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生产运动的提出及指导方针
　　(一)大生产运动的提出
　　为了保障抗战经费的供给，为了战胜严重的物质困难，坚持抗战到底，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开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从边区肩负的使命和所处的重要地位出发，根据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休养民力”，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的政策，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供给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团结广大民众，推行民主政治，参加战时生产，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38年，边区留守兵团的一部分部队开始了农副业生产，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使其生活得到一定改善，保证了蔬菜自给，每周还可以吃到两次猪肉，部分地供应了毛衣、毛袜、手套、鞋子，补充了挂包、子弹袋、皮带、裹腿等。中共中央及时总结了这个好经验，并在整个留守部队和机关、学校加以推广、1939年1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开展必要的生产。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边区的任务时说：“要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同时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抗战力量，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此次参议会还通过了高克林等提议的“工作人员参加生产运动案”，交付边区政府实行。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担任中共中央经济工作部长、办公厅主任的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提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他坚定地回答，“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首次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为了加强对整个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领导，成立了边区生产委员会，作为大生产的指导机关。4月1日，边区政府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具体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组织领导的有力措施。6月10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又指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号召“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时机，一切可能种类，必须发展人民的与机关部队学校的农业、工业、合作社运动，用自己动手的方法解决吃饭、穿衣、住屋、用品问题之全部或一部，克服困难，以利抗战”。由此又正式提出了“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口号。11月，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继续发展边区经济，使边区全体人民丰衣足食，使边区能在抗战建国的艰苦过程中奠定克服困难与自给自足的基础”。边区的党和政府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明确提出了“自给自足”的目标，大大激发了边区军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
　　1940年以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这年11月，中共边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指出：“广泛地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边区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各级党委必须以开展经济建设，当作当前最迫切的实际中心工作之一。”还指出，“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到1941年年底，中共中央西北局通过了《关于1942年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再一次明确指出：“目前边区经济财政还处在一个达到自给自足的过渡阶段，困难还远远未完全克服，战争与革命环境的持久与日益发展着的艰巨斗争，百倍的要求我们党要加强经济财政建设工作，并应确定经济财政建设为边区党最中心的任务之一”。
　　边区的大生产运动，1938年至1940年是初级阶段，即发动和摸索的阶段。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始只是种菜养猪，改善生活，进而开荒种粮食，搞副业、手工业等，解决财政经济的一般需要，向自给自足的阶段过渡。
　　1941至1942年底，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两年之中，边区军政人数明显地增加了。国统区许多人因受国民党迫害来到边区；各解放区的干部纷纷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为了保卫边区，军队的人数也增加了1万多。此时外援却全部断绝了。由于抗战的需要，边区150万人民不得不加重负担。这样，陕甘宁边区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怎么办呢?“如果不自己生产，则势将饿饭；如果取之于民太多，则人民负担不起，人民也势将饿饭”。而且，像前一阶段的小规模的生产，也已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了，只有大规模地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建立自己的公营经济，才能解决军需民用的问题。1942年10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会上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发展生产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之中心。”高干会议最后确定：“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领导下，边区军民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迅速掀起大生产运动的高潮。人们向荒地开战，边区军民豪迈地朝着丰衣足食的目标奋进!
