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除了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建设以外，还把“外交政策的积极化”作为“政治上军事上必需的条件”和“应付当前危机”的重要措施之一。开展外事活动，对于推动、组织与发展国内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进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伟大的历史作用。
　　一、坚持抗日的外交政策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把对中国的军事进攻和外交攻势紧密结合在一起，妄图吞并全中国。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以后，中国革命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为了加强对外联络和宣传活动，更好地贯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1936年1月2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在西北办事处下设立外交部，博古兼外交部长，负责对外联络活动，逐步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外事活动。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这时日本侵略者一面凭借着暂时的军事优势，对中国展开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一面大力开展和平攻势，玩弄“经济提携”、“善邻友好”、“共存共荣”等外交手腕，妄图实现其“速战而和”的狂妄计划，梦想在3个月内“取得闪电式的胜利”，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
　　抗日战争爆发时，国际形势极其复杂多变。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和意大利，积极配合日本支持侵华战争，形成了柏林—罗马—东京的法西斯侵略轴心!是全世界人民当前共同的主要敌人；苏联、各国无产阶级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坚决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可靠的朋友；英美帝国主义国家当时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由于反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利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赞助中国抗战；另一方面，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德、意在欧洲的威胁，又以牺牲中国来缓和他们与日本的矛盾，因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一直企图谋求与日本的妥协。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举行各方人士谈话会，他对抗日战争尚犹豫不决，动摇观望，对日本的所谓“和平”抱有幻想。他一方面认为：卢沟桥事变“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①但另一方面又说：“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②“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③可见，蒋介石所谓的“和平外交”，就是对外乞求和平，对内镇压革命。按照蒋介石的外交思想，国民政府外交部于同年7月27日发表声明：“我当局为顾全东亚和平，始终表示愿以外交方式谋求适当之解决。”直到8月7日，国民党国防联席会议还决定：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本交涉仍不轻弃和平。因此，迟迟不与日绝交。
　　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直接威胁着国民党在东南地区的统治，于是在8月14日才被迫发表了《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同时调派了73个师参加上海抗战；虽系被迫“应战”，但蒋介石国民党总算是正式开始了抗日战争。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在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坚持抗战到底的基本国策，为动员一切力量组成国际抗日统一战线而斗争。毛泽东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中共中央本着抗战到底的根本原则，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指导下，创造性地开展了抗日的外事活动。
　　抗战初期，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提出了“抗日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这就是：1.不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以任何利益和便利，相反，没收其财产，废除其债权，肃清其走狗，驱逐其侦探。2.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最有力量最能帮助中国抗日的苏联。3.争取美英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4.战胜日寇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以上四条原则，是真正的抗日外交，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动摇、妥协、退让的所谓“和平外交”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它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处理对外关系的最基本的策略思想。1937年8月，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一就是“抗日的外交政策”，就是集中一切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为此必须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援，结成反德日意法西斯的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同年10月16日，刘少奇进一步解释了洛川会议制定的外交纲领，他说：“抗日政府的对外政策，应以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努力取得其他各国的援助及世界的同情为原则”。1938年，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呼吁全世界人民，给中国抗战军民以支持和帮助。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抗日外交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1939年11月中旬，中国国民外交常务理事会决定“派遣国民外交代表团，访问美苏大城市，作大规模之民众宣传”，开展广泛的国民外交和国际宣传活动，号召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大力支援中国抗战。
