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以南阻击战，主动和暂时撤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继续留在陕北
　　从1947年3月13日起，陕北解放军在延安以南地区对国民党胡宗南部的疯狂进攻实行了英勇顽强的阻击战，掩护中共中央、延安党政机关与群众主动撤离延安。
　　为了保卫延安和迟滞国民党军的进攻，解放军在边区南线(东起临镇、金盆湾，西到牛武、茶坊)早已构筑起横宽约90公里，纵深三四十公里，共有三道防线的野战防御阵地。其中，由教导旅和警备第7团守卫第一、第二两道防线(教导旅据守临真镇、金盆湾一线阵地，警7团据守牛武、茶坊一线阵地)，第1纵队和新编第4旅守卫第三道防线并担任总预备队。延属军分区独立团及民兵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予以配合。指战员们摩拳擦掌，做好一切准备，严阵以待。
　　13日，国民党空军出动飞机数十架次，对延安和解放军防御阵地进行狂轰滥炸，时间持续8个小时，投掷各类爆炸弹、破坏弹、杀伤弹和燃烧弹共达59吨。其后，整编第1军军长董剑指挥7个旅，自宜川至龙泉镇一线发动进攻，企图攻占临缜和金盆湾、尔后沿金(盆湾)延(安)大道及其两侧向延安突击；整编第1军军长刘戡率8个旅，自洛川至旧县一线发动进攻，企图攻占鄜县和甘泉，尔后沿咸榆公路及其两侧向延安突击。
　　陕北解放军利用野战御防阵地，对胡宗南军的猛烈进攻予以迎头痛击。虽然敌我众寡悬殊，然而解放军士气高昂，发挥出高度的战斗积极性和顽强性，使敌人每进一步都付出巨大代价。民兵游击队也埋设地雷，破坏道路，展开游击战，密切配合正面作战。经三日激战，予敌以重大杀伤，并阻敌于麻子衔、马坊、金岔湾以南之线，使胡宗南“三天内占领延安”的狂妄计划遭到失败。
　　胡宗南部不得不改变战术，慎重前进，天明后攻击，黄昏前停止，露宿山顶，避免夜战，抢掠群众耕牛，在进攻中用来踏雷开路。解放军则利用地形地物，组织短促火力，适时实施反冲击，发挥夜战特长，不断袭扰敌人，进行节节抗击。就这样，又与敌激战四昼夜。
　　18日，延安党政机关和群众都已安全转移疏散完毕。毛泽东和周恩来仍留在王家坪，召集西北野战兵团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并确定撤出延安后部队的作战行动。其后，又接见风尘仆仆赶来的第2纵队司令员王震，面授机宜。直到当晚7时左右，才最后撤离延安。19日凌晨，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经要进城了，彭德怀等方率领身旁的少数工作人员翻越北山，告别了延安。
　　20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彭德怀在延安以北的梁村正式组建西北野战兵团(7月13日改称西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张文舟、王政柱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任后勤司令员。
　　国民党军占领延安一座空城后，大肆宣扬所谓“胜利”。胡宗南声称中共已“不堪一击”。蒋介石致电嘉奖胡宗南：“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并授予二等大绶云麾勋章。5月15日，蒋对他的将校军官说：占领延安后，中共军队的“首脑部就无所寄托，只能随处流窜……如此就绝对不能建立中心力量了”。又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说：“到8月底9月初，共产党人不是被消灭，就是被驱往避远的内地去。”然而事实正与蒋介石、胡宗南辈的主观愿望相反。中共中央领导人退出延安后，并不是“绝对不能建立中心力量了”，而是要在小地方干大事情，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3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清涧枣林沟举行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中共中央前方委员会，率领党中央精干机关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作战。毛泽东说：留在陕北可牵制胡宗南二三十万大军，也是对其他战场的支援。周恩来说：我们的目标并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有生力量被我们消灭了，城市和地方就是我们的了。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他们都认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为着工作便利，决定刘少奇和朱德等前往华北，组成中共中央工委，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共中央后委，率领中共中央大部分机关及工作人员赴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从主动撤离延安到1948年4月胜利光复延安，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是陕甘宁边区最严峻，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同时也是边区军民在党中央、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坚持革命斗争，以空间换取时间，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创造战争奇迹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