切力量来协助它。这是我抗战以来基本的一贯的主张，在这上边当然我是愿意卖力的。
　　五五宪草，在宪政实施协进会里，研讨了不少次数，末了一次，我起立发言：这份宪草有值得极端重视的一点，就是必须在全国和谐一致的空气中产生，否则万一酿成纠纷，反为宪政施行的障碍。褚辅成先生立即发言：我的主张也是这样。隔几天，褚先生招我和冷、左、章、傅诸先生及王云五先生等，提商这问题的进行方法，这是五月二十五日的事。
　　六月二日用褚辅成、黄炎培、冷遹、王云五、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七个名字公电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两先生，大意是说：团结问题的政治解决，为全国国人所渴望，某等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势，唯有从速恢复商谈，促成团结，盼复。同月二十二日，接到延安复电表示，如果当局愿意，是乐于商谈的。并欢迎我们到延安去，同时表示他们不参加本届参政会。
　　接下来我们七人作数度深切的研究。我们发电的意思，只愿促成国共商谈，希望造出和谐空气来。我们自己并没有预备提出什么主张。但现在延安要我们去，我们倒需要考虑一下。
　　我们数度会商的结果，一致认定双方商谈的门，是没有关闭的。蒋主席三月一日演词，和毛先生论联合政府文，都说得明明白白的。但从三月初延安表示中止商谈以后，如果在商谈没有恢复以前，国民大会问题，尽管一步步进行，那么，国民大会可能被人认为某方面的国民大会，所通过的宪法，可能被人认为某方面的宪法，那就僵了。若一面尽管进行国民大会问题，恐于商谈的进行上，也将受到影响。因此，我们七个人一致主张两点：一、要从速恢复商谈；二、把国民大会问题的进行暂缓些。
　　主张既定，共同去见蒋主席。主席很希望我们到延安去一趟。并在我们充分说明一致的主张之后，以伟大的、恳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复我们：国家的事，只须于国家有益，都可以商谈的。我们听到了，就决定去延安。但是到临走那天，王云五先生病了，结果只有六个人去。
　　二、你们六个人去延安，用什么名义呢?
　　答：我们是用个人名义虽都是参政员，但并没有受参政会公推。冷、傅两先生在去年参政会里，曾被推为延安视察团五人中之二人，但他们两位并不用视察团团员的名义。更不管有党无党，我们是自由的，自动的。不受任何方面的委托，所以不受任何约束。我们不是第三者，不是和事佬，我们也有国民，我们是有主张的。我们去延安，我们先认清自己的身份是这样的。
　　三、你们究竟对于大局是怎样的看法?
　　答：内战是绝对不应该，也是绝对不可能。这不是谁能打、谁不能打的问题，而是国内和国际情势上所绝对不允许的事。这是从消极方面说。积极方面，在全世界高唱和平与民主声中，无论国与国间，民族与民族间，乃至一国之内，任何单位与单位间，凡是两个以上，都在由联系而合作而团结。波兰问题，算是一个僵局的了，到底圆满解决。印度西姆拉会议的破裂，舆论都不满意于教派代表的固执。世界思潮的新倾向，不是已经显明了么!这是我们一致的看法。而况国共问题，双方商谈之门，本没有关闭呢!
　　四、你们到延安一般的观感怎样?先请说说延安的风光好么?
　　答：我们是坐飞机去的。一下飞机场，首先使我们注目的，是左右两行山脉，高高下下的峰壁上，凿着无数圆形而平底的窑洞，这都是老百姓的家。延安是经过几次日寇的大轰炸，最近从瓦砾堆上，建筑起房屋来，成为疏疏落落的街道，当然说不到繁荣。但在新市场区域，把重庆来比，仿佛像信义街、棉花街一带，中间不断地是新建的房屋。商店二分之一，至少三分之一，都是合作社，或类于合作社的组织。中间不少数量的商品，是公务员家庭所制造出来的，所种植出来的。警察是没有见过。游民，他们叫做“二流子”，也绝对没有的。标语很少，或者竟可以说没有，有的是街上宣传小品。我提出一两点比较琐碎而可以做描写延安风光的助力的。书店门外揭示着的广告，出售书籍和文具，在黑板上每一种用粉笔画一个图，标明价目，民众都在围观。还曾到理发店里去访谈，每一次理发流通券七十元。理发用凳的靠背，窄窄的木板一块，板向后方，人斜卧在上边，理毕，将木板竖直，回复原状，这个办法倒比一般流行的理发椅来得简单而省费。这边一般的木器，都是制造得非常坚致的
　　忽然看见一个招牌，是“韬奋书店”，使我顿时忆念到长眠地下的老同事邹韬奋先生，发生无限的哀感。
　　延安城靠着一条延水，河身很阔，但水极浅，一般人涉水时，水不过膝，我们是坐着汽车过河的。问他们才知道到发水时，流量和流速大得了不得，在平时老是这样的。
　　延安到处总是一条水，水边一条路，路两旁是人家，水两旁是高山，仿佛一式的。
　　党政军三个中心区域，我们都到过，房屋高高低低地都在山坡上下，和民间的建筑，没有多大差别。但各有一个大会堂，大会堂的规模当然不能比重庆中华路的青年馆，但也还有中一路抗建堂模样，实在超出我们想像的。
　　我不再说下去了。请读我延安五日记吧!
