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粉碎蒋胡军在渭北的“机动防御体系”
　　(一)澄郃战役
　　1948年夏，西府战役后，西北野战军在黄龙山等地区休整。蒋介石、胡宗南因中原和晋中战事吃紧，从西北战场抽调3个师开往豫陕边，1个师赴援太原。在西北战场，蒋胡以第1师、11师、36师、38师等部由铜川至郃阳一线摆开，组成“机动防御体系”，企图堵截解放军南下。同时，整编第36师于7月30日北犯澄城西北的冯原镇；整编第38师于7月31日北犯韩城，从右翼配合；整编第1师于8月4日由宜君之哭泉北犯，从左翼配合，向黄龙山区南部进犯。这就是他们喧嚣一时的“黄龙山大会战”。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配合豫西陈赓兵团和晋中解放军的对敌作战，西北野战军主力于8月初向南进发，8月8日打响了澄郃战役。
　　这次战役，西北野战军以歼灭胡宗南重新组建的整编第36师为作战目标，主要作战地区在澄城县北部的壶梯山、冯原与王庄之间，而以壶梯山为攻击重点。这里地势非常险要，敌军构筑了许多明碉暗堡，组成了相当严密的防御体系。解放军担任主攻的是王震指挥的第2纵队。王震的指挥所距敌军阵地不远，只构筑了一些防弹掩蔽部一类的简单工事；打响以后，彭德怀曾亲临该指挥所视察。8日下午开始进攻壶梯山，战斗相当激烈。解放军战士经1小时多的激战，于6时前后攻占了敌军的主要支撑点壶梯山。解放军乘胜追击，8月10日，第二次歼灭蒋胡军整编第36师，击毙其少将副师长朱侠，击伤该师第28旅少将旅长李规，俘其少将师参谋长张先觉，少将参谋李秀和国防部战地少将视察官马国荣等；先后解放韩城、郃阳、澄城等县城。国民党第38师和第17师狼狈南逃。澄郃战役胜利结束。
　　(二)荔北战役(亦称秋季攻势作战)
　　澄郃战役中，胡宗南急令进至韩城之整编第38师回救第36师，但第38师尚未赶到，第36师即已损失大部，向南逃窜。这就迫使胡宗南立即改变部署，以整编第17师担任永丰镇(属蒲城县，在大荔县以北)及其以东高原沿大沟南岸向东延伸至通郃阳的公路附近地区的防守；整编第38师控制荔北的义井村以北的原上及东、西汉村一带；整编第36师残部集中于大荔城郊整补，并构筑城郊工事；骑兵第1旅在第17师右翼活动。以上各部均由驻大荔的第5兵团司令裴昌会指挥。
　　西北野战军于9月12日在郃阳以北之雷家庄召开前委扩大会议，除了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请示报告制度的情况和总结半年来新区工作的经验外，还讨论了秋季作战方针。会后于10月5日至8日发动了荔北战役，或叫秋季攻势作战。解放军的作战目标是分割歼灭大荔以北洛河以东韦庄(属澄城县)、永丰地区之敌整编第17师和第38师，粉碎敌军的防御体系，打开新局面。
　　敌军利用大荔以北到永丰一带砖石结构的村落和土围子，布置了一个南北30公里、东西20公里的纵深防御体系，构筑了很多工事，几乎把每一村庄和每一房舍都变成了防御解放军进攻的支撑点，力图严防无失。
　　针对上述情况，彭德怀要求各部队派出侦察人员，把敌情、地形侦察清楚。第1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等，化装深入敌区，在敌军戒备森严的防御地带内，把敌军的工事构筑、火力配备、兵力部署以及该地区的道路、河川、村落等情况侦察得一清二楚。当时西北野战军的第一步任务是要完成对敌军的分割包围；但通向敌军据点的是一条大沟，只有一条道路可通。刘桐树等在完成侦察任务后，又带领第一纵队的指战员神速地进入敌军防区，顺利地完成了对敌军的分割包围。
　　战斗从10月5日打响。在解放军猛攻之下，胡军整编第17师溃不成军，仓惶向南向西溃逃。裴昌会急令整编第38师派两个团接替第17师防区，该部于10月6日拂晓走到中途即遭解放军阻击，其后路又被由永丰镇东原上赶来的解放军截断，敌军乃急忙向洛河西岸溃散；东面敌骑兵旅向南溃逃，又与敌东汉村守军发生误会，混战一场。至10月7日，敌整编第17师之第48旅，整编第38师之第177旅和第12旅之第36团被歼，敌第48旅旅长万又麐、参谋长杨子清，177旅参谋主任李棫等被俘。与此同时，敌朝邑县保安大队1100多人在大队长杨海潮率领下起义；解放军再克郃阳、澄城、解放朝邑、平民等县城。敌38师继续败退，连呼求救。胡军兵团司令裴昌会为了保住自己的安全，乃以其第36师残部为掩护，率司令部逃向洛河以南。这时，胡宗南感到如不能稳住阵脚、改变被动局面，不仅影响这一战役，而且直接危及他在关中的统治。于是，他一面命第38师固守义井和东、西汉村一带待援，一面急调位于兴平、咸阳等地的整编第65师和第1师驰援。第65师迟至10月11日下午才到达指定地区之东、西汉村一带。解放军即于是夜发起进攻，经一夜激战，给敌军以重大打击，并围歼了将进至李家坡之敌第187旅第560团。12、13两日，又在东、西汉村及大壕营地区给敌整编第65师、第38师等部以歼灭性的打击。后因攻大壕营未克，已失去分割歼敌之时机，西野乃命第358旅在西汉村以北抗击一天，掩护主力主动撤回。
　　荔北战役，前后共14天，歼敌2.4万余人，击落敌飞机两架，击毁敌坦克2辆，缴获各种炮126门，发射筒、掷弹筒64个，各奖枪支4231支，电台一座，报话机及电话机24部(内总机4部)，汽车6辆，骡马707头，子弹150万发。此役给了敌军以重大的打击。
　　(三)冬季攻势三战三捷(亦称永丰战役)
　　1948年11月6日，华东解放军与中原解放军共同发起了淮海战役。蒋介石预感到他的末日将临，急电胡宗南抽调兵力支援中原战场，以挽救危局。针对以上情况，彭德怀在西北野战军前委会上说：“为了配合淮海战役，决不能让胡宗南抽调一兵一卒到中原战场!”并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要给胡宗南以狠狠的打击。”
　　1948年10月下旬，国民党将原整编师一律改为军，旅改为师。这时，胡宗南的主力中、已有第38、第65、第36(欠165师)、第等4个军在荔北战役中遭到惨重失败，分别驻三原、富平、大荔、临潼等地整补，而以第1军附第30师在蒲城、第90军附第144师在郃阳、第3军附陕西保安第1旅在铜川、耀县实行“机动防御”。
　　根据上述敌情和作战地区特点，西北野战军将主力5个纵队组成两个“拳头”：以第2、3、6纵队组成左兵团，位于洛河东岸；以第1、4纵队组成右团，兵置于洛河以西，以调动和分散敌军，创造歼敌的有利战机。1948年11月15日，解放军左兵团向侵入郃阳地区之敌第90军及第144师发起攻势，在郃阳以东的临皋和以南的乳罗山两地歼敌第144师的两个整团和1个整营。
　　胡宗南受此打击后，乃急调第1军(辖3个师)第69军(1个师)及第65军、第17军的第12师、第38军残部麇集于大荔以北，加上原在荔北的第36、第90及第76军等共7个军的兵力，企图阻挡解放军南下。这时，解放军右兵团突然出现在蒲城、富平、耀县地区，威胁到西安、铜川及咸铜路的安全。胡宗南急将其在宝鸡整补的第17师用火车运往富平驰援。敌军扑来，解放军乃主动后撤，在富平以北的草滩、康庄(22日)和铜川东南的军台岭、店子坡(23日)地区，歼灭敌第3军第17师大部和第254师一部，并炸毁咸铜路铁桥1座，占领了黄堡火车站。在解放军右兵团的迷惑下，胡宗南误认为解放军将进攻铜川，乃急将其位于洛河东岸的主力第1军、第65军、第38军之第55师西调，并令其盘踞在澄城、郃阳等地的第74军、第90军、第36军之第165师向南撤退至大荔以北、洛河以东地区。