　　1943年以后，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军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开展了热烈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步步走向深入，边区农业、工业、手工业、畜牧业、运输业等都得到迅速发展。
　　(二)大生产运动的指导方针和政策
　　为了指导大生产运动的胜利开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作了一系列的指示，阐明党关于指导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政策。对于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一开始就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方针，号召边区军民要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领导大生产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曾先后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组织起来》等著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一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规定了领导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总方针符合客观经济规律，正确地反映了发展经济与保障供给的关系，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关系，也就是生产与分配之间的关系，纠正了那种不注重发展生产，开辟财源，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算盘的错误做法。这个总方针要求从实际出法，发动和组织军队、机关、学校和人民群众自力更生，开展生产运动，在着重发展民营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公营经济，以求解决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满足军民必不可少的物质需要。这个总方针，一方面反对不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地位的保守观念；另一方面又反对那种不切实际的发展经济的计划和要求。这个总方针，既反对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要施“仁政”，减轻人民负担的错误观点；也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的错误主张。这个总方针就是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保障抗日经费供给的需要，就是要用发展生产作为克服财政困难的根本途径。所以它反映了抗日根据地开展大生产的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保证了大生产运动的正确方向。
　　根据这一总方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领导大生产运动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方针和政策。
　　边区和其他解放区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开展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农业是主要的经济事业，当时解放区需要的大部分东西是农产品，且农产品又可以出口换取工业品。所以中共中央提出了在工、农、商各项经济事业中，必须实行“以农业为第一”的方针。中共中央明确要求，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学校，在战斗、训练、工作和学习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除集体进行开荒、种粮、种菜之外，还要组织专门人员创办农场、牧场、菜园，或者和农民伙种粮食、蔬菜、养猪、养羊，以便增加粮食、蔬菜、食油和肉类，逐步实现粮、菜、油、肉的半自给或自给。
　　为了进一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共中央制定了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误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和实行累进税制等八项政策。鉴于解放区是农业区域，基本的经济是小农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一家一户使用畜力和旧式农具在小块土地上进行个体生产；又由于国内外敌人的残杀、破坏和广大农民的踊跃参军、支前，使解放区在劳力、畜力、农具等方面都很缺乏，如1942年在陕甘宁边区就有1/3的农户缺乏耕牛和农具。因此，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提出了“组织起来”开展劳动互助的方针。
　　为了正确处理公营经济内部军队、政府、机关、学校等各部门之间的关系问题，正确处理各部门中的上级和下级、集中和分散、这一单位和那一单位之间的关系问题，充分调动各部门、各单位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保证生产运动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中共中央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为了大力发展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正确处理公私之间、军民之间、集体和个人之间关系，中共中央制定了“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政策。为了克服财政经济困难，不仅要增加生产，还必须厉行节约，在处理生产和消费关系上，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实行生产与节约并重的方针等等。
　　上述这些方针政策的基本精神，就是要紧紧抓住发展生产这个根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就是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困难，把抗战事业坚持到最后胜利。
　　这些方针政策，符合边区的客观实际和经济发展规律，正确地解决了发展生产和抗日战争的关系，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关系，农业和工业、商业的关系，集中领导和分散经营的关系，革命全局的利益与集团利益、个人利益的关系，调动了各方面积极因素，指导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二、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一)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运动
　　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运动，是边区大生产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共中央直接关怀下进行的。大生产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号召机关、部队、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张闻天号召每个共产党员做“劳动的先锋”。李富春提出了机关、部队、学校、生产的种类“以农业生产为主，分别进行农工商运输及畜牧业”的原则。陕甘宁边区的机关、部队、工厂、学校、农村各界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白天开荒的歌声遍野，晚上纺车声盈耳。每天太阳还未出来，人们就拿着铁锨，扛着镢头，挑着粪筐到田间劳动，满山遍野都是劳动的大军，愉快的歌声在山谷中回荡，整个边区的山山岭岭，村村镇镇，都热气腾腾，沉浸在一片团结、兴旺、勤奋、向上的气氛中。
