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区政权建立之初，封建礼教、封建迷信以及愚昧落后种种陈规陋俗比比皆是。边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清扫这些旧社会的遗毒，移风易俗，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这种“清扫”工作着力最多、成绩最大，也最为时人瞩目和史家称道的，一是以废除包办买卖婚姻、严禁妇女缠足和鼓励妇女参选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妇女解放运动，二是以教育、挽救沾染毒、赌、偷、骗等恶习者为主要内容的改造“二流子”运动。
　　中国妇女受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时间之漫长、程度之惨烈，在世界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中共领导下的苏区成立之初，就把推翻吃人的封建礼教、废除封建的婚姻家庭制度，争取妇女的解放作为自己的基本纲领和奋斗目标之一，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令，实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边区政权秉承了这些成果，并且在此基础上把妇女解放运动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加强家庭婚姻立法，禁止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落后区域相类，边区的包办、买卖、强迫婚姻也是相当严重的。不仅有童养媳，还有俗称“站年汉”的童养婚。边区的两大《施政纲领》，对男女平等，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提高妇女地位，坚持自愿的一夫一妻婚姻制作了原则规定。据此，边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新的婚姻政策和法令，包括：《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严禁买卖婚姻的具体办法的命令》(1942年8月1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为颁布(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的命令》(1944年3月20日)等。规定：“男女婚姻照本人之自由意志为原则。”“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及买卖婚姻，禁止童养媳及童养婚。”为废除早婚的陋习，规定“婚姻年龄，男子以满20岁，女子以满18岁为原则”(后改为男18岁，女16岁)。为防止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规定结婚必须由男女双方直接“向当地乡(市)政府或市政府申请登记，领取结婚证”。这就从立法、司法和具体办事程序上为妇女的婚姻自由自主提供了保证。当时边区的“公家人”很多，在延安尤为集中。边区政府不仅重视在普通民众中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强迫婚姻，而且重视党政军公职人员的率先垂范，不惜对违纪者给予坚决惩处。当1937年10月发生公职人员黄克功追求陕北公学学员刘茜，遭到拒绝后枪杀刘的事件后，尽管黄15岁参加红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屡建战功，事发时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的队长，边区高等法院在中共高层的支持下，仍公审和处决了黄。这在全边区引起很大震动，促进了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强迫婚姻和摧残妇女的行为。
　　其二，实行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严禁妇女缠足。女性缠足据传始于南唐，有数百年的历史。它起于皇室又曾一度被禁于皇室，至清朝愈演愈烈，以至西方人把缠足与八股、鸦片一起称为中国的“三害”。边区政府为严厉禁止缠足习俗，于1939年内一连颁发了4个命令、布告、训令。这些命令、布告、训令有如下特点：一是规定明确而严厉。“凡边区妇女年在十八岁以下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一律禁止缠足。”有违反者，“一经查出，即判处其父女或其家长一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已缠足者，自本条例公布之日起，须一律解放”。四十岁以下半年后仍不解放的，“一经查出，即判处其父女或其家长半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二是比较实际，如“放足标准，十八岁以下者以完全放开，十八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者以不缠足布为最低要求”，“年满四十岁者”，缠足已成定势，很难恢复的，只是“劝令解放，不加强制”。三是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任。要求其“按月将所收成绩依级报告”。四是赏罚分明。“凡各级政府人员，对此工作认真办理，确有成绩者”，“妇女联合会、抗敌后援会、青年救国会及其他人民团体工作人员，动员妇女，实行本条例努力者”，“凡边区妇女，在放足运动中，自动放足，并能推动他人而起模范作用者”，均分别给以精神或物质奖励；政府工作人员“奉行不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民众中有“借农妇落后意识造谣滋祸破坏”的，则予以处罚。三年之后，林伯渠和李鼎铭又签署命令，督令各专区、县市坚决贯彻有关规定，防止若干地方的反弹，可见这场运动的漫长、艰巨和政府的不懈努力。
　　其三，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和组织妇女挣脱家务的束缚，参加工农业生产，学习文化和参与社会工作，使她们具有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立、政治自主、心理自尊，在婚姻和家庭问题上拥有发言权以至决定权。在边区，几乎各种劳动组织、工矿企业，都有妇女在其间从事生产劳动。各种扫盲班、识字班、夜校、学校均有妇女参加。1937年7月，民主选举边区各级议会，广大妇女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1939年1月，边区参议会第一届会议，有6名妇女当选为边区参议员；1941年11月，边区参议会第二届会议，有17名妇女当选为边区参议会议员，167名妇女当选为县参议会议员，2005名妇女当选为乡参议会议员。通过参选参政，边区妇女真正成为新社会的主人，被压抑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发挥，在保卫边区、建设边区的斗争中做出了很大贡献。
