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
　　(一)整风运动奠定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新方向
　　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奔赴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运用音乐、美术、舞蹈、戏剧、小演唱、活报剧等各种形式，纵情讴歌根据地军民同心努力抗日支前的英雄模范事迹，在实践中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极大地鼓舞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士气。
　　1937年8月，由作家丁玲、吴奚如及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等人在延安发起组织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该团成立之后，迅即东渡黄河，到抗战前哨阵地巡回演出，足迹遍及晋察冀，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战地服务，受到了八路军指战员的好评。
　　为了把边区的文化工作者组织起来，统一行动，1937年11月14日，边区文化工作者成立了“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文协”的领导下成立了民众剧团，开始了对旧戏剧的改造工作。根据边区人民喜唱民歌、信天游的特点，在群众中普遍组织了“民众歌咏班”，学唱抗战歌曲。专业文艺工作者还创作了一批鼓舞人心的抗战歌曲，如光未然、洗星海创作的气壮山河的《黄河大合唱》，响彻边区。
　　为使文艺直接为抗战服务，“文协”还组织了“抗战文艺工作团”，自1938年开始陆续派出刘白羽、雷加、卞之琳、周而复等奔赴晋西北、晋察冀、晋冀豫、冀中、鲁西北等根据地，进行战地宣传。
　　1938年8月，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等人在延安成立了“延安电影团”，由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谭政兼任团长，《延安与八路军》，是他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著名的白求恩工作照，就是他们在山西涞源县拍摄的。电影团所摄制的一些短片和片断在动员和教育边区人民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在文化艺术宣传活动开展的同时，边区各种群众性的文化艺术等学术团体也纷纷成立，先后成立的有社会科学研究会、国防教育研究会、国防科学社、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世界语者协会、新文学研究会、民众娱乐改进会、抗战文艺工作团、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会、新哲学会、戏剧界抗战联合会等，积极从事战时文化工作的研究，促进边区文化、艺术工作的开展，使边区的文化艺术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但是，边区文艺界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大部分文艺工作者世界观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特别是1940年后，在陕甘宁边区紧张的斗争环境和艰苦的物质生活的条件下，文艺界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就比较集中地暴露出来，出现了许多错误论调，什么“脑子里装满了革命理论，一首短诗也写不出来”，鼓吹要树立“为艺术的人生观”，要“艺术指导政治”，“艺术至上”；片面强调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暴露黑暗”，提出“还是杂文的时代，还要鲁迅笔法”；公开宣扬小资产阶级作家始终是中国文学运动的主力等等。1942年三四月间，王实味连续写了《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硬骨头与软骨头》等文章，公开鼓吹艺术至上、极端民主化和绝对平均主义，煽动作家暴露革命根据地的所谓“肮脏和黑暗”。
　　同时，艺术上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倾向也十分严重，不适当地强调“正规化”，贪大求洋。在当时抗日烽火正炽的情况下，延安一些文艺工作者热衷于演出《日出》、《雷雨》、《钦差大臣》、《结婚》等大型戏剧。这些“阳春白雪”同抗日气氛不协调，一般群众看不懂，因而表示不满意。但是，对于能够适合抗日战争需要、及时反映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又为群众所欢迎的短小精悍的节目，一些文艺工作者却看不起，不屑于演唱，认为是“小玩意”、“豆芽菜”之类。在艺术教育上，也是盲目地崇尚古代的、外国的，对于反映现实生活的当代作品不屑一顾，对于火热的现实生活不愿去了解，而习惯于关门搞创作与“提高”。
　　在创作的内容上，存在着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的倾向，热衷于描绘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际遇、生活琐事和苦闷消极情绪，甚至欣赏、赞扬他们的缺点；而对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和人民战士的英勇斗争精神和丰功伟绩却不去满腔热情的歌颂和表现，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丑化工农干部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在斗争形势严峻、根据地困难增大的情况下，这种歪曲现实、夸大小资产阶级作用、发泄个人不满情绪的作品，就愈益增多。总之，他们要用文艺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
