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势严峻，积极防御
　　(一)磨盘启动——延安军民有秩序的转移
　　蒋介石妄图在半年以内用“全面进攻”的战略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计划遭到了破产。于是，从1947年春开始改为实行“重点进攻”，把进攻的重点放在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当时，蒋介石想用孤注一掷的办法打败共产党，并从政治上宣布和共产党实行全面彻底的决裂。1947年2月下旬，北平、重庆、南京、上海的国民党当局执行蒋介石的旨意，限令驻上述地区的中共联络处和办事处及工作人员停止一切活动，于3月5日前全部撤离。这表明蒋介石决心内战到底，关死了和平谈判之门。
　　蒋介石重点进攻延安和陕甘宁解放区，首先是从延安的政治地位考虑的。因为，延安是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所在地，是中国红色的首都，如果进攻这里的企图得逞，就可以为他“全面进攻”破产的官兵打气，就可以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国际援助。同时，在军事上，蒋介石也认为比较有把握取胜。因为，中共在陕北的兵力少。所以他决心要打败陕北共军的主力，割断中共右臂，消灭中共的首脑机关，或至少把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驱逐到华北，然后寻机歼灭。因此，蒋介石特别重视对陕北的重点进攻。2月28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与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空军第3军区司令刘国运等开会，部署陆、空联合进攻延安的计划。西安为国民党空军第3军区司令部所在地，空3军区辖豫、晋、陕、甘、宁、青、新7个省的空军，在西安集中了近百架军用飞机，占了国民党空军飞机的一多半。从2月下旬蒋到西安部署进攻延安的计划以后，王叔铭坐镇西安，指挥空军配合胡宗南进攻延安。胡宗南则指挥其陆军加紧实施攻击延安的计划，他不仅把援助晋西南的整编第1师、第90师再度调回陕西，而且还从晋南、豫西陆续抽调14万余人的部队向洛川、宜川地区集结。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辕的马鸿逵、马步芳则迅速以10个旅约5.4万人的兵力向宁夏的银川、同心和甘肃的镇原地区集结。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部1.2万余人也在榆林一带策应胡马的行动。
　　3月10日，胡宗南部两个整编军、6个整编师共计15个整编旅分别在洛川、宜川地区集结完毕，作好了战斗准备。11日，胡宗南由西安到洛川，召开军、师、旅长会议，宣布进攻延安的作战计划，成立“前进指挥所”，由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兼指挥所主任，分左右两兵团分别由宜川、富县两地向延安突击。
　　面对极其危急的形势，3月8日，延安各界万人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在会上，林伯渠、朱德、彭德怀、周恩来、邓颖超等相继讲话，号召军民抛弃和平观念，团结起来，作好战斗准备，粉碎蒋胡军的进攻，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中共中央，并争取真正的和平。同日，《边区群众报》和《解放日报》还分别发表社论，指出：“消灭胡宗南的时候到了”，号召“把卖国贼的血爪斩断在延安门外”。这是对于自卫战争的政治动员。
　　面对优势的蒋胡军的猖狂进攻，延安和边区部队实行正确的作战方针——“积极防御”。积极防御，就是弱军在强军压境的形势下，先避开强敌的锋芒，暂时放弃若干城市和地方，保存军力，实行“诱敌深入”，运用“蘑菇战术”(即旋磨战术)，依靠优势的民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以欺骗的方法，牵着敌军的鼻子在根据地内捉迷藏，打圈子，搞武装大游行，把敌军拖得精疲力竭，粮尽弹缺时，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有利的时机与地点，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军，如此坚持不懈，积小胜为大胜，使自己逐步转弱为强，最后彻底战胜敌军。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对于强敌的进攻一贯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早在1939年6月，面对日本侵略者进攻延安和边区的威胁，毛泽东就作了可能出现最严重情况的精神准备，那时他就指出，日军“有进攻延安的可能”，但因“边区是基本根据地——中共所在地，全国有威信的地方，必须坚决保卫之”，所以，“即使延安失守，仍然坚持边区，大家准备过游击战争生活，最艰苦但是最生动的生活”；并指出：只要“保存一个领导集团，一个教育集团，一个军事集团，依靠很好地形，很好民众，一定有办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依然坚持积极防御思想，准备暂时放弃延安，但坚持保卫边区。1946年10月，中共中央做了把中央机构疏散于各地，把后方基地移置于绥德等处的准备。11月中旬，中共中央又指出蒋介石的“进攻能力快要枯竭”，“即使用突袭方法，占领延安，亦无损于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大局”，并继续进行暂时放弃延安的准备。当然，如果有可能阻止蒋胡军突破延安防线从而保守住延安而又不造成更大的损失，那也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军民所力争的。
　　但是，中共中央坚决保卫边区的思想是一贯的。所以，在延安以南布置了三道防线；又快速调回参加西华池战斗的所有野战集团军到富县茶坊一带阻击蒋胡军；召回正在晋绥解放区作战的晋绥野战军第2纵队，加强延安地区的防务力量；3月16日，将晋绥野战军第1、2纵队和原边区联防军的新编第4旅、教导旅合并，组成西北野战军，由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兼任司令员和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同时撤销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番号，而由警备第1旅、第3旅等部组成游击兵团，在关中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就为坚守边区从军事部署上提供了基本保证。
　　3月13日，伴随着国民党空军25架飞机对延安的狂轰滥炸，胡宗南的陆军从固临、富县分左右两路大举向北进攻。董钊指挥的固临右路军遭到了解放军教导旅和警3旅第7团等组成的防御兵团的顽强阻击，刘戡指挥的富县左路军被西野第1纵队和新4旅阻击在咸榆公路的大、小劳山地区。从此，延安自卫战争全面展开。
　　两军激战3天，胡军只突破了延安的第一道防线，打破了胡宗南“3天内占领延安”的狂言。西北野战军顽强地坚守在第三道防线上，掩护中央和延安各机关以及团体、学校等安全转移，并帮助群众坚壁清野，疏散牛羊等。至3月18日，沿金(盆湾)延(安)公路进攻的胡军右路兵团仍未靠近延安市区，只推进到宝塔山以南地区，沿咸榆公路进攻的胡军左路兵团也只刚刚越过大、小劳山。这时，中共中央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已安全转移，市民已疏散完毕。当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才从容地撤离延安，向延川与清涧方向转移。3月19日上午，延安防御兵团血战7天，以伤亡691人的代价换得歼灭(毙、伤、俘)胡军5700余人的战果。3月19日上午，延安防御兵团主力向延安东北撤离。胡宗南军队随即于当日占领了延安一座空城。
　　毛泽东在撤离延安前夕曾对解放军的部分指战员说：边区军民将用推石磨石碾的办法粉碎蒋胡军对陕北的进攻。他说：老百姓用石磨石碾把那么多的粮食都磨碾成了细面细米；解放军也用这个办法，把蒋胡军牵上，在陕北这盘石磨上磨，石碾上碾，就一定能把蒋胡的几十万部队磨个稀巴烂!中共中央和延安军民撤离延安和蒋胡军占领延安，这就意味着磨碾蒋胡军的磨盘开始转动了。
　　(二)磨轴稳立陕北——中共中央坚守边区
