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患、毒品，是边区社会的两大毒瘤，直接影响着边区社会的安定。
　　边区的匪患，以西安事变为界，之前的土匪，除少数以抢劫烧杀为职业的惯匪，多为不堪压榨、生活无望被迫铤而走险占山为王的贫苦农民。第一次内战后期，随着土地改革的进行，农民普遍分得了土地，生活有了保障，从经济上断了匪源；日本入侵之后，民族危亡加剧，一些有正义感的土匪接受了西北革命领袖刘志丹、谢子长的收编而弃恶从善。因此，至西安事变前夕，边区的匪情并不严重。西安事变后匪情重新加剧，不算零星的，成群的就达48股之多，人数4000余，枪支2000余。其成分也变得相当复杂，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经济类土匪，以打家劫舍、掠夺财物为主，较大的有延长的陈老大股，甘泉的李钦武股，安定的刘子清股等；另一则是政治类土匪，这类土匪受国民党顽固派和日伪的庇护、操纵，在抢劫钱财的同时，将主要目标放在摧残边区政权机关、破坏中共和群众组织、刺杀中共党政军领导人士，破坏性很大。中共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就曾遭到伏击险些被害。该类土匪较大的有三边的张廷芝股，保安、定边的薛子茂股，陇东的赵老五股等。
　　如何清剿顽匪，当时在战术上曾有争议，后采取分区穷追猛打与堵截合击相结合的战术收到成效。1937年剿除了张廷芝、范玉山、薛子茂股，1938年又歼灭了刘志清等股……一年的时间歼灭了顽匪大部。不久又相继剿灭了顽匪赵老五股、李仰之股的残部，基本肃清了匪患。
　　边区鸦片的吸食、种植属于全国最严重的地区，当时仅亚于云贵等省。1921年后改植罂粟的耕地面积占了三分之一。抗战爆发前，陕西烟田最多时达55万亩，甘肃烟田也有36万亩之多①。1937年被登记的烟民，栒邑、榆林等县都在3000人以上，米脂、绥德、神木、鄜县、淳化也都超过了1000人。栒邑一县的烟民每月吸食量高达3000两②。上述县的人口除米脂(8万左右)、绥德(12万左右)较大外，其他为3—5万人，按平均数5万计，烟民即占人口数的2%到6%。1936年12月红军解放延安时，延安计有居民1096户、4841人，就有烟民1500人以上，官办烟馆5个。烟民占居民数的31%。烟馆平均200余户一个③。烟民如此之多，因而有“延安府，柳根水，十有九个洋烟鬼”的民谣④。抗战开始后，不仅一些烟民仍在吸食，一些毒贩还在贩运，少数部队官兵和机关工作人员也染上了毒瘾，甚至参与贩毒⑤。在禁毒方面边区政权主要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加强立法，以法律为武器严厉打击吸毒、制毒、贩毒等行为。1939年4月4日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十一条明确规定：“……肃清贪污腐化、铲除鸦片赌博。”不久，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条例(草案)》，规定：凡有吸食或注射、种植、制造、抗禁、庇护他人吸食、注射及买卖、贩运烟毒、买卖或贩运、设立传毒场所等行为之一者，即以违犯禁烟禁毒条例论罪。并规定“凡能协助政府禁烟禁毒政策的执行，侦查告发破获烟毒者，由政府给以奖励”。1942年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对处罚吸食、贩卖烟毒和奖励查获、告发烟毒案件进一步做了明确规定，从而为严厉打击制毒、贩毒、吸毒提供了法律依据。二是明确主抓部门，成立专门机构具体实施。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组织条例》，规定由边区民政厅管理禁烟禁毒事项。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处，县(市)成立禁烟委员会，在民政厅的协调组织下，清查烟馆，收缴大烟。戒烟所配制、发放戒毒药丸，帮助吸毒者戒烟。三是发动民众参与禁毒和宣传戒毒的典型，在全社会形成禁毒的舆论。吴旗的刘生海，被国民党驻军诱惑吸毒，一份家业很快耗尽，穷到没裤子穿。在政府和全村人的劝告下，下决心戒毒。白无烟瘾发作时就到田里做工，夜里烟瘾起时，又到田里背柴，终于把烟瘾戒掉了。他勤奋劳作，很快致富，买了6驴、1骡、2牛，种了28垧地，和别人合养的羊有81只，成了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刘生海的经历宣传后在社会上震动很大，促进了边区的禁烟禁毒。到1941年，毒患得到基本消除。仍以延安市为例，1936年登记的1500名烟民，至1941年已有1398名戒了毒，戒毒率达93%。
　　① 民国《禁烟半月刊》一卷一期，第22—24页。
　　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统计委员会：《统计材料月刊》第2卷，第3、4期合刊，1937年。
　　③《延安市志》，第484页。
　　④ 徐波：《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历史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
　　⑤《财政厅关于处理郭树华案件的呈请》(1942年1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第五辑，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