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好的党风、政风来影响和带动民风和整个社会风气，是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大特点。毛泽东有一名言：“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指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作者注)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①
　　这种影响和带动，不仅表现在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上，表现在脚踏实地、艰苦奋斗的精神上，表现在精诚团结、步调一致上，还突出表现在道德建设上。
　　为了推动公职人员的道德建设，中共领袖们这一时期发表了不少演讲和文章。著名的有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吴玉章寿辰祝词》，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周恩来的《我的修养原则》等等，对中共党员、公职人员的道德规范以及道德修养的原则、方法、途径，作了广泛的论述，是一批重要的理论建树。
　　公职人员的道德建设，核心是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具体来说，包括三个主要方面：
　　其一，在与民众的关系方面，强调融入民众，以民众为服务对象。中国的传统道德，行政官吏是高居民众之上的，因此有“父母官”的称谓和“牧守”的官衔。中共和边区政权的领袖们却告诫公职人员：人民是父母，自己只是“人民的忠仆”②，应当与民众打成一片，“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中共领袖们也普遍能以身作则。毛泽东外出搀扶摔伤的老乡，反对给自己祝寿却参加边区50岁以上老人的祝寿活动，将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亲生儿子送到劳动模范吴满有的家里，“上中国的农业大学”，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都是很典型的事例。边区政府关心民众的生产、生活，帮助民众排忧解难，细微到甚至可以专门发布公文为民众寻找丢失的一猪一牛③。
　　其二，在倡廉防腐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跳出历史周期率，保持政权清正廉洁的好形象，一直是边区政权努力的目标。其举措拈其大者有五：一是坚持思想教育。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发表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总结了李白成打进北京后权力阶层发生腐败而导致大顺国灭亡的教训。毛泽东看后拍案称赞，指示印成小册子党内人手一份，“当作整风文件看”，“叫同志们引以为戒”。④二是以法治吏，制定了一批严格管理公职人员的制度。如《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等等。让公职人员了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能做的做了会受到什么处罚。三是给公职人员相应的待遇，使其生活有保障。当时边区条件艰苦，物资紧缺，但边区政府依然公开提“以俸养廉”，并毫不含糊地将其写入“五一施政纲领”。虽然边区政府实际上对公职人员主要实行供给制、发津贴，但从有关资料上看，公职人员的实际生活水准仍要高于一般民众。四是公职人员一旦违犯法纪，则坚决严惩不贷。1937年至1938年两年时间内，边区司法部门就判处政府公务人员贪污腐化案180起。1943年1月14日，中共西北局一次惩处了6名贪污腐化干部并且公开登报⑤。五是高级干部率先垂范。毛、刘、周、朱等中共党的领袖自不必说，中共党内三老之一的林伯渠也是洁身守法，一丝不苟。他的床头盖有“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的印章，以为行为规范的座右铭。他住旧窑洞，粗茶淡饭，布衣短衫，用绳子作腰带，眼镜一只腿架断了，用细绳替代继续使用⑥。由于多方面的努力，边区政府被人们誉为中国有史以来最清廉的政府。
　　其三，在个人修养上，强调提高精神境界和完善人格。毛泽东不仅在白求恩因公殉职后号召共产党员和公职人员“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⑦，而且抓住每一个机会教育中共党的高级干部。陈毅为人耿直，“眼里揉不进沙子”。1944年3月到延安参加“七大”时，受到诬谄激愤难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即作复，劝诫他：“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锻炼忍耐。”陈毅阅信深受启迪，又给毛写了一封严于律己又豪爽坦诚的信。毛再次复信：“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⑧看《毛泽东书信集》，类似的还有劝导文人萧军等的。可见中共领袖对干部个人道德修养的关注。
　　公务人员道德建设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影响是很大的。以职业道德为例，边区政府制定有《边区政务人员公约》，有严守政府纪律，服从整体利益；工作积极负责，发扬创造精神；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互规互助，正人正已等条文。边区39个工厂和6个纺织合作社召开职代会也起而仿效，通过《劳动公约》，内容包括：“提高质量，改进技术，节省原料，减低成本；服从领导，舍己为人，节约储蓄，建立家务；拥护政府，遵守法令，发展经济，巩固边区。”⑨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发表后，整个卫生医疗战线都动起来了，医风医德为之大变。