　　中共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就开始了闻名于世的陕北转战；同时，疏散在边区各地的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和边区群众也就挑起了掩护、帮助、支援以至参加转战的重担。3月20日，转移到延安县东北梁村的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正式组建了野战军的指挥机关，由张文舟任司令部参谋长，王政柱为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任后勤司令。从此，以彭德怀为首的西野指挥机关就开始统一指挥整个边区范围以内的军队、民兵、地方工作人员以及一般群众开展粉碎蒋胡军进攻的自卫战争。
　　但是，对于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主要领导人是否留在陕北以及如何工作的问题尚未作出正式决定。这是关系到全国革命大局的关键问题。从3月18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离开延安到4月9日以前，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行军途中酝酿、讨论与决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乘汽车沿咸榆公路北上，经延川的刘家渠、永家坪、贾家坪，于3月20日黎明到达清涧县的徐家沟；同日，周恩来驱车前往子长县的王家坪会见朱德、刘少奇与任弼时，25日夜，毛泽东由清涧县的高家崄移到子长县的任家山与刘、朱、周、任会合，3月26日，毛、朱、刘、周、任等在任家山就上述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对中央留在陕北的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即中央应留在陕甘宁边区，但中央机关要一分为三，一部分要过黄河到华北执行中央委托的任务。在讨论开始时，任弼时主张中央和毛泽东都到河东去较为安全，刘、朱、周也对中央留在陕北的安全问题表示忧虑，但毛泽东始终坚决主张中央部分主要领导人和中央要留在陕北，他说，我们中央不能离开陕北，我们在陕北住了12年，老百姓供养了我们，一遇险情我们就跑，对不起陕北人民。他又说：留在陕北，我们可牵制胡宗南23万大军，叫蒋介石这个战略预备队失去作用。总之，不打垮胡宗南，我是不过黄河的。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中央要留在陕北。周恩来还补充说：留在陕北……一方面我们可以做陕北军民的主心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牵制胡宗南的部队，也是对其它战场的支援。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地考虑了大家的意见，他说：中央也“不是全集中到这里，我们中央分个工，成立一个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个中央前敌委员会，一个中央后方委员会，工委到晋察冀的河北平山县，任务是处理中央委托的工作，前委留在陕北，代表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后委进驻晋西北，负责陕北战场后勤保障和安置中直、军直机关及家属的工作。周恩来说：后委就让剑英和尚昆负责。大家表示同意。在讨论具体分工问题时，大家都争着要留在陕北，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提出了一个具体分工的方案：总司令跟政治部主任(刘)搭配，我跟参谋长(周)搭配；这样，既是政治班子，又是军事班子，两全其美。我和恩来留在陕北，总司令和少奇同志到西柏坡，弼时同志跟我们走。大家表示同意。当天并由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机关仍在陕北。(一说上述决定是中共中央于3月26日在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的会议作出的。)
　　这次讨论之后，周恩来受中央委托于3月27日凌晨乘汽车去河东山西临县等地协助负责后方工作的叶剑英、杨尚昆以及贺龙等处理中央机关的转移和对付胡傅阎进攻的方针等问题，并征求他们的具体意见。周去河东后，毛、朱、刘、任续继讨论上述中央机关工作的问题。3月28日，毛、朱、刘、任等转移到清涧县北的枣林沟村。到3月29日，毛、朱、刘、任等对上述问题已进行过反复详细的讨论，并已分别开始实行共同的决定。3月31日，胡军占领清涧县城。当日上午，毛泽东向中央机关和总部工作人员宣布了中央要划分为前委、工委和后委的决定，并与大家商定了前委和总部主要领导成员的代号：中共中央(即前委)——亚洲部，毛泽东——李德胜，周恩来——胡必成，任弼时——史林，陆定一——郑位。下午，中央领导人毛、朱、刘、任等乘汽车离开枣林沟向北到绥德田庄(只有40里路)。到田庄后，刘少奇、朱德等与毛泽东、任弼时等告别后，继续乘汽车前往河东华北；毛泽东、任弼时、陆定一等则骑马向西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前委从此成了“马背中央”。接着，毛泽东等经子洲县的邱家坪(31日夜至4月3日下午)、高家塌、子长县的涧峪岔(4月4日)，于4月5日到达靖边县的青阳岔(住到4月12日)。周恩来由河东回到青阳岔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于4月9日在青阳岔向各解放区负责人发出了重要通知，说明中央上月作出了三项重要决定并“已分别实行”，这三项决定是：一、“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二、“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地区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三、“为着工便利，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作上的央委托之工作。”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指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可以少量的兵力吸引和歼灭蒋胡军的大量主力部队，有利于支援其它战场首先是晋冀鲁豫战场解放军的作战，并可鼓舞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这一决定，对于扭转西北战局也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它使陕甘宁边区军民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直接鼓舞了全边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留在陕北就好象是荫蔽而牢固地安置在磨盘中的主要转轴，它能自如地转动陕甘宁边区这副磨盘，频繁地旋磨蒋胡军，从而粉碎蒋胡军对边区的全面进攻。
　　在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有秩序地展开保卫边区的工作以后，边区的地方工作在头一个月却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第一，部分干部思想准备不足，对群众缺乏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在蒋胡军谣言的蛊惑下，人心惶惶，以至军队转移到哪里，哪里就有一些群众要求分兵驻防。第二，部分机关、组织和部队人员在转移中违反纪律，不经有关地方政府，随便征用民物，强拉民夫，甚至打骂群众，使部分群众对政府和军队产生不满情绪。部队组织担架队、服务队、筹集粮草、找人带路都遇到了相当困难。第三，由于部分地方干部没有积极帮助群众解决家庭、生产等困难，只要求群众贡献、牺牲，加上一些干部在工作中有命令主义作风，以致组织起来的担架队、运输人员有一部分因恋家、恋生产而中途逃跑。出现这些混乱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第一，边区政府各职能部门撤出延安后很快分散到各地，一时难以联络协调工作，除边府后勤司令部一直同西野在一起紧张地工作以外，其余各组织大都处于孤立分散的活动状态，对各地的工作难以进行具体的组织领导，以致不能很好地发挥各地方政府机构与群众团体的作用。第二，各地方组织和政府工作干部长期和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等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形成了依赖的思想与习惯，对于战争造成的中央和地方组织相隔离的状况一时难以适应。在一些地方组织瘫痪的情况下，一些军政工作人员为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往往采用强迫命令方法。第三，长期处于相对和平环境中的边区军民中有一部分人对严峻的形势在心理上一时难以承受，难免产生惶恐情绪，也产生一些不适应革命战争需要的行为。
