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政权组织经济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它的前瞻性：既着力满足现实需求，保障必需品的供给，又放眼未来，考虑边区将来的发展，注意经济建设的全面性。当时边区面临的现实危机，是中央政府的经济封锁而造成的粮食、布匹的紧缺，“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①。因此，边区的大规模经济建设首先是扩大耕作面积，增加粮食和棉花的产量，组织纺纱织布，解决150多万军民的生存问题，即基本的吃饭、穿衣问题。所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政府在这方面着力最多，除了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外，还积极支持军队“屯田”——一种古老的戍边和生产结合的作法。王震的三五九旅率先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展了就其规模而言在中外军队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艰辛垦荒②。根据统计，1939年至1944年，边区垦荒总量达到436.22万亩，人均3亩。
　　1944年的《边区农业统计表(1940—1943年)》中有1943年军队与各分区开荒的比较，该表显示，当年边区垦荒总面积为97万亩，其中军队为20.7万亩，占21.34%，说明军队在垦荒中居功甚伟。
　　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粮食产量逐步增加，棉花的种植面积和产量也大幅度增加。
　　1943年边区政府提出的粮食生产要“耕二余一”的目标，即耕作二年有一年的余粮，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已基本实现，布匹的自给率1944年已达到了三分之二。
　　边区政权在努力抓好农业生产的同时，认真抓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商业、金融业等的发展。
　　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重视兴修道路和发展运输业。在边区建设厅之下设立了交通运输局，交通运输局“在三边、陇东、绥德及关中四个分区，设立交通运输分局，督促该分区的组织动员工作，指导运输事业，使其有计划地完成运输公私盐的任务；在定延、庆定及清靖三条主要道路上，各组织一管理局，将全边区的运输工业，有机地联系起来”③。从1937年开始，边区政府有计划地每年投入资金和动员民工修筑公路。
　　1940年修通延安至沟槽渠的土平路50公里，定庆路及至西华池支线330公里；
　　1941年完成庆定、庆临、延临、延志、延靖及清涧等1000公里大车路的交通网；
　　1942年修通和改善了定延、庆定、清靖等交通最为繁忙的干线。新筑公路长度128.5公里④。
　　在修筑养护道路的同时，政府鼓励各种形式的交通运输投入，制定了各种优惠的政策。譬如对私人投资交通运输业的政策就相当优惠。私人投资范围可以“包括骡马店、大车、鞍架、毛口袋、制造厂、兽医院以及其他一切交通运输工业”。私人企业“欲发展若无资金周转者”，政府给予贷款，“交通运输局对所投资之私人企业，不取分文利息”。“接受投资之企业，如遇天灾人祸及其他人力所不能预防之损失，交通运输局可酌情再给予相当数目的资金以继续其业务。”⑤在政府的鼓励下，各种形式的交通运输组织活跃在边区的公路、土车道和驮道上，计有：个体群众运输队、合作社运输队、部队和机关运输队。当时的运输动力和工具主要为牲口。个体群众运输队共拥有49237头，边区运输合作社共拥有牲口6267头，部队运输队拥有牲口1208头，边区政府拥有205头，四类运输队拥有牲口合计56900余头。其运输能力，按每头畜力一驮平均230斤计算，为6.5万吨，折合成4吨载重汽车，相当1.63万辆，相当可观。1943年边区仅食盐运输即达4.46万吨⑥。
　　边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发展邮政。边区政府制定了《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暂行范围》，对其组织机构，与边区各级政府、兵站等的关系，寄递函件规则，工作人员纪律，经费等都有明确规定。根据这一《范围》，边区通讯站建有完整的组织系统：总站下设分站、各县设县站，各必要区乡及市镇要道设联络站。1941年计有分站4个，县站18个，联络站若干，有工作人员165人。通讯站在边区开辟了密如蜂网的邮路。以延安为起点，计有延绥(至绥德)、延定(至定边)、延庆(至庆阳)、延关(至关中)4条干线，11条文线，8条联络线。
　　投递量据1941年10月统计，年均达到26.67万件。这些邮件的投递，“全系徒步，南北西东，数百里山野中，终年来往奔忙”⑦。条件虽十分艰苦，但工作人员态度十分认真，“遗失文件、损坏信件、投递不到信件是很罕见的事”⑧。
　　在基本解决吃饭、穿衣问题之后，1944年5月毛泽东郑重地提出大力发展边区工业建设的问题，说：“要打倒日寇，必须工业化，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保障，必须工业化。……目标，就是两年以内，要争取做到工业品的全部自给。”⑨中共中央西北局随即作出了《关于争取工业品全部自给的决定》，提出了“努力发展自给工业”要完成好的若干方面的任务。
　　边区政府也在当年的经济建设计划中列入了发展工业的项目。
　　在商业上，为了繁荣边区的商业，实行对外调剂、内部自由的政策。以边区所有易边区所无原则，与边区内外商人合作，发展对边区之外的贸易。同时发展边区内部商品流通以供给各方，发展私营商业，繁荣市场，多设集市，健全消费合作社平抑物价，改善人民生活。