　　为了总结经验，端正方向，纯洁队伍，使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为人民大众服务，1942年，延安文艺界也开展了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文艺工作者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整风报告和有关著作，学习了马、恩、列、斯有关论著及其它整风文件，紧密结合文艺界的思想、工作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为了克服文艺界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端正文艺方向，彻底解决文艺为谁服务的根本道路问题，1942年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80余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针对文艺界存在的一些糊涂认识，系统地阐述了中共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政策，指出：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的生活和革命斗争。因此，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问题。他号召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中去，观察体验生活，改变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和情感，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创造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朱德也在会上讲了话，他针对会上关于革命作家要不要转变立场的争论说：“哪里不要转变啊!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他又针对有人要做“中国第一作家”的愿望说：“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这不过是志愿，还是要给老百姓做事，将来由老百姓来推才行的”。
　　毛泽东和朱德等领导人的讲话，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必须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论述了文艺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特别是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群众、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广阔道路，从而推动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成了指导中共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二)组织文艺工作者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讲话精神，1942年5月29日，陕甘宁边区文委召集音协、美协、剧协等文艺团体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实行战时的文化动员，号召文艺工作者到部队去，到地方民兵里去，文武结合，进行对敌斗争。10月，边区文协和延安的诗歌团体召开座谈会，研究诗歌如何面向工农兵。11月，延安的部队艺术学校进行了整编，把学校改组成为文工团，“面向士兵，到部队去!”并决定今后应以小型的文娱晚会、短小精悍的文学作品、通俗易懂的通讯报道、新鲜有力的战斗歌曲为部队服务。
　　中共中央对于在文艺界掀起的这股“文艺下乡”的热潮，予以积极领导，周密布置。194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委和组织部联合召开了有50余人参加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陈云、凯丰等中央领导人出席并讲了话。陈云和凯丰分别作了《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和《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的长篇讲话，详细讲解了作家深入到群众中去的重大意义和必须解决的3个认识问题。首先，必须摆正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反对特殊化和骄傲自大倾向；其次，要明确下乡的目的在于真正解决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根本问题，要打破下乡作客的观点，要放下文化人的架子，甘当小学生，以主人翁的姿态去工作；再其次，要准备吃苦，克服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在实际斗争中不忘文艺创作。这次会议是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又一次重要的会议。对于贯彻座谈会精神，进一步促进文艺工作者下乡、下厂、下部队，具体解决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关键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同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一次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20日，中共中央总学委会发出关于学习《讲话》的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要求各地党组织把讲话列为整风必读文件。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现阶段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文艺工作者都应研究和贯彻讲话精神，克服思想中、工作中和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
　　通过整风、学习讲话以及一系列的宣传动员组织工作，文艺工作者普遍提高了思想觉悟，纷纷要求下乡、下厂、下部队，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到农村、工厂、部队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已成为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行动口号。1943年冬，鲁迅艺术文学院等5个专业文艺团体，分别到陕甘宁边区5个分区为军民慰劳演出，并在各分区普及了新秧歌。有的剧团搬到了乡下，在乡下建立了农场和生产基地。许多文艺工作者背着背包下乡、下厂、下部队，如：诗人肖三、艾青、剧作家塞克到南泥湾，作家刘白羽、丁玲、陈学昭到农村和部队，柳青、高原到陇东体验生活，进行创作。延安音乐界，提出了音乐到街头去、到工厂去的口号。戏剧界经常下乡、下厂为群众演出。画家也背着画板，到工厂、农村，以工农大众为素描对象。
　　(三)工农兵群众文艺运动蓬勃兴起
