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
　　抗战以前，边区脱产人员约30000人。抗战后，八路军主力开赴抗日前线，边区仍有脱产人员14000人左右。1938年，敌后及国民党统治区大批知识青年到延安，人员巨增。同时，国民党顽固派调高桂滋部进驻绥德，企图控制八路军驻防的绥德警备区，切断陕甘宁边区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为了粉碎顽固派的阴谋，8月7日，毛泽东电令第120师，将活动于华北恒山地区的359旅回防绥德警备区。359旅先派一部于10月到达指定地点。这样，边区脱产人员增加到49686人，还有马4428匹。1940年，359旅第4支队，385旅第770团陆续调回边区，边区脱产人员发展到61144人，马4974匹。
　　随着公务人员、马匹的逐步增加，边区经费支出也逐渐增大。据统计：1937年，财政收入是526302.45元，支出497882.74元，年终结余28419.71元；1938年，财政收入907943.31元，支出814563.49元，年终结余93379.82元；1939年，财政收入为6602709.88元，支出6501007.56元，结余101702.32元；1940年，财政收入97309953.1元，支出9682106.98元，结余48888.33元。①
　　抗战初期，边区实行“量入为出”的原则，所以财政收支平衡，并略有结余。但这时期，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外援。因此，外援可靠与否，就成为能否保证财政支出的主要因素。1939年，中共中央与毛泽东虽预见到外援不可靠，提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方针，机关、部队、学校开荒生产，出现了生产劳动的热潮。但是，由于边区政府中有一些人对中央与毛泽东的指示缺乏深刻理解，存在着外援不会断绝的幻想，没有认识到独立自主发展边区经济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性，因而到1940年，生产运动没坚持下去。这时，国共磨擦加剧。从9月以后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抗日军饷。边区政府对党政军机关的经费，被迫采取拖欠、减发以至停发津贴等消极措施，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
　　边区财政支出，主要有军务费、行政费、教育费、经济建设投资、民政费等。首先保证支出较大的军务费。除1937、1938年因军务费由军委系统支付，未列入边区财政支出外，1939年，边区军务费支出为3401971.23元，占边区年财政总支出52.3％；1940年军务费支出为3376653.09元，占年总支出34.8％②。军费支出数额庞大是战时财政的基本特点。
　　行政费用(包括财务、党及群众团体补助费等)占相当大的比重。1937年为72811.23元，占年财政支出14％；1938年为203140.40元，占20.9％；1939年为1348759.23元，占20.7％；1940年为3045950.17元，占31.4％③
　　教育费，主要由各县筹措。1940年9月5日，边区政府决定：公田、公产、罚款归地方作教育费，教育费不足部分由边区政府补助。1940年12月9日，边区政府训令：各小学经费仍由人民负担，完小高小经费在各分区、县自给项内筹划，教育厅不再拨款(均包括课本、社教费等一切需用)。边区财政支出教育费及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937年45537.81元，占8.9％；1938年111167.61元，占12.2％；1939年644500.57元，占10％。
　　经济建设投资。投资于农业、工业、商业方面的资金是：1937年经建支出29537.13元，占年财政总支出5.2％；1938年支出19977.33元，占总支出2.3％；1939年为91491.64元，占1.4％；1940年为160265.73元，占1.6％。④在此期间，直接用于经济建设的投资数额虽不大，但是边区政府实行休养民力的政策，如对农业仅征很轻的救国公粮；工商业税也微乎其微；还举办带供给性的公营工业和公营商业；部队、机关、学校又开展了农业生产运动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民政费。从社会救济，看对人权保障。1937年—1940年，由沦陷区及邻境迁来的灾民难民、达33735户，共170172人。边区政府为其拨发救济粮11000余石，赈济款190000余元⑤，对灾民难民给予了适当安排；(1)参加抗战事业的，家属土地由群众代耕、政府给予救济；(2)1939年国民政府拨救济金100000元(法币)，边区政府用30000元赈急，70000元办难民纺织厂，吸收难民到纺织厂作工，以工代赈；(3)除边区党政军民节省捐助，组织当地群众互相调剂外，各级政府还为失业、难民代谋职业营生，如拨给耕地和籽种、贷款垦荒从事农业，贷款经商等。在救灾方面，1940年春，拨发急赈细粮990万石，急赈款91135元(法币)。同年夏、秋、边区发生了30年来罕见的水、旱、风、雹灾害，受灾区达23个县、市、灾民689342人，损谷禾289961亩，损牲畜8692头，瘟死2205人。边区政府一方面发动各机关、部队、学校、社团，每人每日节省1两米支援；另一方面急筹粮、款救济。边区卫生事业落后，各种疾病严重威胁着人民的健康，尤其是儿童死亡率高得惊人。边区政府一方面对群众加强防疫、卫生教育；一方面开设医院、建立制药厂，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经常派医疗队下乡。免费给群众治病。
　　这一时期，边区用于救济、卫生等民政方面的费用及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937年为152623.08元，占28.2％；1938年67466.40元，占7.4％；1939年68921.28元，占1.1％；1940年53033.55元，占0.6％⑥。民政方面救济经费的支出逐年下降，一方面因为边区财政支出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即主要是因为随着边区经济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
　　从以上财政支出情况看，第一位军费，第二位行政事业费。其它事业费，尤其是经济建设投资很小。这说明，在抗战初期，边区政府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尚认识不够，同时，这个时期财政收入有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机关、部队、学校人员生活费用的分配方式主要是实行供给制。对粮食、被服、居住等项需要采用实物供给；另外，对一般干部每人每月发给1—15元的津贴费，后来又增发过一些日用品，如毛巾、肥皂、牙刷等。但是，到了1939年、1940年、津贴费用及日用品就无法保证供应了。边区政府用供给制分配生活费，是承袭了红军战争年代的办法，也是符合边区当时实际情况的。因为边区财政不充裕，商品经济不发达，处在战争环境中，人员流动性大，只有实行供给制，才能保证全体人员基本生活品的供给，并从而保证抗战工作的顺利进行。
　　部队的生产自给，也弥补了一部分财政支出。1938年，留守兵团开始从事开荒种菜、喂猪、打毛线等生产，以改善部队生活。到1939年、1940年时，留守兵团及359旅的生活，不仅已比机关学校要好一些，并且已能自给经费的20％左右。⑦
　　①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此件分类表列1939年财政支出为6549499.72元。另据1939年12月《边区财政厅经费收支对照表》列1937年10月至1938年12月经费支出1131420.01元。1941年10月26日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列1939年财政支出为8762659.47元。
　　②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另边区财政厅：《财政工作报告》，1941年10月26日，列1940年军务费为7525808.58元，经建支出为1960800元。
　　③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④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⑤边区民政厅：《灾情严重设法筹款救济》，1941年1月14日。
　　⑥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⑦《整财问题》194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