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抓住了抗战这个自我发展的历史机遇，使其直接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顺应了历史潮流一一对外顺应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对内顺应了包括边区在内的中国社会抗日救亡和社会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加上政治路线、军事战略的正确，代表了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才能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且有效地推动了边区的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而边区政权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共军队已由1935年年底的3万人，壮大到120万人；党员由4万发展到121万人；根据地从l块发展到19块，控制区域面积达2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1.36亿。同国民党的力量对比，由抗战初期的绝对劣势发展到相对优势，为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战胜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夺取全国政权，奠定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基础。
　　这种顺应，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顺应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需要和“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民族解放的潮流。
　　中国战区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美英还是苏联，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都希望中国各抗日力量统一起来同日军作战，以便牵制日军，使其不能增兵太平洋战场抑或北指。美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奉行“欧洲第一，亚洲第二”的对外政策，计划先打败德、意，再对付日本，对中国的军援只占其租借援助总额的1%左右，最多的1945年也只达到4%①，但一直关注着中国战场，特别是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先是委派美军中最有才华的军团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担任蒋介石的盟军联合参谋部的参谋长和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让史迪威训练中国军队和打通被日军切断的滇缅陆路补给线，继而又说服英国承认中国是四大强国之一，废除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以鼓励中国对日作战。当然，他援助的对象是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只是当史迪威亲眼看到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和无能后，才迫使蒋介石最终同意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以探讨武装中共军队的可能性。美国全部努力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进行战争提高美国对中国援助的能力和帮助中国军队提高战斗力”②，更多的牵制日军，减缓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所受的压力。实际上，中国战场也确实“迫使日本人在中国保持一支大约100万人的军队”③。美国当然不希望国共内战而影响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苏联与中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莫斯科对在中国激起反对日本比传播共产主义更感兴趣”④。目的很清楚，苏联要避免祸水北上，使自己腹背受敌。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国共两党的力量，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一方面他自始至终将国民政府作为军援的惟一对象，在雅尔塔会议上抬蒋贬毛，向美国代表表示他完全不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主义者，苏联不支持中共，1945年又与蒋介石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中央政府。另一方面，苏联竭力压中共与蒋合作，正如毛泽东后来气愤地回忆：“他们不许中国革命……斯大林想阻止中国革命，说我们不应打内战，而应与蒋介石合作。否则，中华民族将遭毁灭。”⑤王明1937年11月从苏联回到延安，一再宣传“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要服从蒋介石这个最高统帅的指挥。王明执行的也正是苏联的指示。
　　这是国际态势。
　　在国内，由于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企图以武力使中国成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敌我力量悬殊，中国军队连连败退，丢城失地，中华民族确实到了“亡国亡种”的危急关头，民族矛盾即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的矛盾已上升为压倒一切的主要矛盾。国内各党各派各阶级阶层，都强烈地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中共主动将陕甘宁边区政权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其一个特别行政区，将红军改编为国民军，接受南京政府的统一指挥，顺应了国际国内的上述大趋势。对外，使自己成功地融入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从而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走向国际舞台。对内，赢得了各党派各阶级阶层人们的欢迎和拥护。对外对内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暂时放弃围剿，解除对边区的军事和经济封锁，并且表示一定程度的认可，这就使边区政权得以迅速摆脱困境，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
　　二是顺应了建立民主政治，反对独裁统治的民主呼声。