　　边区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自给，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38年至1940年为休养民力，准备自给的阶段。这个阶段，总的说，坚持了农业为主、大家动手的正确方向，初步掀起了生产高潮，取得了一定成绩。1941年至1942年是渡过难关，争取自给的阶段。这个阶段，形势迫使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不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中求得财政供应的自给。生产自给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一方面要依靠发展生产来保障每天每月的供给；另一方面又要积累资金，建立生产自给的基础。为了渡过难关，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例如整顿领导生产业务的组织，成立中央直属财务处，后勤经济处，边区财经处等，加强对生产自给的领导。同时，对生产资金等也给予支持和解决。在这个阶段中，部队的生产自给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他们在完成战斗、警戒与训练的紧张任务中，以极少的资金，落后的技术条件，发展了农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有的还开设了规模较大的纺织厂和纸厂，完成了生产自给的任务。机关学校的生产自给，这时转到以工商业为主，农业则放在辅助地位。虽然由于缺乏经验，经过艰难的摸索历程。但是，机关学校通过工商业的经营，不仅供应了日常经费的大半，解决了迫在眉睫的财政困难，而且奠定了自给经济的基础。从1943年开始，是实现丰衣足食，建设革命家务的阶段。1943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1943年生产自给的目标。中共中央要求机关、部队、学校开展生产运动，在这一年要达到丰衣足食。在“丰衣”方面，除管理局规定的被服及用品供给标准外，各机关、学校要在自己生产中解决一双草鞋，多发1条手巾，多补充1套衬衣；办不到的，最少要补充1件背心，1条短裤，同时靠个人劳动，每个人自己要织1件毛衣以至1条毛裤；在“足食”方面，主要是改善伙食，每人每月除管理局发的1.5斤肉外，各机关学校自己要解决1.5斤肉，保证每人每天1斤蔬菜、6钱到7钱油。还规定要增加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必须的学习用具，建立俱乐部。生产成绩超过标准的给以表扬、奖励，达不到标准的要批评。机关、学校立即行动，“自己动手”，“自力更生”，掀起了大生产的热潮。
　　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的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与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杨家岭自己住的窑洞下面的渠旁开了一块地，种上了菜。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锄草、施肥、浇水、精心进行田间管理。工作人员说他工作忙，劝他不要参加劳动啦，毛泽东却笑着对大家说：“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嘛!大生产是党的号召，我应该和同志们一样，响应党的号召，参加生产劳动。”年近花甲的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后，不仅成了大生产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而且也是生产的模范。他和他的特务组组织了一个生产小组，开垦了3亩菜地，种植了菠菜、葫芦、白菜、芥菜、笋、南瓜、黄瓜和豆角等，他坚持早晚进行精管细作。中央书记处的其他成员也都亲自动手开荒种地。中央直属机关的工作人员凑了钱(毛泽东也出了一份)，在杨家岭沟口开设了一个机关合作社，方便了大家的生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各位副主席经常深入基层，既指导生产，解决实际问题，又身体力行，参加生产劳动。1943年3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时，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领导人也参加了。比赛结果，任弼时获纺线第一名，周恩来被评为纺线能手。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在生产劳动中的模范行动，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克服困难的信心，成了推动生产运动的巨大力量。
　　边区机关、学校的工作人员依靠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在生产自给和丰衣足食方面获得了很大成绩。全边区机关、学校达到粮食自给15%、30%以至40%不等；蔬菜接近全部自给。
　　(二)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
　　军队是除农民之外数量最大、最有组织的劳动集团。军队生产是大生产运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处于经济非常困难的游击战争环境的军队，只有一面打仗，一面从事农业生产，才能保障自己的物资供应，粉碎敌人的包围封锁。毛泽东指出：“我们有打仗的军队，……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领，再加上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下，边区留守部队全体官兵提出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战斗口号，开展了南泥湾、槐树庄、小风川、大风川等地的屯田运动。边区留守部队中，尤以359旅的生产自给搞得最好。
　　为了增强边区的防御力量，保卫中共中央，1939年10月，中共中央军委把359旅从晋西北前线调回陕北。遵照朱德总司令的指示，为了屯垦南泥湾和加强边区南线防务，359旅在王震率领下，于1941年到1942年，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先后分四批全部开进南泥湾。
　　南泥湾，方圆约100平方公里，地处延安东南90华里的地方，和国民党统治区接壤，是延安的南大门。这里，百年前是个人口密集、有山有水、树木茂盛的地方，清同治年间，清朝政府派重兵在这里血腥地镇压了回民起义。从此，这里便成为草木丛生、荆棘遍野、鸟兽纵横的荒野了。359旅来以前，朱德曾亲自踏勘南泥湾，察看了地形，并化验了水质、土质等，认为这里土地广阔肥沃，自然条件好，是一个极好的屯垦区。
　　359旅开到南泥湾，在广阔的荒野安营扎寨，开荒种地，揭开了大生产运动光辉的一页。初到南泥湾，条件极差。但是，困难吓不倒这支英雄的劲旅。没有房子住，就自己动手搭草棚、挖窑洞；没有运输工具，没有吃的，便到百里以外的延川、延长、富县挑粮、背粮；没有纸，就用桦树皮代替；没有肥皂，就用皂角和草木灰洗衣服；没有开荒工具，他们就收集废钢铁和炮弹皮作材料，自己打制农具。晚上冻得睡不着觉，便烧起篝火取暖，正是：“火烧胸前暖，风吹背后寒”。面对重重困难，战士们高唱：“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那怕风雪寒，转战华北敌丧胆，万里长征只等闲。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唤，9旅挺进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陕北变江南。开荒好比上前线，没有后退永向前；困难纵有千百万，它怕咱干劲冲上天!”
