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43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
　　(一)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失利。
　　从1942年11月19日开始，苏联红军对围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军队发起了战略反攻，到1943年2月2日，全歼德军32万余人，毁伤德军坦克3000辆，飞机2000架。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成了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1942年11月8扫，美英联军在北非登陆，到1943年5月，全歼北非德军。同年7月，美英联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开始对意大利军队作战，墨索里尼独裁政权垮台，新成立的意大利政府于同年11月向德国宣战。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虽然很快在西南太平洋、马来半岛、缅甸等地占领了很多地方。但是，日本在1942年5月上旬集中兵力进攻中途岛时却受到美军的反击，损失航空母舰4艘和大批作战人员。中途岛海战是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从此，日军由攻势转入守势，美军由守势转入攻势。1943年上半年，美日两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展开了争夺战，日军损失战舰两艘和驱逐舰级以上的战斗舰艇38艘，两个精锐陆军师也被打败，几乎全军覆没，美军在瓜岛登陆。从此，美军转入战略总反攻，日军节节败退。
　　经过1943年一年的作战，在苏德、北非、意大利和太平洋各战场，苏联红军和美英等联军在陆海空三方面都占了绝对优势，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而德、意、日法西斯集团却接连失败，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这一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被动转入主动并取得重大胜利的一年，是法西斯集团开始瓦解的一年。
　　(二)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
　　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解放区军民实行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十大政策，特别是整顿党的作风和大生产运动，到1943年度过了难关，人民革命力量转入了再上升的新阶段。
　　1943年，华北、华中和华南解放区军民进行了英勇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的斗争，收复了大片国土。这一年，八路军与敌人作战2.48万余次，毙伤敌伪军13.6万余人，俘虏日军420余人、伪军5.1万余人，歼灭了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等主力部队，伪军反正的有6500余人，日军投诚的有90余人；攻克敌伪据点740余处。新四军同敌人作战5300余次，毙伤俘敌伪军6.6万余人，伪军反正的9300余人；攻克据点200余处。并在浙东开辟了四明山抗日根据地。
　　到1943年，解放区的军队又发展到47万人，根据地面积扩大了。根据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负担和两面负担的人口)又上升到8000余万，共产党员发展到90多万。同时，解放区军民实行民主政治，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垦荒芜土地，扩大耕地面积。到1943年，晋绥、北岳、太行、太岳、胶东、皖中等6个地区共扩大耕地面积600万亩以上。
　　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舆论准备和军事部署
　　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与国内抗日民主根据地逐渐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削弱和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以便在战后继续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于1943年春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一)制造反共舆论
　　1943年1月，美国和英国为了利用中国人民的力量和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减轻自己对日作战的损失，分别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所谓的“平等新约”，宣称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同年秋天，美英又在名义上承认中国为世界大国之一的地位，有参加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利。这样，蒋介石就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并且估计这时美、英不会干涉他发动反共高潮。于是蒋介石便在同年3月抛出了由汉奸陶希圣替他起草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说什么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唯一政党”，“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了中国”；“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唯有三民主义”；当然中国的唯一领袖就是蒋某自己了。为了给封建法西斯主义寻找理论根据，这本书随心所欲地借用孔孟之道，宣扬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赞颂封建时代的宗法制度和伦理思想，说由孔子创导、孟子阐扬、汉儒训释的中国固有文化“自成为崇高的体系”，“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规”，并说它是“诚”的哲学或叫力行哲学，“诚是行的原动力”，“力行就是革命”。这个“诚”的哲学就是蒋介石实行法西斯专政和愚民政策的理论基础。这本书用歪曲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办法来制造反共舆论，硬把美、英与国民党政府订立的所谓“平等新约”说成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而中国之命运的决定，“不出于这两年中”。这里所谓“内政”就是指反共反人民，暗示要发动反共高潮，在两年内“决定”中国之命运。这本书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不仅着重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反对自由主义(主要指一般的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说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抄袭和附会”“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对有这些主张的人，要像孔丘杀少正卯那样把他们除掉。它着意地诬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是“新式割据”、“新式军阀”，是“祸国殃民”的“反革命”，因而对“变相的军阀和新式的封建”必须铲除。