　　边区的道德建设，带有明显的承继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面。中华民族的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至“五四”新文化运动起一直处境不佳。这主要是因为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先进的中国人”痛感中国要自强必须“图变”，全盘学习西方；守旧势力的“卫道”，激起人们的反弹，要彻底与传统文化决裂；两军对垒，人们实在也无暇顾及“哪些该扔，哪些该留”，做清理的工作。那种认为自“五四”起中国文化出现了一个断裂的说法，笔者以为并不为过。这只要翻翻《新青年》上陈独秀的文字和鲁迅杂文，就可以明了。中共及其边区政权能够汲取民族文化之精华，丰富外来的共产主义道德，或者说是“使共产主义道德在中国具体化”，当时是很有远见、很可宝贵的。可惜的是，这项极具深远意义的工作，当时中共高层比较重视，而尚未在基层、整个社会形成共识和风气。这就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忽视传统道德的继承和发扬，甚至一度践踏和全盘否定民族的传统道德，留下了隐忧。
　　通过大办教育在全社会确立“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⑩的崇高理想、信念，解决一个精神支柱问题；通过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倡导一种为实现这一理想、信念而不屈不挠奋斗的精神，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拼搏精神；通过深入的整风运动创造一种化解内部矛盾、实现步调一致的良性方式并推而广之，这就是民主的方式、自我教育的方式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的方式；以及通过建设一个好的党风、政风来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当时边区尚未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边区政府正是通过上述努力，领导人民在顺利取得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卓有成效地推进了边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毛泽东曾自豪地称赞边区“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11)。这十个“没有”，带有诘难蒋介石要撤销边区的火药味，但生动勾画出了边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气象，同国民党统治区域腐败成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时到延安考察的人们，无论是心怀疑团的美军观察组，还是早已“心向往之”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甚或想挑毛病的蒋管区的新闻记者，都对边区井然有序的社会环境，“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治安，振奋向上的军民精神面貌，发出由衷的赞叹。外国新闻记者问毛泽东：“你们用什么办法使你们的军队不发饷不发枪不发子弹还可以打胜仗?”(12)美军观察组感慨地说：“延安使美国人感到不可思议，延安人对金钱不感兴趣。”(13)严昌洪先生在《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一书中有专节谈“延安的新风”，其中引叙了民主人士黄炎培1945年访问延安后谈对延安人印象的文字：延安5万人口，其中3万多是公教人员及其家属，这种人员，不论男女都着制服，女子留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当地老百姓衣服也都很整洁，衣料是蓝或白的土布。乡村来的妇女，穿着窄而长袖的对襟白布短衣，小而圆的裤脚，不穿裙，皆是天足，梳着扁形的圆髻，髻上插上10来个白色的针，中心一针较大，周围较小。而有的人1938年来延安参加革命时，还看到当地妇女穿着破烂的裤子。现在这些人代表朴实和体格的健全，却从来没有发现过绅士式的男子，和涂脂抹粉、洒香水、高跟鞋等摩登装束的女子。绝对没有褴褛污秽的流浪者。街上没有看到一个游手闲荡的人和面带烟容而颓唐的人。传统的庙会没有被禁止，许多乡村妇女在拜神求子，而有关组织则趁此机会举行各种有关教育、卫生方面的宣传。国际护士节时有大规模慰劳医疗队护士的活动。旧式平剧《三打祝家庄》添上了若干部分新资料，对民间文艺改革的新成果《兄妹开荒》受到普遍的欢迎……黄炎培先生的“印象谈”，从一个侧面和细部，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整个边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长足的进步。这些生动形象的描绘令人联想起恩格斯的一句名言：“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14)。边区军民物质生活极端困苦，而精神生活却极其富有，他们不也是在演奏着“第一提琴”吗!
　　①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70页。
　　② 林伯渠：《政府工作报告》(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4辑，第263—264页。
　　③ 李忠全：《试论陕甘宁边区倡廉防腐的历史经验》，《倡廉防腐研究》，第131页。
　　④ 李忠全：《试论陕甘宁边区倡廉防腐的历史经验》，《倡廉防腐研究》，第130页。
　　⑤ 赵宜俭：《优良传统宝贵经验》，《倡廉防腐研究》，第84页。
　　⑥ 陈舜卿等：《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反腐倡廉的历史回顾》，《倡廉防腐研究》，第92页。
　　⑦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1页。
　　⑧ 《解放军报》1992年1月6日。
　　⑨ 《解放日报》1944年7月30日。
　　⑩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54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
　　(12) 转引自《毛泽东1940年3月4日在边区党政联席大会上的讲话》，陕西省档案馆藏。
　　(13) 《外国史知识》1986年第5期。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