　　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的指引下，359旅坚持“农业第一，工业、手工业、畜牧业第二，商业第三”的正确方针，除进行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外，还发展了多种经营，办起了畜牧业、运输业、商业，兴办了纺织厂、鞋厂、肥皂厂、造纸厂，开办了盐井、炭井、磨坊、油坊、骡马店等。1941年，全旅开荒1.12万亩，收细粮1200石，达到粮食自给1个月，经费自给78.5%。1942年，开荒种地2.68万亩，收细粮3050石，达到粮食自给3个月，经费达到自给92.2%。到1943年就做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达到了粮食全部自给，经费全部自给。1944年，不仅粮食、经费等全部自给，还积存了1年储备粮，做到了“耕二余一”，而且第一次向边区政府上缴公粮1万石。这一年的牲畜家禽除吃用以外，存栏的猪5600多头，牛1200多头，羊1.2万只，鸡鸭数万只。另外还挖了1000多孔窑洞，建起了600多间平房，置办了1万多件农具和家具。全旅战士在冬天都穿上了厚实暖和的棉衣，有了黄呢军毯、毛背心、毛围巾、毛袜等。在革命战士手下，昔日满目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一块块碧波荡漾的良田，寂无人烟的山坡变成了排排明亮的窑洞、平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牛羊满山猪满圈，肥鸭满塘鸡满院，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1942年8月，朱德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和续范亭四老到南泥湾巡游，他们都兴致勃勃地赋诗赞扬359旅屯垦南泥湾的丰功伟绩。朱德在《游南泥湾》诗中写道：“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小憩陶宝峪，清流在怀抱。……”1943年9月，毛泽东和彭德怀视察南泥湾，他们走了陶宝峪、杨湾与九龙泉等地。毛泽东看到359旅指战员个个红光满面，看到他们种的庄稼长得好，风趣地对战士们讲：“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你们这里什么都不花钱。同志们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了一切”。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中共西北局赞扬359旅是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红旗，是“发展经济的前锋”。
　　(三)人民群众的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实质上就是领导农民发展生产，依靠农民支持革命战争。当时的农民都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有些还受着地租剥削。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办法，就是在实行减租减息之后“把群众组织起来”，即组织农民实行生产劳动互助。
　　陕甘宁边区农民实行集体劳动互助的组织主要是变工队和扎工队。“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以下几种主要形式：(一)人工换人工。这是几户农民之间在劳动力方面进行的相互调剂和互助，少则二三人，多则四五人以上(五六个劳力在一起变工互助是通常的大变工，人数太多则难组织也难坚持)，一次或一季变工结束后，多出工的由少出工的补给工钱。(二)人工换牛工或牛工换人工。调剂畜力与劳力，通常是3个人工换1个牛工。(三)牛工换牛工。在一些地方习惯上形成头牛不能单独耕地，两家商议把两头牛“伙格”在一起成为一犋，轮流使用，平时仍分头喂养。(四)集体养牲口。几家贫苦农户共同出钱购买牲口(牛、驴等)，共同喂养，轮流使用。(五)生产技术上的换工。大家在生产技术上的互助，取长补短。“扎工队”一般由土地不足的农民组成，除内部相互变工互助外，主要是组织起来集体出雇于需要劳动力的人家。毛泽东指出：“变工队一类的合作组织”在旧社会“不过是农民救济自己悲惨生活的一种方法”，但“中国解放区的变工队”，却“成了农民群众为着发展自己的生产，争取富裕生活的一种方法”。
　　组织变工互助，是边区农业的一项带根本性的政策。边区的变工互助运动是从1938年开始的，但是，在1942年以前，边区除了延安等个别地区以外，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于是，在陕甘宁边区以及敌后各根据地掀起了一个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大生产热潮。据不完全的统计，1943年，边区组织起来的全劳动力有81128个，占全区全劳动力的24%，比过去增加了四五倍以至20倍不等。出现了有名的延安南区合作社等先进社。这样的互助组织，虽然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但它“是生产制度上的革命，这是第二个革命”。
　　“组织起来”劳动互助的实例，向农民证明了它比个体经济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根据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一个劳动力如不变工，只能种11.6垧地。打6.45石粮，如果变工，则可种17.9垧地，打10.45石粮。变工比不变工可增加近一倍的生产量。边区的劳动互助运动，提高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力，也为全国解放后发展生产互助合作积累了经验。