　　《中国之命运》是中国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代表作，反映了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思想和主要政策，为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了思想舆论准备。
　　同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根据当时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解散共产国际的正确决定。对此，中共中央随即作出了表示“完全同意”的决定，并指出：“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蒋介石反动集团借机大造反共舆论。6月12日，在蒋介石授意下，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复兴社特务头目、托派汉奸张涤非等9人假冒“民众团体”的名义，召开了十几分钟的所谓“座谈会”，随即发表通电，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立即把这条消息广为刊播，借此大造舆论说：中共“应放弃共产主义”，“取消陕北特区”，“从新改编各地之红军”；并且狂叫什么中国绝无产生共产党之条件，胡说“中共既系自外生成，今第三国际已告取消，各地支部全行解散，则中共失所秉乘，自应趁此机会，宣告解散”。这是蒋介石集团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号。
　　(二)加紧进犯边区的军事部署
　　蒋介石集团在制造反共舆论的同时，又指令国民党军队加紧准备进犯陕甘宁边区。6月初，何应钦、白崇禧与胡宗南在耀县召开会议，确定进攻边区的作战方案。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举行军事会议，参加者有第90军、暂编第25师和新编第37师师长以上人员。会议决定调动黄河沿岸的河防大军包围边区。本来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军事主力，有第34、第37、第38这3个集团军，其中两个集团军用于包围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集团军用于防守从宜川至潼关一带黄河沿岸的日寇。这次会议决定，把原河防第1军调到邠州、淳化一带，第90军调到洛川一带，一共在边区南线部署了16个师的军队。这样，国民党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增加到50万人，准备9路出兵，夺取延安，强占边区地盘。7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在淳化、耀县、铜川、中部、洛川等地设置了兵站基地；在洛川、宜川、韩城等地建立了野战医院、伤兵医院、兵站医院和预备医院。为了配合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蒋介石又命令李仙洲向冀鲁豫边区和山东抗日根据地进逼，令王仲廉与韩德勤从东西两面进犯淮北抗日根据地。6月28日，蒋介石要周恩来、林彪等返回延安，表示了反共和分裂的决心。7月7日，国民党军队开始炮击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第三次反共高潮朝着全面发动的险境发展。
　　三、边区军民制止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值此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了这次反共高潮。6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并准备军事反击。
　　第一，开展舆论攻势，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投降活动。首先是中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和宣言，向国内外各界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准备投降日寇的阴谋活动，呼吁全国人民共同加以制止。7月1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社论，2日公布《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9日发表《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的社论，11日发表《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的社论，20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质问国民党》的社论。这些社论和宣言，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共投降阴谋作了充分的揭露，坚持了加强团结、一致抗战的主张，并表明了中共领导解放区军民准备武装自卫的决心。同时，中国共产党还直接向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7月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驻重庆的中共代表董必武，要他及时与张治中谈判，并把国民党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消息，通知各国大使馆。同日，朱德致电胡宗南，责问他为什么“调兵遣将，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6日，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致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20个国民党将领，对他们提出质问。7日，朱德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历数国民党军队炮击关中分区的事实，严正要求他们撤走军队、停止内战。由于中共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提出责问，又由于重庆各界民主人士主张国共合作，坚决反对发动内战，就使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于被动地位。
