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艺术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大量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出来，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士气，推动着全国抗战向前发展。但是边区文艺界在发展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很多，主要是文艺工作者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倾向十分严重，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贪大求洋。一些文艺工作者看不起反映火热的抗战现实生活、为群众所欢迎的短小精悍的节目，认为是“小玩意”、“豆芽菜”而不屑一顾。在创作的内容上，存在着严重的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倾向，在创作形式上，公式主义或近于公式主义的毛病还很普遍。
　　为了总结文艺运动的经验，克服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端正文艺创作方向，彻底解决文艺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100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针对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系统地阐述了中共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政策，指出：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毛泽东还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问题。他号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中去，观察体验生活，改变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和情感，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创造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朱德也在会上讲了话，他针对会上关于革命作家要不要转变立场的争论，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针对有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的愿望，指出：“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要工农群众批准。”
　　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的讲话，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论述了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这就明确了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问题，彻底解决“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运动一直存在而未能解决的问题。因此，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推动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成了指导中共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二)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边区文艺界掀起了文艺下乡的热潮，深人群众实际生活，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组织部联合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陈云、凯丰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并讲了话。陈云和凯丰分别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和《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长篇讲话，详细讲解了作家深入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必须解决的几个认识问题。
　　同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麦。20日，中共中央总学委会发出关于学习《讲话》的通知，要求各地党组织把讲话列为整风必读文件。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又发出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
　　中共中央的一系列宣传动员组织工作，进一步推动了文艺下乡运动的发展。工作者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纷纷要求下乡、下厂、下部队，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到农村、工厂、部队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已成为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行动口号。1943年冬，鲁迅艺术文学院等5个专业文艺团体，分别到陕甘宁边区的5个分区为军民慰劳演出，并在各分区普及了新秧歌。有的剧团搬到了乡下，在乡下建立了农场和生产基地。许多文艺工作者背着背包下乡、下厂、下部队，如诗人肖三、艾青、剧作家塞克赴南泥湾部队，作家刘白羽、丁玲、陈学昭到农村和部队，柳青、高原到陇东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延安音乐界也提出了音乐到街头去、到工厂去的口号。戏剧界经常下乡、下厂为群众演出。画家也背着画板到工厂、农村，以工农大众为素描对象，真正与工农兵结合在了一起。
　　(三)工农兵群众文艺运动的蓬勃兴起
　　文艺工作者下乡后，一方面虚心向民间的群众艺人学习祖国民间的艺术，吸取丰富的养料，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又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加工整理作品，推动了工农兵群众文艺运动的蓬勃兴起。
　　在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边区的许多村镇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街头文艺成了当时最活跃的文艺形式。从1943年春节开始，新秧歌运动这种群众性文艺活动在全边区大规模地开展起来。由工人、农民、士兵、店员、学生参加的秧歌队几乎遍布边区的每一个乡镇和山村。在边区，平均每1500人中有一个秧歌队；同时，还有自乐班124个，皮影戏62班。
　　新秧歌活动带动了各种民间新艺术活动的发展。诗歌、快板(又叫“练子嘴”)、新说书、民间演唱、自乐班以及窗花剪纸等活动都积极开展起来，并涌现出一大批新型的民间艺术人才。如庆阳专区的社火头刘志仁、子洲县的练子嘴专家拓开科、曲子县的劳动诗人孙万福、富县的民歌手汪庭有、延安的说书艺人韩起祥、移民歌手李增正以及民间艺人李卜等。这些民间艺术人才成为边区的艺术骨干力量，影响和带动着边区群众艺术的发展。
　　文艺下乡活动的开展和群众文艺热潮的出现，迎来了文化艺术的空前繁荣，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在戏剧、音乐、美术和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首先是戏剧运动空前发展，创作和演出的数量、规模大大超过历史纪录，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当时影响甚大的有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贺敬之等编写的新歌剧《白毛女》，部队艺术学校的5幕活报剧《保卫边区》等。其次，文学创作开始进入了活跃繁荣的新阶段。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是代表之作。诗歌创作也取得了重要成绩，有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柯仲平的《保卫我们的利益》等。另外在音乐方面，出现了一大批诸如鲁艺音乐系创作的歌曲《好日子》、《七月的边区》、《绣金匾》，贺敬之的《歌唱南泥湾》，还有陕北翻身农民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等流传甚广的优秀歌曲；美术方面，美术工作者创作的版画、漫画、年画等各种形式的作品，家家户户，随处可见，深受群众喜爱。
　　总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方向，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创作出了一大批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