　　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从人民群众中吸取了丰富的养料，他们的立场、世界观和思想感情也逐步发生了变化。有的作家深有感触地说：采珠人在成千成万的蚌壳里寻找珍珠，艺术家要在成千成万的人民中寻找典型。他们大多像种子一样，把自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开出了鲜花，结出了硕果。
　　“文艺下乡”不久，在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边区的许多村镇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街头文艺成了当时最活跃的文艺形式。这种在村镇因地制宜开展起来的各种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普遍地受到了群众的赞扬，他们说：“艺术家把艺术从窑洞里搬到街头来了”。从1943年春节出现新秧歌运动开始，这种群众性文艺活动就在全边区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了。有工人、农民、士兵、店员、学生参加的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布边区的每一个乡镇和山村。在边区，平均每1500人中有一个秧歌队；同时，还有自乐班124个，皮影戏62班。
　　新秧歌活动，带动了各种民间新艺术活动。诗歌、快板(又叫“练子嘴”)、新说书、民间演唱、自乐班以及窗花剪纸等活动都积极开展起来，并涌现出一大批新型的民间艺术人才。如庆阳专区的社火头刘志仁、子洲县的练子嘴专家拓开科、曲子县的劳动诗人孙万福、富县的民歌手汪庭有、延安的说书艺人韩起祥、移民歌手李增正以及民间艺人李卜等。文艺工作者下乡后，一方面虚心向他们学习祖国民间的艺术，吸取丰富的养料，充实自己；另一方面又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加工整理作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使民间艺术珍品大放异彩，也使一大批民间艺人成为活跃在边区文坛上的艺术骨干力量。
　　随着文化下乡活动的开展和群众文艺热潮的出现，戏剧工作者的面貌首先发生了变化。1943年2月22日，中央文委召开戏剧工作讨论会，针对戏剧工作中一度出现的脱离实际、片面提高的倾向，确定了戏剧工作的总方针是为战争、为生产及教育服务。在这个方针指导下，延安平剧院于1943年11月创作和排演了反映新生活内容的平剧《上天堂》、秧歌剧《难民曲》及话剧等节目，受到观众好评。在1944年新年期间，又演出了新编历史平剧《逼上梁山》，使人民群众主人公的地位如同根据地的现实生活一样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毛泽东特地写信祝贺，赞扬他们所取得的重大成绩。一年后，平剧院又演出了《三打祝家庄》，被人们称赞为巩固平剧改革的佳作。
　　秦腔现代剧的改革也迈出了新步伐。1943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上演了秦腔现代剧《血泪仇》，这是贯彻中央文委戏剧运动总方针过程中最早出现的大型剧，该剧易于激发受压迫人民的阶级觉悟，在延安广大观众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4年春天，各剧团满载着下乡所取得的新成果和新鲜经验回到延安。西北局文委专门召开了总结经验、奖励优秀大会，展现了戏剧工作者在政治思想和创作演出等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有31个单位获奖。
　　在文学创作、歌剧、音乐、美术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成绩。在文学方面，有陈荒煤的《我们的指挥部》、姚时晓的《民兵》、舒非的《军民之间》；歌剧有鲁艺戏剧部的大型活报剧《反扫荡》，青年剧院的《刘家父子》，部队艺术学校的5幕活报剧《保卫边区》等。还有王大化、李波、路由合写的秧歌剧《兄妹开荒》，贺敬之等编写的歌剧《白毛女》，鼓词《刘志丹》，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等。音乐方面，有鲁艺音乐系创作的歌曲《好日子》、《七月的边区》、《绣金匾》。贺敬之的《赵占魁运动歌》、《歌唱南泥湾》。还有陕北翻身农民李有源创作的《东方红》等等。美术方面，有古元的木刻：运盐、割草、生产、学习、送粮等、栩栩如生地反映了边区人民的生活、生产和革命斗争。
　　总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以戏剧改革为中心的新文艺运动，表现了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相结合、专业文艺创作同民间文艺相结合的特点，广大文艺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歌颂了人民群众在对敌斗争、生产支前等方面的光辉业绩，使文艺成为教育群众、教育干部与活跃人民文化生活的有力工具之一。
　　1945年，中共的“七大”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总路线。为了贯彻“七大”路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号召并组织陕甘宁边区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奔赴敌后解放区。这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文化下乡”运动的继续，是延安文艺界的一个壮举。从1945年冬到1946年春，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具体组织下，数以百计的文艺工作者奔赴东北和华北解放区。主要有：首批由舒群率领的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工作者约30人组成的东北文工团于10月抵达沈阳。接着，原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组成赴东北文艺工作第2团于年底到达。艾青率领华北文工团于1945年10月到达张家口。吴印咸率领电影团40余人于1946年到达山西兴县。
　　全面内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文艺工作就转移到以动员人民群众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重点上面，直接为人民解放战争服务。各文艺团体主要是各剧团，直接参军参战，实行武装宣传。民众剧团改为西北野战军总政文工团，跟随前线指挥部随军演出。各分区剧团都以战争和土改为中心开展活动。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文艺工作者既是宣传员，又是战斗员，除了参加演出、参加战斗外，还要押送俘虏、护送伤员、打扫战场、动员群众建立民主政权等。