　　当胡军主力西调时，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总部早已转至蒲城东边的洛河西岸，将左右两个兵团的主力分别隐蔽在洛河东、西两岸，并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严密监视敌军，群众主动协助解放军封锁消息，侦察敌情，供给军需。解放军主力在这里隐蔽数日，敌军也未发觉；而敌军主力西调通过永丰至蒲城的公路时，其部队的番号、通过的时间等等情况，西北野战军总部却可随时掌握。11月25日，解放军发现敌第76军一部进至石羊后不再西进，为了弄清情况，在地方游击队协助下抓到敌军派去孙镇买菜的司务长和两个士兵，经审讯始知敌第24师在石羊构筑工事，配合第76军据守永丰，保障其向西向东的机动。针对这种情况，西野乃以2纵队担任主攻，3、6纵队配合，于是日下午对敌第24师发动进攻，至夜10时左右，该师即东渡洛河溃逃永丰，解放军紧追不舍。敌军东逃时，原打算炸毁洛河桥，但因解放军进展神速，敌军来不及炸桥，解放军且跟踪追至永丰城下，并于当晚发起进攻，拔除了胡军在永丰外围的据点，将敌第76军1.5万余人全部围困于永丰城内。这时城内守敌外无援军，内无粮械，饮水也困难。经解放军27、28两日两次总攻，将敌第76军全部歼灭。胡宗南曾派飞机空投大饼，但大部落在城外；胡还曾令驻永丰以南10余公里的胭脂山的第90军驰援，但该军却早已向大荔方向撤逃。胡又急忙令进至富平、耀县地区之第1军、第65军、第76军、第17军残部星夜赶往洛东援救，但当他们赶到时，第76军已被全歼，西北野战军早已安全撤离。
　　在这次冬季攻势作战中，胡宗南虽然动用了番号达11个军19个师的防御兵力，但其机动部队如第1军、第65军、第38军、第 17军等却被解放军牵着鼻子在洛河东西两岸跑了3趟，连续12天没有休息；因怕被解放军歼灭，他们绕道前进，每日要走80到100华里，弄得官兵饥疲不堪，怨声不绝。
　　这次战役，解放军共歼敌1个军又两个师2.56万余人，生俘敌76军军长李日基，军参谋长高宪岗，20师师长吴永烈，24师师长于厚之，副师长朱强，17师副师长张恒英；击毙敌17师师长王作栋等。西北野战军这次冬季攻势战役彻底粉碎了胡宗南在陕西中部的“机动防御”；胡宗南不仅未能抽调一兵一卒支援中原战场，而且还从豫陕边将李振指挥的几个军调回西安附近，以保其老巢之安全，这就有力的配合了淮海战场解放军的作战。
　　二、陕中战役与西安的解放
　　(一)1949年的春季攻势
　　西北野战军经过1948年的作战，基本上收复了陕甘宁边区的失地，开辟了新区，收复和解放县城12座(延安、甘泉、富县、洛川、宜川、黄龙、黄陵、宜君、韩城、郃阳、澄城、白水)，共歼蒋胡军11.5万余人(其中毙、伤、俘团以上军官59名)。1948年冬季攻势战役结束以后，西北野战军进入冬季整训。12月4日，西北野战军在澄城以西之钱儿村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今后作战方针和开展群众工作问题。1949年1月11日，中共在澄城县城以北的武庄召开了西北野战军党代表大会，贺龙传达了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彭德怀传达了中央1月8日指示和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并作了关于西北野战军1948年几项工作的基本总结和1949年任务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提高纪律性和开展地方群众工作的决议。1949年2月初，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统一整编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1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编为西北军区；原西北野战军第1、2、3、4、6纵队，分别改编为第1、2、3、4、6军；原纵队所辖之旅按三三制顺序改编为师的番号；原晋绥独立第10、12旅和第8军分区的3个团组建为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第7军。
　　1949年2月20日，第1野战军以歼灭蒲城地区之敌第30师和第12师、并相机消灭铜川、耀县、富平、淳化之敌为目标，发动了17军之第春季攻势。同日，第4军占领铜川、耀县，次日，第3、6军攻占蒲城，歼灭守敌陕西保安第4旅，俘敌旅长赵国珍；敌正规军闻风而逃。24、25日，解放军先后解放淳化、富平。3月1日，在泾阳县北的口镇、三里村(在淳化县境)、九龙山地区歼敌第20师，敌师长褚静亚、参谋长张凌汉以及负责监督该部的敌总统视察官彭杰等被解放军追到泾阳县王桥镇以北的麦田中就俘。2月20日至3月4日，第1野战军的攻势作战，解放与收复了8座县城与临潼、渭南、华县、泾阳、三原、高陵等县的各一部分地区，解放人口约120万；歼灭蒋胡军6933人，其中俘获敌团级以上军官17人，并缴获大量武器弹药。从3月2日起，第1野战军除第6军配合东府军分区部队开展大荔地区工作外，均以战备姿态集结于富平和淳化地区进行整训。
　　人民解放军春季攻势作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浪潮空前高涨。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为了培养革命骨干，2月下旬蒲城解放后，西北党政军领导便在蒲城县城内南寺塔成立了以贺龙为校长、方干才(仲如)为副校长的西北军政大学分校。解放以前，因国民党政府腐败，知识分子多以教书为“清高”的职业，所以中、小学教师队伍十分拥挤。西北军政大学分校成立后，陕东各县有大量知识分子前来报名参加学习；同时，陕西知识界一些名流学者也赴军大分校参加工作，于是形成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一个新高潮。西北军政大学分校和其他革命干部学校一起为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培养了大量的干部。
　　在第1野战军春季攻势作战胜利后的整训期间，胡宗南于3月5日集中其第1、38、5、69、90军等共11个师的兵力，在青海马步芳部第82军的配合下，向解放军1野发起反扑，先后占领富平、淳化、耀县、铜川、蒲城等地。解放军主动后撤后，于3月11日以主力之一的第4军在耀县中部的墓坳和顶牛村一带打击由淳化东犯之敌，给青马第82军以重大杀伤，击毙其第248师师长兼骑兵纵队指挥官马德胜等。一野在给敌军以惩罚性的打击后，乃集结于宜君、白水、澄城地区，继续进行整训，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摧毁胡宗南集团在西北的反动统治，解放西安，解放全西北。
　　(二)陕中战役与西安解放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20日子夜起，分3路发起渡江作战。23日，第3野战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在解放军强大威势的震撼下，胡宗南集团迅速将兵力收缩到三原、咸阳、临潼三角地带，并准备撤到汉中。
