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边区的工商业
　　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供给战争，改善人民生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针对边区工商业资金、资产的来源和发展制定并初步实施了一系列方针政策。
　　在发展边区公营工商业方面。第一，采取统一领导和分散经营的方针，发展公营工业。1938年边区开始了公营工业的建设。公营工业是属于抗日民主政权下的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它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是边区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公营工业的建设步骤，是从边区的实际出发，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首先将原有的工厂加以扩大和加强，把原来落后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设备加以改进，在可能的情况下，逐步改造成为具有近代企业性质的工厂；然后创办一批急需的工厂，作为公营工业的骨干，带动整个边区工业的发展。为了统一指挥和设计起见，边区政府设立了军事工业局，委任滕代远为局长，李强为副局长。管理边区兵工厂、边区机械厂、石油厂和修理厂等。在边区政府的倡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的艰苦创业，边区陆续建立起印刷、造纸、皮革、玻璃、肥皂、兵工、化学和纺织等工厂。第二，采取对内实行自由贸易，对外管制贸易的方针，发展公营商业。边区在商业政策上，实行对内贸易自由，对外实行管制贸易，使得边区公营商业和合作商业以及私营商业发展比较快，其中公营商业发展最快，成为各解放区的一面旗帜。边区的公营商业，包括边区政府经营的公营商业和边区机关部队经营的公营商业两部分，当时称谓“大公”和“小公”。当时都是处于初创阶段。
　　1938年初，边区政府决定建立一个公营商业机构，利用国民政府拨给的军饷，积极组织物资进口以保障公司的需要；同时，通过商业为边区银行积累资金，以促进边区经济的恢复。边区政府决定将陕甘宁边区合作总社与陕甘宁边区银行所属的光华书店合并，成立光华商店，归边区银行领导。光华商店总店设在延安，到1940年10月，先后在定边、盐池、曲子、庆阳、绥德、甘泉、张家畔等地设立了分店。另外，还建立了一个过载栈、四个农产品贩卖处、两个运输队和两个货栈。由此，光华商店已初具规模，虽然处于初创阶段，但对边区公营商业的发展是一个极大的促进。1940年，仅延安一处已有规模较大的公营商店46家。边区的机关、部队、学校经营商业，是从1939年开始的。当时，中共中央发出了“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实现“半自给”的号召，于是，机关商业作为生产自给的一种形式应运而生。当时仅延安、绥德、定边一带，机关、学校设立的大小商店就增加到60余家。
　　在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方面。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来投资，奖励工商业，发展边区经济，增强抗战力量，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第一，废除过去苏维埃时期的劳动保护法；第二，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第三，严禁高利贷的剥削，严禁操纵市价垄断投机；第四，实行一种“仲介”制度，在政府“仲介”之下，劳资双方订立劳动契约，根据不同的生活条件，酌量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改良工人生活待遇。
　　在边区政府正确的政策鼓励下，当地地主的资本纷纷转向工业，私营工业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1939年边区有私营纺织工厂6家、学徒154人、织机52架，年产大布3690匹。在延安、安定、延川、延长等地有私人煤矿20多处，日产煤炭30万余斤，可供以上地区1/3群众的烧用。在定边的私人盐池有五六处，除供应边区食用外，还运销陕、甘、宁数省，解决了大后方食盐短缺的危机。民营纸厂有39户、工徒98人、池子38个。
　　在边区私营工业发展的同时，边区的私营商业也得到了发展。在1939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则将“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营业”作为边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同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中，明文规定“奖励商人投资”，“保护商人自由营业，发展边区商业”。为此，边区政府改变了苏维埃时期的某些做法，取消对资本家、富农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恢复资本家的公民权利，维护他们的正当利益。这些政策的实施使边区的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延安为例，边区商业政策的实行，极大地促进了延安私营商业的发展，商号增加，商业资本不断扩大。根据统计，延安市1936—1940年私营商店户数分别为168户、204户、233户、262户、297户，①并出现资金10万元的大户七家。
　　① 星光、张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