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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1

梁星亮 杨洪 姚文琦


  第三章 陕甘宁边区在困境中巩固和发展
  第四节 陕甘宁边区的“精兵简政”
  一、“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
  “精兵简政”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政策之一,毛泽东曾称其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项政策首先在陕甘宁边区提出和实行,随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广泛推广。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随着边区的巩固和发展,边区的军队数量和政权机关也日益增加和扩大。但是,边区地广人稀,经济、文化比较落后,民力、财力、物力都十分有限,加上日、伪军对边区的进攻,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包围封锁,根据地相对缩小,财政经济也发生了严重的困难。当时,既要供应边区军政机关人员的生活费用,还要支援前线的抗战急需,这就大大增加了边区人民的负担。1939年边区征收公粮只有5万石,1940年征收9万石,到1941年就增加到20万石。同时,还发行了救国公债600万元(规定一年内还本付息),以弥补财政赤字。加之,边区上级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下级机构有的不健全,缺乏有能力的领导人才;有的部门和机关没有健全各种规章制度,致使工作没有秩序,效率不高,存在着浪费现象;在干部作风方面产生了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毛病,引起群众的不满;等等。这些状况说明边区出现了“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矛盾。这种矛盾能否得到及时解决,是关系到抗日根据地能否存在和发展以至整个抗战能否坚持的严重问题。
  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期间,一向致力于边区建设的边区参议会参议员、边区政府副主席、无党派人士李鼎铭等11人,面对边区如此状况,提出了“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的提案。提案认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提案还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二)在现有的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必要的浪费现象。
  对于李鼎铭等参议员“精兵简政”的提案,在参议会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在酝酿这一提案时,就有一些议员不赞成,有人奉劝李鼎铭不要提这样的提案,认为一来参议会不一定能通得过,二来共产党不一定会接受。提案提出后,有的议员说:“正值抗日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这时提出实行精兵简政,不是叫我们束手就擒吗?”他们觉得不可理解,甚至有人认为李鼎铭提出这一提案的动机不良。但是,大多数参议员认为精兵简政是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在大会表决时,得到通过(到会议员共219人,得165票),大会并作出了“交政府速办”的决议。大会决议还指出:“希望政府本开源节流之原则,实行精兵简政主张,加强生产,发展经济,厉行节约,避免浪费,推广土产出口,争取出入口的平衡,平抑物价,调剂市场,提高边币,巩固金融,并须经常检讨工作,确实执行计划,以期达到收支平衡,不超出预算。”参议会还决议由常驻议员组织小组委员会,负责设计并监督政府此项方案之彻底实行。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李鼎铭等人“精兵简政”的提案十分重视,毛泽东看到这个提案后,给予高度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①毛泽东还亲自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原则和办法。他一再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41年12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以《精兵简政》为题发表社论,论述精兵简政的意义所在,认为精兵简政“不仅在陕甘宁边区,即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是非常恰合时宜的主张”。12月中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把“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列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要求党、政、民众团体全部脱产人数不得超过甚至更少于该地人口总数的3%,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结合。
  1942年4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指出“精兵简政”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要求从长期坚持根据地着想,注意节省与积蓄民力;二是要求从战争与农村环境着想,注意组织精干,分工合理,使政策能贯彻下去,使工作效率能大大提高,使军事行动能灵活便利。为了总结与研究“精兵简政”的问题,要求各地深入调查、收集资料,并将执行“精兵简政”的经验教训及时电告中央。9月,毛泽东根据十个月来推行精兵简政的情况,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要求各根据地都要把精兵简政“当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来看待”。这些指示对各地贯彻“精兵简政”政策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①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02页。
  

陕甘宁边区史纲/梁星亮,杨洪,姚文琦主编;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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