　　边区的所谓“二流子”，是指那些吃喝嫖赌、游手好闲、寻衅闹事、装神弄鬼、骗吃骗喝、偷谷盗马、为害乡里的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是旧社会制度下的牺牲品，又反转过来成为新社会的蛀虫和祸害。边区政权建立之前，“二流子”的数量相当惊人。据当时的调查统计，1937年延安市“二流子”近500人，占人口数的11%；延安县“二流子”达1629人，占人口数的5%。以延安县的比例推算全边区，则边区150余万人口中“二流子”约占7万。对于数量如此之大的“二流子”，过去的政权采取逮捕、驱逐甚至虐杀等镇压的办法，社会上“善长仁翁”和“社会名流”等用慷慨解囊、恤孤济贫的“恩赐”救济办法，都未能奏效，“二流子”数量非但未能减少，反倒增加了。有人卑视地嘲讽“二流子”是“做惯乞儿懒做官”，“要上十年饭，给官都不干”。
　　边区政权在改造“二流子”使其成为新人方面，有许多成功的做法，概言之有四：
　　其一，完善法令和正确界定。1939年2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土地条例》规定：“凡可使用之土地，需尽量使用之，无故任其荒芜废弃者，土地所有人，应受相当之制裁。”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又通过了改革社会不良风俗案，交政府执行。1944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二次会议批准了区文教大会通过的《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强调要开展卫生运动，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中药，防治疾病和改造巫神。这些法令、条例、指示，为改造“二流子”提供了法律依据。针对一些地方发生的认定“二流子”扩大化的偏向，边区政府在分析典型事例的基础上，制定了判定“二流子”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正当职业和对生产的态度，看他的生活是否腐化，养不养家以及做不做违反法令的事。达到这个标准的就认定为“二流子”，否则只算作有不良嗜好或有“二流子”习气的公民，从而制止了认定工作中的扩大化偏向。
　　其二，政府部门通力合作，县、区、乡干部分片负责。如经济部门给“二流子”下达生产任务；政治部门负责日常的法制教育工作；文化教育部门进行科学文化、医药卫生知识、劳动观点和生产知识的教育；文艺部门则编排、演出各种节目，针砭“二流子”，宣传改造“二流子”的意义。如秧歌剧《改造二流子》、平剧《回头是岸》、信天游《笑话二流子》以及童谣、民间小调、顺口溜等。军队的各级机构也积极协助地方做促使“二流子”转化的工作，县区乡干部则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负责本地区及职权范围内的“二流子”的改造。不少县的县长召开“二流子”大会，到会讲话，规劝其改邪归正。区、乡干部则做具体人的工作，包括“每天清晨起来，跑到‘二流子’家里，把正在呼呼大睡的‘二流子’叫起来干活”①。
　　其三，社会各界参与，家庭成员密切配合。边区政府除组织文艺界编排教育改造“二流子”的文艺节日、巡回演出外，还通过报刊、广播等媒体广泛宣传，透过工会、妇联、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做转化工作。特别是引导“二流子”的家庭成员配合做劝说感化工作堪称一绝。“鄜县张村驿一个嗜好很大的二流子，他的孙子一见他时就跪在他跟前劝他戒绝嗜好，直到他答应才站起来。延安姚店区二流子谢旺旺，老婆劝他改正他不听，老婆就回娘家，要和他离婚。赤水二流子何二的老婆，看见他做坏事，就到政府去报告。”②这些当时的描述，至今读来仍使人感慨不已。这种社会舆论和家庭氛围，促使许多“二流子”弃旧图新，很快有了转变。
　　其四，一般劝戒与特殊教育相结合。对于一般劝戒不见效的“二流子”，则采取若干特殊教育措施。包括由政府规定“二流子”一定的生产任务，按时检查；让“二流子”寻保人；将邻近村落中无地种的“二流子”组成农业、手工业、纺织等生产小组，在乡村干部或劳动模范的领导和监督下集体生产劳动。包括制定各种村规民约，如延安县利用民间流行的“吃各伙”的办法(即村民宰吃羊，相约“几不”，谁违犯，谁出买羊的钱)，在各村普遍制定村民公约，约定不吸毒，不赌钱，不偷窃，不当“二流子”等，谁违反就处罚谁；召开巫婆神汉大会，当场制定、通过反巫神公约：“我们约定，再不务神；遣送斩剁，都是骗人；讲求卫生，破除迷信；各种嗜好，都要改正；参加生产，闹好家务；互相监督，教育别人；违犯此约，甘受处分。”③对“二流子”中的顽固者，则以集中服劳役、强迫生产劳动的方式给予处罚。违法的，则绳之以法。边区司法部门1939—1941年先后破获和处理的相关案件达2395件：毒品案，1157件；赌博案，697件；窃盗案，429件；妨害风化案，91件；妨害程序案，21件。这对其他顽固“二流子”无疑是一种威慑和警告。
　　经过边区政府的艰苦努力，改造“二流子”的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1939年，边区一般的盗贼、乞丐、娼妓基本消除。1941年，半数以上的“二流子”得到了改造，“二流子”比较集中的延安县“二流子”减少了72%。到1943年初，全边区86.4%的“二流子”得到了改造。尚有的9554名“二流子”，到年底又有58.8%得到了改造。至此，边区“二流子”的改造面达到94.4%④。这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当然，这个运动也存在一些过火、过分的做法，如开始时的认定扩大化，以后的给“二流子”挂白布条，开斗争“二流子”大会，给“二流子”戴高帽子游街、拘押等等。
　　①徐波：《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史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
　　② 中共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二流子的改造》(1944年)，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第695页。
　　③《解放日报》1944年7月21日。
　　④ 中共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边区二流子的改造》(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二编，第6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