　　在金融上，边区政府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作为边区政府银行。同时，扶持发展信用合作社。银行和信用社两大网络，一公一民，“互相合作、互相帮助”⑩，覆盖了整个边区。
　　根据《陕甘宁边区银行条例(草案)》，边区银行担负维护法币，发展经济，稳定金融的任务。“边区政府授予下列特权：(1)发行边钞，(2)代理金库，(3)经理公债，(4)管理边区内外汇兑，(5)买卖生金银硬币及外币。”经营业务包括存、贷、汇兑、贴现、票据交换及划汇等。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军费继又加紧封锁边区，边区经济陷入危机。边区银行经政府授权发行边币，帮助政府渡过了财政极端困难时期。1941年至1945年，边区银行累计发行边币11.86亿元，发放各种贷款21.16亿元(11)，有力支援了边区的经济建设。
　　在充分发挥国有银行在稳定金融、支援财政和经济建设等方面作用的同时，边区政府重视发展“民间银行”——信用合作社，使之与国有银厅相辅相成，互相支持，共同成为边区金融业的两大台柱。
　　由政府倡导、民办公助发展起来的信用合作社，是边区的一个“创造”。当时边区高利贷活动很猖獗。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贷钱贷粮：“这里借贷，最低是月利三分，最高五分。也有一年借一元还两元的，俗名‘一年滚’。借粮食普通是借三还四。此间借钱不论数目大小，均须以地作押。期满不赎变为典地，典地到期无法赎取或需用钱时，只可将地贱价出卖。地主即以最低廉的价格将典地买进。尤其一遇灾荒，地主便得到了最好机会，可以用最剋扣的条件，将大批的土地收买进来，再出租给那些卖出田地的农民去耕种。”(12)一种是“探卖粮”。“一般在收获前三个月，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卖其粮食，收获后再交付粮食……过去在粮食收获季节后，粮价往往低降一下，而近年来粮食是直线上涨的，‘探卖一季粮食，三年也翻不过身’。然而有些农民迫于需要，仍旧是探卖。”(13)高利贷的盘剥，导致农民破产和土地的过度集中，加剧了农村社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的衰败。这种情状并没有因为共产党政权的建立而改变，相反，由于贫困和摆脱贫困的渴望，在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交通闭塞的地方甚至有增无减。“例如胡汉银自己只打几石粮食，探卖二十几石，交不出粮食把地卖了，人也跑了。张雨生因探卖的粮食交不出，卖了牛，今年的庄稼不能作。农民李海清，去年倒牲口，探卖十几石粮食，赔了十八万，给三五九旅揽工去了。”(14)
　　在政府的倡导和支持下，农村社区办起了许多信用社。信用社用各种灵活、便利的方式吸收民间游资和群众入股，以较低的利息放贷，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急需，其领导人由股民民主选举产生，经营活动和账目接受股民监督，因此很受群众欢迎。到1945年5月，“只延属分区已有三十五个信用社，资产总额为七万万五千五百万元”(15)。信用社的普及，使农村的正常的“信用关系逐渐发展，借贷利息，亦逐渐下跌。沟门月月钱息由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跌为百分之十五，李家渠月月钱息由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跌为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该处‘挖蹦子账’[一种高利贷形式：在集市借贷，以一集(五天)为期，每元一角利息。因在暗中进行，双方都不公开，俗称挖蹦子账]利息由去年每集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跌为今春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最近则已罕见”。从绝对值上看，信用社的放款利息仍相当高，达20%左右，且计复利，“任何生产工业都没有这样大的利润”，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处于战时经济，物价上涨很快，比较而言，信用社的放款利息仍大大低于物价上涨指数。“去年沟门信用社，规定存款月息百分之十五，放款百分之二十，按月复利计算为八倍弱。当时物价上涨甚速，全年总指数上涨二十四倍多，这个利息比较物价上涨的比率要低得多。”(16)
　　边区政府对经济建设全面、协调发展的把握和富有远见的考虑，还突出地表现在重视科技在经济建设中的先导和支撑作用，重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上。