　　总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实践了中共的文艺方针，坚持了文艺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坚持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创作出了一大批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教育事业的繁荣
　　(一)边区教育的改革和整顿
　　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但是，在教育工作中却存在着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在办学思想上表现为盲目的追求旧的“正规化”。正如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所批准的《关于培养知识分子及群众教育的决定》中所指出的那样：“抗战以来，边区的干部教育和群众教育，在规模上都较前有了大的发展，但在领导上曾经有一个时期受教条主义倾向的严重妨害，直到整风运动以后，领导工作中的这个倾向才被纠正。”这种教条主义和旧式正规化的办学倾向，主要表现在：
　　第一，脱离实际地照搬照抄大城市的“正规化”。在高等教育中，如鲁迅艺术学院，在整风运动前演出了大型名剧《雷雨》、《日出》、《钦差大臣》、《结婚》等，同当时抗日的气氛极不协调，难以为广大群众所理解，群众反映冷淡。在中小学教育中，过分强调正规化，把大城市中旧教育制度的一套搬到了边区。例如边区教育厅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中第4条关于入学年龄的标准规定为：初中为13岁至17岁，高中为16岁至20岁，这是旧中国大城市的标准。当时边区的小学入学年龄在十六七岁以上的农村青年占很大比例。如果按照教育厅颁布的规程草案的年龄标准招收学生，边区中等教育就无法发展。又如《规程草案》第15条规定：“六学级以下之中学，其专任教员人数，平均每学级不得超过2人，七学级以上之中学，其专任教员人数平均每两学级不得超过3人。”这些“正规化”的教育编制，在当时边区严重缺乏中学教员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更为脱离实际的是，《规程草案》第29条中除规定了中等学校基本的办学条件外，还规定要有图书馆、阅览室、俱乐部、仪器、药品、标本、图表、体育器械以及校长办公室、师生宿舍、食堂、浴室、礼堂、农场、合作社、校园……等等。这些要求不但在那些地处边远地区和反磨擦斗争环境中经常迁移校址的学校(关中师范)无法办到，就是设立在延安市区及办学条件较好的学校也难办到。1939年8月，边区教育厅公布的《小学规程》中，在对学生的入学年龄、数量、休学、复学、退学、编班等方面都作了许多不切实际的规定。1940年，又提出了重质量不重数量的口号，规定每县宁可取消10个普小，一定要办好一个集中的完小；每个学校不满20或30人，不准开办；对年限、班级、开学、放假等也规定必须“整齐划一”，因而不切当地合并了一些学校。这样，就要求处于农村分散环境(村与村之间相隔很远，每村人口只有十几户到几十户)中的学生吃、住在学校，加重了群众与学校的负担，致使一些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引起群众不满。
　　第二，片面地实施普遍免费义务教育制。1938年，边区就提出了普遍的免费义务教育制。1939年下半年，又提出了普及教育、强迫教育制，并且制定了《普及教育三年计划草案》，规定从1940年秋季开始实施，到1943年春季完成。《计划草案》认为：“边区老百姓落后，不强迫便不能普及。”为此规定：不论贫富，凡学龄儿童(8岁到15岁)一律入学，否则予以处罚。虽然普及教育的愿望是好的，但是，要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通过强迫命令的方法来普及边区教育，这却脱离了边区的实际，违背了群众的意愿。其结果，无论怎样强迫、处罚，学生还是来得很少，以至有些学校从开学到放假，都在作动员学生入学的工作。
　　第三，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不能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陕甘宁边区政府一直比较重视学校与社会教育的课程设置及教材内容的更新。在抗战初期，在坚持国防教育、抗战教育的总方针下，学校教学内容强调了为抗日战争服务，开设了军事课与军事训练课；中等学校开设了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课程；在小学的国文和政治课中有一定份量的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阶级观点的内容；同时，重视科学知识教育等。边区教育厅还克服困难，组织编写了大量的小学课本和社会教育课本，对发展边区教育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但是，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在抗战初期，讲坚持抗战多，讲争取政治民主少，讲国共两党的联合多，讲中共的独立自主少。2.对边区人民所急需的自然常识、时事政策、妇幼卫生等讲得很少，却讲了许多脱离实际的内容，学生学了用不上。3.反映城市生活多，反映边区农村情况少，如：小学国文课本写有：“爱干净的娃娃天天要洗澡”。显然是脱离边区农村实际的。
　　针对上述问题，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对于教育工作逐步提出了改革和整顿的问题，1941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就“是反对主观主义的精神在学校教育上的具体运用”，“是中国教育上的一个革命”。次年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之后，中共中央随即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所有这些，成为教育改革的发端。
　　1942年下半年，边区教育厅和延安各学校，开始了整风。在学习整风文件中联系实际，对教育工作中存在着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及旧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延安几所大学对于理论与实际、教育同当前、同将来的关系以及普及与提高等有关学风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43年上半年，边区教育厅召开了有各中等学校负责人及一部分教员参加的整学会议。会议采取学习文件，调查研究，联系校史，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批判了《陕甘宁边区暂行中学规程草案》所反映的旧型正规化思想，批判了不顾边区实际、抄袭外国“洋教条”和沿袭中国大城市旧型正规化“土教条”的错误倾向，对于教育方针、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学校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检查。使到会者受到了较生动较深刻的教育，进一步明确了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根本宗旨，也认清了国民党法西斯教育的本质。