　　为了提高农作物的产量，边区政府还发放农贷，提倡精耕细作，采取改进农业技术的措施，实行奖励政策等。特别是为了保证粮食和棉花产量的不断增长，边区的党和民主政府提倡扩大种植面积，实行奖励开荒的办法。除粮食外，民主政府规定“种植棉花者3年不交公粮；试种者全免公粮；如有损失，政府负责赔偿一半；低价供给棉籽；奖励优秀棉农；普及植棉技术”。同时，鼓励兴修水利，颁布了“由旱地变水地的增产部分3年免交公粮”等政策。由于边区的党和民主政府正确地贯彻和实施了上述各项农业生产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使边区的农业生产得到迅速发展。
　　陕甘宁边区在重点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大大发展了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与商业。在工人群众中开展了学习赵占魁艰苦创业精神的“赵占魁运动”，掀起了工业生产的热潮。
　　为了使边区大生产运动持续开展下去，并使它向纵深发展，边区党政在大生产运动中举办了边区农业展览会、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展了生产竞赛、劳模运动，以及改造“二流子”运动等。通过这些活动，涌现出一批批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在领导干部中有受到西北局高干会议表扬的359旅旅长王震、385旅旅长王维舟、三边司令员贺晋年、保安司令员王世泰和关中地委书记兼专员习仲勋等22位生产工作模范。西北局给359旅的题词是：“发展经济的前锋”；毛泽东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在人民群众中也出现了像张治国、郝树才、胡青山、赵占魁、武生华、冯振增、冯国玉和吴满有等著名英雄模范人物。1943年冬，召开了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表彰奖励了先进。1944年春，各县又先后召开了劳动英雄大会，除表彰奖励先进个人外，还表彰奖励了模范村、模范乡，这样不仅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发展，而且改变了乡村面貌。
　　改造“二流子”，是把社会上的寄生者改造为生产者。到1944年，改造了4500多个二流子，有的还成为劳动英雄，为发展生产作出了贡献。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经过大生产运动，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三、大生产运动的丰硕成果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农业方面，由于贯彻执行了正确的农业生产政策，使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大大提高。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213.2169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425.6144万亩；全边区1940年改旱地为水地2.3558万亩，1944年水田面积达41109亩。粮食产量逐年上升，1941年为45.586万石(400斤为1石)。1943年达181.2215万石。边区粮食实现了自给自足并有节余，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除粮食外，边区的棉花产量也一年比一年增加。边区原来不种棉花，经过大生产运动，植棉面积迅速增加，1941年3.9087万亩，1942年9.4405万亩，1943年150287亩，1944年30万亩，1945年35万亩。棉花产量逐年提高，1941年100万斤(皮棉)，1942年140万斤(皮棉)，1943年173万斤(净花)，1944年300万斤(净花)。棉花足供边区军民穿衣之用。这样，边区军民就实现了“丰衣足食”。
　　农业生产的发展为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饲料。边区的牛从1939年的15.0892万头，增加到1943年的22.0781万头，出现了六畜兴旺的现象。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边区的工业原来只有清朝时开办的一个延长油矿，而到1943年却办起了11个造纸厂、两个肥皂厂、12个被服厂、8个工具厂、4个印刷厂，3个陶瓷厂、23个纺织厂等82个公营工厂。私营工厂也迅速发展。以私营纺织厂为例，1938年只有5个厂，年产布1260匹，到1943年发展为50个厂，年产布1.2万匹。家庭手工业也有很大发展。至1943年，边区做到了棉纱、布、铁、纸及其他很多日用品的基本自给。
　　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与市场的活跃。边区政府曾先后成立了光华商店、盐业公司、南昌公司、土产公司、永昌公司等，主要组织土产输出，换取必需品输入，以保证对军民的供应，平抑物价，稳定边币。同时，公营商业、合作商业与私人商业组成了遍布城乡的商业网点，方便了军民的生产与生活。各种性质和组织形式的运输队的成立，公路、马车路的修筑与管理，客店、骡马店的开设，大大地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农业、工业、商业相互推动，共同发展，使边区的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全边区的农民、工人、士兵、学生和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不是丰衣足食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凡是好好组织了劳动的家户机关或部队，都已作到‘猪羊满圈，骡马成群，瓜菜满地，粮食满囤，真正丰衣足食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从陕甘宁边区首先开始，接着其他解放区也相继开展，达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要求。