　　5月4日，第1野战军开始了向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中部地区进军，发起“陕中战役”。第1野战军于5月16日前进到石桥、三原、泾阳地区。17日，胡军主力全线西逃，解放军乃追击前进。5月18日，于泾阳塔、阎家堡地区歼胡军第53师大部。20日，解放西安。21日，在麟游、凤翔之间的十八岭、铁王沟地区歼敌精锐青年军第57军和第30师。第1野战军从5月11日至6月5日，共歼敌正规军2万余名，非正规军6600余名。解放了西安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解放西安，对西北解放战争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西安解放后，西北地区解放军的形势空前大好。5月21日，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19兵团(司令杨得志，政委李志民)经禹门口渡河入陕。6月7日，华北野战军第18兵团(司令兼政委周士第)经风陵渡过河入陕；9日，其前锋第61军第182师抵达西安；第1野战军第7军、第1军之第3师和第4军之第8师也随第18兵团入陕归还建制。这时，西北地区的解放军由22万人增加到42万人(包括地方军)，超过了西北敌方尚存的41万正规军。但是，胡宗南集团与青海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5个师)、宁夏卢忠良指挥的“援陕兵团”(6个师)，却企图作垂死挣扎，联合向西安反扑。西北地区的解放军对胡马军来说，在数量上已处于相对优势地位，这对于粉碎胡马的联合反扑极为有利。6月11日，解放军于永寿、乾县地区打击沿西兰公路东犯之敌第82军和第11军之第168师，歼敌2000余人。12日，解放军第2军第6师于眉县东南之宁堡、金渠镇地区歼敌第36军军部及第28师与第165师8500余人，其中包括俘其165师师长孙铁英以下3000余人。6月13日，解放军第61军粉碎了马继援兵团向咸阳的反扑，歼其2000余人，胡马军对西安的反扑失败。
　　6月14日，解放军华北第18、19两兵团和第1野战军第7军全部到达西安和三原地区。同日，第1野战军的6个军组编为两个兵团：第1兵团由第1、2、7军组成，王震为司令员兼政委；第2兵团由第3、4、6军组成，许光达为司令员，王世泰为政委。这时，胡宗南形势于己不利，乃于6月21日撤走其主力，置于永寿、麟游、武功、扶风、郡县一带。
　　在解放西安的前后，解放军东府分区部队也配合主力部队在潼关、华阴、华县、渭南、临潼等地围歼残敌，并由黄龙军分区之第21团围歼了盘踞华山之敌，于6月20日夺取了华山。
　　随着胡宗南的反动统治中心西安的解放和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发展，在中共的多方争取下，据守陕北榆林的国民党政府第22军左协中部(军部及第86师)宣布起义，从而使榆林在6月1日得到和平解放。
　　总计，从5月中旬到6月中旬的“陕中战役”，共歼胡马军4万余人，解放了以西安为中心的陕西关中中部的广大地区，从根本上沉重地打击了胡宗南集团，并击退了胡马集团联合向西安的反扑。“陕中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军进军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对西安的接管工作
　　中共从军事上摧毁了以西安为中心的陕中地区的蒋胡军事力量之后，面临的一个繁重任务就是从政权、经济、文化等方面作好对西安的接管工作，以便把曾是西北反动统治中心的西安建设成人民的新西安。
　　首先，组成接管西安的领导机关。在西安解放时，中共对接管西安市的党政军领导机构作了组织准备。5月23日军管会领导机关入城办公；24日以贺龙为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等为副主任的西安市军管会正式成立；25日，以贾拓夫为市长的西安市人民政府和以张经武为司令的警备司令部亦宣告成立，随即开展各方面的接管工作。
　　对于国民党的政权机关，实行彻底打碎的政策；但对其人员则分别采取录用、送有关教育机关学习、资送还乡等办法处理；对少数劣迹昭著者则予以清洗或惩办。同时，建立了各级民主政权。西安市8个市区和4个郊区的人民政权在解放后7天之内即全部建立。这些新政权机关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联系群众、揭破敌人的反动宣传，解决工人失业，遣送难民还乡，发挥了很大作用。从6月中旬到7月中旬，各区把主要精力转入支援前线方面。他们在欢迎华北兵团、担负过往运输、供给部队给养等方面，都非常积极主动，如在1个月之内，向商民借面粉5万余袋，向郊区农民借小麦两万市石、草400万斤，这为支援解放军取得扶眉战役的胜利和向大西北进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接管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就是没收官僚资本。根据按照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整套接管的方针，接管了西安地区国民党政府的全部企业。其中较具规模的民用工厂有咸阳纺织厂、打包厂及西安机器厂数处。西安大华纱厂虽规模较大，但属私营，因经理无人，乃暂时实行军管。咸阳纺织厂约有1.3万纱锭，织机154台，日产纱690件，布6900匹；大华纱厂有纱锭3万枚，织机800台，月产纱1000件，布1.8万匹。2厂合计的锭数约占西北全部公私锭数9万枚的一半，占西北1456台布机的60%以上。接管的国民党政府军事后勤系统的工厂，有染整、制革、装具、汽车修理、机器修造等6处。接管的公用事业，有电厂、铁路、公路、电讯、邮政、水利等，其中铁路方面有机车43台，车厢719节，当时虽够使用，但因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公路方面有各类汽车90余辆，但能用的只有1/3。接管的银行系统，有“4行2局”(官僚资本直接控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与邮政储金汇业局)和孔祥熙的“裕华银行”，在西安的机构等，这个系统虽人员大部尚在，但资财早已抽逃一空。
　　对于私人资产，实行坚决保护的政策。对于一时搞不清所有权性质者，则分别实行军管(如大华纱厂等，以便帮助其恢复生产，但承认其私人财产权)、监理(如有待清理的官私合营的“四明”、“通商”两行)或代管(主要是对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之住宅)。
　　从接管之日起，在经济单位提出了发动全体职工，恢复生产，恢复业务的号召。各单位又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提出自己的行动口号。铁路提出“修桥通车”，电厂提出“修炉供电”，大华纱厂提出“抢修原动部”等口号，得到广大职工的热烈拥护。经过职工的积极努力，两天后电厂即部分供电，恢复了路灯；潼关至西安的铁路经20天即修复通车，咸铜铁路经33天抢修通车；大华纱厂经20天检修复工，比原计划提前10天，使3万纱锭转动起来；邮局于解放3天后恢复通邮，每日收送信件由最初的千余件增至4000余件，超过解放前1倍，到8月已办理挂号、包裹、汇兑等业务，与全国所有解放区均畅通无阻；公共汽车亦于解放4天后恢复通车；电讯与汽车修理一直未停；“中国”、“农民”。“陕西”3行及“邮汇局”于6月上旬复业，“交通银行”于7月初复业。其它一些在解放前已停顿和遭国民党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公用事业，如机器、肥皂、制革、印刷及面粉等业均次第复业。私营企业与手工业，在劳资双方的努力和人民政府的帮助下，到8月份大多数已复业。这些生产和业务的恢复，对于安置就业、安定人民生活、稳定城乡社会秩序起了打基础的作用；特别是面粉生产和电讯、铁路交通业务的迅速恢复，对于军运支前发挥了重大的战略作用。