　　五、再请说说延安的人物。
　　答：说到人物，我愿意先谈谈延安的民众。现在延安有五万人口，其中三万多是公教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等等。这种人员，不论男女都是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女子皆天足。此等士人，是代表朴实和体格的健全，却从没有发现过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着高跟鞋等摩登装束的女子。
　　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诸位先生(徐向前先生在病中没有能相见)在一般人想像中，一定脱不了飞扬跋扈的姿态。料不到，这几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
　　我们来去统共只五天。在延安三天，每天总有半天，忙的是正式谈话。所有观风问俗的工夫，用得太少，这也是无可如何的。
　　六、延安的政治作风究竟怎样?
　　答：我们在延安，倒自自在在的。要到哪里，看哪人，都绝对自由。你不需要带路，你就自己去。可惜我们时间实在太短，没有能出延安，到四乡去走动。就在延安，看到的地方，也实在太少。就所看到的，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切合乎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举几个例，他们知道贫农的要求，不一定在自有其田，只在乎有田可耕，而减轻租额，于是变分田政策为减租保租。他们知道贫民要求有钱可借，而减轻利率，于是不禁止债主放债，但严定减息保息。有人将怀疑中国共产党在开倒车，然毛先生说：那些都是党八股，万要不得。他们知道老百姓最苦的是贫而且病，只在都市设医院，施医给药，是不够的，于是组织医疗队，巡回四乡，医和药是送上门的。他们常常抓住了一个人或一个地方办出优良成绩的，来一个扩大运动。离开延安二三十里吴家枣园吴满有耕地办事成绩好，赠他一个劳动英雄徽号，各地举行大规模吴满有运动。毛先生说：我们要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我们要向老百姓学习。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知识分子多一点。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能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的理论，做了中国共产党，看不见中国，只看见书架上的革命文献，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还是少一点好。他主张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这都是中共三年来的新方针。至于执行的比较彻底，不马虎，在延安几天里，随处可以见到，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
　　我们应该知道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不是变向别的，而是变向平凡。
　　七、你们和延安诸位领袖正式谈话的经过怎样呢?
　　答：我们和毛先生等谈话，在三个半天中间合起来，倒有十来个钟点。第一天我们叙述来意，和充分说出我们对于大局的看法。说到双方商谈之门，并没有关闭，毛先生很表同意，还接着说，只为了门外有一块绊脚石，就是国民大会问题，第二天彼此交换意见，几乎每一个问题都充分讨论到，时间也占得很长。第三天谈出结论来了。对我们所主张的两点，表示完全相同，而另外提出些他们的意见。总之这三天的谈话，彼此都十分坦白，十分恳切，不当做“办交涉”，而是亲亲切切地谈心。因为大家对于大局有相同的看法，这基本观念是一致的。
　　八、你们回来怎么办呢?
　　答：我们回来以后，六个人共同去见蒋主席，很坦白地据实报告，接下来就忙着参政会开大会了。
　　九、这次参政会，你们的态度怎样呢?国民大会问题的结果怎样?
