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边区的三次精兵简政
　　陕甘宁边区从第二届一次参议会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和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施“精兵简政”工作后，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兵简政。
　　第一次精兵简政。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结束不久，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贯彻精兵简政决议，并决定成立边区编整委员会，刘景范为主任，周兴、周文、高自立、南汉宸为委员，负责拟定人员编制和编整计划，精减、裁并各级行政机构。1941年12月3日，边区政府发出训令，确定边区各级机关减去人员(包括干部和杂务人员)1/3到1/4，各厅、处、院重新确定编制。凡调整出来的人员，由编整委员会计划安置，务必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12月上旬，边区政府讨论了编整实施方案，规定：边区政府一级各厅、处、院原有1000余人，缩减1/3；各处附属机构约7000人，缩编后不超过6300人；各专署、县、区由4021人缩编为3396人；警卫部队缩减500人；原属脱产人员的自卫军官兵1000余人，改为不脱产人员；各群众团体由1100人缩编为600余人。八路军留守兵团3000人适当地转到生产战线上(不脱离部队)，又积极提高部队质量，以贯彻精兵原则。
　　这次精兵简政，历时四个多月，到1942年初基本完成。边区政府系统共精简人员1598名，占原有人数的24%，其中300余人下移到县、区机构工作，其余送去学习或转入生产领域。同时，裁并了一些机构，更改了部分单位的名称，取得了初步的成绩。
　　第二次精兵简政。这次精兵简政从1942年4月初开始进行。第一次精兵简政由于时间紧，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做到了“编”而没有做到切实的“整”，因此机构设置还不完善，人员调配不合理，机关工作效率不高，人浮于事、政令繁杂、部门关系不顺的状况仍然如故。为此，成立了以林伯渠为主任的总编整委员会，李鼎铭、李富春、叶剑英、谢觉哉、陈正人、萧劲光为委员，以加强领导。6月30日，边区政府政务会议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系统第二次精兵简政方案》，决定在紧缩机构和人员的同时，着重建立边区政府的工作制度，提高干部素质和适当充实下级，特别是县级政府。根据上述原则，边区政府各单位，进行了内部的整编工作，采取了“紧缩上级，加强下级，政、事分开，合署办公”等办法，缩减了一些机关和人员，充实了区乡政府组织。8月15日，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关于精兵简政的决定》，要求党政系统通过第二次整编，做到精简上层，加强下层；军队力求减少非战斗人员以充实连队；学校团体亦求精干有力。到秋季，第二次整编基本完成，缩减了区一级机关和人员，逐步实行了合署办公制度，加强了县级政府权力，健全了区、乡级政府组织，同时还对自卫军进行了整训。
　　第三次精兵简政。这次精兵简政从1942年9月开始。第二次精兵简政，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由于不少干部推行不力，本位主义、太平观念、粗枝大叶工作作风仍然存在，致使精简工作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因此，在第三次精兵简政正式实施之前，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充分的组织、思想、宣传工作。八九月间，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要求各根据地要把精兵简政当做“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8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和西北局组织部部长陈正人，指出边区参议会二届二次会议“应以准备精兵简政为中心，在开会以前应实行精简，在开会以后应检查精简”。信中还指出：“此事应在整风学习完后来一个如象整风这样的大举，方能普遍、深入与切实见效，过去还只是耳边风。”①10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强调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②
　　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毛泽东特地派原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希望他到任后，团结内部，在执行党的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起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12月上旬，边区政务委员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及与之相应的条例《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区以上政务人员公约》、《简编方案》等。
　　经过1943年一年的努力，边区精兵简政工作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从精简机构的情况来看，边区政府的内部机构裁并了1/4，直属机关从35个减至22个，分区专署及县政府的内部机构减掉一半。从精简人员情况来看，边区政府的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建设厅、教育厅、物资局等6个单位，原有469人，减为279人，减少40%。到1944年初，边区的精兵简政基本结束，大致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规定的目标、任务和要求。1944年1月7日，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边区政府委员会会议上作了《边区政府简政总结》的报告，分别从精简、统一领导、反对官僚主义、提高效能、节约五个方面，对这次精兵简政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一年来实行的结果，可以确定地说，已经相当达到了上述五个目的”③。
　　① 《毛泽东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5页。
　　③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集》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