　　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中共特别注意解决职工的生活和学习问题。工会筹备会、职工学校、轮训班等在发动与组织工人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庆祝解放的座谈会上，工人们兴奋地倾吐了多年积压在心头的愤懑，表示了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在生产中，工人阶级的主人翁精神得到了发挥，工人的发明创造(如电厂工人试用电焊等)已于七八月间次第出现。
　　对于教育部门，贯彻严格保护、暂时维持现状、逐渐改良的方针，接管了西大、西工、西农3所大学，省立师专、医专、商专3所专科学校，省立9个中学、7个小学以及3个文教机关，市立两个中学、3个职业学校。这些学校除极少数教师、学生随蒋胡集团逃跑外，绝大多数师生均坚持留校工作或学习，其中很多人曾在护校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负责接管的军事代表于5月27日进校，除宣布接管命令和宣传中共的文教政策外，还通过组织阅读文件、座谈讨论、听报告等方式向广大师生进行宣传工作，安定了人心，激发了广大师生的革命热情。在中共的领导和广大师生积极努力下，各校分别在5月底6月初先后复课。除停止原国民党政府规定的公民、伦理、童训、军训等反动课程，撤换了几个反动校长，停办了中正、灵甫、建国等几所反动学校，把学生转入其它学校学习外，其它均暂时维持现状。接着又进行了3个星期的政治教育，广大师生的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他们以深入劳动群众、学习与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为荣，过去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的女中、女师学生，也自动组织了10多个宣传队，深入市郊进行宣传工作；并提出要求上前线服务，要求民主生活，要求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这个巨大变化，为进一步进行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在文化事业方面，接管了国民党政府的报社、杂志社、通讯社、广播台等13个新闻通讯单位和“正中书局西安分局”、“新中国出版社西安分社”；查封了军统的《新民日报》和胡宗南御用的《民言晚报》及“华夏社”等反动报社、出版社；停刊了淫秽落后的《时报》和《中国社》等(“提拔书店”和“中国文化服务社西安分社”在胡军败退时已撤离西安)；对于中间性的私营刊物如《经济快报》、《工商晚报》等则准予复刊，争取他们为人民服务。同时，中共的报社于解放后第3天就出了简报，5月27日出了《群众日报》西安版，到7月1日，《群众日报》正式移到西安出版；还开设了“新华书店”、图书阅览室、问事处，修复了广播电台，开展了电影、戏剧、秧歌等活动，使濒临毁灭的古城西安，获得了新的活力。
　　西安的接管工作和初步改革，使古城西安发生了巨大变化；西安由蒋介石胡宗南集团反共反人民的前哨基地，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大西北、彻底摧毁国民党在西北的反动统治的战略基地；由历代统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一个统治中心，变成了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基地。
　　三、胡、马集团的覆亡与大西北的解放
　　(一)扶眉战役
　　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和南京、太原、武汉、西安、南昌、上海的解放，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宣告覆亡。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军事上除海空军暂时还占有优势外，在作为主体的陆军方面已只剩下一些残余部队，到1949年6月，蒋军总兵力(包括野战部队与机关、学校、后勤人员)已只有149万多人(其中野战部队约占80万人)，而解放军却发展到400多万人，其中野战部队220多万人。这时，蒋介石的残部正分股向台湾、广州、重庆逃窜，他们对华东、华南已完全丧失信心，把在大陆的最后希望寄托在盘踞西北的胡、马部和退缩西南的白崇禧部身上，妄图把西北和西南地区作为在大陆进行最后挣扎的基地。
　　在这种形势下，1949年6月26日，毛泽东就第一野战军的战略方向问题电示彭德怀：“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准备从广州迁往重庆，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以及使胡部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汉中，让汉中留在胡部手里几个月似较有利。”在6月下旬到7月初之间，彭德怀曾就西北战场的形势和作战方案与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反复交换意见，决定发动扶(风)眉(县)战役，先打蒋军胡宗南集团，然后打青、宁二马集团。彭德怀并于7月1日以第1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向1野发出了歼灭胡马集团的战役指示和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积极作好战斗准备。
　　7月6日，彭德怀和贺龙在西安主持召开中共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议，研究了进军大西北、主要是部署扶眉战役的问题。彭德怀在会上就扶眉战役的战略战役思想作了说明，他说：“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以后，第1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与胡马总兵力相比，数量大体相等。然而，我军可以集中使用，敌军却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对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7万余人，青宁二马8万余人，合计15万余人，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鉴于我军在西北战场只占相对优势，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困难的，而必须把他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
