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七大”路线
　　(一)边区党、政、军、民、学深入学习“七大”文件
　　抗日战争接近完全胜利之际，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一个是共产党主张在打败日本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一个是蒋介石集团坚持在抗战胜利后，仍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弱的中国。为了争取第一种前途，反对第二种前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在延安隆重开幕。5月4日，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中学、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等校学生，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五四”青年节，庆祝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及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大捷。当天，延大行政学院全体教职学员，又一次召开全院“五四”纪念大会，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到会讲话。他指出：今年纪念“五四”青年节正值决定中国命运的中共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又是英勇的苏联红军完全占领柏林之际。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使得今年“五四”节更增大了意义。他号召全体同学要加紧学习、研究毛泽东的报告，进一步提高自己，支援大后方及沦陷区的青年运动，争取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实现。5月8日，德国法西斯宣告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5月11日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举行盛大宴会及舞会，招待苏、美、英等盟国留延人士，共同庆贺欧洲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历时50天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圆满地完成了历史所赋予它的光荣使命，于6月11日胜利闭幕。大会总结了中国人民民主运动、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经验，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和服务于这条政治路线的军事、组织路线，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内战和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为了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七大”路线，1945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出关于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要求陕甘宁边区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从7月1日起都要学习七大文件。指出：“学习目的是在于深入七大路线的传达，给干部以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一步的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与工作，团结全党，实现七大路线。”并规定应以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朱德《论解放区战场》、新党章及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西北局关于边区党的历史问题的文件为学习的主要内容。关于各单位学习步骤、方法及组织领导等问题，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军队政治机关、政府及民众团体中的党组，根据实际情况订出计划并具体指导，不必强求一律。指示特别强调边区各单位各部门都要认真研究延安整风学习的经验，“采取精细的与实际密切联系的方法，防止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倾向的发生，提倡精读、思考、漫谈与争辩学习，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及时总结与交换学习经验，利用报纸推动与帮助学习”，使干部、党员对七大文件的学习能逐步深入，获得良好的效果。
　　接着，陕甘宁晋绥5省边区联防军政治部根据部队的实际，于7月10日也作出了学习七大文件的指示，指出边区部队“学习的重心，应以深入七大路线的传达，系统地宣传与学习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及其建党建军的方针，并根据它来检查和改进思想与工作，务必使我们的干部，在思想上、党性上、政策的理解及党内军内团结上，经过学习七大文件之后更加有所改善、有所提高”。有针对性地强调在干部和部队中，要克服“存在着的若干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及个人主义等等倾向，以及一切有碍团结、有碍进步的思想”，为促进部队的建设而努力奋斗。
　　在陕甘宁边区党、政、军认真学习和贯彻中共“七大”文件精神的同时，边区各文教单位也掀起了学习中共“七大”文件的热潮。如：延安大学积极组织该校各院教职学员，采取联系实际，民主讨论的方法，深入学习七大文件。他们在学习讨论的基础上，举行学习报告会，由校长周扬以及张宗麟、何思敬、肖军、艾青等，分别讲述七大文件的中心内容和意义，讲自己的学习心得体会，启发、引导大家克服学习中的盲目性，深入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增强贯彻执行中共七大路线的自觉性。当时，陕甘宁边区旱情严重，又值农忙季节，为了赶锄秋田，抡种荞麦，防旱备荒，支援其他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战，边区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都积极行动起来，一齐投入群众性的农忙生产热潮之中。但仍挤出时间学习中共七大文件，并注意把文件的精神贯彻于各项实际工作中。
