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大生产运动的初衷是解决生存问题，但由此也在全社会铸造出一种为实现崇高理想而艰苦奋斗的精神。
　　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在极特殊的境况下紧急发动、迅速展开的。由于边区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解放区的总后方，因此，与边区政权系统同时存在的，还有一个类似于国家政权的政权系统，这就使边区的非生产人员具有相当的数量。1941年大生产运动开始时的非生产人员数为7.3万，其分类未见资料，且以1944年的统计作一分析：
　　军事系统75011人员中，有1.8万名系原留守部队，另5.68万名系1939年反共高潮后从前线回调的，占50.63%，再加上中央系统12.5%，则共有63.13%的人员是属于全国性者。至于边区本身所设延安大学等校为全国解放区培养的干部尚未计入。1944年的非生产人员为11.2万，较1941年之数多出近4万，但分类比例大致相当。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边区每万人要养活536个非生产人员，是非常困难的。1940年皖南事变后，中央政府停拨抗日军费和切断了边区与外界联系的邮路，同时调集数十万军队封锁边区，使边区立时处于孤立无援的绝境。正是在这一特殊的情景下，毛泽东发动了自救的大生产运动，以避免“饿死、散伙”的危险。
　　大生产运动开始后迅速形成规模，一年比一年成绩大，并且从党政军学逐步扩展到全民，从农业生产逐步扩展到工业、商业、卫生等各生产领域。到1943年，大生产运动创造的财富终于帮助边区政权顺利渡过了危机。这一年“党政军民学全年开支，总计约六十万元，其中百分之六十四，出自部队机关学校的自给生产，其次为政府公营事业的收入，占开支总数的百分之十九；再次为财政税收与公盐代金，占百分之三十，即取之于民者只占百分之十，银行透支则为百分之七。由于执行了毛主席‘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部队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总数竟达三十八万之多，创造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奇迹”①。在财政状况根本好转的同时，机关、部队、学校的生活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据1943年边区生产展览会介绍的资料，当时边区三大系统衣、食供给状况如下：
　　每月能吃上几顿细粮，每天有几两肉、一斤多蔬菜，每年的衣、被、鞋可满足需要，这样的供给水准，在当时的西北部地区相当不错了。改善幅度最大的，数三五九旅，达到了“2人一口猪，1人一只羊，10人一只牛”②。用今天的标准看，也不低了。
　　大生产运动创造了丰硕的物质成果，大生产运动也收获了丰硕的精神成果，这就是为了实现崇高理想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迅速而又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当时的边区，从中共中央的领袖、边区政府主席，到一般的黎民百姓，从军队到机关、学校，大家都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大生产中来了。开荒的开荒，种地的种地，纺纱的纺纱，织布的织布，运输的牵赶着骡马，放牧的吆喝着牛羊……整个边区仿佛成了一个大农场、大生产车间。人人都以参加生产劳动为荣，以多开一亩荒、多纺一两纱、多驮一驮盐、多养一只羊为荣。而逃避生产，好逸恶劳，则是很可耻的。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前种了菜地。朱德的3亩菜园种得之好远近闻名。周恩来纺纱可以带徒弟。林伯渠、李鼎铭的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上了边区政府新年墙报。林伯渠的计划是：“一、农业上，完成细粮二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办理)。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自卅三年(即1944年)一月廿五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完全不要公家供给。”并附题诗曰：“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洼巴菰一亩公粮缴，糖萝卜二分私费赡，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③领袖们的身体力行对人们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激励，甚至一些被称为“二流子”的懒汉也受到了感染，他们中有的还因此成了劳动英雄。“二月下旬的一天晚饭后，王家坪有名的调皮捣蛋不事生产的二流子魏喜，依然和平常一样边走边唱，吊儿郎当，出去蹓跶。他的班长及许多同志都曾一再劝他生产，但都未能使他真正转变，当他一出门，看见总司令在地里一镢头一镢头地开地时，他感动了，掉头就往回走，向班长说：‘决心转变了，再不像过去一样胡闹了’。结果在以后两个礼拜的生产突击中，被大家公认为二等英雄，得了模范的奖。”④
