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区各界群众团体组织的建立
　　陕甘宁边区的群众团体组织，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西北革命根据地群众团体组织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陕甘宁边区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总后方，抗日的空气更加浓厚。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和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救国要求，边区政府对原有的群众团体进行了改革，同时又新成立了许多抗日救亡团体。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规定，“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与通信之自由，扶助人民抗日团体与民众武装之发展，提高人民抗战的积极性”①。后来，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规定：“凡边区民众，在不违反抗战建国最高原则之下，均有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凡边区民众，在自愿之原则下，得依各种不同职业、地区、信仰、性别、年龄、组织团体。”对于民众团体的费用，边区政府表示，“凡民众团体之经费，以自筹为原则，其不足者，政府认为必要时，得酌量予以补助。”②同时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民众团体登记办法》规定：“凡民众团体属于文化学术者，其成员至少须有五人以上，属于社会活动者，至少须有二十人以上，始得申请登记。”③在边区各级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各群团组织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组织各界群众在保卫边区、建设边区、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个群众团体。
　　边区民众抗敌互济会 全国抗战初期，边区政府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将原来以生产互济为主的农业“互济会”转变成为“民众抗敌互济会”，吸收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农民兄弟包括富农和地主分子参加，扩大了抗日阵营。农民自卫军成了边区农民运动的主要组织形式，人数始终居于各群众团体的首位，在支援抗战、保卫边区河防、剿匪锄奸等活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 1936年11月，为了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共青团这个先进青年的共产主义组织改造成为广大青年的抗日救国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共青团发起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1937年4月12日至17日，在延安召开了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300余人，代表西北各省会员20余万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林伯渠、徐特立等出席了开幕式。毛泽东在演讲中强调，希望西北青年救国会，把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向全国青年宣传、解释，使全国青年都懂得。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全国青年救国纲领》和《青年救国会章程》。会议决定建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并一致同意在全国青年救国会成立之前，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即为全国各地青年抗日团体的最高领导机关。边区2万多人的共青团组织，以边区青年救国会的名义统归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领导。会议选出马志珍等55人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选举冯文彬、白志明、高朗山、刘秀梅、王庆熙、徐克仁、李瑞山、胡耀邦(候补)、刘西元(候补)等九人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冯文彬任主任委员。1937年12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移驻陕西泾阳县云阳镇和安吴堡办公，集中力量从事全国青年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10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机关迂回延安后，在延安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的有西北、西南、华北、华南、南洋等地的代表314人，大会选举了西北青救会新的领导人，由冯文彬为主任，胡乔木为副主任。为了加强各青年团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团结和统一，大会成立了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由冯文彬任主任，李昌任副主任。
　　同时，为了领导陕甘宁边区的青年运动，在延安组成了由高朗山为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临时青年救国会，统一领导边区各级青救会和青年运动，并准备召开边区的青年代表大会，成立边区青年救国会。1938年10月，陕甘宁边区第一次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青年救国联合会，高朗山为主席。青救会接收会员不分党派、阶级、信仰、性别、籍贯、地区，只要是抗日的青年、儿童，从7岁至23岁都可以参加，不到一年时间，会员扩大到16万人。边区青救会的基层组织单位是乡，在各乡建立适合青年活动特点的俱乐部是非常好的组织形式，对于组织和引导青年参加抗日爱国活动发挥了积极作用。到1940年7月，农村俱乐部已发展到802个。