　　(二)边区发起和筹备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
　　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大”上悍然拒绝中国人民提出的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合理要求，坚持召开由蒋介石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表面上玩弄什么“还政于民”，实则坚持其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针对蒋介石这个欺骗阴谋，为了争取实现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于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及其筹备事项的决议》。决定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于本年11月在延安召开，各地代表统限于11月1日以前到达延安。规定代表为400名左右，并依据地区人口、团体及交通条件，提出了分配方案。为了作好召开代表会议的一切准备工作，还决定：在延安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各解放区的筹备工作，则由各解放区的参议会驻会委员兼任。
　　为了准备对日全面大反攻，贯彻中共七大路线，进一步推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和全国性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于1945年6月21日召开边区各团体代表会议。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到会致辞，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同志曾向各解放区人民提议尽可能迅速地在延安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以便讨论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及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联合政府的建立。”“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及政府委员会一致认为亟宜正式发起筹备这一伟大的人民会议，并认为在目前时机下，筹备事宜，刻不容缓，故特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共商进行。”为了把中共七大路线贯彻于实际工作中，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常驻会和边区政府委员会，随即推选高岗、林伯渠、李鼎铭、谢觉哉、安文钦、马济川、贺连城、王克温、吴满有等9人为边区出席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代表，并向各解放区发出关于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通电。接着，延安各界纷纷通电响应。7月7日下午，延安各界集会，热烈庆祝抗战八周年。当天晚上，延安各机关代表及延市群众千余人在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大会，马豫章市长发表讲话，赞扬8年来各解放区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号召延安各界人民认真贯彻中共“七大”路线，在备荒中加紧生产，实行节约，准备反攻力量，帮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7月10日，边区延安、富县、庆阳等地的天主教友为纪念抗战八周年和拥护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公开发表了致朱总司令转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抗日将士专函。他们对八路军、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指出：“抗战胜利曙光已经照临，但我们环顾国内，仍不胜感慨焦虑。国民党当局对团结缺乏诚意，包围边区的大军未撤，边境人民时遭扰害，友区各地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已使国家人民陷于不幸，如不早日改弦更张，势必拖延抗战胜利，人民遭受更多涂炭。所以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只有迅速召开代表人民的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实行真正民主，动员全国力量，同心协力准备反攻，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我各地教胞对林李正副主席通电提议在延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深表拥护；并希望大会能促使联合政府早日实现，抗战能早日得到胜利”。随后，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及各人民团体，也表示拥护边区关于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通电。
　　为了使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顺利召开，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吴玉章、李富春，第18集团军总部派杨尚昆、边章伍、阎揆要，解放区青联筹备会选派冯文彬、胡乔木、蒋南翔等，解放区记者联合会派柳湜、范长江、艾思奇、陈克寒、胡绩伟，抗日军政大学派任白戈、梁成功，延安大学派张如心、强晓初等，还有陕甘宁边区各少数民族团体也分别派乌兰夫等参加筹备会的工作。在短短的20多天里，各方面选出参加筹备工作的代表达129人。7月13日，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延安举行，会议选出了以周恩来为主任，林伯渠、续范亭、邢肇棠、李鼎铭4人为副主任，杨秀林为秘书长，谢觉哉、杨尚昆、蔡畅、邓发、乌兰夫、古大存、成仿吾等25人为常务委员的筹委会；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事项的决议草案》，周恩来主任就选举事项的决议草案作了说明；会议还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李富春为副主任，伍云甫为秘书长的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当天，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在延安向全国发表通电，阐明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使命：“统一各解放区的行动，加强各解放区的抗日工作，援助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抗日民主运动，援助沦陷区人民的地下军运动，促进全国人民的团结与全国联合政府的成立。”