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军民的大生产运动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它是解放区军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自然灾害严重侵袭、生产工具极为简陋和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以及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起来并取得胜利的。它对于解放区军民战胜因国内外敌人的进攻、包围和封锁而造成的严重困难，对于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一，战胜了极端严重的物质困难。由于解放区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使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包括农、工、商、运输、外贸等均有了发展，这就克服了由于日伪顽的进攻、包围和封锁所造成的严重的财政上的困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军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使解放区有了较充足的物质储备，使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的供给，得到了改善和保证，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第二，促进了人民军队的建设，增强了军民之间的团结。在大生产运动中，陕甘宁边区的许多部队，做到了全部自给，敌后各解放区的军队达到了部分自给，游击区的许多部队也坚持了生产。军队大规模的生产是一种创造，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它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指出，军队的生产自给，是在国家贫困、国家分裂以及分散的长期的人民游击战争等条件下的特殊产物，它在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因为它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但在实质上却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军队生产自给，使军队克服困难改善了生活；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取得了人民的拥护；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军人的劳动观念；加强了纪律性；改善了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促进了人民的大生产运动。人民的武装力量在经过艰苦的劳动锻炼之后，更加巩固和发展了。
　　第三，培养了一批能干的经济工作干部。大生产运动的实践，锻炼了广大干部，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劳动英雄，为革命培养了很多能干的优秀经济工作干部。他们不但懂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而且也学习和掌握了生产技术和领导经济工作的本领。他们在大生产运动中积极参加劳动，深入实际，组织群众劳动，帮助农民制订生产计划，组织变工队，组织机关、学校、工厂的生产，组织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组织生产展览会，交流经济工作的经验，积累了宝贵的经济工作的知识和经验，为夺取和巩固政权准备了重要的干部条件。
　　第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培育了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抗战时期，解放区军民自己动手、战胜困难、实现丰衣足食、兵强马壮的过程，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为广大军民所掌握的过程。广大军民克服困难、发展经济的创造性劳动和丰富的经验，经过总结提高，又发展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就是这一思想原则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指出：“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艰苦奋斗是共产党的传党法宝。
　　总之，大生产运动为中共领导解放区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以至准备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奠正了重要的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