　　鸦片战争打碎了天朝帝国的尊严，把中国社会一下推入了近代。在西方列强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侵略面前，“创巨痛深”的中国人感受到了“值四千年之变局”的严峻。康有为的话反映了时人的心声：中国非变不行，“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⑥。怎么变?首先就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民主。于是有康、梁领导的戊戌变法，要实行君主立宪，可惜未果；有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的革命运动和辛亥革命，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实行“民有、民治、民享”和多党政治、议会政治。结果短暂的成功之后很快又被袁世凯篡夺了去。孙中山再领导护国、护法斗争和北伐，袁世凯死了，军阀政府垮台了，但蒋介石又取而代之，继续搞独裁统治。蒋介石不愿意把到手的政权交出去，为了确保对政权的掌握而不惜搞军事镇压和特务统治——实行类似明朝的“东厂政治”。日本的大举入侵，中国半壁山河的沦丧和狼藉，使中国人更加感到政治民主的重要和迫切，认为非如此不能自强，不能结束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局面，唤起和团结民众、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对敌，并且战而胜之。民主的呼声，汇成了汹涌的时代潮流。但是蒋介石从四大家族的利益出发，并不理会这一潮流，不仅不结束“训政”实行民主，反而借建立战时体制之名，把党政军几乎一切大权集于一身，扩大了军事独裁统治，让广大的中国人寒心。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在组织形态、施政实践上实行广泛的民主：以人民群众直接、平等、无记名选举产生各级参议会，各级参议会经严格程序选举产生各级政府为特征的民主选举；“民选的共产党人和各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方式组成的“三三制”政权结构⑦；以边区参议会为权力机关，边区政府为行政机关，边区高等法院为司法机关的政权体制；以人民陪审员制度为标志的人民广泛参与的民主管理；各级公务人员廉洁从政、密切联系群众、自觉做人民公仆、为人民服务的民主作风……这就顺应了全国人民建立民主政治的呼声和要求，并且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专制腐败政治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赢得了广泛的赞扬，赢得了民心。
　　三是顺应了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由于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因此，从广义上说，边区政权实际包括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和边区政权机关三大系统，同10万平方公里的幅员和150万人口比较，是“大政府小社会”；又由于国民政府搞摩擦、重兵包围，使中共不得不将已开赴抗战前线的一部分兵力调回边区以防不测；加上边区行政范围的扩大，边区政权的脱产公务人员和军队的人数一度达到7万余人，占到边区总人口的5.37%，导致人民负担过重，通货过度膨胀。边区政权实行精兵简政，将脱产的公务人员和军队人数砍去了近一半，使其总数恢复到政权建立初期确定的占边区总人口的3%的比例，同时厉行节约和开展生产自给运动，从而使边区政权的规模、需求，同边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的负担能力达到均衡。这样做不仅消解了政权机关同人民群众因负担过重而产生的矛盾，密切了相互之间的联系，而且使社会有能力进行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加之在经济上实行三大民主，即减租减息与交租交息、互助互利和累进税，保护和调动了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边区政权的“试验区”性质，使边区政权对边区建设的考虑具有了明显的全面性和前瞻性。边区的建设，既包括农业，也包括工业、科技、医药、国防等；既包括经济建设，也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等社会的全面进步。其着眼点，既包括解决现实的需要，也包括为其他根据地提供经验和示范，还包括为战争胜利之后按照中共的治国方略建设新国家进行“先走一步”的实验。这就给边区建设插上了翅膀，使边区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在中共十几块根据地中一枝独秀，占尽风骚。
　　就政权的规模而言，国民政府则走了另一条路，维持着庞大的政权机构和更为庞大的军队，仅后者就达800万人(其中正规军有300个师)，易劳逸先生在《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中写道：史迪威曾建议蒋介石精简军队，“他断言根本的问题不是缺乏装备，而是有用的装备未被有效地使用。他争辩道，这支军队‘总的说来处在令人绝望的状态，营养不良，不发薪饷，未经训练，照管不周，而且贪污腐败’。作为一种补救办法，他建议把军队的规模裁去一半，清洗不称职的指挥官，并由美国来训练和装备首批30个师，最后达到100个师的精锐部队”。但是，蒋介石把与日本打仗置于一个较低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在盟国参加战争以后，最终战胜日本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他与共产党人的角逐尚属未定之局。因此，他主要关心的是保存和增强他和国民政府的权力。史迪威关于改编军队和对日本人发动进攻的建议，是蒋最讨厌的事，因为这些建议有打破他所造成的政治力量微妙平衡的危险。蒋介石断然拒绝了史迪威的建议，并且坚持要求罗斯福将其调离了中国⑧。易劳逸在另一书中指出，由于国民政府为维持庞大的政权特别是军队过度向农民索取，加上内部的贪污腐败，导致农民的反抗。农民以“不给国民政府提供粮食、钱和人”加以抵制，造成了国民政府对农村资源动员能力的衰竭。“这种动员粮食和其他农村资源的‘机能损坏’给国民政府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这尤其是因为在抗战和内战时期，农村部分一直作为政府岁入结构的中心支柱。到1948年，国民政府的开支只有21％是通过税收获得，另11%通过出售公共财产、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出售股票等措施获得，剩下来的68%则不得不通过发行新的没有保证金的货币获得。这便造成了致命的飞涨的通货膨胀。”易劳逸先生认为，这是“国民政府垮台的关键原因”。⑨
　　陕甘宁边区政权的精兵简政及其成就，与国民政府的兵政肿胀及其结局，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是顺应了边区内忧外患的战争环境的需要。
　　边区政权在发扬民主——其程度在古老的中国行政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同时，实行高度的统一：在政权内部，通过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清算了王明等人的错误路线和错误做法对中共党的危害，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中共党的领导；比较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即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这一时期大约也是中共历史上执行民主集中制最好的时期之一，使边区政权自身实现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高度统一。对外，边区政权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且延伸到自然村这个农村社会最小的人群聚集单位；组织并且牢牢控制着众多的群众自治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吸纳了边区80％的民众——通过这些群众组织协助政权机关行政，从而使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大增强。政权本身的高度统一、步调一致及其对社会的很强的控制能力，保证了边区政权行政的高效率。这种高效率，使边区政权得以在战时恶劣的条件下一边从容不迫、成功地领导了战争：抗击西进、企图越过黄河的日本侵略军，应付包围边区的国民政府军；一边从容不迫、成功地组织了大规模的边区经济建设和社会重建。
　　同边区政权的高度统一和高效率相比，连国民党的上层人士也毫不隐晦地谴责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四分五裂、效率低下、颓废堕落的状况：“在大派别中又有小派别，每一派别都反对其他派别。”“每一个政府机关都充满了虚伪和敷衍，它们已经失去了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大小官员都欺上瞒下，剥削压榨，贪污腐化。几无一人理解救国救民的抱负。无论是政府还是党的机关，所做的一切都脱离民众，脱离社会，成为颓废堕落的衙门。至于各种会议，它们只是形式上强调民主，实际上很少有热烈的讨论和考虑到大多数人观点的民主做法。一个最初充满生气的革命党，如今已老态龙钟，勉强维持着门面，再也看不到乐观地奔向未来的那种青春朝气。”⑩这样的政权又怎么领导抗战?怎么领导战后的社会重建?人们在两个政权的鲜明对比中，进一步认识了边区政权的进步性，把领导全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希望，更多地寄托在边区政权身上。
