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区连年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
　　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高原，气候条件恶劣，常年发生旱、雹、水、冻、霜、瘟等自然灾害(不涉及因战争、匪犯等所造成的灾害)。当地群众多年有“三年一歉收，十年一大馑”，“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一年庄稼两年忙，一年旱灾两年荒”等说法，反映了边区境内自然灾害的频繁性和严重性。边区是当时全国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每年总有或多或少地区遭受旱、涝、雹、虫、霜、冻、疫等各种自然灾害。1939年后历年发生的重大灾害及造成损失情况如下：
　　1939年春夏：天旱为灾，陕北神府、佳县、靖边、定边、延川等十数县数月无雨，陇东华池、曲子、环县减产过半。华池一县受灾面积即达17万余亩，损失粮食13850石。
　　1940年上半年：志丹、安定、靖边、环县、淳耀、绥德、清涧、吴堡、神府、定边、盐池11县发生旱灾，受灾人口达558681人，受灾县份减收1/3。①同年6月底到7月，延安、安塞、富县、志丹、安定、甘泉、延长、靖边等17市县少水，为晚清同治年间以来所仅见，渴死牲畜1980头，毁坏庄稼162091.5亩，房屋207间，受灾人数达45307人。②
　　1941年：志丹、延安、米脂、绥德、佳县、安定、神府、曲子、环县等15市县发生了旱、雹、冻、霜灾，受灾面积达180961亩，受灾人数达95174人。③
　　1942年：延安、甘泉、延川、延长、子长、安塞、志丹、绥德等17市县遭受水灾、雹灾、风灾、虫灾、瘟疫。受灾面积841983亩，粮食损失8906石，被毁房屋3217间，死496人伤359人，损失牲畜1298头，猪羊41311只。灾民人数达352922人。④
　　1943年：镇原、环县、华池、合水、志丹等8县，遭受雹灾、冻灾、霜灾，损失作物263381亩，灾民达26806人。司时、甘泉牛瘟，死牛千余头。⑤
　　1944年：春，延安县瘟疫流行，前5个月即死亡2016人，占全县总人口3%强。夏秋，各地虫灾严重，仅谷子就减产20万石。
　　1945年：春，关中分区流行吐黄水，死亡3949人。夏，旱灾遍及所有县市，庄稼全部受灾，损失粮食532194石；秋，子长、绥德等26县市雹灾，受灾面积达246万亩，损失粮食11万石。
　　1946年：初春即遇灾荒，仅子长、延长、延川、延安、志丹5县就有61000余人没粮吃，安塞县5个区500多头牛没草吃；夏禾麦豆受灾减产；部分地区又发生雹灾；传染病疫死4025人；虫灾也比往年严重，给人民造成巨大损失。⑥
　　由此可以看出，边区自然灾害的多样性、普遍性和严重性。第一，多样性是指灾害的种类齐全。边区广泛存在各种气象灾害、生物灾害和地质灾害，已如前述。普遍性则是指灾害面积广大。全边区二三十个县市无县不灾。如1945年边区雹灾达26县，旱灾更是遍及全部32个县市，两种灾害面积累计叠加超过了总耕地面积。第二，高度频发性和群发性。这两者讲的都是灾害密度问题。前者是指边区自然灾害频繁，每年都有或多或少的县份发生各种灾害，在边区，旱灾、雹灾和瘟疫等灾害连续发生的情况屡见不鲜。至于各种灾害同步叠加或交错出现的情形，也是每年都有。第三，损失的严重性。由于上述灾害的普遍性、多样性、高度频发性和群发性，加以边区生产力水平低下，抗灾和救灾能力差，灾害损失的严重性自然不可避免。其中，1940年和1945年两年特别严重。即便从一次雹、水、旱灾造成的损失看，也是十分惨重的。边区雹灾不仅多，而且危害面积广，持续时间长，雹粒大，是我国雹灾最厉害的地区之一。旱灾是边区最可怕的农业自然灾害，成灾面积最广，发生频率也最高，有时甚至一年数旱。1945年的旱灾遍及全边区，亩均减产三成。边区大水灾的频率虽然比较低，然而一旦发生便会造成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连年的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了边区人民生活上的极大困难，出现了大批的灾民。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粮食问题，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没有粮吃，灾民为了活命就吃白蒿、红根、榆钱子、榆树皮、苦苦菜、苜蓿、油渣、麦麸子之类。1941年环县灾民连苜蓿也吃光了，三边分区9区灾民十家中有八九家没粮吃，部分群众面孔极其憔悴，有数十日不见米者，饿得两腿发酸、眼发黑。⑦1941年饿死的灾民就有30人，饿得脸发肿的有900人⑧。更严重的有典卖土地、出卖儿女者。有些地区，移民和难民成为当地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如延安县在1937年的户口是7703户33705人，到了1943年户口增加到16446户64292人，其中大多数是从延安县以外移来的。全县5年增加户口8473户中就有8009户是移难民，占增加户口的91.6%。而人口5年中共增加31587人，其中就有29704人是移难民，占增加人口的94.3%⑨。这样一来，出现了因灾引起的人口流动，加上邻近边区的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的难民流入，边区人口迅速增加。从1937年到1945年，移难民达63850户266619人，这对于只有150多万人口的边区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社会问题⑩。
　　①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2页。
　　②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284页。
　　③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6—287页。
　　④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3—294页。
　　⑤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5页。
　　⑥ 胡民新、李忠全、阎树声：《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⑦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⑧ 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9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页。
　　⑨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乡村的经济与社会》，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⑩ 宋金寿主编：《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