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风运动所要着力解决的，是一个“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①和统一党内思想、步调的问题，但同时，也找到了一种化解党内、社会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
　　中央红军1934年10月从江西苏区出发，一路风餐露宿、枪林弹雨，于1935年1月到达古城遵义，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检讨了路线上的重大失误，从而结束了博古错误军事路线在中共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由于种种原因，王明、博古政治路线的错误并未被触及。中央红军又经几个月的艰难跋涉到达陕北，完成了史诗般的战略大迁徙，此时中共党内的统一达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但是许多重大分歧仍旧存在，并没有真正解决。在思想上，王明路线还有相当的市场。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中共党的干部尤其是中下层干部来说，胳膊下挟着大本大本俄文版马列著作，口若悬河地在台上一讲就是几个小时的王明，仍有很大的诱惑力。在组织上，王明等人自恃受共产国际派遣，以钦差大臣自居，与毛泽东分庭抗礼。1937年底中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称中共长江局)赴武汉同蒋介石谈判，王明任团长、书记，遂将长江局视为中共的“第二政治局”，不仅自行其事，不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甚至倒回来对延安指手画脚、发号施令。“1938年2月，长江局数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2月24日的电文称：长江局关于政治局会议决议：一、以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委托绍禹、恩来两同志作为向政治局会议之建议；二、会议日期建议以两日为限；三、长江局由绍禹、恩来同志回去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议后立即返汉；四、会议后请求中央多派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担任各方领导工作。”②完全是一副“指示”、“通知”的口吻。
　　对党内存在的矛盾，过去的解决办法一直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种解决党内矛盾的方式又往往同“上纲上线”，“肃反扩大化”相联系，同宗派主义的“党同伐异”相联系，导致大批的领导骨干成为自己同志刀下的“冤魂”。其成因相当复杂，冯建辉先生在其专著《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有专门论述，客观而精彩，但冯先生似乎缺漏了一条，那就是苏共——共产国际的影响。苏共内部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更厉害，2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杀了很多人；30年代的大清洗，杀了更多的人。十七大中委和候补中委的60％，代表的56%被捕杀。1921年俄共(布)十大选出的5名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去世外，只剩下斯大林1人。列宁建立的第一届人民委员会，连列宁在内共15人，其中有8人被处死，1人被驱逐出国。军队中6名元帅有4名被处死，195名师长中有110名被清洗……③以致德军发动突然袭击时红军指挥人员奇缺，初战连连失利。苏共指挥着共产国际，被毛泽东后来形容为“老子党”，共产国际指挥各国的革命运动，培训各国革命党的领导干部。在中国党内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王明、康生等人，便是到苏联“进修”过的。30年代初也即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在苏区搞“肃清AB团”，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成为处理党内矛盾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典型。“仅1930年11月至12月的一个月里，在不到4万人的红一方面军内，打了4400个AB团，永新县委接连把六届县委都打成AB团。”“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一律当作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都先后遭杀害。其中包括一批著名的当地党组织的创始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0多名执行委员中，几乎有半数作为‘社会民主党分子’而被杀掉，整个闽西地区先后错杀了6352人。”鄂豫皖苏区“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湘鄂西根据地“省委、省苏维埃执行委员和部长以上干部，有23人被定为‘反革命’。湘鄂边特委及江陵、沔阳、川阳等县的常务委员被认为‘完全是改组派包办’，红三军中团以上干部有28人被定为‘重要反革命分子’……”④
　　毛泽东显然汲取了30年代初用极端方式处理党内矛盾的惨痛教训，在整风运动中，尝试用一种“和风细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在组织学习、研究马列经典著作和党内有关重要文件的基础上，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既弄清思想，分清路线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整风内容开始有三：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以后扩展到七个方面：整党、整政、整军、整民(即整顿民众团体，纠正民众团体的领导机关脱离下层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打破形式主义的组织工作方法)、整关(即整顿关系，协调党政军民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党同军政民之间的关系和军队同政府及人民的关系)、整财、整学。