　　为了克服上述混乱现象，中共西北局后方委员会于4月17日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决定：战时宣传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动员边区军民支援、参加战争，争取胜利，保卫边区；各级地方组织要主动行动，配合宣传动员；《边区群众报》从4月21日起由3日刊改为日刊，加强宣传；民众剧团分组下乡，演出宣传；新华书店应多采用货郎担形式，把书送售到百姓手中。随着这些主动措施的实行，逐渐稳定了民众的思想和情绪。
　　4月28日，边区政府针对撤离延安后一月来各地工作的混乱现象，就战勤工作问题，向各级政府、各机关、部队、学校提出了4项要求：第一，严肃处理脱离群众、退却逃跑的干部，改选勇敢积极分子接任工作；各地区乡干部不脱离本区本乡，坚持和群众一起工作、一起转移；做好群众支援部队的各项工作，提高部队杀敌勇气，战胜敌人。第二，严格整饬军政纪律，限定民力、畜力、物资之雇用、征集内容，井均须经过政府办理，任何机关部队不得直接动员。如有违犯，群众有拒绝、控告之权，政府和机关及干部均有干涉、制止之责；如有武力威胁者，应予解除武装，解送当地政府或原部队严格惩办。第三，动员离乡之担架运输人员，应妥善安排好生活、生产问题；随部从行动后应指定专人做好政治教育、吃饭睡觉及安全掩护等工作；说服教育中途逃跑者随时归队服务。第四，经常教育群众(特别是时事教育)，提高其斗争情绪与胜利信心，纠正群众中的错误认识；干部要主动领导，实行乡村联防，互通情报，揭破谣言，稳定人心；驻防部队移动或撤退时，在不妨碍军事秘密的前提下，应通知地方干部和群众进行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若遇敌人进犯，民兵应尽力阻击，掩护群众撤退。边区政府对绥德分区党政军组织纪律检查队到各地实行巡视检查的做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建议各地在必要时采用。并指出：“只要真正和群众密切结合，把群众组织起来，群众的恐慌乱跑及抱怨政府和干部的现象，自然可以消除。”
　　由于西北局和边区政府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加上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军分别转战陕北，使各地方的工作先后得到了指导、统一和协调；随着青化砭和羊马河战斗捷报的传出，更增强了群众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信心，因而从第二个月开始，地方工作就步入正轨，为中共中央及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和坚守边区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毛泽东于6月14日在致朱德、刘少奇的信中说：“总结边区3个月战争，第1个月地方工作有些混乱。第2个月起即已步入正轨，党政军民坚定地向敌人作斗争。”
　　二、旋磨开张，三战三捷
　　为粉碎蒋胡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野在40天内打了3次重要的歼灭战，歼敌1.4万多人。三战三捷沉重地打击了蒋胡军的疯狂气焰，粉碎了蒋胡军企图摧毁中共领导中枢或驱逐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的狂妄计划，鼓舞了全国军民特别是西北军民的斗志和胜利信心，为完全粉碎蒋胡军的进攻奠定了基础。
　　(一)声西击东，青化砭伏击告捷
　　在撤离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和彭德怀等领导人就分析了志大才疏的胡宗南的心理，料定胡宗南攻下延安后必然异常骄傲，急于寻找共军主力决战。并判断胡宗南可能会认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其主力部队因惧怕其汽车追赶而不敢朝东北方向沿咸榆公路撤退，而会骑马朝西北方向的安塞一带退走。基于这种判断，毛泽东、周恩来等乃乘车大体沿咸榆公路朝东北方向撤退，与在延安保卫战之前就已疏散到瓦窑堡附近办公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机关前梯队会合；彭德怀则率西北野战军主力荫蔽集结于延安东北方向，待机歼敌；而以一个营伪装成西野主力在延安西北方向与胡军保持接触，引诱胡军向安塞方向深入，以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部队安全转移。
　　果如所料，3月19日，胡宗南军队一占领延安，即得意洋洋地同时着手办三件事：(一)向蒋介石报功：“国军已光复延安”，叫嚷“中共已成流寇”，“共军不堪一击”。(二)命令其部队尽快寻找“共军主力决战”。他估计共军会畏惧其汽车追赶而向延安西北的安塞一带退走，乃命令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和整编第29军军长刘戡率领主力部队向延安西北推进，以寻求与共军主力决战；同时向延安东北侧翼派一部分兵力以保障推进之主力部队的安全。(三)为胡本人筹办婚事(胡曾发誓不占领延安不结婚)。
　　3月20日，在梁村的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得到情报，胡军整编第1军第27师第31旅旅部带一个团，将于3月24日由南向青化砭进犯。彭德怀和野司乃立即作出在青化砭地区歼灭胡军侧翼掩护部队的战斗部署：在延安西北方向担任掩护任务的第1纵队独1旅2团2营加紧诱敌主力于安塞一带，牵住“牛鼻子”；隐蔽在延安东北甘谷驿附近的野战军主力第2纵队、教导旅和新4旅迅速集结于青化砭东部地区；原集结于安塞以北的第1纵队调至青化砭以西的冯庄、郭家庄、梁村地区；并由1纵独1旅在冯庄一带警戒延安、安塞方面胡军的动静。野司命令有关部队务于23日前完成上述部署。这是一个“声西击东”的战斗部署。
　　青化砭的南北是一条30里长的川道(蟠龙川)，咸榆公路沿着这条川蜿蜒其间，东西两侧都是连绵起伏的山地，是打伏击战的好地方。3月22日，西野司令部移至青化砭西北附近的左家庄。23日夜，部队按计划行动，24日拂晓前已全部进入设伏阵地：第1纵队358旅在西山阎家沟(青化砭西北5里)至白家坡一带；第2纵队(359旅、独4旅)主力配置于川东的寨子沟、窑子沟以西之高地侧后荫蔽；第2纵队并指挥教导旅在青化砭至房家桥公路以东地区伏击，并荫蔽于石绵羊沟以东之山后；新4旅埋伏在青化砭东北常家塌一带高地。只等敌人从南面往口袋里钻。西北方向董钊指挥的追击共军“主力”的5个整编旅这时也被诱至安塞。但是，24日这一天，在预先设伏的主战场青化砭却发生了意外。西野预伏在青化砭东西山上的指战员趴在冰冻尚未融消的阵地上，从拂晓等到正午也未见到胡军31旅的影子。大家心里很着急，担心这次设伏可能落空。但彭德怀坚信自己对敌企图的判断，坚信这里的群众能为解放军保密，因而坚持在这里伏击31旅的计划。等到这天黄昏以前才探清了情况：原来，计划于3月24日向青化砭开进的胡军掩护部队整编第31旅旅部及所属第29团，因在延安以东的拐峁一带受到群众抵制，没有按计划备齐干粮而把出动日期推迟了一天。彭德怀把这个情况报告中共中央之后，即令各路埋伏部队返回原集结地点休息，于25日拂晓前再进入各自伏击位置，作好战斗准备。
　　3月25日晨6点多钟，西野侦察部队发现胡军31旅正从拐峁向北进发。彭德怀闻讯立即用电话向各部队作了具体部署。10时左右，胡军31旅近3000人全部钻入“口袋”。西野第2纵队独4旅首先出击，从南面扎住了袋口，新四旅在北面封住了袋底，西野主力部队主力从东西两侧山梁以高屋建瓦之势，很快将31旅截成几段，激战不到两小时即结束战斗。此役西北野战军以6个旅的绝对优势兵力、伤亡200多人的代价取得了毙伤胡军400名、俘虏2593名的重大胜利；31旅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92团团长谢养民等均被俘。
