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及各项建设的肇始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一、休养民力与发展农业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其战略进攻已达到顶点，抗战形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原先的军事进攻战略，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瓦解中国的抗战力量，以将其主力转而对付共产党。而国民党中的顽固派在武汉、广州失守之后，由于其战场上的不断失利以及担心共产党在敌后武装力量的迅速发展，便随着日本的政治诱降，也相应改变了原来的政策，即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用武力占领了陕甘宁边区南部的五座县城及大片土地，并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边区党政领导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提出了休养民力、发展经济、支持长期抗战的财经工作方针。
　　所谓“休养民力”，就是减轻人民对政府的负担，使边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抗战开始时，边区的工商业很萧条。边区政府成立后，为扶持边区工商业的发展，对工商业只征收极少的捐税。仅于1937年开始在定边设税务局征收盐税和部分杂物税。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外援不可靠、财政支出浩大以及边区人民经济有所恢复的情况下，1939年边区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确定了以“自力更生”为主的财政原则以后，才逐渐重视税收。但是，税收的税种、税目较少，税率也较低。主要是盐税和杂物税，主要向运销出境、入境的杂物征税，而税收也不是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据统计，边区的税收，1937年为1868.50元，1938年为13501元，1939年为29895元，1940年为77448元，税收约占财政收入的10%左右①，对促进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使边区人民休养生息，边区政府在征收方面实行合理负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使民有余力。边区向农民征收救国粮数量很少，而且主要靠政治动员，农民自觉向政府缴纳。1937年至1940年，边区每人公粮负担平均1升多，负担最多的也不超过七升。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边区政府取消了过去42种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税制，并减轻税率。
　　“休养民力”政策的实行，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保护了已分得土地农民的既得利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37年到1939年，边区政府除了向农民征收公粮以外，农民没有其他负担。征收公粮的数量也很少。边区政府计划在1937年和1938年分别征收公粮1万石，由于群众积极交公粮，实征14197石和15955石，分别占当年收获总量的1.27%和1.32%，而公粮的负担主要集中在地主、富农和比较富裕农民的身上。1939年计划征5万石，实征52251石，也只占当年收获量的2.98%。
　　据统计，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新正县的善兴区、怀兴区、太和区、底庙区和交林区的各种负担分别为：3971元、942元、3437元、2502元和3721元；而革命以前的负担分别为：8200元、2850元、7640元、7430元和8430元；革命以后的负担只有革命以前负担的：48.4%、33.1%、45%、33.7%、44.1%，最高的不到50%，最低的只有1/3。②
　　由于负担的减轻，经过三年的扶持，民力得到逐渐恢复，农业经济也得以较大发展，主要表现在耕地面积的逐步扩大和粮食收获量的增加上。据统计：耕地面积由1936年的843.1万亩增加到1937年、1938年、1939年的862.6万亩、899.4万亩和1007.6万亩，分别增加19.5万亩、36.8万亩和108.2万亩。1937—1940年边区的粮食产量分别为126万石、127万石、137万石、143万石③，粮食产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
　　① 参见西北财经办事处：《抗战以来边区财政概况》(1948年2月18日)。
　　② 宋金寿：《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页。
　　③ 星光、张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