　　由于中共中央坚持了正确的外交政策，加上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合作得较好，进入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特别是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中外人士就日益多起来。为了适应这种大好形势，中共中央分别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桂林等地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外地人士到陕甘宁边区都通过各地办事处接送，这样就加强了陕甘宁边区和国内外的广泛联系。于是陕甘宁边区的外事活动就空前活跃起来。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8年3月7日，撤销原设在边区政府秘书处下的管理科，专设招待科，5月又将招待科改为交际科；1940年初改为交际处，金城任处长，有窑洞15孔，平房35间以及礼堂、餐厅等，作为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和5省联防司令部办理日常外事的专门机关。
　　边区政府协助中共中央开展了大量的外事活动。1938年5月至8月，边区交际科接待了广东通讯社送来延安的华侨78人。同时接待了周扬、艾思奇、陈宇、陈嘉庚和科学家高士其，还有贵州来的开明绅士周素园、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张振汉等，周、张两人在抗战中都起到了积极作用。1938年底到延安参观的涂思宗为首的南京中央考察团和曾途经延安的卫立煌、邓宝珊对边区都留下良好的印象。
　　一批又一批不满法西斯政府的各国朋友，纷纷投奔延安和各解放区，与抗日军民并肩战斗。如，进入红色区域访问的第一位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1936年6月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采访，历时4个多月，深入地访问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了红军指战员和解放区的群众，正确地记录和解释了中国革命，发表了轰动国内外的新闻报道，打破了国民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革命的严密封锁。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即《西行漫记》)出版后，毛泽东曾向干部推荐说：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区域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后来斯诺还写了《复始之旅》、《为亚洲而战》、《大河彼岸》等世界名著，被誉为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典的百科全书”。
　　继斯诺之后，沿着他的足迹来到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的外国友人络绎不绝。斯诺的前夫人尼姆·韦尔斯曾于1937年4月至9月住在当时延安最好的招待所桥儿沟天主教堂，访问了朱德、刘少奇、蔡畅、蔡树藩、王震、关向应、何长工等，写了《续西行漫记》一书，并附86人略历，还写了《中国工人之命运》等，如实地记录了边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情况。美国进步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937年1月到延安，从事撰写朱德光辉一生的《伟大的道路》一书的艰巨工作。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抗战爆发后第三次来到中国，到抗日前线会见了朱德、刘伯承、贺龙，访问了抗日根据地，写了《人类的五分之一》等书，在抗战相持阶段又第四次来中国，在重庆与周恩来多次谈话。美国第一个军事观察员伊万斯·卡尔逊从1937年到1938年历时51天，行程千余里到达延安，写了《中国的双星》一书，真实生动地记述了八路军的艰苦生活。此外，还有英国记者贝特兰，以柯乐满为首的国际学联代表团，荷兰驻香港总领事范伍登及荷印(荷属南洋群岛)政府外交部东西司中国事务科科长欧福廷博士，国联防疫大队代表、奥国医生南道尔先生，英国朋友詹金森爵士(兼伦敦《每日简报》记者)以及马海德、艾黎等国际友人访问延安，以至留在延安献身中国革命与建设，都推动了抗战。
　　1938年9月，《共产国际的决定与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指出：“中国民族的解放战争，是世界无产阶级及整个先进人类反对野蛮法西斯主义暴力的总斗争中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各支部及一切热诚拥护民主与和平的人士们，“用一切方法，加紧国际的援华运动”，要“加强募捐帮助中国，派遣医药救护队来华”，要“从各国派遣有声望的代表团到中国去，经过他们来加强国际援华运动”。要以集会、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多种形式在各国广泛地开展抗日活动。在共产国际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掀起了广泛、热烈而动人的国际援华运动。在国际援华运动中，美国共产党号召“要组织起来，断绝一切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商品与使用贷款的供给”。美国工人联合会组织“救护中国难民委员会”，募捐了数以万计的美元，开展了拒运日货和抵制日货运动。英国伦敦市长发起为救济中国难民捐款活动，组织“援华委员会”。英国总工会决定开展抵制日货运动，码头工人和海员不怕失去津贴，拒绝替日轮装生铁，使其不得不空船返回。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印度等国共产党分别以通电、宣言、号召、派医疗队等形式，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西共致电中共说：“你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就是我们自己的斗争。”白求恩率领的由美国人和加拿大人组成的医疗队，于1938年先后到达延安和晋察冀根据地，为抗日军民服务。白求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毛泽东号召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学习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精神。1938年印度国大党派遣了以爱德华为队长、卓克华为副队长，柯棣华、巴苏华和木克华为队员的医疗队来华，1939年2月12日到达延安，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后来巴苏华被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柯棣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为中国抗日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毛泽东送的挽词称：“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主要是通过给蒋介石政府提供军事装备、军事顾问和飞行员的方式来援华的。