　　在蒋胡军猖狂进攻面前，西北野战军初次转战即取得旋磨掉蒋胡军1个旅(欠第91团)的重大胜利，除西野指战员英勇善战外，边区老百姓的支持是一个重要原因。西野6个旅的兵力在距蒋胡军主力部队十几里的地方移动并埋伏了好几天，如无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边区人民的保密，很难不被胡军察觉。胡宗南军队也曾在拐峁等地抓住一些群众逼问共军动向，但群众却冒死守口如瓶，从一个方面保证了西野战斗计划的实施。
　　(二)虎口拔牙，羊马河首歼敌整旅
　　青化砭战斗之后，胡宗南发觉西野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于是急令其主力由安塞调头东进，从延安沿延长、延川、清涧、子长一线寻找西野主力决战。为了避免重蹈青化砭覆辙，胡宗南搞了一个据他说是请示了国防部的“方形战术”，就是把两个兵团排成方阵，长宽各10里，携带重装，行则同行，住则同宿，攻则同进，退则同撤，每天只行军10里，只走山路，不走大道。认为这样就象4个人背靠背站在一起，无论从哪个方向攻防都可以应付自如。这样就开始了一趟声势浩大的武装大游行。3月29日、31日胡军分别占领了延川、清涧县城。4月3日占领瓦窑堡，直到4月6日以前，经过10多天在黄土高原和山丘地带转了400多里，到处扑空，找不到西野主力。胡军连续行军，求战不得，却常遭游击队和民兵的袭扰，兵疲粮缺，于是留下135旅守备瓦窑堡，其主力则于4月6日返回蟠龙、青化砭补充给养；加之晋南由于解放军太岳兵团的强大攻势，连克浮山等5座城池而告急，胡宗南又打算在部队补给后抽兵驰援晋南。
　　西野司令部为拖住胡军，打消胡宗南援晋的念头，乃将青化砭战斗后隐蔽在蟠龙以北地区之第2纵队一部迅速调至延川永坪附近，4月6日，向经永坪南下之整编第29军军部所率的整编第12旅发起攻击，杀伤其600余人。但因西野在这次战斗中几部分的协同未组织周密，未达到预期目的，很快就撤出战斗。
　　永坪一战使胡宗南军发觉西野主力就在他们附近，因而放弃了援晋的打算，决心以其主力整编1军5个旅、29军3个旅向青化砭、蟠龙西北地区“扫荡”，以驻清涧的76师第24旅之72团接替瓦窑堡防务，调135旅南下向主力靠拢(胡军南北对进之部队相距不到30公里)，企图以这10个旅的兵力南北夹击，围歼西野主力于瓦窑堡以南(亦即李家川以南牡丹川以北)地区。
　　驻瓦窑堡西南桑树坪的西野司令部，4月11日发现清涧有胡军开往瓦窑堡，12日又发现胡军第1军5个旅、第29军4个旅分别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13日上午，西野司令部召集各纵队旅以上干部开会，预计驻瓦窑堡之敌135旅换防后，最大的可能是沿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也有向西南或向东南的可能)，遂决定“虎口拔牙”，在瓦窑堡西南20多里的羊马河地区设伏，歼灭南下的135旅。彭德怀当即指出：“消灭135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阻住敌人援兵，一是速战速决。”西野遂以此为战役指导思想制定了3个作战方案，其中后来变为现实的部署和作战方案是：荫蔽在蟠龙西北前滴哨、石家坪、安家嘴一带的第1纵从358旅和新4旅一部，在青化砭、蟠龙以西的夏家沟、李家岔、山神峁子地带节节设防，诱引青化砭之整1军5个旅向西；独1旅(欠第35团)和边区警7团在蟠龙西北的元子沟、云山寺一带坚决阻击蟠龙之整29军3个旅，以防其向北救援135旅；第2纵队359旅在羊马河以东陈兵设伏，并防清涧之敌76师24旅救援；隐蔽在子长县瓦窑堡东南的兔儿河至岭湾一带的第2纵队独4旅和教导旅在羊马河瓦蟠大道东侧高坡设伏，进至瓦窑堡西南(崖畔里一带)的新4旅在西侧设伏，实施东西夹攻并迅速围歼。
　　在“每天只让敌人前进5至10里”的命令下，西野第1纵队和新4旅一部于4月13日以运动防御的方法把北犯的胡军主力整1军整29军的9个旅诱吸和阻滞在李家岔、上白家坪以及宋家沟新庄沟以西高地。由于西野在这一带的阻击显得很顽强，胡军误认为共军主力就在瓦蟠大道以西，遂命令由青化砭北上的整1军5个旅和由蟠龙出动的整29军3个旅向西猛进，并急令瓦窑堡之135旅迅速南下堵住东面，并向右翼整29军靠拢，对西野主力实施围歼。4月14日凌晨，西野司令部移至羊马河附近的张家土沟，接着便侦知135旅旅部及所属两个团已离开瓦窑堡南下。这时，西野第1纵队358旅已将整1军诱至三皇峁一带，独1旅也已将29军吸引，阻止在郭家砭至新庄沟一线。
　　羊马河地区在瓦蟠大道北端，离瓦窑堡很近。羊马河是一条遇大雨易发山洪，平时水很少的山溪，由南向北到瓦窑堡流入秀延河。西野在这里设伏的主战场的位置在名叫羊马河的村镇的北面河川两边的山梁之东西后侧。这一带，丘原起伏，沟壑纵横，宜藏宜打宜撤，有利于伏击战的突然联合出击，迅速分散撤退，战斗时既可照应羊马河以西地区的独1旅阻击部队，战斗后又可进退自如，西进有诱敌西向并担任阻击的主力部队掩护，东退是敌人兵力部署薄弱的地区。南下的135旅没有想到西野主力就在它的始途附近——羊马河为它准备好了坟场。
　　14日8时，135旅分两路沿瓦蟠大道两侧高地南下，其旅部与404团在西，405团在东，逐山前进。9时许，其西路先头进至三郎岔、前李家嘀哨及其附近高地。西野新4旅即由西向李家嘀哨猛烈堵击，截住了西路，西路乃抢占三郎岔以北、河川以西高地。其405团仍沿东高地南进，企图与其主力整29军靠拢。这时西野独4旅主力向405团发起冲击，抢占了有利高地，并与新4旅取得联系，粉碎了405团向29军主力靠拢的企图，迫使它退缩到三郎岔东北高地。至此，135旅全被西野设伏主力合围。这时，由于西野阻击部队进行顽强阻击，整1军至16时才由西转向东进止三皇峁、凉水湾地区，整29军被阻于云山寺，元子沟地区，只有一部分进至羊马河、新庄沟以南地区。胡军9个旅全被西野阻隔，与其被围之135旅相隔仅数里，但无法救援。这时，占领东山与西山的135旅之两部分均企图顽抗，西野主攻部队乃决定采取分割手段，集中兵力首先歼灭东山的405团，同时以一部兵力牵制西山的旅部和404团。于是，教导旅、独4旅、359旅、新4旅各部主动协同，积极机动，迅速将东西两敌隔开。接着，405团在西野设伏主力四面围攻下，战至11时，大部被歼，阵地被克。西野上述主攻部队在稍加整理后，向135旅旅部与404团占领的西山高地实施合围聚歼，14时，西野各部发起攻击，激战至16时，西野攻克三郎岔以西山地上135旅之最后阵地。至此，全歼胡军135旅一个整旅，共歼敌军4700余名(毙伤1900，俘2800)；135旅少将代旅长麦宗禹、404团上校团长成耀煌、405团上校团长陈简均被俘。西野也伤亡477人。
　　羊马河战役是西野在敌军10个旅的重兵合击下，以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形式，实行虎口拔牙，在羊马河地区出奇制胜地吃掉敌军运动中的一路，从而打破蒋胡军合围计划。这次战役，胡军以10旅之众对西野实施合击，在南北对进的胡军相距不及30公里的狭小地域内，西野成功地选歼其孤立薄弱的一路，竟使胡军救援不得，这不仅给了蒋胡军以军事上的歼灭，而且对蒋胡军在精神上也是一个严重打击。毛泽东在安塞王家湾收到歼灭135旅的电报后说：“我说的碾磨战术就是这样，牵上胡宗南军队在这黄土高原上磨，磨得他精疲力竭，然后再寻机歼灭其中一股。”
　　(三)指北打南，蟠龙首获攻坚大胜
　　羊马河战斗后，西野阻击部队撤至瓦窑堡西北，主攻部队撤至瓦窑堡以东地区隐蔽待机。胡宗南得知135旅被歼，乃急令其整1军、整29军9旅之众赶赴瓦窑堡地区，又“武装游行”数日，既不明西野的去向，又被拖得“相当疲劳和相当缺粮”，胡宗南只得令其部队于4月20日退到永坪、蟠龙地区休整补给。
　　4月15日，中共中央通报了羊马河大捷，指出：羊马河战斗的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即可逐步解决胡军。同时，毛泽东复电给西野，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并说明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即“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是西野“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因此，当前西野“主力不急于北上打榆林，也不急于南下打敌后路”。中共中央的通报和毛泽东的复电，鼓舞了边区军民转战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防止了军民中某些人因胜而骄、急于歼敌、轻敌冒进思想情绪的滋长。