　　对于发展科学技术，当时一些人顾虑边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薄弱，条件太差，主张缓一缓。但中共中央看得比较远，指出要革命，要建设新中国，必须重视科学技术事业，“不应把科学技术上的提高工作推迟到抗战胜利以后”(17)。在中共中央的重视和倡导下，边区政权把“提倡科学知识”，“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明确地写入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边区发展科学技术的一大特点，是科技教育、科技研究和经济建设三位一体，突出经济建设，围绕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由于中共中央的支持，一批具有相当水准的科技院校陆续成立起来。包括：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边区农业学校、边区工业学校、白求恩护士学校等。这些院校主要从大后方来的青年中招收学员，为边区乃至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科研和经济建设的骨干。毕业生总数尚未见资料，仅中国医科大学在1940年9月至1945年11月的5年间，就举办了13期，“培养了数千名医术精湛的医务干部”(18)。边区的科学技术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1940年2月，由毛泽东、陈云、吴玉章等人发起和资助，成立了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会员达300余人。研究会下设土木工程、农业、生物、医药、卫生、地质矿冶、机电、化学、数理、航空等分会，以及国医学会、中西医药研究会、国防科学社、煤业学会、气象协会等科学团体。这些科研学术团体根据边区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以及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的迫切需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创办科研和科普杂志，影响很大。对地球起源、人类起源、生命起源的研究和探讨活动，当时不仅在全国甚至在国外都有很大的反响。
　　广大科技工作者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围绕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开展科技教育和科技研究，取得了一大批成果。
　　农业领域 建立了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和试验基地——光华农场，引进了抗虫性强、穗大、鸟雀不易啄食的狼尾谷和子粒长、骨子细的金皇后玉米，产量比当地品种提高10%—30%，还有不少是边区没有的西红柿、红皮花生、甜菜等新品种。1941年边区发生牛瘟，农场自制免疫血清16万毫升，疫苗10万余毫升，进行免疫注射，迅速扑灭了牛瘟。政府鼓励科技工作者从边区农业生产力低下、生产技术落后、耕作粗放的实际出发，深入农村总结民间经验，推行切实可行的农业技术。如：兴修水利，扩大水浇地和保持水土。1942年和1943年全边区就修水地4100万亩。指导农民筑坝阻挡山洪冲下来的泥土，新造肥沃的小平地(称为“修埝地”)，赤水县1939年至1942年三年间新造地达7000余亩，增产粮食1089石。精耕细作，推广套种、间种和轮种。引导农民改变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耕作方式，实行深耕、翻地、多锄草，“谷子地里带绿豆，高梁地里种江豆，糜子地里带小豆”，培养了地力，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辅导新技术，推广棉花种植。边区过去很少有种植棉花的，农民不懂技术，科技工作者就深入农村指导推广。1944年统计，全边区棉花种植面积达到近30万亩，收皮棉300余万斤，可织布150余万匹，解决了边区三分之二的需要量。
　　工业领域 纺织行业的科技人员先后研制成功了主体水轮动力机、打毛除尘机、织毛毯机、打纬机等一批机械，使纺织工业有了大的发展。边区布匹由完全依赖输入，达到自产70%以上。造纸业的科技人员试验成功用当地的马兰草造纸，解决了造纸原料的来源，使年产纸张由200—300令，猛增到5000—6000令。石油业的科技人员掌握了边区石油资源及其分布，利用简陋的设备，提炼出汽油、柴油、机油等，解决了边区的机械动力和照明用油，甚至分馏成功用途很广泛的煤焦油(可造炸药等)。军工企业的科技人员设计制造出新式步枪和子弹、掷弹筒、迫击炮。
　　医药卫生领域 科技人员研制出许多当时急需的新药。有从边区盛产的中草药中提炼出的麻黄素、黄苓碱等中成药，也有西药片剂、注射剂，如吗啡片、奴夫卡因、阿托品等。到1941年前，边区已可生产各种丸、片、粉、酊等药品1000余种。1945年5月，青霉素试制成功，这在当时是十分宝贵的抗菌素(19)。
　　边区政府对于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见识早，决心大，这在十分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实在难能可贵。早在1938年2月，边区政府建设厅就提出要对山林树木严密保护，有计期地砍伐，同时发动群众植树造林，取得一定成效。1940年，边区政府在自然科学院生物系主任乐天宇主持的大规模的边区生态调研考察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对策，于次年1月同时颁布了三个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的法规，即：《陕甘宁边区森林保护条例》、《陕甘宁边区植树造林条例》和《陕甘宁边区砍伐树木暂行规则》。规定“凡属本边区境内之森林或树株，无论其为公、私所有一律加以保护”。强调五类森林或树株为“保安林性质或树株，任何人不得砍伐或危害”：“(1)为预防风、沙、雹、霜、急雨等为害之森林或树株。(2)为防止雨水冲刷、农地崩陷、山洪冲淤、河岸塌塞等之森林或树株。(3)为保护交通路线、桥梁以及灌溉系统水渠等之森林或树株。(4)为直、间接保护牧畜、农垦及其他副业之森林。(5)为保持水土，调节气候，及有益公共卫生之森林。”对于军事、工业、建筑、化工及其他生产性质的森林或树株，“非经政府之许可不得砍伐或危害”。凡一般的砍伐木料、锯板、烧炭、采药等，无论公私所有林，“均须依照砍伐树木规则手续进行，方能取得砍伐权”。《植树造林条例》规定：应迅速完成各点上的植树造林工作。凡公有土地上的植树造林归公有、私有土地上植树造林归私有。每年植树造林分春秋两季进行，由各县政府筹划土地，采集树种，建立苗圃，培育树苗，发展优良树木，解决树苗之需要。同时规定对植树造林作出显著成绩之单位及个人，由政府给予奖励。