　　答：我们商定依各人的地位和环境，用不尽相同的方法，希望完成我们共同的贡献。有人关心到中共不参加参政会一点，我们对这点在延安并未提及。我们认为如果从商谈而获得团结，根本上得到解决，枝叶自不成问题的。
　　这次参政会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经过，倒是值得一述的。七月七日开幕的那天，蒋主席演词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本年五月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有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国民大会之决议，至于与大会有关各问题，在未听取贵会诸君之意见以前，政府将不作任何决定。因为国民大会的召集，既在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则大会日期，自应由国民党来负责决定。至于与国民大会的召集有关的各种问题，在现况之下，虽不易得到理想的解决，但各方如能虚怀讨论，政府自将虚心接纳，当亦不难觅得相当满意的方案。……政府对于与国民大会召集的有关的问题，拟不提出任何具体的方案，可使诸君得以充分的讨论。……所要求于各位的，在排除一切党派的成见，纯然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提供合理的主张。
　　到讨论这问题那天，同人对这问题的提案有二十四件，登台发言的有三十六人，所有各人态度，确不愧为自由和充分。我和冷先生遹、江先生恒源，有如下之书面声明：
　　炎培、遹、恒源对于国民大会问题，素抱一种主张，以为此事诚发于国民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之善意，其唯一先决条件，即必须在全国和谐之空气中进行，则一切问题，庶可迎刃而解。盖国民大会责在制定宪法，树立中华民国百年大计，如各方主张，尤其是有组织者之意见，尚未融通，而遽欲仓促召集，仓促制定，则其后患将不堪设想。欲完统一，而适召纠纷，以善意而获恶果，以百年大计而演成百年大害，在此存亡生死千钧一发之间，实私心所深忧大惧，而不敢苟同时论，偷取一日之安者也。何以造成全国和谐空气，则以为群策群力，凡在国民，皆当有以自效。……今本会将讨论国民大会专题，在同会诸君子自可各抒所见，而论国家利害关系，则一出一入，何去何从，诸君子善为国谋，必能审慎抉择，舍小己而取大公，抑感情而伸理智，民国前途，将决于诸君子之一念。……
　　到审查会那天，又经过一番详尽的讨论，结果制成一份审查报告。
　　这份报告，提出大会之结果，以起立赞成一百八十七人对出席一百九十六人之绝大多数通过。此项审查报告，其文如下：
　　本审查会关于国民大会之提案，二十四件，经郑重研讨，佥认为政府召集国民大会以实践还政于民之意愿，全国人民，咸深钦佩。本会同人对于国民大会问题所提意见，彼此虽不无出入，然宪政必须从速实现，宪政筹备工作之必须加速推进，国民大会之必须具有完满代表性，全国统一团结之必须继续求其实现，则为本会同人一致之期望。爰本斯旨，谨请大会作次列四项之决议：
　　(一)关于国民大会之日期，本会同人意见未尽一致，本会兹不提出具体建议，由政府斟酌情形决定。
　　(二)关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请政府参照本会各参政员提案，衡酌法律与事实，妥定办法，务使国民大会具有极完满之代表性。
　　(三)宪法制定时，应即予实施，俾政府还政于民之旨，早获实现。
　　(四)国民大会召集前，请政府从速采取次列各种措施：
　　(1)继续采取可能之政治步骤及协调之精神，求取全国之统一团结，本会同人并盼中央方面亦深体统一团结之重要，使政府今后所采取之政治步骤获得其预期之效果。
　　(2)保障人民身体言论出版及集会结社之合法自由。
　　(3)对于各政治党派依法予以承认。
　　(4)依限完成后方各省各级民选机关之设置，以树立地方政治之基础。
　　(本会同人原有各提案及本审查会各审查委员所提之意见，连同本决议案并送政府。)
　　这是本届参政会对国民大会问题之结果。
　　十、你推测这件事的前途怎样?
　　答：事实的经过，已详尽报告如上文了。至于前途怎样，我不想轻率地加以推测。只认定两点：(一)这一问题的利害，已经明明白白，更没有怀疑余地的了。(二)我人服务，苟利于国，成败应非所计。
　　在延安仅仅九十五小时，为的是接洽团结问题，并不是为了视察，如果是视察，这短短时间当然不够；单看延安市，也不够；就论延安市，我所看到，也不过一个角落罢了。同行六人各有各的接触，上文所记，也不过是我个人所见到、所听到的是了。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也曾经小小试验过，为了没有政权和军权，当然一切说不上，路线倒是相同的。我认为中共有这些表现，并没有奇异。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宝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至于方针定后，他们执行比较切实有效，就为组织力强，人人受过训练的缘故。
　　也许有人怀疑着：这样，中共不是开倒车了么?说这句话的人，也许就是中了洋八股党八股的毒，像毛泽东所指斥的。我想不妨先请他把中共的整风文献研究一下，再说。
　　我常想：做人必须自己立定脚跟，切不可依墙傍壁，人家说好，就是好，说坏，就是坏。且必须服从真理，也许好之中有坏，坏之中有好，不宜有成见，必须真真切切地查明它的存在。可是，不要单听人家怎样说，还得看人家怎样做。
　　* 《延安归来》，重庆国讯书店194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