　　1943年下半年，各学校还联系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开展了“三个对比”的教育，即对比两个党(共产党与国民党)、两个主义(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两个领袖(共产党的领袖与国民党的领袖)的教育。总之，在整风运动中，对教育工作者进行了一次生动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掌握了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宗旨，明确了办学思想。
　　(二)群众性教育事业的发展
　　经过整风，明确了边区的文教工作的方向。1943年春天，边区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即为抗日战争与边区人民服务，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其基本精神，是要把以往教育工作中存在的脱离抗战实际、脱离边区与人民的现象加以改变，使之符合于抗日战争时期十大政策的要求，适合边区建设的需要。在这一方针指导下，边区政府具体地规定了教育改革的原则：1.各中学、师范学校担负提高现任干部与培养未来干部的双重任务。一方面，接受小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接受现任区乡小学教师及其他工作干部，分别教育之。2.各校学制，应依学校任务及地方具体情况而定，不必强求一致。3.教育内容，以文化教育为主，同时需从思想上确立学生的革命观点、劳动观点与群众观点，并须进行以边区政治、经济为中心的政治教育与生产教育，辅之以时事教育；文化教育亦须从边区需要及学生程度出发，逐渐提高，去其暂时过高者和不急需者。4.为使学校教育与边区实际结合得更密切，各学校应与附近乡村政府和生产部门建立经常的协作制度。5.彻底改革学校作风，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反对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集体主义，反对惩罚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6.调整教育工作干部，并对他们进行必要的训练。
　　在上述方针和原则指导下，对边区的教育事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调整，特别是把教育改革同抗日战争和边区各项建设事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办学方向、学校体制、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得到显著改进，使边区的教育事业在健康的轨道上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
　　第一，开始把干部教育提到全部教育工作第一位的高度。1942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这除了中共所担负的领导抗日战争的重任、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以及当时中共领导的干部的数量与质量，都要求大量培养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文教科技干部外，当时形势的发展包括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也急切地提出了培养大批干部的要求。当时，无论是陕甘宁边区，还是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急需大量干部，所以，这时明确地提出把干部教育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为此，除继续办好专门培养干部的几所学校外，1943年，边区政府确定把延安师范等6个中等学校改为中级干部学校(设师范班、中学班、地干班)；1944年，边区政府又规定，中等学校还应担负提高现任区、乡级干部文化水平的任务，对他们进行在职教育。此后，各中等学校地干班的学生逐年增加，1944年为320人，1945年增加到589人。为了改进专门教育，边区政府于1944年决定把行政学院合并于延安大学，并设艺术、文学、自然科学三院，任命周扬、王子宜为正副校长；新开办了边区妇女职业学校、西北医药专门学校、南区合作职业学校、警政学校、荣誉军人学校等专门学校。这样，不仅使干部的数量大为增加，而且干部的文化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不少干部还受到专门职业训练。与此同时，边区完全小学教育的工作也得到加强，在教学内容上普遍增加了应用知识(应用文、珠算、习字等)，大大增强了学生的写作、计算与社会活动能力。完全小学高年级毕业学生，除一部分升入中学学习外，还有一部分参加了工作，充实了地方干部队伍。总之，在“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指导下，边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干部的数量大大增加，文化素质大大提高，基本满足了抗日战争的需要。
　　第二，发展多种形式的民办公助学校。在民办公助政策下，在群众需要与自愿的基础上，多种形式的民办学校大量涌现。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1.米脂高家沟式。其特点是：(1)群众自己办，自己管，自己教。由群众选出村干部和积极分子5人，成立理事会，管理学校，推选村中识字最多者为教员。(2)学制、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完全按群众需要决定，学到能写会算就毕业。教学时间分全日、半日两班，农忙放假，农闲学。教材除一部分用现代课本外，大部分由教员编写，其内容包括生产、卫生、政治常识、歌曲、故事等。(3)学校成为本村文化政治活动的中心。围绕着学校还成立了读报组、识字组、俱乐部，学习文化，宣传卫生，开展娱乐活动。
　　2.延安市杨家湾式(这一类型还有延安市磨家湾、裴庄两校)。是经过积极分子的倡议和动员，得到政府支持，在驻当地机关帮助下成立的。杨家湾小学的教员是驻杨家岭的中共中央办公厅派去的知识分子干部陶端予。她根据群众需要，自编教材，从读、写、用入手，采用游戏讲故事等形象生动的教学方法，取得了显著效果，不仅使学龄儿童入了学，识了字，而且通过小学生及其家长推动了成人识字教育和全村的卫生运动，使杨家湾成为边区最好的卫生模范村之一。
　　3.米脂杨家沟式。这是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减轻了租息负担的贫苦农民在识字班的基础上办起的小学校，教育对象包括儿童、成年人。教学不耽误生产，分早、午、夜3班授课。教学内容根据需要确定，并密切联系生产实际。