　　当时，胡马集团联合向咸阳、西安的反扑失败后，青宁二马部队的主力在青海兵团司令官马继援的指挥下，由乾县、礼泉地区退到永寿、麟游以北山区进行防守；胡宗南部队的主力则在武功以西、扶眉地区渭河两岸的袋形地带进行防守。胡马两集团兵力的这种配置的企图是：不论解放军向胡马任何一方进攻，另一方就主动出击解放军的侧背，实行前后夹击；如果解放军以强大兵力同时进攻胡马两方，他们就节节后退到彬县、麟游、宝鸡，千阳一线的既设阵地，进行决战防御。从青宁二马集团来说，是企图以永寿、麟游山区为机动位置，在有利时援胡进出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并将兵力分散配置于宽大正面，以防解放军的突袭和免遭聚歼。在胡宗南集团方面，以其第48兵团的第65军、第38军(位于扶风以南、渭河以北的陇海铁路两侧)和蒋系王治歧陇南兵团的第119军(归胡指挥，王兼军长，位于扶风至武功一线)3个军置于渭河以北，以另3个军(第1军、第36军、第90军)置于渭河以南的周至、眉县至宝鸡以南、秦岭以北各山口，封锁秦岭，相机出击，以策应其主力在袋形地带的作战。胡集团在东起武功西部的漆水河、西至岐山县东境的益店、罗局镇和眉县车站的100多华里的地带并排摆了4个军的兵力，命各军、师、团、营各自成三线，重迭配置，纵横都互成犄角。他们以为这样既可免遭解放军的围歼，又可防止解放军从中间突破，可保万无一失。针对上述情况，彭在会上指出：由于“青、宁二马兵力分散，正面太宽，确使我军难于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秦岭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与青、宁二马虽可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太大，很利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这，就是我军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因此，“我们决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命令第19兵团钳制青、宁二马，第1、第2、第18共3个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7月10日，解放军第19兵团先行进入礼泉、乾县以北阻击地域构筑工事，扬言进攻以迷惑敌人；卫戍西安的第61军向西安以南子午镇一带之敌佯攻惑敌，并歼敌一部，溃敌南窜秦岭。
　　7月11日拂晓，西北解放军主力开始向胡宗南部队进攻。解放军第1、第2、第18兵团象一把老虎钳子，夹渭河两岸以神速的动作，伸向扶、眉地区。第2兵团由礼泉西进，经乾县临平镇、扶风县法门寺迂回至岐山县的青化、益店和罗局镇地区，以其一部断敌退路，主力围歼扶风以南之敌；第18兵团(欠第61军)同第7军由咸阳、兴平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的公路向武功以西之敌攻击前进，会同第2兵团围歼扶风县午井地区之敌主力；以第1兵团(欠第7军)由户县、周至沿渭河南岸、秦岭北麓西进，歼灭渭河以南、眉县及其以东之敌，然后占领宝鸡益门镇，切断敌人南逃之退路，并策应渭河北岸作战。同时，解放军以几股小部队向敌第247师正面进攻时，原来与第247师联系的宁夏兵团早已不告而退，因而武功、乾县之间就成了军事“真空”地带。解放军第2兵团抓住有利时机冒酷暑以急行军插入敌后，尤其是第4军以14小时急行军140余华里，从胡宗南和二马防区的间隙西渡漆水河插入胡军主力侧背，于10日午夜智取益店镇，迅速地插到刘家原畔，然后以一部兵力包围小寨敌38军，以主力于12日晨6时抢占了罗局镇；接着又闪电般地插向渭河北岸，切断了胡军西逃的退路。这时，彭德怀命令许光达，要求第4军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罗局镇，粉碎敌军突围企图。第4军占领罗局镇的那天，敌65军和38军轮番向罗局镇冲击10余次，妄图突围西逃。第4军的指战员在“寸土不失，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鼓舞下，与敌军展开白刃战，直杀得敌人鬼哭狼嚎，尸横遍野。解放军第29团第5连，最后只剩下5个人，然阵地岿然未动；第30团的3连和7连，在反敌突围时首当其冲，敌军频繁地组织冲锋，均被他们打退。特别是第3连，与敌连续肉搏达11小时，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半步。彭德怀及时命令其他部队迅速向胡军主力合围，以减轻对第4军的压力第3、6。两军当即将胡军主力(第38军、119军和65军)压缩到罗局镇以东、午井、镇以西、高王寺以南的渭河滩。这时，解放军第18兵团分3路西进，至12日先后攻克武功和扶风县的杏林、绛帐等地，歼敌第247师、第187师、第244师各一部，并乘胜追击，于12日午夜抵达罗局镇以南，与第2兵团会师。第1兵团在周至马召地区辛口子、黑山寺歼敌第36军第123师和第165师各一部后，沿西(安)益(门)公路西进，7月12日在周至县哑柏镇和眉县横渠镇地区歼敌第90军1个师又两个团，占领眉县及其以西地区。胡军第36军见势不妙，仓惶南逃。解放军3个兵团于完成对渭河北岸之敌的四面包围后，12日下午3时发起全线总攻，经5小时激战，全歼敌3个军(第38、68、119军)，残敌涉渭河南逃，除溺死者外，全部被第一兵团俘获。解放军乘胜西进，至14日先后占领岐山，凤翔、蔡家坡、宝鸡和益门镇等地。这时，位于永寿、彬县和麟游县崔木镇地区的青、宁马家军见胡军主力被歼，乃狼狈撤逃。扶眉战役胜利结束。
　　扶眉战役历时4天，歼敌军第65、38军、90军、119军共4个军，4.3万余人，使胡宗南主力遭到歼灭性打击，胡马联合防守的阴谋彻底破产，并割断了胡、马两个集团之间的联系，二马更形孤立；同时，八百里秦川得到解放。从此，西北战场的敌我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军由相对优势转为绝对优势，战争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解放军手里。这就为解放军立即向甘、青、宁、新进军，全歼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西北地区的武装，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二)兰州决战
　　经过扶眉战役，胡宗南的主力被歼，其残部退入秦岭山区；马步芳虽企图在永寿一带顽抗，但因马鸿逵命令宁夏兵团撤往平凉而不得不令其陇东兵团也后撤。这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极力拉拢青、宁二马，特别是青海的马步芳。5月下旬马步芳被升任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5月18日的政务会议决定)，7月26日行政院又公开任命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同时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妄图依靠二马来扭转其西北败局，积极策动二马与解放军在平凉地区决战。青宁二马也各怀鬼胎，企图借此争权夺利。
　　由于平凉是扼制甘肃与宁夏的咽喉，其东西两面多深壑峭壁，关山险要。如解放大军西进，平凉是必争之地。青宁二马都害怕解放军突破平凉一线向兰州挺进，因为一旦平凉失守，解放大军逼近兰州，则西宁和银川都将面临危境。因此，二马决心在平凉一线阻击解放大军，以图将战火控制在兰州以东的平凉地区，并企图利用平凉一带回族居民较多的情况，制造民族矛盾，使解放军难以入境和立足，进而把解放军歼灭于陇山之中。
　　7月24日，以马步芳为首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正式作出了平凉决战的部署：以宁马的第128军和第11军的6个师又1个骑兵团、两个炮兵营，在平凉以东、以南进行防御，以平凉为中心。从东北到西南，形成一个弧形防御地带，并企图以积极抗击来消耗解放军的主力；青马部队则由安口窑地区西移六盘山，以便待机实施迂回，准备攻击解放军的右翼；同时，要求胡宗南部从秦岭向解放军后方出击。宁马立刻察觉出这是青马企图在平凉决战中由宁马打头阵、牺牲宁马而让青马保存实力、坐享其成的一种部署，马鸿逵乃迅速给宁马部队临时总指挥卢忠良发去一份秘密电令：“保存实力，退守宁夏。”二马的平凉决战计划就这样流产了。