　　4月下旬，蒋介石根据中共中央工委、后委和中央机关干部、指战员3千余人以及大批物资包括汽车等东渡黄河的情况，断定“中共中央及其主力在绥德附近集结”，“中共中央及西北共军主力已开始陆续东渡黄河”，急令胡宗南部迅速沿咸榆公路北上，邓宝珊部由榆林南下，实行南北夹击，企图将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及西北野战军歼灭于佳县、吴堡地区，或全部赶到黄河以东。彭德怀根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为西野规定的作战方针，决定将计就计，在胡军主力北犯时，由郭鹏率领359旅一部和从其余每个旅各抽出一个排的兵力，配合绥德分区的武装力量与由晋绥西渡之独立第5旅伪装成西野主力，节节抗击，实施佯动，并在黄河沿岸布置渡河假象，迷惑胡军，引诱胡军主力北进。乘胡军主力进至绥德来不及回援之时，集中西野主力4个旅突袭蟠龙，攻夺胡宗南军这一前线补给基地，夺取其补给物资，造成胡军后方供应困难，并锻炼西野攻坚作战的能力。
　　4月26日，胡宗南集中9个半旅的全部机动兵力，由董钊、刘戡指挥，排成纵横几十里宽的方阵，分两路沿山梁向绥德方向攻击前进。27日，北犯的胡军主力穿过西野主力集结地区，当时西野司令部的机关就设在胡军主力经过的山梁下面的一个名叫新庄的小山村里，胡军主力在这一带经过数小时才过完，但未发现西野主力和野司。这时，彭德怀命令西野主力部队马上向蟠龙开拔，他说：“敌人向北，咱们向南，各走各的路，各办各的事”!4月30日，西野担任攻夺蟠龙的各部队，荫蔽集结到蟠龙周围地区，随即进行攻击准备工作，1纵队独1旅之35团及警备第7团也按期完成了扫除蟠龙以南之敌地方武装的任务。西野司令部随即移至蟠龙东北的薛家沟，很快将各围歼部队部署就绪：第1纵队主力在核桃坪南北高地，由西北向东南夺取田子院、小庙梁和磨盘山之敌阵地；第2纵队独4旅由东南方何家峁子和郭家庄一线向西北攻夺敌主阵地集玉峁；新4旅由卧虎湾至刘家坪一线，自东北及北面向西南及南面攻击，协同独4旅夺取集玉峁一带主阵地；在夺占敌上述外围阵地后，各部队协同聚歼蟠龙街区之胡军。教导旅则在靠近青化砭的蟠龙以南地区实施机动。原定于5月1日发起攻击，但因天雨而将计划推迟。
　　5月2日，董钊，刘戡所率胡军主力先后到达绥德；这时如要返回蟠龙，约有5天的行程。2日下午，雨过天晴。黄昏，西野各攻击部队分别开始向蟠龙周围各自的攻击目标进击。
　　蟠龙是敌人在陕北前线的主要补给地。胡宗南一开始便将蟠龙防御工事当作重点不断加固，依托四周高地，形成以蟠龙镇为中心，周围有较大纵深的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以蟠龙东面高地集玉峁阵地为守备重点。其工事构筑特点是：利用制高点构成支撑式的防御阵地，在山顶处筑有大地堡，围绕大地堡切成削壁，四周依地形情况构筑众多的小地堡，组成地堡群，并以交通壕相连，环绕地堡群挖有深宽各六、七米的外壕，外壕拐弯处设有暗堡和暗火力点，外壕外设有鹿砦、铁丝网、地雷等障碍物。在主阵地前面，构筑有小支撑点，以掩护主阵地。在兵力方面，胡宗南派有精锐部队严守镇内各武器弹药、粮食和服装仓库。胡宗南在其主力北进绥德前夕，除责令原守备之地方武装陕西自卫军第3总队约2000人严加防守外，还留下整编第167旅旅部率499团约4700余人加强守备。由于蟠龙设防坚固、守卫顽强，而西野装备落后，又缺乏攻坚火炮与攻坚经验，因此到第2天上午才攻占了敌军的一些前沿据点。3日4时1刻，独4旅14团在新4旅771团协助下，向集玉峁发起攻击，经数次冲击，因不能压制敌暗火力点，障碍未能扫除，外壕不能通过，进攻受阻。遂停止攻击，“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发动广大指战员研究攻占敌集玉峁阵地的办法。大家提出采取对壕作业接近敌铁丝网和外壕，以爆破手段开辟冲击道路；将攻击部队实行编组，明确分工；以火器有效地压制敌火力点等多种有效办法。经过充分准备，于3日下午3时，从东南两面向集玉峁发起冲击，第13团第2营从敌右后侧一条30至40米深的冲沟内荫蔽地向上攀登，突进至敌主阵地前沿，首先从外壕爆破的缺口处突入，造成敌防御混乱；其他攻击部队也随之突破敌阵地，经激战，歼敌1个连。同时，新4旅771团1部也攻占了集玉峁以北敌之两个阵地，残敌退守敌团指挥所和炮兵阵地所在之苦菜梁，很快被独四旅主力与新4旅771团所歼。3日晚，将敌铁丝网破坏，进行对壕作业，完成攻击准备工作。4日12时发起冲击，一举突入外壕攻占敌地堡，守敌大部被歼，仅30余人逃回蟠龙镇。4日下午4时，西野攻占了蟠龙以东敌全部阵地。与攻夺蟠龙以东阵地的同时，西野攻夺蟠龙以西以南以北的各部队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基本上扫清了蟠龙外围之敌阵地。4日黄昏，西野各攻击部队由四面居高临下，向蟠龙镇(街区)发起猛攻，至午夜，全歼镇内守敌，据守镇西南小庙梁之敌亦缴械投降。至此，蟠龙守军遂全部就歼。此役共歼蒋胡军6752人(毙伤1300，俘5452)，整167旅旅长李崑岗、副旅长涂建、政治部主任陈献金、参谋长柳届春均被活捉；还缴获夏用军服4万套，面粉1.2万多袋，骡马1000多匹，子弹100多万发，山炮多门等大量军用物资。此役，西野亦伤亡1549人。
　　以为蟠龙“固若金汤”的胡宗南，5月3日深夜，在延安城里接到李崑岗的电台呼救后，于5月4日一方面急令其驻拐峁与青化砭的两个团驰援蟠龙，但被西野教导旅阻击于青化砭以北地区；另一方面急令董钊、刘戡放弃绥德，率军南下驰援。但董、刘不走捷径，却“远敌而走”，拖延到5月9日才赶到蟠龙，而西野主力却已在5月8日转移到安塞地区隐蔽休整。当时，有一位记者写了一首讽刺胡宗南军在蟠龙战役中失败的打油诗：“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6千当俘虏，9个半旅象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蟠龙战役，是西野继羊马河全歼胡军1个旅之后，在缺乏攻坚作战经验与装备器材不足和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的首次攻坚作战。西野为了把胡军弄得“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与“磨得精疲力竭”，决心以一部兵力诱胡军主力北上绥德，集中主力对远离主力、孤立无援、但设防坚固之胡军据点、前线补给基地蟠龙镇实施攻击，全歼守军，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物资装备，补充了西野部队。蟠龙攻坚战的胜利，挫伤了胡军士气，动摇了胡军信心，而西野部队则取得了宝贵的攻坚作战经验。这是西野首创攻坚作战胜利的范例。
　　为庆祝西野在陕北转战一个半月的三战三捷，西野司令部利用军队休整之机，于5月14日在安塞县城附近的真武洞马王庙滩召集了有西野主力及边区各界约5万人参加的祝捷大会。先一天从中共中央前委驻地王家湾赶来的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讲话，祝贺三战三捷，并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留在陕北同边区军民共同奋斗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战斗意志与胜利信心。彭德怀在会上讲述了军事形势，说明了取得三战三捷的原因：首先是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领导和指挥以及其它各解放区的配合；第二是有边区民众的实际拥护、支持和参加；第三是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善战以及正规部队和地方武装的相互配合。彭德怀还特别对边区民众帮助解放军封锁消息、侦察敌情、供给粮食和参军参战等支援前线的实际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三、创战机、弄粮草，磨转陇东与三边
　　(一)出击陇东
　　蟠龙战役后，董钊、刘戡所率胡宗南集团的主力部队疲惫不堪，粮弹十分缺乏，只好全部聚集在延安周围地区休整补充；虽然确知了西北解放军的主力所在，但一时却无可奈何。
