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边区政权高度重视经济建设，确定的目标合理，制定、实施的政策、方针符合边区的实际，因此，成功地在这块封闭、落后的黄土地上组织了空前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首先，是成功地解决了近200万军民的吃饭和轻工业的原料问题。耕地面积由1937年的862.6万亩，扩大到1945年的1425.6万亩，8年时间几乎翻了一番。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37年126万石，1944年达到175万石，增长39%，1945年遇到自然灾害，收获量仍达到160万石①。1941年达到自给有余，1945年则基本实现“耕三余一”的目标②。
　　边区沿黄河的县份，有种植棉花的历史，但耕作面积和产量都不大，1939年耕作面积不到3800亩，至1941年棉产量仅50.8万斤，所需棉花大部靠输入。1942年耕作面积和产量均有大的提高。至1944年，耕作面积达29.5万亩，产量达到304.5万斤。1945年种植面积提高到35万亩，产量未见统计，依上年平均亩产10.3斤计，当在360.5万斤左右，边区的棉花消费量据边区建设厅1944年统计，年需350万斤，已自给有余了③。畜牧业在边区占有重要地位。牛是主要的耕力，驴、骡、骆驼是主要的运力，羊则是被服所需的羊毛、羊绒的来源。1938年边区的牧畜总数为93.67万头(匹)，1944年增至249.1万头(匹)，增长了166%④。
　　其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起了水准不很高，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纺织、被服、制革、制药、化工、造纸、印刷、炼铁、炼油、煤炭、陶瓷、玻璃、机械修造、军工等等，基本实现了工业品的自给。关乎民用军需，据重要地位的布匹，以前基本靠输入，1944年达到16万匹以上。1944年“全边区党政军民共需消费大布31万匹”，自给率达到了50％⑤。纸张生产开始受限于原料，1940年原料问题解决后产量飚升，1944年公私营产量达到1.5万令，印刷用纸的自给率达到89.6%，1945年达到99.8%⑥。
　　“食盐是边区重要资源之一，占出境贸易的首要地位”。食盐的生产取决于天气和运力。边区政府从1940年起组织大量人力、畜力从事食盐的运输，改变了长期以来仅由私人小规模运输、食盐生产一直不振的局面，刺激了食盐的生产。1940年至1945年，边区的食盐生产年均近40万驮(每驮150斤，每斤24两)，有的年份达到60万驮左右，成为边区财政的重要来源。1943年出境的盐占出口总值47.4%⑦。边区的石油生产有较早的历史，但产量一直不高。“据1920年美国地质所估计全中国储油量为137亿桶，陕北即占其半。边区油苗发现地点遍及各分区，实际开采的只有延长及延川之永坪二地。延长油矿于1906年即由清政府请日本技师开采，1914年成立中美油矿事业所，由美孚洋行运来采油、打井、炼油设备，至1916年因见油不多而中止，后收归省办。截至内战爆发时止，三十年间共打20眼井。出油最多时期是1916年，全年产原油635000斤，至1931年降低至552桶。”1937年边区政府建设厅接管延长油井，至次年，仅永坪一井出油，全年产油3527桶。以后石油生产逐年增加，1943年达到6.35万桶，是1938年的18倍。与此同时，石油产品特别是汽油的产量也有了大的提高，1943年达到近6000桶⑧。
　　其他工业品的生产，铁1944年达到1000吨左右，“边区每年需铁量，按入境的铁推算不超过1500吨”，1945年子长铁厂开办后实现了全部自给⑨；煤炭生产1943年统计共有矿井100个，矿工人数1891人，年产量10万吨左右；机械和军工生产开办了农具厂、电器材料厂、兵工厂等10个工厂，可以生产织机、弹毛机等纺织机械和铧梨等农机具，掷弹筒、步枪、炮弹等军工产品，手榴弹的年生产能力1943年达到4万个⑩。
　　第三，市场繁荣，商户及其资本迅速增加，进出口贸易有序，保证了物资的流通和供给，稳定了物价。边区的商户有公私之分。私营商户以商业比较集中的延安为例，1936年为123户，1944年增加到473户，增加了285%；资本则由300万元左右，增加到10亿到16亿元，增加了500倍；5万元以上资本的商户由2户增加到32户，增加了15倍(11)。公营商业主要是1940年开始发展起来的，“至1944年延属七县，陇东分区六县，关中分区，定边，靖边县，绥德市及子洲、清涧共有各单位商店348家，工作人员2500—3000人”。公营商业的特点是户数占全部商户的比例并不很大。如延安市1944年公营商户67家，只占当年延安市总商户的12.4%，但是资本、规模很大。以边区贸易公司所属的8家公司为例，总资本即达36亿元(12)。边区的新集市不断出现。《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1日报道了关中分区新集市建立的情况：“新正县新立三处，原有一处。赤水县新立二处。宁县新立二处。共设八处。马栏区在1940年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后，人口由五百户涨增至今日的一千二百余户，耕地面积更扩大三倍有余，群众购买力还空前提高，仅马栏合作社一家，每日销货在万元以上。马栏镇上，三年前仅有出售粗布、火柴等简单日用必需品的小店铺九家，今则公私商店共十八家，街上小摊贩也很多，购货群众往来不绝，集市日渐形成。现专署及马栏区政府会议该市商民，决定从本月二十八日起建立逢四逢十(旧历)集期，本年九月三十日为首届集日，集市筹集会已聘定关中剧团演戏五日，届时必有一番盛况。”(13)边区的进出口贸易在南京政府的军事封锁下仍能有效地进行，组织了大批特产，主要是食盐、牲畜、皮毛及制品出口，换得了大量边区紧缺的物资，如棉纺织品、杂货。进出口总额逐年上升，1941年2亿元，1944年达到250亿元，增加了125倍(14)。