　　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 1937年9月12日，在边区各机关、团体、学校400多人的发起赞助和中共领导人的支持下，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筹备会在延安抗大召开，选举李坚贞、丁玲、史秀云等15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李坚贞、史秀云任正副主任。1938年3月8日至11日，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边区党政机关以及河南、西安的妇女团体都派代表参加了大会。毛泽东应邀出席会议并讲话，号召广大妇女积极抗日，努力生产。大会还向全国姐妹们发出了宣言书，指出要争取妇女的自由解放，首先要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表示要不惜一切地去争取抗战的胜利。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章程”，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选举史秀云等15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史秀云任主任。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初期，就有会员17万人，分别参加了各种武装组织，如妇女自卫军和战时服务组织，包括看护队、慰劳队、洗衣队等，充分发挥了边区妇女在抗日救亡和建设边区的重要作用。
　　边区总工会 1937年6月1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干部会议，除总结陕北省工会成立以来的工作外，并决定筹备召开陕甘宁边区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会后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临时委员会，刘长胜为主任。8月，刘长胜调离，由毛齐华任主任。11月26日，临时委员会决定成立边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备工作。
　　1938年4月17日至23日，在延安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会上，毛齐华作了《边区职工运动过去工作的总结和今后的方针》的报告。刘少奇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全国职工运动的统一和普及》讲演。会议确定了边区职工运动的总方针，并选举毛齐华等37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正式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24日，第一次执委会选举毛齐华、管瑞才为正副主任。边区总工会根据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没有大企业、农业工人居多等特点，按照产业和地区相结合，以地区为主的原则来划分和建立工会的组织系统，采用民主选举的形式，在分别召开城市和乡村工人代表会议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级工会组织。到1937年12月，全边区已成立了20个县工会，116个区工会，546个乡工会。1938年，又成立了10个公营厂矿企业工会。到1938年底，参加工会的工人已达到4.8万余人，占边区工人总数的90%以上，其中约占边区工人总数7%的印刷、修械、煤矿、石油矿四个部门的2800多产业工人全部加入了工会组织。工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选出他们信赖的代表400多人到各级政府中工作。工会与政府的关系在民主改革中得到改善。政府不再用命令去干涉工会的事务，工会保持着相对独立性，同时工会也经常与政府交换意见，反映情况并主动接受政府的指导，以使边区工人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西北战地服务团 1937年8月，作家丁玲、吴奚如、史沫特莱等人，在延安发起组织了全国第一个慰问抗战将士的文艺战斗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8月22日，该团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他们向国内外报道八路军各部队抗战的消息；他们利用破庙作剧场，石碾作讲台，为战士、学生、商人、农民演戏、唱歌、讲演，进行抗战宣传，并开展多种战地服务，足迹遍及晋察冀。这支主要以笔和口作战的队伍，所到之处，军队的士气和民众的抗战情绪莫不受到鼓舞。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载誉返回边区。
　　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 1937年10月，边区文化工作者发起筹备组织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11月14日，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陕北公学举行成立大会。周扬和张闻天先后在成立大会上作报告，指出文化界要适应抗战，要大众化、中国化，并提出要争取使边区文化界的救亡工作成为全国的模范。大会通过了会章及宣言，选举了领导机关。边区文协先后把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新文字研究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新哲学会、戏剧界抗战联合会等文化团体团结在自己周围，并与全国文化界取得密切联系，成为全国文协的一个模范分会。
　　1938年8月，在毛泽东的赞助下，文协成员艾思奇、周扬、成仿吾、徐懋庸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新哲学会，并很快在延安各学校机关成立了许多哲学研究小组，推动了边区党政干部的理论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还为中共中央制定抗战时期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在配合边区党政机关普及文化教育运动中，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对边区的旧文化进行了改进。在戏剧方面，成立了民众剧团，改变了过去经常以帝王、将相、官吏、秀才、仕女为舞台主要角色的旧戏剧形式，把劳动人民的优秀代表人物以正面形象搬上舞台，用中国人民英勇顽强抗战的事迹以及边区人民的生产成就，代替了旧戏剧中的落后内容。在歌谣方面，利用边区民众特别喜爱和广为流传的陕北民歌、信天游等悠扬的曲调来谱配抗战与建设的新歌词，并在民众团体中普遍组织了民众歌咏班，组织民众学唱抗战歌曲。文协成员刘白羽、林山、欧阳山等组成的抗战文艺工作团于1938年夏天，用自己在前方摄制的600多幅照片举办展览会，向边区人民宣传八路军英勇抗战的事迹。