　　深入探讨边区政权形态的特点及其与边区社会发展的关系，对今天的政权建设有什么启示呢?至少有三：
　　第一，必须充分认识政权形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一个政权的形态如果顺应了历史潮流，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就能生存、发展并且卓有成效地推进行政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反之，它就难以生存，更谈不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半个多世纪前，国民党丢掉了大陆，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政权形态违背了历史潮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种违背植根于十年南京政府时期；八年抗战时进一步发展了，一如文中所讨论的；三年内战时期则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这个被中国人民抛弃的政权只好退守到一群小岛上去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它又因为同样的原因丢掉了在台湾的执政地位。一个执政近八十年的党就这样丢尽了政权，重新成了在野党。中国共产党的地方政权建立于20世纪的20年代末，开始时很小，被政府军五次围剿退却到西北荒凉之地，力量损失了90%，但由于它顺应了历史潮流和边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并且迅速发展起来，在国内得到广泛的拥护，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可，以至政府再也奈何它不得，反而被它打倒了。从地方政权、区域政权上升为全国政权，一个革命党、在野党终于成为执政党。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教训值得记取。现在在野的国民党正在总结经验教训，如果得法，可能重新在台湾执政；现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如果不重视总结经验教训，也可能失去政权。“居安思危”，这也是祖宗的古训。
　　第二，政权形态的“顺应”与否，“顺应”的程度如何，具有客观标准，那就是看它是否能够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个政权由于面临的时代、形势、任务不同，可以拥有不同于其他政权的独具特色的形态，但只要体现了这“三个代表”，它就是一个好政权，一个顺历史潮流而动的好政权。这三个“代表”相互联系，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其中第一个“代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最为重要。毛泽东在他的不朽之作《论联合政府》中有一经典的也是中共领袖最早、最完整的论述：“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在当时和以后一直受到人们包括喜欢它的和不喜欢它的人们的称赞，说到底，就因为它比较好地体现了“三个代表”。在夺取全国政权，全面执政半个多世纪之后，身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江泽民郑重地提出“三个代表”的问题，应该说是深刻地总结了百余年中国近现代历史经验包括八年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的历史经验，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易帜的惨痛教训的，是高瞻远瞩的，抓住了政党和政权建设的根本。
　　第三，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政权形态要永远体现“三个代表”，必须不断改革和创新。我国现在的政权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陕甘宁边透政权那个微型国家政权的放大和发展。同边区政权比较，本质的东西没有变，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等等。但是具体形态有了很大的变化，譬如“三三制”变成了女性、少数民族和非党人士按一定比例的组合，参议会变成了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二权半”的政权结构变成了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分设，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等等。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政权的具体形态有了很大的改革和创新。仅最近一轮的精简机构，随着党政机关职能的调整和收缩，中共党的机关人员编制就减少了20%，国家机关人员编制减少了50％，130个部委合并为29个。2000年年底，由部缩减而成的8个国家局又被撤销。动作之大，前所未有。正是这些改革和创新，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形态比较好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顺利过渡，从而保持了“三个代表”。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和世界文化多元化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在这个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要加入WTO，国家经济要更多更快地融入世界经济：在这个新世纪开始后不很长的时候，中国将继香港、澳门的回归而统一台湾，社会主义的大陆政权将同资本主义的港、澳、台政权并存……不论何朝何代何党何派，统一是民心所向，不得不为，不敢不为之事。可以设想，适应这些新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形态，可以而且应当有所变化，以便在新形势下继续保持“三个代表”，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圆百余年来前赴后继的万千志士仁人的梦。
　　2001年1月18日完稿
　　2001年6月18日改定
　　① [美]杨格：《中国与援助者》，《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58—659页。
　　② 罗曼努斯和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74页。
　　③ [美]易劳逸；《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665页。
　　④ 蒋廷黻语，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657页。
　　⑤ 宣道华：《毛主席向人民讲话》，第191页。
　　⑥ 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97页。
　　⑦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45页。
　　⑧ 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659—662页。
　　⑨ [美]易劳逸：《蒋介石与蒋经国》，启跃编《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123页。
　　⑩ [美]易劳逸：《革新运动猛烈批判国民党》，启跃编《国民党怎样丢掉了中国大陆》，第258、259页。
　　⑾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