　　第二，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7月9日，延安召开3万人的群众大会。会上，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首先致词，他说，边区几年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的方针，在民主建设、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边区是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人民军队的总后方，绝不允许任何入侵犯它一草一木。他号召全边区人民动员起来，保卫边区，保卫抗战建国的大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分析了国际形势，明确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到底、反对内战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退包围边区的大军，仍然回去保卫河防，并要求严惩那些挑动内战的日寇“第五纵队”。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在讲话中说：八路军6年来坚决抗战，对中华民族忠心耿耿，现在谁反对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如果有人执迷不悟，发动内战，我们坚决给予反击，最后胜利一定是人民的。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讲话，明确表示边区是军民合作创造起来的，是留守部队流血流汗保卫下来的，如果谁来侵犯边区，我们就坚决地给予打击!边区卫戍司令员贺龙在演讲中表示：我们是主张团结抗战到底的，但我们的忍让是有限的，如果有人来侵犯边区，我们就坚决动员人民保卫边区，不怕打到最后一支枪，最后一个人。他并在大会上当面责问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你说蒋委员长广播中没有提到内战，但是河防大军六七个主力师和坦克、重炮纷往西调，包围边区，部队都换上了新枪，对着我们如临大敌，而把日寇放在一边不管，这究竟是什么道理，请你解释解释!这时，参加大会的群众高呼“誓死保卫边区!”“消灭法西斯!”口号声响彻云霄，吓得这个联络参谋不敢出来对答。会后他在向胡宗南汇报时认为不能进攻延安。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通电》。会后，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绥德分区和庆阳分区也举行大会，动员群众备战，给来犯者以迎头痛击。延安所属分区更实行紧急备战。陕甘宁边区各县自卫军都枕戈待命。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军民也先后举行民众大会，发表通电，誓作陕甘宁边区的后盾，坚决打退顽固派的进攻。
　　第三，增调兵力，加紧军事准备。1943年6月，中共中央从晋绥区调358旅主力(4个团)，加强陕甘宁边区防务；原在南泥湾的359旅则向南集中，严阵以待。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如果发生内战，要迅速从五台、太行两区抽调10个大团支援边区。边区各县普遍组织和整训自卫军，建立游击队和民兵小组，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延安市杨家湾成立了妇女自卫军。金盆湾还举行了自卫军检阅大会。在绥德，也加紧整顿自卫军，增强自卫力量，防御北线顽军的进攻。有的工厂成立了自卫军救护队。边区的退伍军人主动地参加整训自卫军。关中分区的广大民众也动员起来，“夜间巡逻，白天生产”。这样，在边区，既增强了主方部队，又加强了群众武装组织，作好了迎击进犯者的准备。
　　第四，加紧生产，作好迎战的物资准备。陕甘宁边区的工人、农民和机关干部，开展了“加强生产，准备自卫”的活动。新华化学厂工人提出每人增产肥皂1.5万条，献金2万元。边区被服厂工人在“加强生产，准备战斗”的口号推动下，增产节约，提高生产效率，并组织了自卫军，全厂呈现出一片备战的气象。农民一面收麦锄草，一面整训自卫军，他们的口号是“夜间巡逻，白天锄草”，坚决打击顽固派的进犯。边区政府还号召群众收集废铁、开展献金、慰劳军队的活动。延安市群众首先自动献金，制造慰劳品，慰劳子弟兵。中央印刷厂不少工人，听到国民党军队准备进犯边区的消息后，要求自动捐出全月工资，支援自卫反击战。
　　第五，开展时事教育，提高军民的阶级觉悟，进一步认清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为此，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从九一八到七七》、《九一八以来蒋介石诺言一斑》、《抗战以来敌寇诱降与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投降的一笔总帐》、《国民党62个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概观》等资料。1943年7月29日发表《国民党内的反动派破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罪行一斑》一文，揭露了国民党、三青团的两个反共文件，一个是《山东国民党省党部反共计划书》，其中有关实施方法之一，是“操纵运用各项迷信团体”进行反共，规定“在进行操纵运用之过程中，应随时运用其固有组织与反抗心理，使之不断流血，俾其与中共结成百世不解之仇恨，而必须归吾人之怀抱掌握”；另一个是《太岳区三青团修正反共工作手册》，该手册称“赤魔为我团之仇敌，与日寇之仇恨亦无重大的分别。……与共产党之表示合作，也不过是策略”。它要求三青团员牢记“蒋总裁的昭示”，以“赴汤蹈火的精神”来干“消灭赤祸”的工作。他制订的“对共产党的破坏工作”的具体条例中规定：“破坏工作宗旨，是使群众对共党不信任”，“各种工作凡属共产党搞者皆在破坏之列”。为此，《解放日报》编者提示读者，请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读了这两个文件后都想一想，“这是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唯恐抗战胜利，这算不算阴险毒辣，这算不算叛卖国家民族的滔天罪行，这与日寇汉奸的分别究竟有多少?”8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一文，详细列举了华北、华中、华南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兵力数字、驻防地区和国共双方军队各自抗击日军与伪军的情况，最后综合得出一个总的比较数字是：侵华日军共36个师团60万人，国民党300万军队仅仅抗击15个师团计25万人，占侵华日军的42%；共产党领导的50万人民抗日军队，则抗击了21个师团计35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此外，尚有伪军62万，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队叛国投敌的，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的。8月25日《解放日报》根据上述材料，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进行的种种诬蔑和攻击，揭露了蒋介石集团醉心于反共，脱离人民，因而抗战不力，守土无能，卫国无术的事实。
　　以上具体的材料使边区军民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分清了两个阶级、两个政党的界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第六，批判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当时《解放日报》发表了《谁革命、革谁的命》、《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的愚民哲学》、《根绝国内法西斯宣传》(社论)、《论诚》、《法西斯主义就是祸国叛国亡国的主义》(社论)等社论和文章，指出：《中国之命运》中宣扬的“诚”的哲学，是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是中国法西斯的哲学基础。它“在‘真知’的名义下要求人民无知，在‘力行’的名义下要求人民盲从”。它在“诚则灵”的幌子下，让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尽量“剥削民众”。有的文章指出，“诚”的哲学虽然玄虚，但仍是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的实际相联系的，所谓“尽性致诚”论的作用不外乎是反对人民大众的自觉的实践。文章指出，在长期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下，“诚”这个概念，“在神秘的外衣下抬上神圣的殿堂，使人顶礼膜拜，作为欺骗与麻醉奴隶人民的思想工具”，这种“专制主义的‘诚’的神秘主义和近代反动倒退的反对人民大众的法西斯思想一脉相通”。《解放日报》社论指出：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是祖述孔孟……以至西太后的传统的老式封建，是承袭中国近代军阀开山祖曾国藩以至袁世凯”，“不过还找来一批‘外国’的法西斯主义充实一番，中西合壁，造成中国式买办封建的法西斯主义”。