整风运动清算了过去的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先是“左”倾继而右倾的错误路线给中共党造成的巨大损失，分清了路线是非，解决了王明等搞宗派、同党闹独立性的问题，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及其思想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党内的风气、面貌为之一新。台湾有一位陈永发先生是全盘否定延安整风的，但他也不得不承认延安整风做到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达到了孙中山、蒋介石终身追求而都未达到的统一党内思想的目标，“把中共改造成……一支无坚不摧、无城不克的百万雄师”⑤。尽管延安整风也有不少失误或值得研究的问题，如带有30年代肃反扩大化影子的“审干”和“抢救运动”，搞“逼、供、信”，波及了相当多的人，有些单位高达50%；学习上的形式主义和新的教条主义；用群众运动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等等——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发生的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严重错误，不能说与此没有联系，但是，延安整风确确实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开创了中共党通过民主的方式、自我教育的方式、“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和消除内部矛盾的新途径，标志着中共党的成熟。这也是延安整风的重大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延安整风怎么估价也不过分。
　　边区整风运动是中共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全党整风运动搞得最好、最有成效的地区。由于中共中央就近直接指导，特别是委派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参加和主持边区整风的重要会议——历时88天的西北局高干会议，边区整风解决了边区党内积存的若干重大问题，创造了不少好经验，对其他解放区的整风起了示范作用。
　　边区整风运动对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首先，边区整风总结了边区党的全部历史，整顿了三风，党内的团结统一得到加强，党与军政民之间的关系和军队同政府及人民的关系得到改善。特别是整风后期确定了边区政权的两大任务，即经济建设和教育，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更加努力，作风更加深入和务实，在广大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各级领导干部精神状态直接影响和感染到普通的老百姓。人们以干部为榜样，积极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投身于边区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中去，人人都以能为社会做贡献为光荣。边区劳模大会和各项工作都能搞得热火朝天，就很能证明这一点。
　　其次，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将整风创造的处理党内矛盾的正确方式运用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前文提到的改造“二流子”，就采取了许多这样的方式。如组织社区群众帮教。“许多乡村在村民公约和生产计划上都订下了改造二流子一条。清涧(县)许多乡村的《村民公约》上，更进一步规定对二流子实行‘经济封锁’，使之无法活动，然后规劝改正。如城区一个二流子，偷卖家里的口袋，到处卖不出去，有一次一个人答应买他的口袋，他很高兴，可是买口袋的人，把口袋送还他老婆，要他回家取钱，这样的‘经济封锁’就逼得这个二流子参加了生产。”又如劝说感化。“举行边区劳动英雄大会时，延安市政府曾找了五个二流子参加旁听，大会对于这五个二流子与劳动英雄一样招待，献旗、请酒、开晚会等，他们都一样的去参加……看到了劳动英雄们的荣耀，受到了劳动英雄们的教育，他们感动了，在劳动英雄们面前，他们宣布了自己的生产计划，在大会上，他们自动宣布：‘如果再不改正，就不算是个活人了’。”再如将他们组织起来，自我教育：定边县组织“二流子”讨论“二流子有什么坏处”和“为什么要当二流子”。赤水县组织“二流子”开展转化竞赛。延安市将“二流子”编成小组，由“二流子”自选组长，自己教育自己，“转变好的给以奖励，不转变的，小组批评”。
　　“二流子”是边区社会的寄生群体，文明社会的污染源和腐蚀物，本可以采取激烈的方式迅速解决社会与这一群体的矛盾，但政府却以比较宽容的态度、平和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矛盾。这类事例还可举出许多，譬如马锡五在受理民事纠纷案时，在许多情况下也是采用了这类平和的方式，让社区群众参与，倾听群众的意见，让群众帮助做调解工作，等等。这类事例说明，边区政府在处理人们之间、政府与群众之间、社会与某些人群之间的矛盾时，确实比较自觉地采取了党内整风那种“和风细雨”的方式，而不是沿袭以前苏区那种动不动就“戴高帽”游街、开斗争会那种极端的、粗暴的方式；过头、过火的做法比较少，一旦出现，也能很快纠正。这就促进了社会矛盾的化解；避免了某些矛盾因为处理不当而激化酿成社会动荡。各级政府处理内部矛盾的这种“和风细雨”的方式也深深影响到为数众多的社团组织和同样众多的劳动互助组织，从而在全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化解矛盾的良性机制，大大加强了社会的自控能力。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0页。
　　② 冯治军：《周恩来与毛泽东》，香港皇福图书、皇福国际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63页。
　　③ 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26、327页。
　　④ 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5—397页。
　　⑤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