　　4.新式的巡回学校。这种学校由教员轮流到相距三五里左右的村子里教课，学生不离本村，不脱离生产。各村选出有威望、热心教育的学董1人，负责学校的日常管理。学生以村为单位选出小组长，协助学董督促、领导学生上课和复习。教员每天跑两个村子，每两天轮完一次。这种学校，适于居住分散的农村。如志丹县的七区黄地台、红石峁等4个村庄和靖边榆沟壕、盐店坬等村子的轮回学校，即属此类。
　　此外还有旧式轮回学校、家庭学校。旧式轮回学校是轮流在各学生家里办学，即由几个村共请一个教员，教员和学生一起轮回到每家上课、吃饭，每家10天或半月轮一次。家庭学校是以某一家为主，同时吸收本村其他儿童参加学习，可与家庭生产相结合。
　　上述多种形式的村学，由于贯彻了民办公助、坚持群众自愿、从实际需要出发、因地制宜等原则，方式灵活多样，大多不脱离生产，又不加重群众负担，深受群众欢迎。对于边区扫除文盲，提高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水平起了积极作用，成了发展边区教育事业的重要形式。到1944年11月，边区各种类型的民办小学已达500余所。
　　第三，群众识字教育广泛开展。边区不脱离生产的群众识字教育活动也广泛地发展起来了。形式有冬学、民校、识字班等多种形式，而以识字组最普遍最灵便。截至1944年11月统计，边区共有读报识字组3339处，夜校半日学校230处，参加人数总计约3.4331万人(缺绥德分区6个县夜校、半日校统计)。这种读报与识字组的教学时间，随季节及生产忙闲而定。基本上有如下几种类型：
　　1.以生产组织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识字组。生产组织成员当学生，由小学教员、政府干部或识字农民做教员，由劳动英雄、积极分子作骨干。教学以不误生产为原则，采取随到随教，使识字教育同妇纺、卫生等相结合。实行子教母、夫教妻，互教互学。
　　2.以小学生为教员的识字组。由在校学生做小先生，教自己的家人或失学儿童。如绥德小学生刘佩珍的识字组，就是先从家庭做起，然后走向街头团结儿童开展识字活动。
　　3.家庭识字组。由家庭识字成员进行教学。
　　4.妇女识字组。一般虽由男女混合编组，但也有妇女单独编组开展识字活动的。如富县张村驿妇女识字组，由区政府、妇联及驻军女干部领导，坚持了6年之久，有80人学会写信、看报。
　　5.识字教育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定边民教馆办有7个职业补习学校，一面教识字，一面教手艺，学生不脱离生产，既学了技术又识了字。
　　上述识字组，均以一村一镇为独立单位，形式多样，坚持自愿，不脱离生产，群众欢迎。
　　在学校、社会教育广泛开展的同时，部队、机关、工厂的文化教育工作，也以不同方式普遍地开展起来。经过学习，不少的人摘掉了文盲帽子，能读、能写还会算。据1943年春统计，识100个字的战士占27%，识500字以上的占20%，能看能写能算的占24%。原来有一些文化知识的，经过学习之后，文化水平又有很大提高。
　　综上所述，经过了一系列的整顿、改革，边区的文教事业在巩固提高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46年春，边区的普通小学发展至295所，民办小学1038所，共有在校学生2.95万余人；完全小学62所，学生3000余人；中学7所，在籍学生2800余人(历年毕业的中学生3000余人)。延安大学与医校也逐渐成为以吸收边区子弟与训练边区建设人员为主的高级学校。抓紧了在职干部教育，坚持了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在8年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为其他解放区培养训练了4万多名政治、军事干部和上千名文化与技术干部，有力地充实和加强了边区和各根据地的党、政、军、群基层组织工作。广泛的社会教育，大大提高了边区群众的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对于削弱封建迷信等落后观念，改变边区的社会风气，从而促进边区建设、支援抗日战争起了积极作用。
　　三、新闻、广播、出版事业欣欣向荣
　　为了搞好抗日战争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共中央、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新闻、广播和出版事业的建设工作。先后创办的报纸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打日本》、《边区群众报》、《抗战报》、《救亡报》(后改为《陇东报》)、《战声报》、《部队生活报》、《关中报》、《三边报》、《绥德大众报》、《佳县报》、《新神府》、《靖边报》、《新边墙报》、《新文字报》、《民先报》、《进步报》约20余种。边区部队的新闻工作者在为兵服务中，到1946年1月，创办以反映练兵为中心内容的部队油印报纸有10多种。全边区部队都可以读到联政编的《部队生活》报，各旅还办了《塞锋》、《勇敢》、《部队工作》、《战旗》、《猛进》、《战卫》及《边防战士》、《前哨》、《胜利》等报。更可贵的是各部队几乎普遍办起了黑板报。警3旅9团5连自“李文奎班”首创，每个班都办有1个《练兵小报》，全连有47个战士写稿，仅1945年12月的半月内，该连战士就写稿484篇，作到了“战士办报战士看”。为了鼓励写稿和交流写稿经验，还举办了“通讯展览”，使广大战士更加关心自己的报纸，群策群力办好报纸。
　　总之，无论是政府办的，还是部队、人民群众办的所有这些报纸，在向边区和各根据地及时传达中共中央的声音，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介绍国内外大事、文教、生产、卫生情况等方面，起到了党的喉舌作用，对于宣传、教育、动员、鼓励战士和群众，响应党的号召，做好生产、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战斗作用。特别是广大群众因陋就简办起了600多块黑板报，这是当时大众办报的一种好形式。
　　为了抗战、生产、教学等多方面的需要，陕甘宁边区还陆续创办了60多种杂志。如：《解放》、《共产党人》、《学习导报》、《团结》、《八路军军政杂志》、《前线画报》、《抗战中的八路军》、《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通讯》、《学生通讯》、《青年新闻》、《中国妇女》、《文艺战线》、《中国文化》、《大众文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音乐》、《诗刊》、《西北儿童》、《国防卫生》、《边区教育通讯》、《药学摘要》、《时事论谭》等。这些刊物，对于传播新文化、新知识，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开展学术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成立了解放出版社和边区出版社，还开办了新华书店，出版和发行了大量的马、恩、列、斯著作以及毛泽东著作。书籍方面主要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提纲》、《列宁选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选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此外还出版发行了中、小学的文化课本。这些都在宣传马列主义、传播文化知识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干部与群众能够获得革命理论，及时了解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