　　7月19日，彭德怀司令员在宝鸡县城北3里的文广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讨论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不顾天热，乘胜举行打马战役”的指示，确定了“钳胡打马”的作战方针。7月24日，解除留第18兵团(欠第62军)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放军胡宗南部，以保障主力后方之安全外，集中主力第1第2、第19兵团及第18兵团之第62军共10个军，分路向平凉地区挺进。第19兵团附骑兵第2旅为右翼，沿西兰公路及其两侧直驱平凉；第1、第2兵团为左翼，分两路追击，先取陇县，直插平凉以西，以断敌退路，并阻击兰州，固原方面可能东援之敌；以第18兵团第62军为总预备队。
　　解放大军乘胜西进，青宁二马部队且战且退。7月27日，宁马部队已向平凉以西撤退，青马主力也撤至静宁地区。同日，彭德怀命令第19兵团追击宁马，第1、2兵团分两路追击青马。马步芳乃急令其子马继援调集8个骑兵团的兵力于固关、关山岭、马鹿镇一带，企图阻止解放军西进；接着又调集5个步兵师的兵力摆在他的骑兵后方庄浪、静宁、隆德一线，以随时增援固关地区。
　　7月28日凌晨，解放军第1军向固关守敌发起猛攻。双方鏖战激烈。经半天战斗，全歼马继援的“精锐铁骑”第14旅。马继援乃率其第82军朝兰州方向逃窜，宁马窜回宁夏，陇南兵团的王治岐残部逃到礼县、西固(宕昌)山区，第91军黄祖埙部及第120军周嘉彬部向洮河方向逃窜。
　　固关战斗后，马军主力在固原、瓦亭、六盘山一带利用有利地形组织防御，以确保兰州和银川的安全。一野决心继续集中兵力穷追猛打二马，便同时发动了攻打三关口和任山河村(在固原东南)两个阵地战。
　　三关口位于六盘山东侧，是西去兰州、北至银川的咽喉，是青宁二马相互联系的生命线。青马一方面将自己的主力部队收缩到兰州外围以部署兰州战役，另方面一再敦促宁马以第128军在三关口一线抗击解放军西进。宁马除以第128军守三关口外，也慌忙收缩宁夏境内的主力以确保银川的安全。7月31日黄昏，解放军第65军的主攻部队潜入三关口北的太白山下，随即占领了太白山主峰下的阵地。8月1日5时，解放军向三关口发起总攻，战斗特别激烈。突击排的战士谢春和，在冲上太白山的战斗中，跳进敌战壕与敌兵展开白刃战，并沿着敌壕直逼敌一个火力点。当他正与几个敌兵拼杀时，不料左肩中弹负伤，身子一颤，腹部被敌马刀砍开一条口，顿时肠子流落到地；但他不顾这一切，又接连刺倒了3个敌兵，自己也一头栽倒在敌尸堆中。这时，同壕与敌兵拼杀的战友全部被敌人的重机枪扫倒，阵地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但是，谢春和还活着，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将挂在腰间的5颗手榴弹的保险盖打开，然后把导火环一个一个地套在手指上。不一会，敌人发现谢春和还没有死，于是就有十几个敌兵拥来围住他。谢春和拼尽最后的力气站起来，毅然拉响了手榴弹，与十几个敌兵同归于尽了。解放军后续部队踏着英烈们开辟的道路，一举攻占了太白山。总计经4小时鏖战，解放军突破了三关口、瓦亭一线。
　　宁马为了掩护其第128军在瓦亭、三关口一线的侧翼，将第11军和第81军约4个师的兵力调集到任山河地区组织防御。1野为迅速歼灭或驱逐任山河地区的敌军，切断宁马第128军与青马部队的联系，打开继续西进的通路，于8月1日由第64军以3个师的兵力同时向任山河村、鹦鸽咀、罗家山和哈拉山的守敌发起攻击。经6小时激战，歼敌5000余人。宁马乃星夜向宁夏腹地逃窜。
　　经过三关口和任山河战斗，斩断了青宁二马的联络线，打通了解放军西进兰州的道路。8月2日，解放军第65军第195师一举攻占了六盘山。从此，马军全线溃退，解放军乘胜直追，很快占领隆德、静宁。与此同时，三边地方人民武装于8月5日收复了宁夏盐池县城；至此，原陕甘宁边区管辖的地区全部光复。
　　8月4日，彭德怀发布了进军兰州、歼灭青马的作战命令。第2兵团的3个军和第19兵团的两个军分两路包围、进攻兰州。第一兵团主力(欠第7军)附第62军沿渭河北上，经天水、临洮，进占临夏，突破敌右翼进入青海东南，展开迂回西宁的攻势，以动摇其军心，并拦击和歼灭可能从兰州逃窜之敌，尔后西渡黄河，直取西宁。第18兵团主力(欠第62军)及第7军在天水、宝鸡一线钳制胡宗南部。第64军于固原一带牵制宁马援应兵团和靖远、景泰两地蒋系的两个军(第91军与第120军)，使之不敢配合青马作战。1野各军积极执行彭总的命令，逐渐形成对兰州的大包围圈。8月12日，解放军已追至华家岭。接着，1野各军继续冒酷暑向西挺进，相继解放了陇西、会川、定西、榆中、临夏、洮沙(1951年并入临洮县)等16座县城及许多村镇。8月20日，解放军已兵临兰州城郊。
　　7月下旬，当兰州和银川告急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阎锡山慌忙召集马步芳、马鸿逵和胡宗南等在广州举行“西北联防会议”，决定利用兰州南山一线坚固的工事和黄河天险顽抗到底。马步芳部死守兰州，并利用兰州来吸引和消耗解放军。同时，由胡宗南部和马鸿逵部从南北两面进军，与马步芳部“会歼”解放军于兰州城下。马步芳回兰州后即主持召开了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重要干部会议，具体部署了兰州决战。他决定由其子马继援为兰州决战的全权总指挥，而他自己则在会后不久就回到其老窝青海西宁，布置西宁方面的防守，并准备失败后的退路。
　　野心勃勃而又骄狂的马继援妄图在兰州决战中“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支持他这种野心的条件，一是二马军队训练有素，尚未受到比较沉重的打击，士气较高，装备优良，战斗力较强；二是兰州有着利于固守的地理条件和坚固的工事。
　　兰州位于中国版图的中心，在地理上是扼制青海、甘肃河西走廊、新疆及宁夏的枢纽，当时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是国民党统治在西北的军事与政治中心。兰州城北屏黄河天堑，东南西三面依山，地势十分险要，是城东南西三面的天然屏障。山上有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时期修筑的永久性国防工事，到第 3次国内战争时又不断加固，后又经马家军日夜扩展构筑，其工事如蛛网蛇窟，遍及整个山体，坚固异常。主要阵地筑有钢筋水泥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主阵地外挖出1至2道峭壁，高约6米到10米；峭壁腰部暗设有侧射机枪掩体，峭壁外面挖有几道外壕，宽深均为3米到5米；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并有交通沟和暗道相通；阵地前还敷设有铁丝网、密布地雷群。这样，马家军依托兰州外围坚固工事，就利于发挥火力，便于组织反扑。所以，马继援的军队把兰州吹嘘为“攻不破的金城”。
　　与马继援在兰州的部队相比，解放军在地理条件方面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要从低处向高处仰攻，沟壕难越，峭壁难攀，兵力不便运动和展开，攻击很难奏效。同时，解放军经长途跋涉，连续作战，身体疲劳；而且物资供应困难。