指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集，将为中国的最后胜利与全国民主开辟广大的道路。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将是一个加强抗战、配合盟国、准备对日反攻的大会，将是一个加强团结制止分裂与内战的大会，将是一个促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之迅速结束与民主的联合政府之迅速产生的大会”。通电号召全解放区人民与全中国人民一致起来，为使这个会议得以如期召开，并获得伟大胜利而努力。7月14日，解放区代表会议筹委会由周恩来主任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讨论了实施选举事项的决议及起草行动纲领等有关问题，并成立了以杨秀林、谢觉哉、何思敬3人为委员的行动纲领起草委员会，积极认真地为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召开进行筹备工作。陕甘宁边区的党和政府为推动这一会议的胜利召开及全国联合政府的成立，为实现中共七大所制定的路线和中心任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支援敌后战场对日反攻
　　(一)359旅南下，支援敌后战场
　　为准备全面反攻，1944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了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即在巩固和发展华北、华东等抗日根据地的同时，派遣一批干部奔赴东北，增援东北人民的抗日战争，派遣八路军、359旅主力和一批干部，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宣传与发动群众，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继续向南发展，打开南北通路，以达到北与鄂豫皖边区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南与广东曾生领导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线，力求开辟湘粤赣边区的五岭山抗日根据地的目的。这样，中共就可在南方有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能够牵制敌人的兵力，以配合全国各抗日战场实行强大的反攻作战。同时，在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集团一旦发动内战，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有利于应付发生内战时出现的严重局面。
　　随后，毛泽东主席找延安警备区司令员、八路军120师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谈话，对中共中央准备组织南下支队的问题作了指示，并分析了这次南征的前途，提醒王震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194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359旅抽调一部分主力部队，由中央组织部选调一批工作干部，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辖4个大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全支队约5000人。经过一系列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之后，南下支队肩负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托，于同年11月9日离开延安，开始了中共历史上被称为第二次长征的南下远征。
　　南下支队东渡黄河越过同蒲路，由太岳区再渡黄河越过陇海路，于1945年1月27日在鄂豫抗日根据地大悟山与新四军第5师会师，后在新四军第5师1部的配合下，转战鄂南、湘北、湘南，在通城、崇阳、郴县、宜章地区开辟了南北13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的湘鄂赣新解放区。1945年4月，南下支队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王首道任区党委书记，聂洪钧任行署主任，王震任军区司令员。后部队继续远征，沿湘赣边向南挺进，一直打到广东的南雄、始兴地区，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359旅南下不久，日本就宣布投降。由于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创建湘粤赣边根据地未能实现。但是，这支英雄的劲旅在南下和北返途中，不畏艰难，血战100多次，像一把钢刀插进敌人的心脏，不仅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也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抽调部队开赴华北和东北等地配合对日反攻
　　1945年春，中共领导的绥远抗日军队在姚喆和高克林等率领下发动了强大攻势，连克绥中、绥东、绥南的日伪据点10多处，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恢复到1941年春季的局面，绥南根据地与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使平绥铁路处于抗日武装的钳制之中。这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绥远的国民党政府，派回臭名昭著的“自卫军”、委任“游击县长”，到大青山地区向抗日军民“收复失地”。罪大恶极的顽匪鄂友三也乘机挤进绥西地区。抗日时躲在后套的国民党杂牌军“挺进第5纵队”也到了绥西。顽匪苏美龙则由绥南跑到绥中。他们勾结日寇，破坏解放区，暗杀解放区工作人员，并集结10倍的兵力，武装侵占了抗日根据地所属的井尔沟等处地方。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晋绥中央分局为了粉碎日伪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乃增派部队和干部加强大青山地区的反攻力量。1945年3月，中共中央从陕甘宁边区抽调康健民、朱子修领导的骑兵旅，开赴绥远大青山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和开辟解放区的工作。绥远的八路军在姚喆司令员和高克林政委的领导下，迅速部署力量，集中主要兵力，首先在武川县的井尔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痛打“挺进第5纵队”邬四儿部，追击至后脑包全部歼灭。接着，八路军乘胜进军，连克武川县城、陶林等地日伪据点8处，扩大了解放区，使绥西、绥中、绥东等根据地连成一片。