　　1943年8月16日，周恩来作了《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批判了《中国之命运》中所宣扬的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思想体系。他指出：蒋介石的“诚”的哲学思想是“极端的唯心论”，“蒋介石提倡力行哲学，其中心是要人民于不识不知之中，盲目地服从他，盲目地去行”，蒋介石的伦理观是提倡儒家的四维八德，其目的是“便利他的压迫和进攻”。周恩来指出蒋介石的历史观，是“一套复古的封建思想，反映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他的民族观，“是彻头彻尾的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他的国家观，“是新专制主义的个人独裁，是法西斯主义的特务统治”；蒋介石的战争观，是“唯武力主义”，是近代中国传统的军阀思想和拿破仑的武力统一思想的结合物，所以又叫“新军阀主义”；他的政党观，是“要全国各党各派都统一溶化于蒋记国民党、蒋记三青团之内”，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思想；他“对人民的看法，完全是以之为牛马的”。“要人民听话守法，任凭剥削，随他统治”；“蒋介石的经济思想，也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主买办思想”，“也就是农业中国工业外国的思想”。周恩来分析了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指出：“在蒋介石身上，是军阀、交易所老板和流氓头子的结合，他是集古今中外反动之大成的”。周恩来还批判了蒋介石法西斯主义的政纲和策略及其组织与活动，指出“蒋介石虽标榜三民主义”、“抗战建国”，但“实际上只是骗人，并且将其中条文解释和实行成为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东西”。他的策略则是“依其纲领的方向”、依照“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灵活运用的”。蒋介石的法西斯组织和活动，是“最反动、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
　　中共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宣扬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阐明了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成为抗战的中坚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要求一切真正爱国的国民党人、抗日党派和爱国同胞坚持抗战，反对内战，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提高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的警觉性，促进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受到国内各界进步人士和中间势力的反对。宋庆龄说：中国的反动派和法西斯是很嚣张的，他们封锁抗日根据地并正准备摧毁陕北根据地。她呼吁中国在国外的朋友，不要对国民党的封锁采取“不干涉”政策。国民党元老续范亭于7月18日通电全国，呼吁制止内战，反对进攻边区，以免亡国惨祸。职业教育社主办的《国讯》刊物，呼吁“每个人把他所有智力和体力”，“尽量贡献给中华民族生存的抗战”，反对把力量消耗在内战上。
　　蒋介石集团的反共行为也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苏联在8月份出版的《战争与工人阶级》杂志发表文章，谴责蒋介石集团“挑拨各种冲突与事变，一直到武装冲突，极力地破坏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军事合作，煽动迫害与取消八路军与新四军的行动”，简直是帮助日寇征服中国。美国许多报刊，也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不去抗日，却把兵力集中在西北，致力于煽起分裂和内战。美国人毕生氏在《太平洋月刊》上著文指出，现在有两个中心，一个封建中心在重庆，一个民主中心在延安。蒋介石的美国顾问史迪威在接到朱德电报后，即向蒋介石明确表示：如果发动内战，他将把美国飞机调走。
　　中国共产党在舆论上发动的攻势，使国民党顽固派陷于被动和孤立。蒋介石发现中国共产党有抵抗他的军队袭击的充分准备；全国人民强烈地反对内战，美英两国也不赞同蒋介石这时发动反共内战；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陇南地区，民变蜂起，国民党不得不抽出5个师的兵力前去镇压。这一切，迫使蒋介石只得暂时停止发动反共的军事进攻。
　　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虽然继续发表反共谬论，但是不得不说：“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法来解决。这是这次大会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原则”。9月18日，又召开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国民党以保证会议不进行反共为条件，假惺惺地邀请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参加。可是，在会上何应钦在作军事报告时，仍然攻击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会议通过了反共的关于18集团军的决议，并企图以此保全面子，以便自己好下台阶。董必武对何应钦反共言行当场提出质问，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10月5日，毛泽东又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社论，针锋相对地批驳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言行，全面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的阴谋，并严厉警告国民党顽固派，如果走投降和内战的道路，这是死路；如果以空言骗人，把时间拖下去，而暗中念念不忘法西斯独裁和积极准备内战的方向，也不是生路，只有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的错误道路，实行民主和合作的正确道路，才是生路。但国民党今天尚无任何事实表示，还不能使任何人相信。因此，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仍然要警戒极端严重的投降危险和内战危险”。
　　在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不得不派出王世杰、邵力子找董必武会谈，提出双方停止互相刺激，表示无对边区用兵之意，主张政治谈判解决问题。中共中央根据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于10月6日发出指示：6日起，一切揭露国民党的稿件暂停发表，风平浪静，以示缓和。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