　　当时，在安塞真武洞一带休整的西野主力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一是蒋胡军的主力集中在自己的附近，休整后很快会卷土重来，直扑中共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和西野集结地，这就迫使西野部队必须迅速转移，以便继续磨敌。二是西野队伍成倍地扩大，急需物力特别是粮食的补充。这时西野主力、俘虏和边府后勤司令部及所属随军担架队等共计5万人，以每人每天半斤粮计，一天即需2.5万斤粮，还需大量的马料，靠安塞一地供应就难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在开罢真武洞祝捷大会之后，彭德怀和周恩来、陆定一、习仲勋以及野司有关干部开会，研究了西野的行动部署问题，确定了西野部队的行动方针与方案。彭德怀起草的《出击陇东作战命令》体现了会议的精神，命令说：由于胡宗南军主力集聚一团，西野各个歼灭胡军的战机不易寻找，乃决定出击陇东，歼灭侵入陇东并进行所谓“清剿”的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二马”)的有生力量，力争收复庆阳、合水，然后相机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以调动胡宗南部队主力，寻机歼敌，并解决粮食和经费问题。命令要求各部队指战员立即进行出击陇东的各种准备，加紧改造俘虏，扩大作战队伍；深入思想动员；组织军事训练；调查陇东地形，勘察进军路线等。
　　青海的马步芳和宁夏的马鸿逵不是蒋介石嫡系。所以，尽管蒋介石在2月28日制定了要求青宁二马参加联合进攻边区的计划，之后蒋又三令五申，但青宁二马为保存实力，只将其部队向陇东集结，并未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直到胡宗南军攻占延安以后，青宁二马才利用胡宗南集团与西野主力发生正面冲突之机，于4月8日至11日，先后侵占了庆阳、合水、曲子、环县、悦乐、将台等边区所辖城镇。其兵力部署为：青马整编第82师师部和第100旅驻西锋镇，宁县地区，骑兵第8旅驻庆阳、合水(合水老城)、西华池(今合水)、骑兵第2旅驻木钵、曲子、悦乐、阜城地区；宁马整编第 81师师部及其第60旅驻环县、将台、元城镇地区，第35旅驻羊圈山地区，另外，整编第18师则分驻在盐池、定边、安边一线。
　　5月21日，西野主力分左、中、右三路，分别由集结地安塞县的真武洞和龙安镇一带出发，从下寺湾、甘泉之间越梢山，出环县、曲子，向陇东挺进。以第2纵队359旅和教导旅组成的左路军，29日首先向合水之敌发起进攻，两天后攻入城内，但因守敌顽抗和庆阳援敌迫近，又撤出战斗。以第1纵队为主的右路军，在陇东分区骑兵团的密切配合下，30日一举攻克将台，全歼守军第81师第60旅之179团(缺第1营)，活捉了马鸿逵的女婿、上校团长马奠邦(后教育释放)。以新4旅和野战军司令部直属部队组成的中路军，于30日攻克悦乐镇(今华池县城)，消灭了骑兵第2旅之第3团(缺半个连)，俘其少将副旅长陈应权和上校团长汪韬；31日又乘胜收复了曲子城。
　　这次奔袭，由于各部队兵力分散，各路军之间缺乏有效的配合与协同，因而损失不小，收获不大。6月9日，西野主力改变战术，加强各部分间的配合，集中兵力由曲子出动，13日攻克合水城，随即包围环县城。15日集中兵力合攻环县。16日午前，1纵队358旅在独4旅的配合下攻占了守军的核心阵地王家原，新4旅也于同时攻占了玉皇山。守军这两个主防阵地失守后，裸露于西野面前的环县县城一攻即克，县城守军仓惶向北逃窜。这时彭德怀立即命令王震亲率359旅以步兵追骑兵，359旅乃一口气长驱百余里，在洪德城和黑城岔附近将骑兵第81师溃兵大部俘获。当西野主力进军曲子、环县时，胡宗南害怕西野主力出西兰公路，于是胡星夜集结其主力一部于西峰和庆阳一带，由南向北进攻；又从延安抽调其主力一部南援陇东。但到胡宗南部赶来进攻环县时，西野主力却已休整了约半个月。
　　半个多月的陇东激战，消灭青马步骑两个整团，给了宁马第81师以歼灭性的打击，收复了环县、曲子、华池和庆阳、合水以北的陇东广大地区，振奋了陇东人民，打击了二马军的嚣张气焰；把胡宗南的部队拖得更疲劳、更缺粮了；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粮草和马匹。陇东战役虽未完全达到打击二马的预定战役目的，但却实现了补充物资、改善西野部队武器装备的任务。
　　(二)收复三边
　　陇东战役中，西野打罢将台、悦乐、准备打环县时，胡宗南发现西野主力进到陇东，乃令其主力于6月四、五两日分路从延安地区出发，向延安西北“清剿”，5日进占安塞，一部于7日进抵镰刀湾、李家岔以北，直接威胁到驻在王家湾的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彭德怀、习仲勋为此万分焦急，由习仲勋立即给靠近中央机关的地方部队发电报，要求他们排除万难，确保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到6月9日，彭德怀从中央回电中知道中央机关已安全转移到靖边县的天赐湾，胡军主力刘戡部已于同日开进志丹县。这时，彭德怀判断胡宗南企图诱骗西野主力东进，然后与二马军合围聚歼。在6月中旬收复陇东之北部广大地区后，针对上述情况，彭、习等西野领导人对今后的行动方向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为了既保证中央首脑机关的安全，又暂时避免与胡军主力决战，并要有利于继续调动胡军主力“游行”，应北上再打已成惊弓之鸟的宁马部队，并收复三边失地。
　　在陇东未受重创的宁马部队，一部分北撤至三边地区，与原驻三边的宁马部队合为一处，企图固守。西野主力于6月24日乘胜由环县北上，向三边挺进，26日顺道收复了位于环县西北的甜水堡。
　　三边分区的盐池、定边是在3月24日被宁马整编第18师侵占的。4月8日，整编第18师之一部又在青马部队进犯陇东时乘机侵占了安边(今定边县东境)、宁条梁(今靖边县梁镇)等地。陇东战役开始后，驻三边的宁马军虽加紧防范，但却如惊弓之鸟。6月29日，西北野战军向三边发起进攻，所到之处，宁马守军不战而逃，30日收复定边城和砖井堡。7月2日收复安边。7月7日收复盐池。至此，收复了三边分区全境。7月12日，西北野战军移至靖边县宁条梁、张家畔地区休整。
　　四、沙家店大捷，西北解放战争挺过山坳
　　(一)中央在转战中策划全国战略转变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从3月间转战陕北以来，虽然没有被蒋军发现自己的行踪，但与蒋胡军的距离却很近，一般都相距不到百里，有时只相隔一座大山，不过二三十里路，常常处于险境之中。如4月中旬到6月上旬的中央驻地安塞县王家湾，就经常受到南边仅一山之隔之胡军的威胁，6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刚转移到距王家湾40里的小河村(6月9日——16日驻天赐湾，6月16日——8月1日仍驻小河村)，6月8日，刘戡就把他的指挥所设在王家湾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住地(但当时刘戡并未发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去向)。从5月下旬到7月下旬，蒋胡军的飞机还经常狂轰滥炸与扫射他们认定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有多次炸弹和枪弹就落到了中央驻地，有的弹片和枪弹离毛泽东等领导人只有几米远。
　　然而，就在这样危难的转战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首脑机关却继续出色地领导着全国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创奇迹地指导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如5月30日，毛泽东在安塞王家湾为新华社写了《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的评论，指出国民党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已形成人民大革命的第二条战线；现在，与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在军事与政治战线上都打了败仗并被全民所包围，想不出逃脱的办法。号召全国广大群众起来为最后打败卖国内战独裁的外强中干的蒋介石政府而斗争。