　　1945年5月，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人民抗日武装，在中共“七大”路线的指引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在各个战场上纷纷出击，胜利地收复了大片国土，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6月，中共中央又从陕甘宁边区抽调文年生领导的警备1旅旅直1部及2、3团，独立1旅全部，教导1旅5团、独5团，抗大七分校1，3大队等部先后开赴晋西北、华北等地，攻占日伪据点，开辟新的解放区，以支援和配合前线抗日大军准备反攻。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决定将留守在陕甘宁边区的359旅的717团、719团(缺一个营)，还有358旅一个教导营，约2000多人，组成南下第2支队，由刘转连任支队司令员，晏福生任政治委员；将陕甘宁警备1旅编成南下第3支队，由文年生任支队司令员，张启龙任政治委员。这两个支队的任务除了经中原、江南同王震率领的南下1支队会合并开辟工作外，还担负着护送中共中央派往两广工作的第9干部队和派往中原工作的第5干部队的任务。为了加强领导，统一指挥行动，南下2、3支队成立了以文年生为指挥、刘转连为副指挥、张启龙为政委、晏福生为副政委的南下临时指挥部。6月11日，南下2、3支队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太岳根据地，而后由晋南抵豫北，从陕县再次过黄河南下。当部队到达河南省新安县时，日寇宣布投降。这时，南下2、3支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停止南下，迅速北返八路军太行山后方总部所在地林县。随后奉命从2支队和第9、第5干部队抽调200多人，由张启龙、陶铸等率领开赴东北。原南下2支队主力在刘转连、晏福生领导下，不久也进入东北。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毛泽东主席号召全国军民举行反攻，并配合苏军和其他同盟国军对日作战；要放手发动沦陷区的群众，配合军队消灭敌人。这时，陕甘宁边区虽然遭到国民党军的进犯，仍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抽出359旅所留的一个团及大量干部开赴东北。9月，军委炮兵学校学员亦调赴东北，配合东北民主联军及苏联红军向尚未表示投降的日军展开反攻。
　　陕甘宁边区在对日寇从实行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的紧张阶段，以最优秀的干部和训练有素的部队全力支援了对日反攻作战，并以边区民兵和群众作后盾，完成了保卫边区、保卫中共中央的光荣任务。
　　三、爷台山反顽战的胜利
　　在中共中央组织南下支队，并抽调陕甘宁边区部队和干部分别开赴华南、华北、晋西北等地，支援敌后战场，配合对日大反攻，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军队调兵遣将，制造借口进攻陕甘宁边区，企图夺取关中分区，以牵制边区八路军开赴前线向日寇举行反攻，收复失地。
　　1945年6月，屯兵于边区南大门外淳化一带的胡宗南所属梁干乔部与祝绍周所属李静谋部相互内争，发生对战。当时，驻扎在与陕甘宁边区南部防线相距10余里的国民党梁干乔部所属警备营长刘文华及一部分士兵，由于不堪忍受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不满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终于发生譁变，向陕甘宁边区警备1旅3团2营投诚。同时，淳化方里镇碉堡内守敌一个排士兵起义，将敌排长捆起来向边区赤水县(由淳化、旬邑两县各一部形成)保安大队投诚。这就是淳化事件。胡宗南不承认这是国民党当局实行反动政策的结果，却反诬淳化事件是陕甘宁边区插手策划所致，并借此大举调兵遣将，准备进攻边区。从7月15日起，蒋介石、胡宗南急速从河南前线和陕西东部调出国民党军队9个师，部署于淳化、耀县、三原、泾阳、兴平、乾县、同官、旬邑一带；反动分子还制造所谓“共产党要打西安”的谣言，声言“反共第一，抗日第二”，要“进攻边区，杀尽共产党”。在一片反共内战的喧嚣声中，7月21日拂晓，胡宗南命令国民党暂编第59师和骑兵第2师，突然以猛烈的炮火向关中分区淳耀县爷台山的驻军发动了进攻。当时，驻爷台山的八路军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以极大的忍让，仅取自卫原则坚守阵地，并未出击。直到23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仍未停止，当天又调来第16军的预备第3师准备加入进攻；同时，还有几路国民党军队从西安、耀县、兴平等地向淳化方向陆续开进。
　　在此严重局势下，第18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正副司令才不得不于7月23日特电蒋介石、胡宗南，揭露蒋介石制造反共内战的阴谋，要求调查制止。紧接着，新华社延安权威人士郑重地向国民党当局发出严重警告，指出：“大敌当前，从抗日前线调动军队来反对自己的同胞，这是犯了滔天大罪。真的要打的话，那就无异玩弄一堆燎原的大火。‘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玩火的人应当注意。全民族正用自己的精力向民族敌人苦战的时候，若干败类，要想违反这个意志以逞自己的私图，那是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一方面命令关中分区的部队坚决进行自卫，另一方面抽调正在进行生产的新编第4旅，教导1旅、2旅及准备开赴抗日前线的358旅增援关中，并组成以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治委员的统一指挥关中部队作战的领导机构，坚决进行自卫战斗。7月24日、26日，边区部队先后从延安、甘泉出发，相继到达关中前线。部队随即召开会议，认识到只有坚决回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才能制止内战危机，并研究了战斗方案。