　　三个森林保护的法规公布之后，乱砍乱伐的现象得到有效制止，群众性的植树造林活动广泛开展起来。据统计，1939年，边区军民插柳条139万株，成活率50％左右；1940年营造大小公林524处，植活树木23万株；1942年19县市共植树26万株。许多地方政府提供的树苗用完了，群众自动找树苗，有的开始栽培果树。随着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的开展，被破坏的经济林木和与之相关的农副业逐渐恢复起来。清涧、绥德、吴堡、安定4县曾有数百年的栽桑养蚕的历史，1928年至1934年发展到最盛期，十有八九家养蚕。1934年以后由于南京政府军的封锁，煤炭来源断绝，军民为生存计，被迫砍桑当柴，致使80％以上的桑树被毁。在植树造林中桑林逐渐恢复，蚕桑业也冷炉重热起来。1941年统计，4县的桑树已恢复到四五万株(20)。
　　①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47页。
　　② 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的军垦发生在汉宣帝时(公元前73—前49年)，是时大将军赵充国上奏汉宣帝，说服宣帝和大臣罢兵屯田。规模是1万余人，人均20亩，计20万亩。见东汉班固：《汉书·赵充国传》。
　　③ 《三十一(1942)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计划》，《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第712页。
　　④ 《三十一(1942)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计划》，《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第713—724页。
　　⑤ 《陕甘宁边区交通运输局发展私人交通运输企业投资暂行办法》(1942年2月26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第710—712页。
　　⑥ 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第700—797页资料综合。
　　⑦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4日文。
　　⑧ 《边区通讯站工作略况》(1940年5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第826页。
　　⑨ 毛泽东：《1944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职工代表大会代表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解放日报》1944年5月22日。
　　⑩ 黄亚光：《关于信用合作社问题》(1944年6月30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第639页。
　　(11) 边区银行：《发行问题》(1943年)；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银行各种统计表》(1948年)，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第122、142—146页。
　　(12) 冯和法；《中国农村经济资料》，《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第612页。
　　(13)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南区合作社办理信用社的经验》(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第614页。
　　(14) 《安塞西河口信用合作社》(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第614—615页。
　　(15) 萧长洁：《介绍边区的信用合作社》，《解放日报》1945年7月1日。
　　(16) 边区银行：《信用合作社问题材料》(1944年10月14日)，《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五编，第612—620页。
　　(17) 《解放日报》1941年6月2日社论；又见《延安时期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第232页。
　　(18) 阎树声：《延安时期科技问题研究》，《延安时期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第235页。
　　(19) 阎树声：《延安时期科技问题研究》，《延安时期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第238—244页。
　　(20) 张杨：《陕甘宁边区的森林资源与经济建设》，《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五十周年论文选编》，第127、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