1937年8月，国民政府和苏联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至1940年苏联给中国贷款4.5亿美元，不附带任何条件和抵押。充作贷款的是中国急需的飞机、大炮、坦克及其它武器弹药、运输工具等，这些物资的折价比市价还低20%。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后，苏联先后支援中国1000多架飞机，2000余人的空军志愿队，在中国与日寇作战中有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等100多位飞行员英勇牺牲。此外，由艾黎、斯诺和胡愈之、陈翰笙等发起于1938年8月在汉口成立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对争取海外援助起了很大作用。1939年1月“工合”在香港成立了国际委员会，宋庆龄任名誉主席，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斯诺、艾黎、宋子文为委员。“工合”还在马尼拉、纽约和伦敦成立了推进委员会。1939年4月“工合”在延安成立了事务所。“工合”在川康、西南、东北、西北、晋豫、东南、浙皖等地设有办事处。到1942年7月，“工合”组织工业合作社约3000个，社员3万多人，相应地建立了3600多个大小不同的工厂和作坊(月生产总值达2500万元)，安置了30多万工人，向前线的临时工厂输送了4万多名技工，给予解放区军民以大量的捐助。据统计，在1937年到1941年期间给陕甘宁边区的捐款，总计达889.93万余元(法币，下同)，其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的1938年为193.7万多元。在边区开始被封锁包围、经济很困难的1940年为550余万元。另外，从1938年10月至1939年2月，在短短的5个月内，海外侨胞及后方爱国人士捐款共计130余万元，其中有香港汇款50万元，宋庆龄从菲律宾汇款6000元，西安1939年1月至2月汇款59万元。
　　1938年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陈铭枢为主席，宋庆龄、毛泽东、蔡元培、沈钧儒、冯玉祥等72人为名誉主席，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邵力子、郭沫若、李公朴、邹韬奋等139人为理事。同年2月13日，国际和平协会在伦敦召开大会，与会20个国家的代表一致谴责日本侵华；同时，国内举行反侵略“国际宣传周”以紧密配合。
　　这一国际援华运动的特点是：(一)由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同情和声援，逐步转变为人力、物力的实际援助；(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是援华运动的主要力量；(三)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是可靠的援助者。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理论的指导下，把自力更生和争取外援辩证地统一起来；把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结合起来，争取了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
　　①《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1937年7月17日)。
　　②③《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1937年7月17日)。
　　二、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1941年5月制订的《边区施政纲领》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欢迎海外华侨来边区求学，参加抗日工作，或兴办实业。”在边区政府实行这种对外开放政策的条件下，中外人士不远万里来到边区参观游历者，前后数以千计。参观者中，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有中外记者、作家、海外侨胞；有留恋边区而留在边区工作的，有节省自己一部分旅费捐助边区的，有捐赠图书给边区图书馆的，有写文章介绍边区情况的。偏僻的延安古城成了全世界万众瞩目的地方。凡来边区的中外客人，不管是临时的，还是长期留在延安工作的，都受到边区政府的关心与尊重。“他们不仅得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并且还享有各种工作上的便利”。如在延安，设有华侨救国联合会，国民党有党务指导员办事处，在边区举行的各界群众大会上，国民党的负责人时常被选为主席团成员。1941年11月召开的第二届边区参议会的议员中，被选入和聘请的外籍友人就有巴苏华(印度)、森健(日本)、武亭(朝鲜)和华侨梁金生、李介夫等。
　　边区政府对外国友人与来边区的华侨在生活上尽量提供方便。1942年，边区政府将干部职工的生活标准划分为多种类型。第一类就是国际友人及少数民族，将在延安的日本人、朝鲜人、蒙古人、回民、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及马海德、阿洛夫、黄正光等均列入此类。他们享有特殊的优待，在战时困难的情况下，供给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15斤、猪肉30斤，蔬菜30斤及油、盐、炭等，还给许多专家派有管理员、炊事员、勤务员、翻译和中文教员。对外宾客炊，供给每人每月细粮36斤、猪肉15斤、清油4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鸡3只、豆腐5斤等，杂支每人每月边区货币5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50元)，以使他们能安心地为边区建设服务。
　　1941年10月下旬，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有日本、犹太、印度、印尼、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1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国蒙、回、藏、彝、满、汉等族共130余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延安成了东方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心之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阐明了法西斯一定要灭亡，人民一定要胜利的道理。大会决定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选出37人为联盟执委，朱德任主席。这次大会给了苏联和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斗争以巨大鼓舞。翌年1月，延安举行了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大会，大会表示愿同全世界为自由、正义、民主而战斗的各国青年站在一起，为消灭法西斯奋斗到底!