　　国民党军队从7月21日至23日数次疯狂进攻八路军爷台山阵地未能得逞，便于24日命令其16军预备第3师投入战斗，并调集大批野炮、山炮、迫击炮及美国火箭炮向爷台山阵地猛烈轰击。爷台山守军新编第4旅6个连的指战员坚守阵地，进行英勇反击。关中分区由1129人组成的56个游击小组和由37人组成的3个爆破组，分别有效地配合了正规军作战。7月26日，国民党军队以更加猛烈的炮火向爷台山阵地轰击，大部村庄被毁。当日，陕甘宁晋绥5省边区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徐向前、肖劲光，政治委员关向应，副政治委员谭政，参谋长张经武联名致电胡宗南，历数内战之利害，何去何从请其抉择。电文指出：“大敌当前，既属黄帝子孙，即宜一致对外，枪口内向，为全国人民所不许。兹与先生约，如先生尚无破裂决心，即请约束贵部，停止攻击，……如先生执迷不悟，必欲大举进攻，激动边区广大军民起而自卫，则事态决裂，全由贵方负责。”然而，胡宗南不听中共良言劝告，一意孤行，调集重兵继续向爷台山发动大规模进攻。7月27日晚，八路军为了避免遭受重大损失，遂主动撤出爷台山阵地及以西的官庄、于村、野狐嘴、十里原、符子沟等41个村庄，国民党军队乃侵占了爷台山和上述村庄，并以6个师又3个团的兵力集结在边区边境的官庄、梁庄、龙高、早胜、彬县、耀县、小丘、黄陵、洛川一线，企图扩大进犯。
　　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和扩大内战的阴谋，八路军决心在对方立足未稳时予以反击。根据地形及敌军的力量配备，部队在张宗逊、习仲勋的指挥下，选定以爷台山为战役的主攻方向，以张贤约、徐立清领导的新编第4旅5个营为主攻部队，358旅为助攻部队，罗元发等领导的教导1、2旅为预备队。同时，边区的广大群众也积极动员起来，支援八路军反击顽军的战斗，他们不仅有组织地送饭送水，护理伤员，而且组织了担架队、游击队，配合八路军作战。8月8日，八路军开始反攻，358旅余秋里、刘彬领导的第8团投入战斗，配合新编4旅第16团迅速出击，一举攻占爷台山。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到8月10日，八路军全歼国民党军正副营长以下5个连的兵力，将爷台山等地全部收复。取得了爷台山反顽战的彻底胜利。
　　这次爷台山的战斗，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日后方多次搞反共磨擦的最后一仗，也是抗日战争胜利已成定局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向人民抢夺胜利果实、阴谋发动内战的信号。这次反顽战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共和毛泽东规定的对顽固派作斗争要实行的“以打对打，以拉对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国民党顽固派向陕甘宁边区发动军事进攻和侵占爷台山阵地后，中共不仅在政治上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阴谋给予深刻的揭露，而且集中优势兵力给来犯者以歼灭性的打击；同时又在收复边区失地后就停止了进攻，严阵以待，使顽固派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次反击战的胜利，是毛泽东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思想的胜利。在国民党军以强大兵力突然袭击，而爷台山驻军只有少数兵力守卫阵地的情况下，守军采取既坚守又不死守的作战方针，在防守中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在赢得时间后主动撤出战斗，待敌军伸入边区后，守军乃利用地形地物群众等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聚而歼之。这次反顽战的胜利，使中共赢得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主动，使国民党蒋介石顽固派企图蚕食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并挑动内战的阴谋又一次遭到了破产。
　　四、边区人民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灭亡。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已成定局。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中共中央西北局向陕甘宁边区军民发出了支援前线、保卫后方的号召，明确提出：陕甘宁边区军民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部队胜利进军，并积极增加自己的武装力量，更有效地保卫后方。为了完成这一中心任务，边区党号召广大军民首先要努力充实自己的留守部队和人民自卫军，抓紧进行军事训练，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其次，要加紧生产，保证边区有更多的粮食和军需物资供给前方；再其次，要进一步地克服长期农村环境所养成的若干散漫与迟缓的现象，改善工作作风，提高工作效率。并强调边区军民要深刻地认识到，作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总后方的陕甘宁边区，对于支援前线、争取抗日战争彻底胜利、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所承担的艰巨而光荣的历史责任。
　　1945年8月15日，当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以后，万众欢腾，大街小巷，张灯结彩，红旗飘扬，各处黑板报上都用醒目的大字报道了这一喜讯。当天晚间，延安市城郊到处举行火炬游行。机关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纷纷载歌载舞地游行。新市场的商人和市民来回奔跑，欢呼报信，扎起火把参加游行。当实验工厂、联政宣传队、大众剧院、延大等10多个秧歌队在十字街口汇合时，市民们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支援前线，保卫边区!”“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等口号。斯大林元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巨幅画像在通明的火炬中高高举起。在蜂拥来去的人群中，有一位拄着拐杖、曾在平型关战役负伤的荣誉军人被群众簇拥着，他非常激动而吃力地说：“8年啦，我的血没有白流……”一个卖瓜果的小贩高兴得跳起来，把筐子里的桃梨一个个地抛向空中，欢呼：这是“胜利果，请大家自由吃呀!”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大家高唱着“前进!人民解放军!去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收复交通和城镇!解救一切受难的人民!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消灭它干干净!”就在这天晚上，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酒会招待了驻延安的盟国友人，以表示庆祝。