　　对边区进出口贸易中的两大问题，即入超大(入超额相当于出品额)、进口货物中棉及棉织品比重大(占进口总值的60％以上)，以往史家多从消极面看，笔者则认为应从积极面看，这一状况对边区而言，既是合理的又是有利的。边区进出口贸易中的两大问题，实际上是一大问题，即棉及棉纺织品进口数量大。扣除这一因素，边区的进出口实际上是平衡的。棉及棉纺织品进口量大应怎么看?笔者觉得：首先，边区历来无植棉、织布的习惯，以盐易棉是一个传统，因此棉及棉制品进口量大是正常的。这种状况实际上随着边区植棉和纺织的发展在逐渐减弱。到1945年，棉及棉织品进口为12.9亿元，比重已从上年度的68.6%下降到63.6%，降了5个百分点。如果扣除出口的棉丝及制品3.4亿元，棉及棉织品的进口实际为9.5亿元，所占比重则为47%左右。其次，两军对垒，谁拥有的物资多谁就占优势。甲方的物资多就意味着乙方的物资少，甲方就处于比较优势，反之亦然。进多出少，边区的物资增加了未尝不是件好事，何况进口的又主要是棉及棉织品这一军需民用的战略物资呢。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此长彼消的影响。1944年9、10月大关中新花上市时，国民党区域花价每斤1100元，边区以2800元一斤收购，差价117%，“当时看起来是吃亏的，可是价高招远客，有一天跑三次者，两月的时间争取进口棉花百余万斤，迫使国民党的60万担购花计划破产，虽屡次增加奖金好坏兼收仍不能完成。嗣后不久，国民党区域棉花逐渐上涨四倍多，所以最后算起来是大有利的”(15)。边区的物价尽管也受大环境的影响而上涨，但总起来看仍大大低于国统区，这里有精兵简政、发展生产的因素，确也与边贸的大量进口不无关系。
　　第四，财政状况好转。1942年开始，实现了收支平衡。1943年全边区财政支出60亿元，其中生产自给占64%，政府公营企业收入占19%，税收和公盐代金占10％，赤字仅为7%，而且主要是用于生产投资。边区银行调剂金融、扶持经济，到1944年共发放贷款25.98亿元，其中农业1.31亿元，机关学校生产贷款6.06亿元，工业贷款6.87亿元，贸易贷款10.86亿元，合作社贷款8600万元(16)。
　　① 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第85、86页。
　　② 边区建设厅：《关于边区经济建设之报告书》(1941年10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第21页。
　　③ 《边区建设厅历年统计》，《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第87页。按：1939年、1940年、1945年产量依1944年亩产10.3斤推测得出。
　　④ 资料来源：《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4月)；边区建设厅：《一九三九年农业生产总结》；南汉宸：《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1947年)；《边区农业统计表(1940—1943年)》，见《抗日战印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第62、63、96—99页。
　　⑤ 资料来源：《历年边区工业概况材料之一》(1946年)；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8年)；《陕甘宁边区民间纺织业》(1945年)，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第154—158、551—560页。
　　⑥ 资料来源: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概况简述》(1948年2月)，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第214页；《历年边区工业概况材料之一》(1946年)，同前书，第133页。
　　⑦ 资料来源：《关于盐务问题的报告》(1942年)；《边区食盐产收运销实况》，1942年贸易局编印；盐务局《盐产工作》(1944年)，盐务局：《两年来盐务工作总结》(1943年)；《陕甘宁边区盐务局1945年总结报告》(1946年)，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第292—313页。
　　⑧ 资料来源：《关于石油工业的材料》(1946年)；莫汉:《边区矿产》(1942年)；陈振夏等：《延长石油厂四三年工作总结》(1943年)，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第315—322页。
　　⑨ 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经济情况简述》(1948年2月19日)，同上书，第322—333页。
　　⑩ 《警一旅生产与供给工作总结》(1943年12月)，同上书，第348—351页。
　　(11)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第20—25页。
　　(12) 同上书，第20—36页。
　　(13) 《人民购买力提高，马栏设立集市》，《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1日。
　　(14)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第62—67页。
　　(15) 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贸易工作》(1948年2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第17、18页。
　　(16) 《解放日报》1945年1月4、5日；又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四编，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