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办教育的初衷是为了培训干部，其结果，不仅培养了大批急需的干部，而且在全社会倡导、确立起了一种崇高的理想和信念。
　　边区政权一直很重视教育，在财政很困难的条件下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当时边区除东部边界稍有战事——黄河东岸日本侵略军试图突破八路军的防线，有几次大的军事行动，以及边界政府军时有摩擦，但均被边区军民击溃外，边区一直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这客观上给边区的各项建设包括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1942年毛泽东关于边区中心工作的讲话之后，边区政权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进一步加大了对教育的领导和投入，1945年的教育投入占了边区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以致边区财政厅在当年的财政报告中说：“在目前的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还找不到任何一个政权能像今天边区政府这样，用它的经费的25%以上的钱来从事教育事业。”①由于重视和投入大，全边区出现了一个方方面面办教育、人人投身教育的局面，使边区的教育事业有了一个大的发展。
　　此时边区教育，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社会、囊括各种人群的相当完整的教育体系。边区的学校，按办学主体分，有中共中央办的，有中央军委办的，也有边区政府办的。按教育的对象分，有干部在职教育，有国民教育，有社会教育。按教育程度分，有大学、中学、小学、幼教。按教育内容分，有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科学、文艺、卫生、师范等。
　　按教育的对象分，边区的干部在职培训学校至少有12所左右，如下表：
　　国民教育高校有6所，中等学校有13所，如下表：
　　从上表可知，边区的各类高校达18所之多。当时杜甫川以北的延河两岸，都是高、中等学校。
　　边区面积10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万，平均0．56万平方公里、8.3万人口就拥有一所高校。这样的密度，当时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就是在西方工业国家恐怕也是少有的。
　　边区的小学，无论是学校数还是在校学生数，增长都很迅速。到1945年，学校已达1377所，在校学生达到3.4万人。
　　小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的急剧增长，与边区政府重视，特别是1940年实行普及小学教育，规定7—13岁的学龄儿童一律入学有关。这也是1940年学校数和在校学生数骤增的主要原因。尽管后来边区教育界和史家对此多有非议，认为此举脱离了边区经济落后、师资不足的实际，但笔者认为还是功大于过，甚至无可厚非。因为即使不少农家子弟接受的教育不够正规，毕竟认识了几个字，学会了简单的算术，可以看信、算账了，总比文盲要强。这是类似雪中送炭的善举，也是有远见的。1942年开始实行整顿，调整政策，学校数压下来了，但在校学生减少并不多，可见农民是欢迎这样做的。
　　边区的社会教育，组织形式多样而且灵活。1939年8月5日，边区政府公布了一个《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要求各县建立各种社会教育组织，以便经常地有组织地对民众进行文化教育。社会教育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四种：以区乡为单位，利用冬季农闲组织农民学习的冬学；以社区、机关、部队、企业为单位，利用当地小学的校舍，组织白天忙于生产的成人文盲学习的夜校；以不能全天上学的学龄儿童和部分青年为对象，以全日制小学为依托的半日校；以扫盲为目的，作为冬学、夜校、半日校补充的识字班。诸多形式的社教组织，适应了边区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以及人口分散、劳动力缺乏的实际，有利于最大限度地把人们组织起来接受教育。下表是1937年至1941年接受社会教育的人数：
　　从上表可见，接受社会教育最多的1940年，人数近6万，占全边区总人口的4%，比当年的在校小学生多45%。延安县参加识字组的人数甚至占到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
　　据老人们回忆，当年延安山沟里学校多，城里书店多。天气晴朗时，山坡上常见青年学生这里坐一圈、那里坐一圈在辩论。在扫盲活动中，许多小学生当起了识字班的小先生，有的当得还不错。绥德市实验小学五年级女学生刘佩珍，先组织一个家庭识字组，教自己的二嫂和邻家的两个女娃，接着又和另一个同学办起了街头识字班，组织30多个娃娃识字。经两个月，其中8人已识500余字，其他娃娃也学会三四百字。在她的带动下，全市很快办起51个妇女儿童识字组，近1000人参加②。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边区确已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学习热潮。