　　特别是5月上旬，中共中央在王家湾发出指示，要求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准备于6月10日以前南渡黄河向冀鲁豫区与豫皖苏区之蒋军进击，同时要求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准备于6月10日以后配合刘邓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13万人，对蒋介石国民党军从山东到陕北的大哑铃形阵势实行中央突破，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刘、邓大军渡河后，随即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9个半旅共5.6万余人；接着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于8月底到达大别山地区。刘邓大军渡黄河时，人民解放军还没有完全粉碎蒋军的“重点进攻”，在兵员的数量和装备上都还远逊于蒋军。在这种情况下，把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结合起来，实行战略转变，这是中共中央充分估计了影响战争的各方面的条件而采取的大胆决策。到9月间，在战略进攻形势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共中央的“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进攻布局。这是中共中央转战在陕北王家湾和小河村期间策划的一个扭转全国军事与政治形势的既巧妙而又惊天动地的壮举，它既使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挺过了一个山坳，同时又使西北解放战争挺过了山坳。
　　本来，在5月下旬到6月中旬期间，中共中央打算要陈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西渡黄河到陕北直接支援西北战场的。不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考虑到全国战略形势发展的要求，从6月下旬开始到7月19日，分别同太岳纵队领导人陈赓以及西野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彭德怀、贺龙等研究，确定把太岳纵队的任务改为南渡黄河、出击豫西，协助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经略中原，同时在战略上配合西北野战军在陕北的作战。太岳纵队南渡黄河，消灭潼关、洛阳、郑州段的胡宗南军队，可协助西北野战军击破胡宗南系统，并迫使胡宗南在陕北的主力南下回援，为西野歼灭胡军创造战机。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前线委员会在靖边县小河村举行了扩大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陈赓、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等领导人。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歼敌112万人的伟大成绩；毛泽东首次提出用5年(从1946年7月算起)推翻蒋介石政权的设想。会议研究了在全国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的许多重要问题，如各解放区配合作战、土改、后勤保障的问题，特别是太岳纵队和西北野战军于8月份分别在南北出击发动战略性进攻，晋绥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的联防，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问题，并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晋绥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的地方工作。
　　为了贯彻小河会议精神，保证实施战略进攻，7月23日成立了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由彭德怀兼任书记。7月31日，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番号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习仲勋任副政委，张文舟任参谋长，刘景范仍任后勤司令员。这时，西野下辖第1纵队(第358旅、独1旅)，第2纵队(第359旅、独4旅)，第3纵队(独2旅、独5旅，由晋绥野战军拨归西野建制，8月4日渡河到陕北)，教导旅，新4旅和直属山炮营，共5万余人。为了加强西北地方武装的建设和后方工作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将晋绥军区并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由贺龙任司令员，王维舟、阎揆要任副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委，张经武任参谋长。下辖晋绥军区(吕梁军区之8个军分区、绥蒙军区之两个军分区和骑兵旅)，陕甘宁边区所属各军分区(关中军分区之警1旅、绥德军分区、延属军分区、三边军分区之新编第11旅、陇东军分区、警3旅、骑兵第6师)。上述两个武装集团的划分和编制，大大加强了打击胡宗南集团的正规武装力量，加强了对边区各地反抗蒋胡军“清剿”斗争的领导，使野战军和地方部队更好地结合起来，为迅速粉碎胡宗南对陕北的进攻并配合全国的战略进攻在武装力量体制和组织方面作了重要准备。
　　(二)围攻榆林，诱调胡军北上
　　8月6日至12日，根据小河会议精神，为调动胡宗南部队北上，以利太岳纵队南渡出击豫西，西北野战军进行了北上围攻榆林城的战役。
　　为了诱调胡军主力北上，中央机关决定由西向东转移。由于胡军企图封锁绥德、米脂，把西野包围歼灭在无定河以西，所以中央机关必须在北上援榆的胡军主力(董钊、刘戡两部7个旅)到达绥德以前抢先赶过绥德城，然后继续牵引胡军并寻机歼灭之。在胡军一部的尾随下，中央机关从8月1日开始沿大理河川东下。12日午后，中央机关从李家崖出发，急行军60里到达绥德城西30里的黄家沟。这时已快半夜了，人困马乏。但有情报说刘戡率7个旅正猛扑绥德。毛泽东得知后断然决定立即快速前进，于翌日凌晨抢先赶到了绥德城，过了无定河大桥。一过绥德城，中央机关的队伍就向东北方向的佳县地区转移，而刘戡部队的主力很快也就尾随上来了。
　　西野主力(第1、2、3纵队和新4旅、教导旅)于7月28日开始从靖边集结地东移，在绥德分区第4、6团的配合下，经大小理河，然后由横山、米脂、佳县地区分路北上。8月5日，第3纵队首先与榆林城东北神木县境内高家堡之守军(邓宝珊部第86师第256团等部)交火，8月6日开始围攻榆林城。
　　地处毛乌素沙漠东南边缘的榆林地区，由以邓宝珊为首的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部所属之第22军第86师和新编第11旅驻守，邓宝珊部与西边马鸿逵部、南边胡宗南部形成威胁边区的鼎足之势。4月8日马鸿逵自西向东进占安边和靖边宁条梁时，邓部即乘机南下夺走了横山县。同时，榆林又是贯通陕北、连接山西、绥远的重要交通枢纽。如榆林失守，就会给中共及其军队提供纵横驰聘、进退自如的条件。所以，西野一开始打榆林，邓宝珊立即飞到延安要胡宗南出兵救援，同时急电蒋介石救援。蒋介石深怕丢失榆林影响西北战局，匆忙于8月7日飞抵延安，面谕胡宗南救授榆林，预定于8月15日会师绥德，决心要在榆林、米脂、佳县之间的三角地区围歼西北野战军。胡宗南随即命令正在志丹、安塞地区进行“清剿”的董钊、刘戡率7个旅北上，分两路向绥德、佳县急进，并令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率123旅和165旅组成快速兵团(轻装，沿途补给靠空投)，取捷径经横山县城北上沿长城星夜兼程援救榆林。
　　8月6日到9日，西北野战军第1、2纵队、新4旅、教导旅先后攻占了横山、响水堡等城镇和榆林飞机场、镇北台、无量殿、金刚寺、918高地等重要据点，完成了对榆林城的包围。5日至10日，第3纵队攻占了高家堡，歼守军86师256团1600余人，俘陕北警备司令部少将副司令张子英及256团正副团长李含芳、崔日骏等1400余人。12日，胡军快速兵团已进至榆林城西南30里的苏庄子、天鹅海子一带。由于攻取榆林城没有把握，而诱调胡军北上的目的已达到，故西野于12日凌晨断然撤离榆林城，集结到榆林县东南和米脂沙家店以北地区，待机歼敌。
　　(三)运动中分割围歼胡军一部，夺取沙家店大捷
　　沙家店战役，是紧接着榆林战役之后，西北野战军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形势，并使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而进行的。
　　榆林战役后，西北蒋军的战线更长，兵力分散，供应困难，后方空虚，机动兵力相当缺乏。这就造成了解放军太岳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和西北野战军转入内线反攻的有利形势。