　　由于边区政府认真执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国外的许多人士和海外华侨以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自动地冲破重重障碍前来边区。1943年11月，合众社记者哈里逊·福尔曼请求到延安访问，得到国民党宣传部长梁寒操的同意。翌年2月16日，一群记者上书蒋介石，要求到延安旅行，却遭到极力阻挠，后来在美国总统罗斯福再三抗议和要求下，蒋介石才表示同意。到1944年5月，组成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由国民政府法院的谢保樵、国民党宣传部的邓友德带队，其中有6名外国记者，他们是罔瑟·斯坦因(美联社)、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时代》杂志)、哈里逊·福尔曼(合众社)，还有代表路透社、塔斯社、《信号》杂志的记者。有9名中国记者(分属于《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国民公报》、《时事新报》、《新民报》、《商务日报》、《中央社》)。还有国民党宣传部的4名随员。5月17日，记者团一行21人由重庆出发，经过西安，绕道山西，于6月9日到达延安，受到热诚的欢迎。10日晚，朱德总司令举行游园会欢迎，叶剑英参谋长致欢迎词，外国记者爱泼斯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多次被阵阵掌声打断)，表达了许多外国友人对抗日根据地延安的仰慕之情。6月12日，毛泽东接见了记者团全体成员，畅谈了国内外局势，阐明了中共实行民主，团结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抗战到底的主张。会后，毛泽东单独接见了爱波斯坦，并赠送签名画像一张。
　　中外记者参观团在延安参加了各种集会，参观了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报社，访问了中共领导人。接着，到达敌后根据地晋西北前线参观，他们耳闻目睹，深受八路军英勇善战事迹的感动。外国记者们把他们在延安等地的观感写出来，发到国外，向全世界报道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真相，讴歌了陕甘宁边区军民积极抗战的生动事迹。爱泼斯坦在延安采访了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写成20多篇报道，发表在世界各大报刊。福尔曼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写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对中共领导下的军民的奇迹般的创造作了客观、公允的描述。西方评论家认为，福尔曼的书和斯诺的著作一样，“打破了一些年来的封锁”。10月23日，外国记者离开延安，回到重庆，结束了历时半年的参观访问，爱泼斯坦说：“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在那里，“充满希望，没有饥饿，没有失败主义情绪……”外国记者到延安的参观访问同1936年埃德加·斯诺的旅行一样，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封锁政策，客观上扩大了中共及其领导的军民在国内外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在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参观期间，7月22日和8月7日，由包瑞德上校率领的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分两批飞抵延安。为此，中共中央还专门给各中央局和各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这次外国记者、美军人员来我边区、敌后根据地，便是对我新民主中国有初步认识后有实际接触的开始，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成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美军观察组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他们会谈并设宴招待，毛泽东主席同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多次长谈，阐明中共对国内外形势的基本立场，提出召开各党各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步骤，表达了中共将继续采取各种方式同美国合作的意向。在访问过程中，美军观察组有关人员写了许多调查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尤其是谢伟思，先后写了50多份报告。他在第一次发回的调查报告中写道：“延安民众官兵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因此，他主张“将援助国民党转为援助共产党，足使国民党不能发动内战”。增强了美国政府领导人对中共的具体了解。
　　三、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
　　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各国无产阶级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联合起来，坚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期间，中华民族得到别的国家和人民的援助，但也援助过别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坚持自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反对任何轻视中国人民革命力量和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警惕以“援华”为幌子的“远东慕尼黑”阴谋，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紧密结合起来。
　　在对待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的问题上，中共贯彻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对美国政府帮助中国抗日的行动，中共是表示真诚欢迎的，对美国在中国开展的一切有利于反对德、日法西斯的正义行动，中共及其领导的军民均尽一切可能予以支持与配合；但对一切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中国内部团结、不利于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的言行则表示坚决反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外交官，比较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各项方针政策。这些较开明的外交官的意见，曾一度影响过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惨败以后，蒋介石的美国顾问史迪威，批评蒋介石的政权“腐败、失职、混乱”，对他获取美元，保存实力，把几十万军队用来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作法很不满。美国驻华大使高斯，也支持史迪威。这样，就使美国政府与蒋介石的矛盾曾一度激化起来。