　　为了向大后方和敌后同胞及时地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0年3月，周恩来从苏联带回了一部广播发射机。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担任主任的广播委员会，中央军委3局局长王诤、新华社社长向仲华等是委员会成员。承担具体筹建广播电台任务的是3局9分队(队长傅英豪、政委周浣白)，该队由30多人组成，大部分是红军战士和知识青年，只有少数无线电技术人员。电台台址设在比较隐蔽的延安城西北50多里的王皮湾村的山沟里。
　　当时，抗日战争正进入极端艰苦的阶段，陕甘宁边区的无线电器材来源十分困难，所需零部件除少量由敌占区或大后方秘密运进延安外，其它都是由边区通讯材料厂工人因陋就简制作的。没有发电厂，9分队的人就利用烧木炭产生的煤气代替汽油作燃料，把一部旧汽车头转动起来，然后用它带动发电机运转，从而解决了电力供应问题。发射天线的铁塔，则是用几根大木杆连接起来的“木塔”代替的。经过半年多的奋斗，于1940年底完成建台任务，12月30日，正式命名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并第一次试播(呼号为XNCR)。
　　试播期间广播节目的内容，除报道国际国内及抗日消息外，并经常有音乐、名人讲演、科学常识、日语、革命故事、中央文件、新中华报社论、解放日报重要文章、通知等。1941年1月下旬，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和同年5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都由此台反复予以广播。
　　中共中央对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筹建和试播工作十分关心和重视。试播开始不久，中共中央在《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但由于条件限制，延安台试播以后时播时辍，到1943年初只得停播，进行重新设计和改装。1945年8月中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又恢复了播音，首先播出的是朱德就日寇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的进军命令。
　　抗战胜利后，由于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联系被隔断，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办的报刊《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相继被封禁，于是只有广播这种“不用纸张，没有距离的报纸”是唯一能及时而广泛地联系群众的途径。这时，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以新闻、评论、时事、物价、文化、娱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情恳词切的话语，向国统区人民和蒋军官兵宣传中共的路线和政策，为解放全中国服务。特别是《对国民党军广播》专题，它所揭露的国民党军队的恐慌情绪、混乱状况、嫡系和杂牌军与上司和下属之间矛盾重重、互相倾轧，以及指挥不灵、接济不力等事实，从精神上对于国民党军队官兵起了瓦解作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群众和国民党军官经常收听延安广播，当时成了公开的秘密。在延安广播的感召下，1946年6月26日，原国民党空军上尉刘善本驾机起义飞到延安。国民党第74军军长邱维达说：延安的宣传攻势所起的瓦解军心的作用超过了百万大军的攻击，“完全证实了”“攻心为上，攻城次之”的名言。
　　四、医药卫生事业的新发展
　　医药卫生事业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健康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人民的健康和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旧社会遗留给边区人民的贫困、落后、愚昧、迷信和缺医少药，是边区人畜死亡的重要原因。1940年，全边区各种程度不同的中医合计千余人，兽医50余人，工作在机关、部队的西医只有200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400余个。而巫神则多达2029个。仅延安县1年累计，全县用于巫神招待费达2361万元(旧币)，59个巫神治死病人278人。1940年，边区的一些地方婴儿死亡率高达60%，成人死亡率达3%，牲畜的死亡率也很高。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成立了由马海德、张任俊、傅连璋等7人组成的边区卫生委员会，主管边区及各县医药卫生工作。嗣后，陆续颁布了卫生保健医药条例及其它规章制度，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措施，诸如：实行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和中西医相结合的医疗方针；建立健全卫生机构和卫生制度，颁布发展医药卫生事业的命令、计划、条例和其它规章制度；采取以预防为主、专门工作机关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群防群治的工作方针；举办多种类型的医药卫生学校和短期训练班，培养医药工作者；成立医药团体和学术机构，加强对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和医药研究工作。所有这些都大大地改善了边区军民的医疗卫生状况。随着1943年边区财政经济状况的改善，文教事业的繁荣，特别是1944年中央提出“救命第一”、把开展群众卫生运动放在群众文教工作的第一位的要求以后，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的面貌就大为改观了。