　　1945年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以及日本大本营的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胜利结束。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100年来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极大地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人民军队，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它促进了全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又赢得了进步。经过抗日战争，人民力量空前强大，共产党的威望空前提高。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经过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强大的马列主义政党。所有这些，都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全国人民为此而欢欣鼓舞，兴奋异常。
　　为了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9月3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了延安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筹备会，陆定一、邓洁、杨清、肖向荣、李卓然、曹力如、周扬、柯仲平、赵伯平、常黎夫、张汉武、杨作义、胡绩伟、史唯然等参加筹备会的工作。筹备会在作出9月5日延安各界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决定的同时，制定出庆祝抗战胜利大会标语14条，并指示陕甘宁晋绥5省边区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文工团，鲁迅艺术文学院和延安市民秧歌队等，立即奔赴街头进行宣传动员，为庆祝大会作准备。
　　9月5日，延安各界2万人，兴高彩烈，从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穿过国旗飘扬、彩楼林立的街道，汇集于南门外广场。鲁迅艺术文学院、联防军政治部、文协、完小等秧歌队喧闹的锣鼓，为大会增添了异常热烈的气氛。人们欢呼雀跃。人群像潮水一样地涌进会场。会场四周新竖立的木牌上，张贴着各色标语，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经过8年苦斗所换来的喜悦和兴奋。隆重的庆祝大会在同盟国进行曲中，由曹力如宣布开会，随即推选出朱德、刘少奇、林伯渠、高岗、李鼎铭、谭政、邢肇棠、刘少白、黄齐生、蔡畅、崔田夫、柯仲平、吴满有、王克温、马豫章、曹力如等16人为大会主席团。
　　在庆祝大会上，朱德总司令首先站起来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他指出，中国人民几十年来受日本的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取得是与抗日战争总后方的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大力支援，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浴血奋战以及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分不开的。他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而奋斗。接着，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分别讲话，他们在略述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血泪史后，高度赞扬了陕甘宁边区和各解放区对于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进一步说明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流血牺牲的结果，是解放区1万万人民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中国共产党坚决实行人民战争路线的结果。林伯渠和吴玉章表示希望陕甘宁边区及各解放区同胞继续努力发扬民主团结、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做全国和平民主建国的模范，以实际行动来巩固已得到的胜利果实。老教育家黄齐生、晋绥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也先后演讲，赞颂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卓著功勋，表达了对人民军队无比信赖的心情和为争取光明的新中国而斗争的决心。
　　边区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在震动山川、响彻云霄的口号声中结束，但狂欢的庆祝活动却仍未停止。边区所属各机关以及各分区、县继续采取演剧、举行联欢晚会、火炬游行等多种形式开展庆祝活动，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
　　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里，延安《解放日报》上还陆续发表了著名诗人萧三的《延安狂欢夜》，萧军的《胜利到来了!但我们决不能忘记……》，鲁藜的《黎明的信号》，严辰的《八年》，飞涛的《为和平而歌》等作品。诗人们满怀革命激情，歌颂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歌颂了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
　　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的社论，指出：“在8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立场，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经过8年的战争，全中国创痍满目，百废待兴，全中国人民迫切地需要和平、团结与民主，以便同心协力，建设新中国”。同时，社论指出了内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号召“全国各党派和同胞们必须高度警惕”，对任何企图挑动内战的阴谋都要“予以有力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