　　边区的教育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无论哪一类教育、哪一层次的教育，都无例外地重视理想、信念的教育。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边区的教育其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培养急需的大量的新干部和培训大量已有的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文盲的干部。1944年边区文教大会曾确认，不仅边区的大学、中学、师范和各种训练班是培养干部的学校，边区的完全小学和社会教育的识字组也带有培养干部的性质。二是处于抗日和反国民政府军军事摩擦、经济封锁的艰难岁月，需要有一种精神的东西把广大军民凝聚在一起。
　　理想、信念的教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各级各类学校在课程设置上，都将政治课(或政治类课)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保证一定的课时。政治色彩比较浓的院校，如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自不必说，即使培养文艺干部、技术干部的院校，如鲁迅艺术学院、自然科学院等也是这样，只不过课时稍少一些。以鲁艺为例，其必修课有四：社会科学、哲学、艺术论、艺术讲座，政治教育就占了二分之一。再以自然科学院为例，“预科和大学的政治课，每年都占教学总时数的20%”③。高等学校如此，小学也同样如此。1938年8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小学规程》，强调要重视对小学生进行抗日政治的教育，规定初级小学31—33节课，含政治教育的常识课为6个小时；高级小学39节课，政治课为4节课，分别占18.8%和10.3%，也占有相当的比率④。其二，在其他课程的教材中，糅进了不少政治教育的内容。比较典型的是边区教育厅编写的流传很广的冬学教材《民众课本》，其《抗日三字经》中讲毛泽东《论持久战》的一段：
　　毛主席，真英明，讲政治，论战争，想得到，说得通，句句话，有证明。
　　中国大，出产丰，多人口，多士兵。日本小，出产穷，少人口，少士兵。
　　我抗战，是进步，全世界，多帮助。敌侵略，是野蛮，求帮助，难上难。
　　看事实，讲道理，打到底，我胜利。讲缺点，我也有，敌文明，我落后。
　　飞机少，火炮旧，枪不足，弹不够。我落后，多困难，要胜利，持久战。
　　持久战，三阶段，求进步，克困难。一阶段，敌进攻，抢我地，夺我城。
　　我中国，大觉醒，兵和民，齐斗争。二阶段，相持中，敌想进，无力攻。
　　我中国，大振兴，又建设，又练兵。三阶段，我反攻，好消息，天天听。
　　收失地，除奸凶，驱日寇，回东京。⑤
　　这段课文采用了旧《三字经》的形式，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在识字教育的同时宣传了抗战，宣传了中共的主张。
　　政治教育的效果如何呢?应当说是相当之好的。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一个角度说明这种政治教育的效果。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日军俘虏逐渐增多(1944年被八路军俘虏的即达2500名)。为了转化他们，在延安办了一所“日本工农学校”。开始时收有战俘五六十人。学校开设的政治常识课，讲社会发展史，从原始公社制社会讲到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讲资本主义的特征、分析其固有矛盾和剩余价值，再讲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道理。开始时战俘学员抵触情绪很大，但很快就被这些道理打动了、征服了。他们认真作笔记、整理笔记和讨论，学员香川孝志的笔记达20万字。后来中国教员离开了，他就以自己的笔记承担起政治常识课的授课。再后来山宝繁接替香川授课，香川又把自己的讲义送给他。战后山宝繁回国，把讲义交还给香川时，讲义虽“纸张已经发黄、边角皱折”，但仍完好。经过政治教育，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转变很大，全部加入了反战同盟，战后又致力于中日友好，1979年幸存者结伴再访延安，仍感慨不已。香川等人由此写下了《八路军中的日本兵》的回忆录。让“屠夫”立地成“佛”，并且是心悦诚服的，可见当年边区政治教育的感染力。这种教育对于忧国忧民，希望力挽中华于亡国亡种之危机的中共党员和干部、有志青年和广大民众，感染力之强烈，就可以想见了。
　　教育的空前普及以及对于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不仅使党的各级干部，而且使民众在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接受了理想信念的教育。其结果是，“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成为从娃娃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和社会氛围。
　　①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第473页。
　　② 刘宪曾等：《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第344—346页。
　　③ 刘宪曾等，《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第164页。
　　④ 同上书，第268页。
　　⑤ 刘宪曾等：《陕甘宁边区教育史》，第5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