　　但是，当时的形势还是严峻的。西北的蒋军在数量上仍大大超过西野，西野的装备较落后，物资特别是粮食奇缺，部队的供应很困难。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和以彭德怀为首的西野指挥部，综合分析了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认为仍然有打胜仗的条件，要咬紧牙关，保证打一个大胜仗，拖住胡宗南部队的主力，以利于太岳纵队南渡黄河，出击豫西，协助刘邓大军经略中原，同时粉碎蒋胡军的战略进攻，扭转西北战局。
　　西野从榆林撤围后，胡宗南即令董钊、刘戡和钟松所部加速向米脂、佳县地区追击。而西野则有意骄敌惑敌，以后方机关一部在佳县以北东渡黄河，制造中央和西野主力要东渡的假象。8月13日刚进榆林城的胡军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自恃援榆有功，非常骄横，断定西野已在“仓惶逃窜”，势将东渡黄河，认为正是蒋胡军压迫西野主力于米脂、佳县中间狭小地区实行围歼之良机，乃急不可待地于14日率两个旅外团远离主力南下，孤军冒进，于16日进占米脂县城以北30里之镇川堡。15日，北上的胡军主力进占绥德，16日，除留董钊的第1军军部及第1师两个旅守备绥德和米脂外，刘戡的第29军军部率5个旅由绥德奔向佳县。对西野方面来说，这时的情况空前严重，胡军的刘戡和钟松两部南北相距不过百里路，他们东向封锁黄河渡口，西向控制咸榆公路，西野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被挤在佳县、米脂、榆林三县中间的狭小地区，处于背靠沙漠、侧水侧敌的困难境地。8月16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以及中央机关由米脂城东面冒大雨北进到佳县乌龙铺东北的曹家庄；周恩来从这里打电报给彭德怀，说明中央不过黄河，仍留在陕北。彭德怀马上复电建议中央机关向佳县以北的安全地带转移，并派许光达率第3纵队到乌龙铺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17日黎明，中央机关到了佳芦河边。由于佳芦河水涨不能过河，连佳芦河的支流五女川的下游也不好过，乃沿五女川南岸西上，当天在白龙庙(在今西山)宿营。17日，刘戡的部队到佳芦河畔未发现中共中央机关的踪迹，便认为已从佳县过黄河，乃用大炮猛轰佳县城。18日，中央机关由白龙庙出发，继续沿五女川南岸西上，途经五女川南面的支流金明寺沟汇入五女川的地段时，因这里也涨大水，只得临时动手架桥；但这时从白龙庙方面来的刘戡的追兵又同中央机关的警戒部队交火了。情况危急。不过，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很快就架起了浮桥，使中央机关安全地过了沟，继续沿五女川南岸西上，于当晚赶到了杨家园子。19日天黑时赶到了梁家岔，这里眶西野指挥部所在地刘泉塔约20里路。一到梁家岔，毛泽东即直接参与战场指挥。
　　8月17日，刘戡率主力由绥德义合镇北进到吉征店以南地区后，仍继续向佳县方向北进。同一天，整编第36师以第123旅附第165旅之第493团为前梯队由镇川堡东向乌龙铺冒进。根据上述情况，以彭德怀为首的西野指挥部判断整36师主力必将经沙家店地区东进，妄想在胡军中夺取围歼中共首脑机关与西野主力于佳县黄河渡区的首功。因此，决心集中西野主力乘39师尚未与刘戡所部主力靠拢时，在沙家店地区于运动中加以歼灭，从而粉碎胡军合围西野的计划。西野的作战部署得到中央批准。
　　18日，胡军36师123旅附493团由沙家店以南经万佛洞、高家园子向乌龙铺东进。上午10时，西野第3纵队在乌龙铺以南与之接触且战且退，至黄昏时将123旅诱至乌龙铺北山。18日这一天，36师主力未出动，仅有一营兵力于午后进至沙家店及其以东地区，一经接触即向东溃逃。当日因大雨山洪暴发，未能歼敌。
　　18日战斗后，胡军仍未发觉西野之意图，刘戡率主力继续北进，19日进占了佳县(90师)、神泉堡(军部)、李家庄(55旅)、桃向疙瘩(一二旅)。驻镇川堡的36师师部率165旅(欠493团)于19日下午进至沙家店地区。这时，西野判断该部可能于20日向东经当川寺至乌龙铺与123旅会合。因此，西野以第1纵队之独1旅进至沙家店以南地区，并向镇川堡方向派出警戒，第358旅进至沙家店以西地区；第2纵队进至沙家店以北以东地区，教导旅位于沙家店东北的常辛庄地区。以上各部限于20日拂晓前进入指定地区，20日7时开始向沙家店地区之36师师部及165旅(欠493团)攻击。新4旅位于常家高山以北之聂家畔一带，准备抗击其东南乌龙铺方向回援之敌，并相机歼其一部。第3纵队(附绥德第4、6团)集结于乌龙铺北面的刘家沟以北以西地区，牵制123旅及493团。
　　8月19日晚，胡军整36师发现沙家店附近有西野主力，当晚即急电123旅连夜向沙家店靠拢。123旅因畏惧西野伏击与夜战，仅派配属之第493团先行驰援，自己则待天明后行动。
　　19日晚，毛泽东在梁家岔又开始用自己的真名字以电话同西野联络，实行战场指挥，当即说明打好沙家店这一仗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号召全体指战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跑掉!这极大地鼓舞了西野全体指战员的战斗意志。
　　8月20日拂晓，西野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并向蒋胡军第36师发起攻击。激战至10时，第1纵队358旅和独1旅占领沙家店、均家沟以东一线高地；第2纵队独4旅和359旅连续攻占敌前沿阵地数处，将迎面之敌军压缩于沙家店东北方向之张家坪南山至常辛庄以南高地。
　　敌123旅为解其师部之围，于20日4时由乌龙铺向沙家店以东10多里的常家高山方向西进，企图攻击西野侧背，其配属之493团于20日4时许在沙家店东南方向沿吴家沟川道与其主力会合。123旅先头部队进至常家高山附近后企图占领常家高山北侧高地以掩护其主力通过，当即遭到新4旅迎头痛击，双方战斗十分激烈。这时，教导旅赶到。该旅原定跟从第2纵队左翼进入战斗，攻击36师主力；但依当前情况看，常家高山阵地的安危，直接影响到西野主力对36师的围歼，于是该旅当机立断，主动向常家高山方向进入战斗，并迅速向敌军左翼迂回。西野新、教两旅密切协同，至12时半乃将123旅紧围在常家高山地区。至此，胡军36师师部及两个旅全被西野分割包围在沙家店和常家高山两地。
　　在沙家店方面，13时以后，西野第1、2纵队密切协同向36师师部和165旅实行猛攻，战至17时已占领敌主要阵地，至18时占领了敌全部阵地，并发起追击，除师长钟松和165旅旅长李日基带少数人逃窜外，大部被歼灭。
　　在常家高山方面，西野教导旅与新4旅密切协同，指挥灵活果断，指战员英勇顽强，从14时开始发起冲击，战至将近黄昏，全歼123旅，活捉旅长刘子奇。
　　与上述两个主战场进行战斗的同时，第3纵队及绥德分区第4、6团，除以一部协同新、教两旅尾击西进之123旅外，主力则在乌龙铺地区抗击由神泉堡、李家庄向西援救36师之整29军军部及第55旅、第12旅，完成了阻击任务，并曾一度打到刘戡之军部，俘其警卫10多人。
　　20日黄昏，沙家店战斗胜利结束，共歼胡军整编第36师6000余人。战斗结束后，西北野战军主力迅速撤至镇川堡以北之雪水湾、刘泉塔、梁家岔地区休整。
　　沙家店战役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直接指导和陕北与晋西人民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对蒋胡军实行分割包围的一次规模较大的运动歼灭战，这一战役的胜利有重大的战略意义。8月21日，西野主要领导人彭德怀在佳县北前东元村召开旅以上干部会。当日中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骑马由梁家岔前来参加会议，向西野指战员祝贺沙家店战役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在会上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这一仗，是西北我军由内线防御到内线反攻的转折点，它将使西北形势很快发生变化。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沙家店战役胜利后第三天，8月22日，解放军太岳纵队就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威胁到胡宗南在西安的统治。因而，胡宗南急电董钊、刘戡收拾在陕北的败军南下。胡军已形成全线溃退之势。西野主力乃乘胜向南反攻。从此，蒋胡军结束了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而中共中央和西野主力也从此结束了在陕北根据地的内线旋磨转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