　　1944年下半年，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史迪威的支持。9月6日，罗斯福派赫尔利以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支持蒋介石的“领袖”地位。10月，赫尔利当了驻华大使，高斯随之辞职。美国政府又派魏德迈来华，代替史迪威的职务，与蒋介石密切合作的魏德迈，并被任命为新的美军司令官。这些人事变动，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进一步走向“扶蒋反共”。
　　这时，中共继续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进行坚决而适当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条件争取同美国改善关系。同年11月7日，赫尔利飞到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经双方协商，共同草拟了新的五项协议，同意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有利于抗日和民主。但由于蒋介石的反对，赫尔利很快就撕毁了上述协议。美国政府企图用曲折的方法，钩出中共的武装，但中共不受欺骗，不怕恐吓，赫尔利的“调处”只能以失败告终。毛泽东先后给新华社写了《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产》、《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等评论文章，尖锐地指出：“假如赫尔利政策继续下去，美国政府便将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拔不出脚来，把它自己放在已经觉醒和正在继续觉醒的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敌对方面，在目前，妨碍抗日战争，在将来，妨碍世界和平。”
　　在同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作斗争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总结出了几条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的重要经验：
　　第一，要把美国政府和美国广大人民相区别，其政府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美国广大人民是没有责任的。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与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后者一般是同情中国抗战的。第三，要把今天的政策与可能改变的明天的政策相区别，我们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但是，假如有一天改变了这个政策，我们就表示欢迎。
　　在对待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的问题上，中共同样坚持贯彻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对苏联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与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与援助，中共不仅表示欢迎，而且作为国际援助的重要范例来加以宣扬；在中国与苏联的抗日行动方面，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则尽可能地予以配合，而且在反对德、日法西斯的总体战略上给苏联政府与人民以积极的支持。但中共在对待中国党内、国内的事务问题上，则坚持独立自主与爱国主义的原则，反对轻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和有损于中国主权的民族利己主义。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斯大林认为：日本侵略满洲，只是要把东三省变成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日本侵华只是为了反苏，于是想把中国抗日战争纳入武装保卫苏联的战略。同时，在对待西安事变、援华、中国的军事战略等问题上，表现出相信蒋介石政府的力量超过相信中国人民的力量。对这些，中共在实际行动上进行了恰当的抵制。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签署了关于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而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如把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后来当中共中央了解到这个秘密协定的内容后，也进行了适当的抵制，坚持了爱国主义原则。
　　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之际，中国共产党已经是在全国政治生活中有影响的大党，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等19块革命根据地，已见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雏形。正在这时，4月25日至6月26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有50个国家代表参加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解放区也派董必武为代表，参加了这次国际盛会，参与重大的国际政治、外交等问题的解决。6月14日，延安各界4万余人，举行庆祝联合国日和保卫西北动员大会，延安百里以内的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赶来参加大会，热烈欢呼中国共产党内政外交的伟大胜利，表示决心在中共“七大”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争取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陕甘宁边区政府贯彻执行中共的抗日外交政策，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的方针，坚持对外开放和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外文方面取得了空前伟大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而重要的外交斗争的经验，丰富与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国际统一战线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