　　1944年春节，延属部分县瘟疫流行，中共中央、毛泽东再次强调要大力加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性的卫生运动。边区政府随即组织大批医务人员下乡，扑灭疾病，并分别召开了卫生防疫会议，举办了卫生展览会。边区参议会与边区政府通过了加强卫生工作的提案。于是兴起了一个群防群治的卫生运动，涌现了许多群众卫生模范工作者，发现并培养了窦家湾等8个卫生模范村，出现了一大批卫生模范家庭。边区还开办了18个助产训练班，训练出355个助产员；新建了不少医疗社与卫生合作社，并开始为人民健康服务。这些医药社与卫生合作社，被群众誉为“救命合作社”。同时，还组织了三边、关中、富县、延川等地的医药研究会和座谈会，交流经验，提高技术，公开了许多秘方、验方，打破了门户之见，更好地实现了中西医合作。
　　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边区的卫生医疗机构也有了全面的发展，除中共中央和军委系统领导的中央医院及门诊部、八路军军医院及门诊部、留守兵团野战医院、中国医科大学以及白求恩护士学校等以外，边区还按系统、按行业设立了各种类型的医院、医疗站、疗养社；各分区均设有较大的卫生院和医疗点；连队有卫生员；各县设有保健药社和卫生合作社；每区有1个卫生所；还有防疫、妇幼保健机构。这样，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医疗卫生网。这些医疗机构不但为本单位的工作人员治病，而且还面向群众，为单位所在地区的群众看病。据统计，边区医院在1943年一年间，为当地群众治病达9611名，占病员总数的30%。治愈率9322人，达97%。这些医疗卫生机构，基本上保证了边区党政军民的健康，有力地支援了抗战。
　　为了不断地推进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在边区陆续成立了各种医药学术团体。如：陕甘宁国医研究会、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陕甘宁边区医药学会、中西医药研究会等。
　　在发展边区的医疗卫生工作中，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医务工作者和国际友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如留法肺科专家何穆、妇科专家金苏岳、鲁子俊等；国际友人如：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美国医生马海德、苏联医生阿尔洛夫、日本医生山田、德国医生朱勒、奥地利医生傅赖等。他们抛下了个人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辞辛劳，奔赴延安，为陕甘宁边区的医药卫生事业，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五、边区文教大会的胜利召开
　　为了总结自大生产和整风运动以来文教工作的经验，提出以后文教工作的任务，1944年10月11日至11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举行了边区文教工作者代表大会。到会代表、来宾、旁听者计千余人。大会分成8个代表团(绥德、延属、三边、关中、陇东5个分区，部队、延安市机关学校、少数民族)，共450余位代表。其中有从边区人民中土生土长起来的工农兵文教工作者；有热心边区文教建设事业的绅商；有蒙、回等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的文教代表；有全国知名的学者、诗人、作家、美术家、医生以及热忱帮助边区文教建设的国际友人。朱德、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李鼎铭等参加了大会并讲了话；林伯渠、高岗、刘景范、柳湜、李卓然、肖向荣等分别向大会作了报告。
　　毛泽东到会作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重要讲话。他阐述了统一战线的方针和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首先，指出了文化工作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说，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再次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其次，指出解放区文教事业有了很大进步。人民有了自己的新文化。但是，封建、迷信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因此，在教育工作方面，不仅要有集中的正规化的小学、中学，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规的夜学、读报组和识字组。不但要有新式学校，而且要把旧有的村塾加以改造。在艺术、医务工作中均应如此。
　　再次，指出了文教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他说：“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
　　最后，指出了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必须遵循“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综上所述，毛泽东阐述的建立文化教育工作的统一战线，就是要联合一切赞成抗日的知识分子，利用一切可以表现新内容、新思想的旧文化旧教育的形式，在联合利用中加以改造。其目的是为了扩大文教统一战线，反对共同敌人——封建迷信思想和文化教育的落后状态。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文化教育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所有这些，为边区文教工作指明了方向。
　　李维汉为大会作了《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的总结。
　　会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即《关于开展群众卫生医药工作的决议》、《关于培养知识分子与普及群众教育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读报办报与通讯工作的决议》、《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议》、《关于加强荣誉军人教育及娱乐活动的决议》、《关于发展工厂文教工作的决议》、《关于机关学校文教工作中几个问题的决议》。
　　这次大会，是边区文教史上一次空前的群英盛会。它检阅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以来，尤其是开展大生产和整风运动以来文教工作者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了文教工作发展的方向和任务，表彰了先进典型，树立了榜样。特别是这次大会明确了扩大文教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对于壮大革命的文教工作队伍，开创边区文教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