　　大众读物社编辑出版了各种丛书和小册子，帮助群众识字学文化。原以《新中华》副刊形式出版的《特区文艺》于1938年3月5日改为《边区文化》，同年又先后改为《文艺突击》专刊和《大众文艺》，对帮助边区民众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行使民主权利发挥了积极作用。1940年10月，大众读物社又创办刊物《大众习作》，通过发表作者的原作和修改后的“改作”，提高人民群众的写作水平。
　　边区文协掀起的诗歌运动，繁荣了诗歌创作，起到了动员民众抗战的作用。诗人柯仲平于193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写的长诗《边区自卫军》(李排长与韩娃)，由于通俗易懂，反映边区实际，受到边区人民的欢迎，在《解放》等刊物上发表后，更加引人注目，产生了很大影响。边区文协成员还创作了许多抗战歌曲，鼓舞和增强了广大军民的抗战信心。光未然、冼星海创作的《黄河大合唱》，于1939年5月11日在延安纪念鲁艺成立一周年晚会上演出后受到广泛欢迎，并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
　　1938年8月，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人在延安成立了延安电影团，由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兼任电影团团长。电影团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是《延安与八路军》，该片中的延安部分拍摄完毕后，电影团于1939年1月东渡黄河，到山西拍摄晋察冀根据地八路军抗日的事迹。当时正在山西涞源县救护伤病员的白求恩大夫成了第一个拍摄对象，广为流传的一张白求恩工作照就是电影团摄影队当时拍摄的。电影团所摄制的短片和片断，在动员和教育边区人民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 在全国各种民众抗敌团体纷纷成立和边区民众团体的抗日救亡运动大规模展开以后，国民政府颁布了《抗敌后援会工作纲要》。为了使边区抗日救亡活动和全国相联系并使全国都朝着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1938年1月11日，边区总工会等团体代表经过讨论，发起成立了陕甘宁边区各界抗敌后援会筹备委员会，推毛齐华为主任。1月29日，各党政军民团体代表等40余人在边区总工会办事厅举行会议，由边区抗敌后援会筹备委员会主任毛齐华作筹备经过的报告，并讨论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章程》。章程规定，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以促进边区各界民众更进一步的团结巩固与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拥护中央政府与蒋委员长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抗日民族自卫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宗旨。”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由党政军机关和民众团体各派遣代表三人组成，设执委会和常委会“总揽和处理一切会务”④。会议选出毛齐华、马豫章、任耀国、成仿吾、高朗山、史秀云、艾思奇、沙可夫、谭政等21人为执委会委员。第一次执委会推选毛齐华、艾思奇、史秀云、崔田夫、马豫章、谭希林、周子和、沙可夫、高朗山、管瑞才、周兴等11人为常委，毛齐华为主任，马豫章为副主任，沙可夫任秘书长，艾思奇任宣传部部长，崔田夫任组织部部长兼农民部部长，李凡夫(执委会候补常委)任组织部副部长，管瑞才任职工部部长，高朗山任青年部部长，史秀云任妇女部部长，谭希林任武装动员部部长，周子和任商民部部长。边区民众后援会的成立，得到边区党政军机关的许可，并呈报国民政府备案。
　　边区抗敌后援会成立后，把边区20多个群众团体统一在自己领导之下，这些团体是：边区总工会、边区青年救国会、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边区农民会、延安市商会、陕公学生会等、抗大同学会、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防教育研究会、民先延安队部、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字研究会、延安中华基督教会、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边区民众抗敌互济会、边区战时儿童保育会、国民外交协会、边区体育委员会、边区抗敌电影社、鲁迅艺术文学院学生会、音乐界救亡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青年记者协会延安分会、实验剧团、边区中学学生会等。这些民众团体在统一的目标和方针下，互通情报，互相帮助，共同发展，保证了各项任务的完成。
　　边区抗敌后援会作为民众团体的代表，还参加政府的某些会议，反映群众的意见；协助政府制定和实施各项政策，成为政府联结群众的桥梁；在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和加强对于民众团体的统一领导等方面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1943年的精兵简政工作中，边区的民众团体也实行了精简，边区总工会、边区青救会和边区妇女联合会的机构撤销，合并于边区抗敌后援会。同时，边区抗敌后援会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抗敌救国联合会，崔田夫任主任。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抗敌后援会，及以后的边区抗敌救国联合会，一直是边区民众团体的统一领导机关。
　　①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210页。
　　②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7—18页。
　　③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6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
　　④ 1938年2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