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三制”政权的民主选举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的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原则，陕甘宁边区把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三三制”选举，看做是实现抗日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和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
　　1941年1月1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各级选举委员会，为办理选举的专门机关”，“各级政府、法院、驻军长官，不得为选举委员会委员。”①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为使选举运动能正确地执行“三三制”政策，建立起真正的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了《关于彻底实行“三三制”的选举运动给各级党委的指示》，指示强调：“边区详细的研究了延安各地征粮委员会组织及根据绥德、陇东、富县各地参议会的经验，认为边区自乡村起可以彻底地实行‘三三制’”②，要求各地在1941年的选举运动中切实贯彻“三三制”原则，建立起真正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指示明确提出，“三三制”不仅要实行于会议，还要实行于政府机关，在被选举到参议会和政府机关的共产党外人员中，应尽量做到有各阶级的代表，特别要使那些在群众中有威望的、政治上比较进步的共产党外人士能够成为候选人。指示强调这一件伟大的工作，要求各级党和政府加强领导，认真做好。
　　为了保证“三三制”选举的顺利进行，边区成立了各级选举委员会，开办选举训练班，组织上千名干部参加选举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当时边区的各阶级、各阶层对实行“三三制”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边区由于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成员很少，所谓中间分子主要是一部分开明人士，贯彻“三三制”也主要是吸收一些绅士参加政权。因此，农民阶级，尤其是贫雇农，对“三三制”政策表示疑惑和忧虑，他们说：“咱们流血搞起来的政权，又让地主豪绅们跑进来，敢保不会上当？”共产党的中下级干部和出身工农的一般党员，也对地主绅士参加政权不放心。地主和开明绅士，对共产党实行“三三制”，一般多表示感谢和赞扬，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但有的人持观望态度，怀疑“三三制”是不是摆个样子，也有极个别反动地主分子，企图趁机捣乱。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边区组织专门编写了《实行“三三制”选举运动宣传大纲》，同时还通过延安《解放日报》、《共产党人》等报刊广泛宣传实行“三三制”政策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林伯渠、谢觉哉和李维汉等党内负责人都亲自撰写文章，宣传“三三制”政策；边区政府还发行《选举通讯》，用以指导各县、区、乡的选举工作。与此同时，中共的各级组织还帮助党外人士竞选，在自己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中，不但有共产党员，还包括共产党外的人士。
　　从1941年5月起，全边区各级按照“三三制”原则陆续开展了普选。参加选举的选民达到边区选民总数的80%以上。在全边区选出的4万多名乡级参议员中，共产党员占1/3左右。如延安1291个乡参议员，共产党员占42%；绥德乡参议员2889人，共产党员占26%。在乡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1/3强。如延安县323个乡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占50%以上；在绥德田庄区第五乡政府委员会11人内共产党员3人，占27%。各党派团体成员的比例大致是共产党员占35%，群众团体占40%，绅士名流占20%，国民党员占5%。一般来说，新区(原统一战线区)比老区(原苏维埃区)贯彻得好一些。
　　在县参议员和政府委员的选举中，“三三制”一般贯彻得不够好。如延川县参议员99人中共产党员占45人，差不多一半。在县政府委员会中，只是吸收了一些共产党外人士做工作，但未能认真贯彻“三三制”。
　　边区参议员的选举，先由各县按照“三三制”原则提出候选人名单，7月，中共西北中央局讨论、补充和批准了由各县提出的边区参议员候选人名单。但是，选举结果不够理想，由于中共各县委对贯彻“三三制”原则认识不足，领导不力，致使很多共产党外候选人落选。为此，中共西北中央局于10月15日发出《关于边区政府聘请非党人士为参议员的通知》，指出：“非党候选人很多未能当选。这不能不是这次选举运动的重大缺点，这不能不妨碍各党派及无党派进步人士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为了补救这一缺点，边区政府已决定聘请落选的非党候选人为边区参议会正式议员。”并要求“各县党委指定专人代表边区政府将此决定转达各非党候选人，详细说明我党实行‘三三制’的决心与诚意”③。随后，边区参议会聘请了46名共产党外候选人士为边区参议会正式参议员。
　　①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7页。
　　②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合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③ 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合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