　　彭德怀分析了兰州的地理情况，认为青马两个主力军5万人夹黄河而阵守兰州(其左翼两万多人防守于靖远、打拉池和景泰一带，其右翼两万多人控制临洮一带)，解放军很难实行四面围攻；要全歼兰州守敌，必须把握两个关键：首先是夺取兰州的主要屏障——南山，特别是马继援的精锐主力第82军的3个师分别防守沈家岭(第190师)、营盘岭(第248师)和马家山(第 师)；第二是控制守军的唯一退路——黄河铁桥。据此，彭德怀作了兰州战役的具体部署：由许光达率领第2兵团的3个军进攻皋兰山主峰营盘岭(第6军)、沈家岭(第4军)和七里河(第3军)，然后向兰州城西关和南关发展，并以一部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一部从七里河地区相机北渡黄河歼灭北岸之敌；杨得志率领第65兵团的两个军沿西兰公路首先攻占路南的马家山、古城岭(第19军)、豆家山和路北的十里山(第63军)，然后向兰州东关发展。由于当时对守敌的兵力部署、特别是严密的阵地设防尚不十分清楚，所以，于8月21日先以9个团的兵力对兰州守敌全线阵地进行一次试探性的攻击，即使攻击不奏效，至少达到实战侦察的目的。
　　21日拂晓，全线试攻开始后，双方鏖战激烈，对峙了一整天，解放军在几十里的战线上连一个缺口也没有打开，而且有较大的伤亡。事实证明，马家军当时的气焰正嚣张，兰州的设防确实坚固，解放军当时尚未作好必胜的战斗准备。因此，到黄昏时，彭德怀即下令全线停止攻击。部队撤出战斗后，彭德怀即向毛泽东电告了兰州战役试攻受挫的情况。
　　22日天刚亮，彭德怀就收到毛泽东的回电：“试攻受挫，需要认真总结一下，找出教训，彻底克服轻敌思想，进一步充分准备，待部队攻击确有把握时，再次与敌较量!”彭德怀迅即传令各攻城部队贯彻毛泽东的电示，认真总结试攻受挫的经验教训，制定方案，以利再战。
　　接着，彭德怀就深入到第19兵团指挥所召集第2和第19两个兵团部分师级以上干部开会，总结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他在会上说：“部队试攻受挫，其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不过，通过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教训，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向敌人再次发动总攻。”彭德怀进一步分析了守敌的设防情况，他说：“敌人在兰州南山一线的防御点，都以人工削成两三丈高的垂直陡壁，并在陡壁外挖有几道外壕，壕深和宽各不等，约在两三丈，壕底埋设了鹿砦，壕的两面布满了地雷和铁丝网。从远处看，不见外壕，迫近敌工事后，才发现深堑，而且不是一道。所以，我们在21日攻击时，使用大量重炮炸毁敌人前沿阵地后，往纵深发展时，突击队冲到跟前才发现深壕，许多战士被壕底的木尖桩戳伤，致使部队前进受阻。”他又举例来说明守敌设防坚固，他说：“就拿沈家岭战场来说，敌人在不大的山顶上，就设置了40多个地下、半地下的暗堡和主碉堡。核心工事用交通沟与低碉相连，纵横环抱主碉，各主碉与低碉构成三角形或四边形火力网。敌人在阵地上挖削出3道3丈高的绝壁，又沿山挖出3道外壕，布满铁丝网和地雷。”彭德怀总结说：“对这样险要的地形，坚固复杂的工事，如不经过实地攻击，就不会彻底明了情况。而且，敌人的兵力配置，也很出乎我们的预料；敌人惯于各打算盘，自保实力，可是马步芳父子这一次却是不惜血本，将马继援的精锐主力第82军的3个师，分别摆在沈家岭、营盘岭和马家山三大主防阵地上，而是让马步銮第129军的两个师作为预备队，驻守兰州市内。指战员对敌人孤注一掷这一点，普遍估计不足，因而总以为敌人是一包豆腐渣，不堪一击，一打就跑，带着浓厚的轻敌情绪和侥幸心理去冲锋，结果碰了硬钉子，遭受了损失。”“经过21日的战斗，我军查明了敌军守备兵力、指挥系统、火力及工事位置，补充了知彼方面的不足，夺取兰州的把握就更大了。”彭德怀还指出：长期围困兰州会使解放军的困难越来越多，正合马步芳的心意，因此，必须迅速强攻兰州，至迟于25日展开全面总攻。于是，彭德怀对整个攻兰计划作了较大的调整，特别是决定把全部兵力投入第一线，调总预备队第2兵团第3军加强攻克兰州西关守敌的力量，以保证夺取铁桥，堵死敌军退路，全歼守敌。
　　8月25日拂晓，3颗红色信号弹宣告对兰州的总攻开始了。1野第2、第19两个兵团5个军同时向兰州南山一线青马各主要阵地展开猛烈的进攻。由于经过试攻，故解放军能较好地避开守敌的火力，大大减少伤亡，并利用守敌的弱点，发挥自己的优点。所以，虽守敌依然表现顽强，双方拼杀仍极惨烈，但解放军却能在战斗中逐步取胜，从拂晓到傍晚6时，终于攻占了南山全线阵地。第四军历时13小时夺得沈家岭和狗娃山，毙伤守敌3800余人，自己亦伤亡3000余人，其中包括13名团级干部；攻夺营盘岭的第6军激战到下午5时，全歼三营子主阵地守敌1725人，自己亦伤亡约1500余人。其中任主攻的第17师第50团牺牲668人，突击队第7连几全阵亡；第63军第189师到下午5时攻占豆家山阵地，歼敌3000余人，打开了兰州的东大门；第65军第193师也于下午5时攻占马家山，歼敌2600余人。
　　骄狂的马继援也怕孤军无援。他担心马鸿逵和胡宗南不出兵援兰。8月22日晨，马继援接到马鸿逵催要征兵经费的电报，这就意味着如不满足马鸿逵的经费要求，宁马部队就不会支援兰州。8月24日，马步芳父子怀着对马鸿逵、胡宗南按兵不动致使自己孤军守兰州的不满与恐惧情绪，给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去十万火急的电报，要求“火速分催”马鸿逵与胡宗南出兵援兰。同日，马步芳在西宁密令两架飞机加足油料，随时待飞，为他和马继援飞逃重庆作好了一切准备，并给马继援1份绝密电示：”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即保存实力，撤守青海。”25日，解放军向兰州城发起全线进攻后，马继援听说向国民党中央银行要不到钱(不能解决马鸿逵催要的经费问题)，他既愤怒又绝望地说：“没有钱，那还打什么仗呢?让我在这里作无代价的牺牲，老子不干了，……干脆马上撤退，退守青海!”马继援遂作了准备入夜时密令全线撤出战斗的安排。恰巧，25日傍晚，兰州南山一线马军的主要阵地全被解放军攻占，青马主力损失惨重，马继援无可奈何，只得密令守军全线撤退；他自己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人员则乘夜向永登方向逃窜，后又辗转于29日逃到西宁。
　　25日天黑以后，解放军第3军奉命配合第4军肃清狗娃山残敌，然后迅速向兰州城西七里河方向攻击前进，夺取黄河铁桥。这时，南山守敌乘黑夜全线向城内溃逃，城内守敌陷入一片大混乱。第3军第7师第19团连长贾秋忠带着突击队第4连直插狗娃山，并乘胜迅即突入城内。城内守敌见解放军已入城，更是慌乱不堪。解放军突击队在城内追杀逃敌，如入无人之境。担任主攻黄河铁桥的第7师师长张开基，得知南山一线残敌正向城内溃退并企图抢夺铁桥向黄河北岸逃窜后，急令第19团作为师的第1梯队，向兰州城攻击前进，迅速攻占黄河铁桥。于是，双方展开了一场争夺铁桥的极其惨烈的战斗。解放军用大炮、轻重机枪和手榴弹轮番轰射守敌的桥头堡、桥上堵滞的载满武器弹药的汽车和拥挤得走不动的逃敌。霎时间，桥上火光冲天，敌尸堆积如山，鲜血遍地流淌。在爆炸敌军桥头堡的战斗中，战士何文兴将爆破筒塞进堡内，敌将其顶出；他又将爆破筒塞进去，与桥头堡里的敌兵同归于尽。第7师第19团从晚10时到11时半，从狗娃山到桥头，从攻占铁桥到巩固桥头阵地，15里枪林弹雨的冲锋路，一场争夺铁桥的激战，仅用了1个半小时。这时，守敌已成瓮中之鳖，彭德怀说：“兰州决战，我们已经胜了!”