　　在军队、机关、学校的大生产中，三五九旅成了一面光彩夺目的领队旗帜。该旅万余名官兵在旅长王震的率领下1941年初开进南泥湾，住在用树枝搭起的“三漏”(漏风、漏雨、漏太阳)的草棚里，吃野菜、树皮，用自制的简陋工具开荒种地，硬是把一片荒草丛生、沼泽遍布的“烂泥湾”，建设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鸡鸭满院猪满圈的“陕北的好江南”。1944年年底统计，开荒种地26万余亩，产粮3.7万石，养猪5600头，牛820头，羊8700只，鸡鸭数万只，办起了纺织、服装、制革等13个工厂⑤。在三五九旅的示范下，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生产自救越搞越好，到1944年自给率达到50％，边直和中直单位生产的粮食，等于边区救国公粮的一半以上。
　　如果说大生产运动的初衷是“求生存”，那么这场运动很快就发展到“图发展”了。人们把增加生产同为夺取战争胜利、建设新中国积蓄力量联系起来，一面努力生产，一面厉行节约。生产搞得最好的三五九旅，为了缴足1万石细粮的公粮，官兵上下硬是吃了3个月的土豆。一般的农家，农忙时吃干、农闲时吃稀，相当普遍。到1944年，许多农户提前一年实现了政府提出的“耕三余一”(耕作三年而有供一年之需的产量积蓄)的号召。三五九旅则实现了“耕一余一”。
　　边区政府适时地组织大规模的表彰劳动模范的活动，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更加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1939年4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1943年11月召开了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表彰劳模185名。1944年年底召开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表彰劳模476名。使得“七十二行，行行有‘状元’”：农村有吴满有、马丕恩父女，工厂有赵占魁，机关有黄立德，合作社有刘建章；领导生产建设成绩卓著的有王震、清涧县县长黄静波、边区保安司令王世泰、陇东特委书记马文瑞、关中分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劳动英雄群星灿烂，他们的事迹通过广播、报刊、各种小册子和报告会广为传播，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边区的社会风气，使“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艰苦奋斗光荣，怕苦怕累可耻”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人们甚至把劳动英雄同前清的秀才一样尊敬。热爱劳动、努力生产，成了人们普遍奉行的行为准则。
　　在处于死地而后生、置于绝境而后存的空前危机下激发出来，经大生产运动而为边区全体军民自觉实践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一种自主自立、自尊自爱、能动创造、自我解放的主体精神，一种不怕苦、不怕死、不屈不挠，发奋图强的创业精神。笔者赞成申沛昌先生对它内涵结构的分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其理想信念层面；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其科学理性层面；大公无私的道德情操是其伦理价值层面；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是其实践意志层面。”⑥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论者对延安精神的内涵定义得过于宽泛，而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涵定义得又过于狭窄，认为后者不过是前者的内涵的一个普通的部分。笔者以为这是不正确的。笔者认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应是延安精神的特质或最主要和最重要的内容，从某种意义上说，延安精神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理由有三：其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涵要比一般论者所认为的丰富得多，一如申沛昌先生等的分析；其二，这是延安精神区别于其他“精神”的本质特征，否则，延安精神就不成其为“延安精神”；其三，这也是延安精神得以继承至今，受到人们礼赞，特别是每到困难时候更为人们所颂扬的原因所在。
　　① 西北局财经办事处：《关于财政工作总结》(1944年2月)，《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八编，第12、13页。
　　② 《1943年各机关丰衣足食材料》(1943年)，《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八编，第545页。
　　③ 《解放日报》1944年1月28日。
　　④ 雷英夫：《朱总司令在生产中》，《解放日报》1944年5月3日。
　　⑤ 任勇：《南泥湾》，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⑥ 申沛昌等：《延安精神的原有形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