　　解放军攻占黄河铁桥后，即与被围在城内的残敌展开了彻夜的巷战。最早冲入城内的第19团突击队第4连，在连长贾秋忠的带领下，独立作战，打了一夜巷战，黎明时已从西关冲到了城东的飞机场。当时，飞机场内有2500多名敌兵。贾秋忠灵机一动，乃将一个连装扮成一个团，逼使已成惊弓之鸟的这些敌兵在其团长的带领下全部举手投降；同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马匹和其它物资。
　　黎明时，第63军第187师沿黄河南岸和西兰公路从东面攻入兰州城。天亮后，第4军和第6军从沈家岭和皋兰山压下来，从南面攻入城内。从26日清晨起，巷战在兰州全城展开，战斗仍十分激烈。到上午10时，完全肃清城内残敌。大约11时，第7师第21团越过黄河铁桥，一举歼灭了北岸白塔山守敌。
　　8月26日12时，兰州解放，歼灭了西北地区反动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部队，除被黄河浪涛吞没者外，毙伤1.27万余人，俘1.44万余人。此役宣告1野取得了西北战场决战的伟大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蒋马残军已丧失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而西北解放军则可以纵横自如，横扫残敌。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西北战场再也没有严重的战斗，解放军继续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了。
　　(三)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解放
　　兰州决战之后，解放军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歼残留在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彭德怀发布了向青海、宁夏和新疆进军的命令：王震率领第1兵团向青海进军，许光达率领第2兵团向甘肃的河西走廊进军，杨得志率领第19兵团向宁夏进军。
　　在1野主力进攻兰州的同时，1兵团于8月22日攻占临夏，歼敌新编骑兵师大部，突破敌右翼防线。马步芳乃急调其主力骑兵第8旅和骑兵第14旅回援西宁。解放军攻克临夏，在军事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进攻兰州的战斗。由于临夏地处甘、青交界处，是回民聚居地区，历史上是民族仇杀最厉害的地方，被称为民族问题的“火药桶”。此外，马步芳、马步青部许多重要军官的家属居住在这里，素称“军官之家”。此地解放为解放军贯彻中共的民族政策、做好敌军家属工作、揭穿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欺骗宣传、争取敌军倒戈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自1野进军甘、宁、青以来，彭德怀和中共1野前委一再发出指示，要对干部、战士认真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彭德怀反复强调，少数民族问题是西北地区的一个突出问题，认真执行中共的民族政策，不仅是战时的需要，而且是战后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建设大西北、使西北地区长治久安的需要。解放军各部指战员在进军途中，都能广泛宣传、认真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且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以王震为首的第1兵团在临夏的民族工作成绩尤为突出。
　　第1兵团占领临夏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第1野战军政治部颁布的《对回民俘虏各项守则》及《对优待回民俘虏补充指示》，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官及其家属没有丝毫伤害，使全城各界人士深受感动。青马的军官家属纷纷表示，愿意劝说他们的亲友归顺人民。他们中有声望的人士还自动组织了“劝降团”，跟随解放军部队进行宣传和劝降活动。他们不仅在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宣传解释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俘虏政策等等方面发挥了特别良好的作用，而且还主动为解放军带路，动员人力、物资和船只，为解放军的胜利进军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解放军第1兵团在群众帮助和支持下，修船造筏，并在当地少数民族水手协助下，于8月31日从循化强渡了黄河；担任阻击渡河任务的萨拉民团向解放军投诚。解放军相继攻占甘都、化隆、乐都等地，直取西宁。马步芳和马继援见大势已去，乃于8月27日和30日先后飞逃重庆。
　　9月5日夜，解放军第1军包围了西宁。9月6日拂晓，解放军和平进驻西宁城，受到各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不仅西宁附近的敌军官和溃散士兵携带武器、电台等向解放军报到登记，而且远处各县城和据点的敌军政首领也写信向解放军投诚，或派人请解放军部队前去接管。
　　9月26日，在西宁成立了青海人民军政委员会，暂行省政府职权。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主席赵寿山，副主席张仲良、廖汉生、喜饶嘉错、马辅臣。
　　第1兵团王震司令员将组织“劝降团”的情况电告1野司令部后，彭德怀非常高兴地说：“少数民族政策不是一句空话，必须通过各种形式贯彻落实。王震同志的做法很好，把它具体化了”。他说王震在电报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普遍重视的大问题。”彭德怀即着政治部把王震的电报转发第19兵团和其它部队，并报告中共中央。第19兵团进入宁夏时仿照王震的做法，同样收到良好的效果。
　　9月5日，第19兵团的第63、65两个军由兰州经贡马井、郭城驿等地向宁夏进军。9月16日，第63军在中卫西南黄河南岸的常乐堡歼灭抵抗之敌第294师、第35师各1个团；第63军之第188师解放景泰，敌新编骑兵第15旅旅长张钦武率部投降。19日，敌第81军军长马惇靖(马鸿宾之子)在中卫接受解放军的和平条件，听候改编。
　　20日，贺兰军军长马全良领衔通电起义。但卢忠良率领的马鸿逵部第128军却仍在拼命抵抗。21日，第128军被解放军打败。22日晨，国民党宁夏方面才派出全权代表卢忠良偕同宁夏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与宁夏省政府秘书长马廷秀两位代表向解放军第19兵团首长求和。至此，宁马集团各军均停止抵抗。23日，第19兵团一部解放银川。同日，第19兵团的司令员和政委同宁夏方面的军政代表卢忠良、马光天、马廷秀在中宁签订了《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当晚，19兵团第191师乘汽车进入银川市，宁夏省也宣告解放。10月29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成立，省主席潘自力，副主席邢肇棠、李景林、孙殿才。
　　在第19兵团解放宁夏的过程中，年过7旬的回族老中医郭南浦自告奋勇随军从兰州去银川说服马鸿宾和平起义。他不畏艰险，往返奔走于对阵的两军之间，对推动马鸿宾等下决心和平起义发挥了积极作用。银川解放后，杨得志和李志民以第19兵团领导人的名义，向他赠送了绣有“和平老人”四个大字的锦旗。
　　9月2日至28日，解放军第2兵团(自兰州向西)与第1兵团司令部和第2军(自西宁北上越祁连山然后向西)共同发起河西走廊追歼战。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联勤第8补给区司令部及其下属单位、国民党第91军和第120军残部共3.3万余人，在酒泉宣布和平起义。25日，解放军进驻酒泉。同时，解放军一个快速分队进占并妥善保护玉门老君庙油矿，国民党骆驼运输团起义。28日，安西解放，解放军已紧叩新疆大门。至9月底，逃到哈密的国民党甘肃省政府残部在其秘书长丁宜中(代行省主席职权)的率领下，也自动回归甘肃向解放军投诚。
　　12月下旬，甘肃省全境解放。1950年1月8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主席邓宝珊，副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
　　解放大军西进的气势锐不可当，又能认真地执行中共的敌军政策和民族政策，故残敌纷纷投诚。9月23日，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派第8补给区司令曾震武为代表到酒泉与解放军进行和谈。9月25日，陶峙岳(所部6.8万余人)通电起义。26日，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新疆保安司令鲍尔汉(所部2200人)也通电和平起义，宣告新疆和平解放。10月20日，解放军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解放军第22兵团。
　　12月17日，新疆省人民政府成立，省主席鲍尔汉，副主席高锦纯、赛福鼎。
　　兰州战役正在进行时，蒋介石为策应马步芳集团在兰州的垂死挣扎，乃令退居秦岭的胡宗南集团窜犯西安，切断陇海线，威胁西兰公路，扰乱解放军入甘部队的后方联络线；并以3个军的兵力进出天水等地，袭扰围攻兰州的解放军的侧后。
　　8月23日，胡宗南以3个师和骑兵第2旅及重炮营进犯宝鸡，解放军乃以第18兵团一部主力隐蔽插入敌后，使胡军到宝鸡扑空。然而，胡宗南却向蒋介石谎报胡军“经激战而收复宝鸡，歼敌甚众”的“战功”，聊以自慰自欺。到25日，这股胡军就被解放军打得丢盔弃甲，溃退100多公里，被歼1.3万余人。
　　胡宗南窜犯宝鸡惨败以后，乃撤逃四川，企图利用川北的天险和资源负隅顽抗。撤退时企图将甘南、陕南等地的青壮年和地方武装全部裹走，把粮食财物抢劫一空，不能带走的物资及桥梁、仓库、工厂等，则予以毁坏，妄图彻底破坏解放军和当地人民的生存条件。
　　为彻底消灭胡宗南集团，解放军不顾山高路险，不怕困难，英勇地追击逃敌。1949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为便于统一指挥对敌作战，决定将追歼胡宗南集团的第18兵团拨归第2野战军建制，由贺龙指挥入川作战。11月下旬，彭德怀电告贺龙：第1野战军的第7军和第19军暂拨归他指挥，以配合第18兵团完成扫清汉中、陇南残敌的任务，以利第18兵团入川作战。1949年12月 27日，四川省会成都解放，胡宗南集团被歼。
　　12月下旬，陕西省全境解放。1950年1月1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省主席马明方，副主席张邦英、张凤翙、韩兆鹗。